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Vol. 36 Issue (12): 1439-1444   PDF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5.12.027
中华医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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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锦雷, 徐云, 何林, 蒋均, 杨介者.2015.
Zheng Jinlei, Xu Yun, He Lin, Jiang Jun, Yang Jiezhe.2015.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生存分析研究进展
Research progress on survival analysis of highly antiretroviral therapy for HIV/AIDS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36(12): 1439-1444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5, 36(12): 1439-1444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5.1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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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 2015-07-01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生存分析研究进展
郑锦雷, 徐云, 何林, 蒋均, 杨介者     
310051 杭州,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键词: 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    生存分析    
Research progress on survival analysis of highly antiretroviral therapy for HIV/AIDS
Zheng Jinlei, Xu Yun, He Lin, Jiang Jun, Yang Jiezhe     
Zhejia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angzhou 310051, China
Key words: AIDS    Antiviral therapy    Survival analysis    

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是提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生存质量,减少病死率,延长生存寿命的最有效方法,更是预防HIV传播的重要措施[1]。研究证实,通过HAART和预防机会性感染的相关治疗,可使中青年HIV感染者延长20~50年的生存时间[2, 3, 4],几乎可达到正常人的期望寿命[5]。除了少数国家(巴西、南非等)较早开展了HAART[6, 7],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在2002年WHO与UNAIDS联合提出“三五计划”后才开始大规模开展HAART[8]

2002年,WHO首次制订了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标准(指南),后又历经数次修改。2002年版指南推荐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μl、WHO临床Ⅲ期和Ⅳ期开始治疗;2006年版指南推荐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s/μl,WHO临床Ⅲ期和Ⅳ期,或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s/μl也可以开始治疗;2010年版指南推荐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 cells/μl,WHO临床Ⅲ期和Ⅳ期,或合并活动性结核分枝杆菌(TB)、HBV感染时开始治疗[9]。2013年版指南推荐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 cells/μl,WHO临床Ⅲ期和Ⅳ期,或合并活动性TB、HBV感染,或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或HIV单阳配偶中感染一方可以开始治疗[10]

2007-2009年,全球接受ART的人数增至525万人[11]。我国于2003年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为HIV/AIDS提供免费ART[12]。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全国累计363 085例成年HIV/AIDS接受了治疗,正在治疗者291 261例[13]。CD4T淋巴细胞计数、HIV病毒载量是艾滋病治疗中判断和预测病程,指导ART、评价治疗效果的标准[14],而艾滋病治疗生存的影响因素是学术界争相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对影响艾滋病ART生存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1. 基线年龄:年龄对艾滋病ART的生存有重要影响,开始ART时年龄越大,治疗的死亡风险也越高。Huang等[15]对深圳市2003-2014年的2 172例ART队列的研究指出:年龄为≥50岁者,死亡概率是18~30岁组的1.42倍(95%CI:1.01~2.02)。Zhang等[16]对中国1985-2009年ART的145 484例HIV/AIDS的队列研究发现:年龄越大者死亡风险越大,年龄分组在≥60岁、45~59岁、30~44岁组的死亡风险,分别是15~29岁组的2.35、1.54、1.28倍。Zhang等[17]对中国1993-2006年因既往有偿献血(浆)感染HIV的4 093例ART者研究指出:≥50岁组的治疗死亡风险是<50岁组的1.6倍(95%CI:1.3~2.1)。CaRRiquiry等[18]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2000-2014年16 996名ART者的研究发现:≥50岁组的死亡风险是30~40岁组的1.47倍(95%CI:1.29~1.69)。Eguzo等[19]对尼日利亚2008-2013年的1 069例ART队列研究发现:≥45岁组的死亡比例高于15~44岁组(P<0.001),年龄≥45岁是ART生存的危险因素。Suligoi等[20]对意大利1999-2009年的5 706例ART队列研究发现:年龄≥60岁组的死亡风险是<35岁组的5.28倍(95%CI:4.41~6.32)。Edwards等[21]对美国1998-2013年的3 532例ART研究发现:年龄是延迟ART的重要因素;45~65岁组的治疗延迟率是18~34岁组的2.30倍(95%CI:1.29~5.42)。

年龄对艾滋病ART生存的影响在我国中医艾滋病治疗中也有同样作用。Jin等[22]对中国中原地区2004-2012年896例艾滋病中医治疗研究发现:年龄≥50岁组中医治疗艾滋病者的死亡风险是年龄<40岁组的2.5倍(95%CI:1.77~3.57)。

2. 基线性别:性别与艾滋病ART生存之间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女性的ART生存率与男性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ee等[23]对亚太地区12个国家的3 899例不同性别AIDS病例ART分析发现:女性病毒载量抑制成功率是男性的1.7倍,但ART生存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esko等[24]对美国10 017例艾滋病ART患者随访10年后发现,男性死亡率与女性相比无统计学差异。有研究显示。对欧洲和北美地区的43 355例艾滋病ART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女性病死率低于男性,预期生存寿命高于男性,男性生存率低于女性[25]。Cornell等[26]发现在南非女性ART患者生存率高于男性,并认为这一现象可由开始ART时男女性别的基线状态不同来解释,更多的是由与艾滋病无关的男女性别死亡率的差异引起。

3. 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是影响艾滋病ART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治疗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增长幅度和存活时间有影响。Zhang等[17]研究发现:首次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50 cells/μl是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开始治疗时较低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会有更高的死亡风险。卫军等[27]对山西省运城市602例艾滋病免费ART病例的生存分析发现: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50 cells/μl组的死亡风险是>50 cells/μl组的7.46倍。豆智慧等[28]对中国530例既往有偿供血感染HIV者生存分析也得到类似的结论,在感染后的12.5年中,AIDS患者平均生存时间在治疗前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RT前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50 cells/μl组的死亡风险是>200 cells/μl组的10.9倍(P<0.01)。姚仕堂等[29]对云南省德宏州3 103例患者ART后生存分析发现,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cells/μl之间者,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的风险较<200 cells/μl者低(HR=0.16,95%CI:0.09~0.28)。Maman等[30]对24 037例ART患者研究发现: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 cells/μl者死亡风险高于>500 cells/μl者,治疗前CD4T淋巴细胞计数越低,死亡风险越高,且治疗时间越长,死亡风险也越高。

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常作为开始治疗时机的指标。当其<500 cells/μl时应立即进行ART,治疗有效的判断标准是CD4T淋巴细胞计数显著上升。因此,密切监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有助于把握治疗时机,了解疾病进程及机体免疫重建情况,进而对疗效做出准确评价。但在ART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时机的选择时,早期ART存在着“领先时间偏倚”,即较高的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较低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之间存在着下降的时间差,这种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自然下降所需的时间被解释为因早期ART而延长的生存时间,这种表面上延长的生存时间,实际上是因ART提前所致的偏倚。FacCIorusso等[31]认为:在检查频率较高的无症状人群中,疾病可以在早期被诊断,导致“领先时间偏倚”,其无法用多因素分析完全消除。Hutchison和Shapiro[32]认为:当诊断方法能早期诊断疾病时,如果疾病生存率的提高没有修正,就会有一种生存率延长的假象,从而产生“领先时间偏倚”。Duffy等[33]研究发现:领先时间偏倚的纠正,需要评估由早期发现和治疗而导致增加的随访存活时间。根据疾病的从无症状到有症状的转化率的指数分布常数λ,推导出相应的校正公式。因此,在选择艾滋病早期ART策略时,应充分考虑到领先时间偏倚的影响。

4. 病毒载量:能直接而客观地反映病毒在体内的复制水平,是判断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HAART 治疗虽不能根除体内的HIV,但可以使HIV/AIDS体内病毒载量降低到可以检测到的水平以下。病毒载量反映血浆中的病毒浓度,是病毒复制和机体免疫清除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在判断疾病进程与治疗效果中是一项很重要的指标。Castel等[34]研究认为:HIV/AIDS的病毒载量可以作为HIV传播和进展状况的生物学标记。Huang等[35]也认为:病毒载量是评价ART效果和病情进展的最常用指标之一。彭志行等[36]认为:在最大程度抑制病毒的情况下,测得的HIV病毒载量可以作为评估ART的效果指标。有效的治疗效果应该是1个月内病毒载量下降1个log10以上,4~6个月内病毒载量降至检测水平以下。Lesko等[24]对美国10 017例艾滋病ART患者随访10年后发现,治疗之前的病毒载量M=4.7 log10 copies/ml;ART一年后,病毒载量抑制成功率为66.6%(95%CI:65.7%~67.5%);两年后,病毒载量抑制成功率为75.9%(95%CI:75.1%~76.8%)。Ma等[37]对中国5 256例ART患者研究发现:平均病毒载量抑制成功率为72%;其中6~11个月、12~23个月和>24个月的病毒载量抑制成功率分别是82%、73%和67%;中国的艾滋病ART策略对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抑制效果显著。

但也有研究认为:虽然病毒载量短期内可明显下降,但病毒仍有可能未被抑制而持续复制,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免疫系统可以被复建,而血浆中病毒浓度又再次处于高水平且出现耐药性[38]。因此,密切检测体内HIV病毒浓度有助于评估治疗效果,预测存活时间,可根据患者情况及时更换药物或治疗方案。

5. 耐药性:随着药物治疗时间的延长,病毒基因突变率显著增加,并出现交叉耐药和多重耐药现象,ART的疗效下降。Xing等[39]研究发现:我国艾滋病ART患者病毒载量>1 000 copies/ml者耐药发生率为12.4%,耐药随访发生率是3.5/100人年,耐药发生率高于发达国家。耐药发生的影响因素:治疗前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治疗前基线病毒载量较高、开始治疗时用去羟肌苷(DDI)方案、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治疗随访。Liao等[40]研究发现:2002-2004年新加入ART的365例患者,每隔6个月随访1次,随访至2010年5月,随访时间为1 974.3人年,随访时间M=6.1人年,耐药发生率为64.4%(235/365),75例死亡(20.5%,3.8/100人年)。从ART开始到病毒学失败的时间M=17.5 个月,耐药发生时间为36.6个月,免疫学失败的发生时间是55.2个月。治疗开始时的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50 cells/μl与耐药发生有显著性关联。

Sohn等[41]研究认为:中国MSM人群HIV感染者具有更高的耐药传播风险,最常见的耐药基因型是CRF07_BC(46%)和CRF01_AE(43%)。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男男同性性传播是耐药发生的危险因素(OR=2.9,95%CI:1.0~8.5)。Ma等[42]对中国3个省份的8个ART定点机构的耐药预警系统耐药发生的监测结果显示:对依从性、药品服用及时性、病毒载量检测等重要指标进行早期检测、及时预警,可评估ART效果,减少耐药发生。

6. 治疗依从性:依从性已逐渐成为影响ART疗效的最大问题。研究表明,治疗依从性不足,将导致耐药的发生和治疗失败[43, 44, 45, 46]。Ortego等[47]将依从性的评估方法划分为自我报告评估法、RB评估法、药物计数评估法、电子设备评估法、血药浓度评估法5种,其中自我报告评估法最常用。全球艾滋病ART依从性>90%的平均比例为62%,该研究对20个国家的84个艾滋病治疗依从性≥90%的观察研究分析发现,依从性为100%的报道为21个(25.00%),≥95%的36个(42.85%),≥90%的27个(32.15%);影响艾滋病ART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因素:人类发展指数(HDI)、地区、种族、传播途径为MSM或静脉注射毒品、美沙酮治疗、临床感染分期、焦虑等。Boussari等[48]研究了塞内加尔从1999-2009年的317例艾滋病ART患者的依从性与病死率的关系发现:ART的依从性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恢复、病毒抑制和病死率之间显著关联;平均依从性越高,病死率越低。Abaasa等[49]从2004年5月至2006年12月,对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897例社区艾滋病ART患者研究发现:95%以上的治疗依从性率为78.2%(701例),依从性差者治疗死亡风险是依从性好者的7.0倍(42.5/6.1);在社区的ART患者,提高治疗依从性可显著提高生存率。Rai等[50]从2007年对印度贾坎德邦的239例艾滋病ART患者随访3年研究发现:随访服药依从性较差组的病死率(64.5%,95%CI:50.5%~82.4%),高于依从性较好组(15.4%,95%CI:11.3%~21.0%);其死亡风险调整比为3.9倍(95%CI:2.6~6.0)。Cluver等[51]研究了684例10~19岁的青少年ART依从性发现:在青少年中告知HIV感染状态可有效提高ART依从性,减少治疗病死率。Eticha和Berhane[52]研究发现:做好心理咨询和疏导,加强与病患的沟通,减少给药次数,选择不良反应小的药物,耐药性较好的治疗方案可提高ART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较高的依从性是提高ART效果和生存状况的重要保障。

7. 基线BMI值:在艾滋病ART出现之前,已有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的HIV/AIDS有更高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恢复值和更好的病毒载量抑制水平[53, 54, 55]。Blashill等[56]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组的MSM人群HIV感染者,进行ART后,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恢复情况和病毒载量抑制情况,都明显高于BMI值正常组,可能与超重和肥胖组人群体内的Leptin瘦蛋白含量较多有关,而Leptin瘦蛋白有助于人体恢复免疫功能。

Yuh等[57]对4 311例艾滋病ART患者BMI的治疗前后变化情况与ART生存的关联性进行分析认为,ART后体重增加对生存率的提高程度,取决于ART基线时的BMI值;ART后体重增加,病死率明显降低。Olsen等[58]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发现:ART开始时给予营养支持,增加ART患者的BMI值,能有效提高ART效果。Tang等[59]研究发现,必要的营养支持对艾滋病ART患者的免疫恢复非常重要,营养支持和咨询服务、干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一样,可以延长治疗患者的生存寿命。Koethe等[60]对北美地区1998-2010年的8 381例ART患者队列分析发现,与基线BMI值小于或高于30 kg/m2相比,ART基线BMI值在30 kg/m2左右,治疗12个月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恢复度最高。较高的基线BMI值是艾滋病ART生存的保护因素。

8. ART方案:国际上常用2种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1种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或是2种NRTI+1种蛋白酶抑制剂(PI),即由3种药物组成的HAART。

(1)NNRTI:目前,国内外较常用的有奈韦拉平(NVP)和依非韦仑(EFV)。对这两种NNRTI类药物的比较一直存在较多争议。有研究认为:EFV的病毒学抑制水平、生存率都高于NVP方案组;但也有研究认为NVP的作用效果与EFV无明显差异。支持EFV好于NVP的研究。一项由美国和欧洲地区联合协作的队列研究显示[61]:含NVP方案组的ART患者,其死亡风险是含EFV方案组的1.59倍(95%CI:1.27~1.98)。Pillay等[62]研究发现:对比含EFV和含NVP两种治疗方案,在病毒学失败方面,EFV组的病死率(RR=0.76,95%CI:0.67~0.87)和病毒学失败率(RR=0.65,95%CI:0.59~0.71)均低于NVP组,而病毒抑制成功率高于NVP组(RR=1.06,95%CI:0.67~0.87)。Shearer等[63]对南非约翰内斯堡的12 840名ART患者进行研究发现:在调整年龄、性别、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后,在ART前12个月,含NVP方案组的患者,其病毒学失败率显著高于EFV方案组(aRR=1.58,95%CI:1.13~2.22)。在ART第一年,NRTI药物中,分别含司他夫定(D4T)组、齐多夫定(AZT)组、替诺福韦(TDF)组3种药物的ART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hubber等[64]对8个随机对照试验和26个队列研究中的26 446例成年人和3 975例儿童ART进行研究发现:服用NVP的患者因药物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率为服用EFV患者的2倍。支持EFV与NVP无显著性差异的研究:Annan等[65]研究发现,含EFV组和含NVP组的ART患者,病毒载量抑制成功和治疗成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98,95%CI:0.83~1.15)。Kryst等[66]研究发现:EFV与其他NNRTI药物相比,生存状况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R=1.06,95%CI:0.66~1.68)。

(2)NRTI:目前,国内最常用的有TDF、AZT、3TC(拉米夫定)3种药。D4T因为较严重的毒副反应和较低的治疗效果,已经被更低毒副作用、更高治疗效果的TDF取代[67]。Velen等[68]对南非6 196例ART队列研究发现:NRTI药品中,TDF的死亡率为9.2/100人年(95%CI:5.9~14.4),D4T的死亡率为17.8/100人年(95%CI:11.9~26.4),AZT的死亡率是11.1/100人年(95%CI:7.3~16.7)。Cox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D4T和AZT的调整死亡风险比例分别是TDF的2.7(95%CI:2.0~3.7)倍和1.4(95%CI:1.3~1.5)倍,含TDF方案组比含AZT方案组、D4T方案组有更高的生存率。NNRTI药品中,NVP的调整死亡风险比是EFV的1.0(95%CI:0.9~1.0)倍,含NVP方案组的死亡风险与含EFV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abhardt等[69]对南非莱索托的1 539例ART患者研究发现:TDF+3TC+EFV方案比AZT+3TC+EFV方案具有更高的病毒抑制率(93.8% vs. 88.1%; 加权比值比为2.15,95%CI:1.29~3.58,P=0.003)。TDF+3TC+NVP方案与AZT+3TC+NVP方案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9.4% vs. 86.7%,加权比值比为1.99,95%CI:0.83~4.75,P=0.121),该研究对WHO 推荐的TDF+3TC+EFV作为一线ART方案提供了依据。

9. 生存曲线分析: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是进行生存分析的重要工具。豆智慧等[28]研究发现:我国334例AIDS生存分析中,168例ART患者的生存时间M=12.1(95%CI:11.9~12.3)年,166例未接受ART患者的生存时间M=9.1(95%CI:8.7~9.4)年。何昌宇等[70]研究发现:唐河县124例ART患者的生存时间M=4.73(95%CI: 4.53~4.92)年,26例未接受ART患者的生存时间是3.36(95%CI:2.66~4.06)年。齐杰等[71]研究发现:ART组的平均存活时间是130.8(95%CI:117~145)个月,未接受ART组的平均存活时间是74.9(95%CI:59~90)个月。Kaplan-Meier生存曲线还广泛应用于ART效果评估。O’Connora等[72]对英国400例基线CD4T淋巴细胞计数<100 cells/μl的ART患者,随访5年后病毒载量抑制成功,以CD4T淋巴细胞计数恢复值为终点,恢复到100、150、200、350和500 cells/μl的比例分别是98%、 95%、 90%、59%和 25%。

总之,ART疗效和生存状况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对ART高死亡风险的患者重点关注,是提高治疗效果,降低病死率的重要措施。在新的形势下,ART不仅是延长患者生存寿命、改善生存质量的手段,还是预防HIV传播的重要措施。注重对治疗效果的评价、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治疗规范、加强治疗管理队伍的能力建设,药物供应的可及性和新药的开发,都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内容。对艾滋病ART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应进行多因素综合分析,并从临床医学、病毒学、社会医学等专业深入分析各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避免互为因果的循环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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