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Vol. 36 Issue (12): 1436-1438   PDF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5.12.026
中华医学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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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雷鸣, 汪宁.2015.
Song Leiming, Wang Ning.2015.
论流行病学研究变量的社会文化属性
On ‘social culture attribute of epidemiological variables’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36(12): 1436-1438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5, 36(12): 1436-1438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5.12.026

文章历史

投稿日期: 2015-04-01
论流行病学研究变量的社会文化属性
宋雷鸣1, 汪宁2     
1. 361005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关键词: 流行病学    变量    社会文化    属性    
On ‘social culture attribute of epidemiological variables’
Song Leiming1, Wang Ning2     
1.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Ethn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Key words: Epidemiology    Variable    Social culture    Attribute    

1. 变量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地位:变量作为概念的一种类型,是对客观世界的分类和概括[1]。“科学研究必须使用变量的语言,因为它需要精确描述现象和事物的状态,需要了解某一现象的变化如何与另一现象的变化相联系。由于变量具有明确性和可观测性,因此只有使用变量语言才能进行有效的经验研究[1]。”在科学研究中,常常采用证实和证伪方法,基本过程:首先设立研究假设,根据假设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从而对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得出结论。由于研究假设一般表现为具体变量之间的某种相关关系(如因果关系),因此上述过程应建立在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变量是“科学”研究的基石。

具体到流行病学研究中,无论是“揭示现象”的描述性研究,还是“寻找原因”的分析性研究,都需要选取一些“变量”对疾病和健康进行描述和分析。流行病学研究报告必须包含“人”、“地点”和“时间”[2]:“人”这一维度包含性别、民族、职业、信仰和阶层等,地点包含社区、城乡、地域、国家以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时间则包含季节、节日、年龄及某种人类活动周期等。流行病学通过对这些变量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疾病和健康的分布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等。理论流行病学中宏大的数理模型在对宏观的疾病发展规律和流行趋势进行预测时尤其依赖扎实的变量基础。

2. 变量的社会文化属性:变量作为研究的基础,其选择和分析过程关系到研究成败。因此对变量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就成为各种具体研究的重要起点。如前所述,变量包含丰富内容。如上述的“民族”变量又常常包含饮食习惯、民风民俗以及宗教信仰等;“城乡”变量又包含不同的生态系统、居住空间和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等;“节日”变量又包含着节日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们的各种行为等。

各种具体变量包含着丰富的内容,相同变量对于不同文化或社会也具有不同信息和意义。如肥胖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就具有不同意义。在当今中国社会,肥胖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还会影响美观。而在物质较为贫乏的时代,称之为“富态”。目前在太平洋岛国汤加以及非洲一些国家,人们不仅以肥胖为美,还把肥胖当作富裕和身份的象征。再比如,作为一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艾滋病受到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3, 4, 5, 6, 7],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态度。近几年一些人群中发生了所谓的“疑似艾滋病”问题,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艾滋病高危行为或者与高危行为者有过接触,怀疑甚至是断定自己感染HIV。这种情况反映了相关人群对艾滋病的恐惧态度[8]。但笔者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时发现,当地人对于艾滋病并无这种过度紧张的恐惧心理,一些人甚至不把艾滋病当作疾病,只要艾滋病没有发作,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就行。而且,人们对于艾滋病感染者也没有一些常见的歧视和污名等。

在跨国卫生项目中,在某些社会或文化中获得成功的问卷体系和干预措施,并不一定适用于别种社会文化,这已成为公共卫生实践中的常识。随着跨文化的卫生项目越来越多,在具体研究和实践中,充分理解不同变量在不同社会或不同文化中的适用性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不仅相同变量在不同社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而且不同社会和文化也各具自己独特的变量。比如,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面子”、“关系”、“阴阳”和“气”等,在西方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汇。具体社会或文化中的特有变量往往体现着该社会或文化中的某些重要特征,对这些独特变量的把握,有利于加深对该社会或文化的理解,并寻找它们与具体研究项目的可能性联系。比如,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些山地少数民族在传统上有集体平均分享的习俗,人们打到猎物后往往要与大家一起分享。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平均分享原则还扩大到生产互助、集体帮工、财产分割和兄弟朋友情谊等各个方面。除了这些正面事物的分享外,这种分享原则甚至扩大到吸毒上。对这些山地民族共享原则的了解显然有利于分析其在吸毒和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在顺应其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找到合适的干预措施等。

变量,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本质上是人类语言符号的一种。按照某些语言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连续体,语言作为独立的单元和要素只能从中截取一部分信息,而且这一截取在不同文化中是有选择和重点的。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结构和要素,因此是对世界的不同划分。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由于人们看世界的角度不同,他们会各具自己独特的语言及变量。人类的社会文化情境是纷繁复杂的,这决定了变量将是千变万化的。

3. 结合宏观社会文化背景选择流行病学研究变量: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才能提炼出具体的研究变量。这客观上是基于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和整体论思想。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对任何事物的分析和研究都离不开对它所处环境的考察。流行病学是以人类疾病和健康为研究对象,并致力于寻找各种疾病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由于疾病和健康受制于复杂的生物、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因此流行病学研究者需要具备宏观的视野,才能将影响各种具体疾病的关键性因素提取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人文社会学科能够提供的主要是各种社会和文化知识及理解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各种方法。

一般而言,在具体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往往围绕某种疾病,从一些较为直接或明显的因素着手去提取相关变量,寻找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已知艾滋病的基本传播途径和危险因素,因此在很多艾滋病项目中,研究问卷除了包括研究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和收入等基本情况之外,主要会针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如安全套使用情况和性伴情况等)等进行调查。这种从卫生问题出发寻找变量的方式能够较好地覆盖相关的“直接变量”或“通用性变量”。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化中,常常会有一些地方性的因素或变量影响着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若能抓住这些地方性或文化性变量,便可更为深入有效地了解疾病的分布和规律,进而提出具备文化敏感性的预防干预措施。

笔者在一项关于“低档暗娼和老年嫖客艾滋病感染风险”的项目中发现,当地的集市周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对象的性交易活动。本研究的地点是一个县级市,该市又辖4镇,其中3个镇呈等边三角形分布,集市周期按照农历每月每旬的“一四七”、“二五八”和“三六九”在这3个镇之间轮回,本市的商业资源和人流会随着集市周期在3个镇之间流动。暗娼们也加入到集市周期,临时租用房屋接客。另外,本地某族群男嫖客可能受某习俗影响,他们常常一起前往场所[9]。这些间接性的社会和文化内容,影响着相关人群风险行为模式,将这些相关因素通过变量的形式提取出来,有利于具体研究的深化。在艾滋病项目中,这种外在于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性内容,对于更为深入地考虑相关人群的艾滋病感染风险情况,以及寻找适合其社会文化脉络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尤其是在比较不同类型、不同区域或不同族群间的艾滋病感染风险时,这些背景性因素就可能会成为研究的关键变量。而在面对某些新的疾病,不清楚疾病传播过程时,研究者就需要拥有较为广阔的视野,全方位地搜索可能性变量或潜在变量。在这种情况下,背景性知识将成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对于这些背景性知识,尤其是有关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背景性知识,人类学是最为广博的。人类学家普理查德说过:“当我们习惯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人类文化和社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地从特殊移到一般,然后,再从一般移到特殊。当谈到家庭时,并不指现在西欧的家庭,而是指一种普遍性的制度;西欧的家庭只是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当谈到宗教时,我们并不只想起基督教,我们想起了许多正在实践或已经实践了的宗教膜拜。一个人只有了解了其他的文化和社会,才能正确地看见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同样,一个人只有在整个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和社会[10]。”真正博学的人类学家不仅掌握着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而且这种社会文化知识常常是跨文化的,因此人类学的社会文化知识非常具体且宏观。

具体到流行病学研究中,人类学所关注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社会变迁、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等各种议题,都会为流行病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知识背景。流行病学是以“人群”为对象的,不限于单个的“机体”或“个体”,因此“人群”之中蕴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理所当然地成为流行病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1]。实际上,流行病学早已超越了一般的“生物医学模式”,更多地是把疾病和健康看作生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的统一体。从这一角度而言,人类学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应成为流行病学研究积极借鉴的重要知识背景。

虽然背景性知识很重要,而且在不知不觉中已渗透到流行病学研究甚至是临床医生的医疗实践中[12],但是由于这些知识类似于常识,以至于很多流行病学者未能觉察和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即是对各种“常识”的理解和反思,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是对常识进行研究的学科[13]。这些常识似乎无用,不像具体的技术和手段可以直接运用。然而,这些常识作为一种背景性知识,却是进行研究和实践的基础。“背景知识”作为各种潜在因素,随时可能成为流行病学家追寻的“关键因素”。所谓“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更加“自觉”地汲取社会文化方面的知识,寻找相关社会文化变量,挖掘卫生问题背后深层次原因,是有远见的流行病学家所重视的。

4. 研究变量选择路径:在具体研究中,相关的社会文化内容可能会对卫生问题产生重要影响,这就需要研究者储备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然而,这些社会文化知识如何同具体卫生问题相连接,从而转变为可操作的流行病学变量。笔者认为,并无捷径可走,也无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只有通过尽可能多地了解相关社会文化知识,以及具备一些基本的社会文化理论,以备不时之需。虽然如此,在具体研究中,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区域,去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时,却大致有两个方向或路径可走。

其一,学习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fieldwork)。田野工作又叫田野调查,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人类学调查要求满一个农业周期,一般至少是一年的时间)深入参与当地人的生活,体验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观察),学会用当地人的思维去看问题(即人类学的“主位”研究法),并且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当地人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体论思想)。基于这种田野工作的方法,研究者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文化生活资料,这对于从中提取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关键性因素大有裨益。田野工作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大规模定量调查之前,先选取一些研究点进行基于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小组讨论等具体方法的定性调查,有利于更好地选取研究变量,设计研究问卷。实际上,这一点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已取得广泛共识。

其二,阅读地方志(chorography)和民族志(ethnography)等相关文献。在具体地域进行研究调查时,通过阅读当地的地方志,对当地的风俗人情等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了解,不仅有利于从中选取可能的研究变量,还有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尤其中国历史悠久,地方志文献丰富,这将为具体调查开展提供有利的知识准备。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某一地域、族群或文化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描述,这种描述包括文本和影像形式。民族志与地方志都是搜集和总结材料,但相对而言,民族志体裁较为灵活,更加偏重于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容。基于民族志,有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某种社会或文化,以及具有某种文化特点的人群。比如,李飞和庄孔韶[14]在调查中发现,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的暗娼具有不同组织活动特点。汉族暗娼在进入流入地后组织稳定。相对而言,某族群的暗娼流动性较强,她们常常三五成群而来,成群结队地离开,在一个场所一般停留十几天就换地方。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或解释其行为特点,研究者阅读了该族群的民族志材料,发现该族群的传统消费观念、年龄组群体和集体平均主义生活方式可能潜在地影响着该族群暗娼的组织和流动方式。

无论是进行田野调查,还是阅读民族志或地方志,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而便于选取有效的研究变量。由于学科分工的局限性,流行病学者难免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病学者不断学习相关社会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可积极寻求与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合作,以弥补自身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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