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来，控烟工作一直未取得预期效果^[1]。大量烟草消耗给我国带来沉重的卫生经济负担，尤其在农村地区，男性居民吸烟率和吸烟量更为严重^{[2, 3]}。因此在我国农村地区有必要开展有效的戒烟项目。戒烟是否成功受很多因素，如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教育、社会支持等影响^{[4, 5]}。社会支持在社会人际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被认为是促进和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6]。资料表明社会支持对许多健康相关问题(如抑郁、戒酒等)起着积极的作用^{[7, 8]}。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助于戒烟成功^{[9, 10]}，但也有研究认为社会支持与戒烟成功无关联^[11]，另外社会支持相关的干预措施对控烟取得的效果也存在广泛争议^{[12, 13]}。提示在不同的研究人群中，可能由于某些因素(如对社交是否需要香烟的态度^[14])导致社会支持对戒烟过程有不同的影响。而我国尚未见相关报道。为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农村地区社会支持对戒烟成功的影响，为在人群中采取有效的控烟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调查对象：2013年4－5月以Global Adult Tobacco Survey (GATS) Core Questionnaire with Optional Questions为基础设计调查表，在济南市平阴县、临沂市莒南县、济宁市梁山县17个行政村≥18岁男性人群中，选择曾经戒过烟者，由经培训的调查员逐一入户，采用面对面方式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共得有效问卷1 429份，其中现在吸烟者596份(包括现在每日吸烟者509份及现在偶尔吸烟者87份)及戒烟者833份。

本次分析排除现在偶尔吸烟者，以社区人群为基础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病例组为642例(833例戒烟者减去191例戒烟失败者)自发性戒烟成功者(成功组)，对照组为700例(包括现在每日吸烟者509例及戒烟失败者191例)自发性戒烟失败者(失败组)。本研究通过了山东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并向所有受试者提供了知情同意书。

2. 调查方法： 调查表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年龄、职业、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及吸烟和戒烟情况)。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5]，含10个主条目，分为3个维度，即客观社会支持(3个主条目)、主观社会支持(4个主条目)和支持利用度(3个主条目)，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支持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0.746)。

3. 吸烟相关定义^[16]：①吸烟者：一生中累计吸烟≥100支(或等量烟草)者；②现在吸烟者：达到吸烟者标准且调查时吸烟；③现在每日吸烟者：达到吸烟者标准且调查时每天至少吸1支卷烟；④现在偶尔吸烟者：达到吸烟者标准且调查时吸烟，但非每日吸烟；⑤戒烟者：达到吸烟者标准，但调查时已不再吸烟；⑥戒烟成功者：达到吸烟者标准，但调查时已不再吸烟连续≥2年^[17]；⑦戒烟不成功：达到吸烟标准，曾戒烟但又复吸，或调查时已连续不再吸烟＜2年。

4. 统计学分析：统计分析采用Stata/SE 13.1软件(Stata Corporation，College Station，TX，USA)。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计量资料组间比较，正态方差齐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或方差不齐时采用非参统计的Kruskal-Wallis检验。潜在混杂因素(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职业、开始吸烟时年龄、吸烟量)作为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协变量予以调整，在各协变量均数水平调整其效应后计算在成功组和失败组的社会支持得分与差异。采用双侧检验，且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样本特征：两组间除职业、吸烟量外，年龄、婚姻状态、教育水平、开始吸烟时年龄、戒烟时年龄和对社交与香烟态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1)。

表 1 两组戒烟人群基线人口学特征

表选项

2. 社会支持与自发性戒烟成功的关系：社会支持及其3个维度与自发性戒烟成功的关系见表2。在调整混杂因素前，戒烟成功组社会支持得分明显低于戒烟失败组，客观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得分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成功组主观社会支持得分明显低于失败组。用多元线性回归调整年龄、教育水平、婚姻、职业、开始吸烟时年龄和吸烟量后，所得结果与未调节混杂因素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 2 社会支持与戒烟成功的关系(x±s)

表选项

对社交与吸烟的态度分层后，在赞同社交离不开吸烟的人群中，社会支持与自发性戒烟成功的关系与不分层的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不赞同社交离不开吸烟的人群中，社会支持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3)。

表 3 按吸烟态度分层后社会支持与戒烟成功的关系

表选项

本研究结果表明，主观社会支持得分在戒烟成功组显著低于失败组，而客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赞同社交离不开吸烟的人群中，结果也是如此。

在社会支持评定问卷中，客观社会支持指患者所接受到的实际支持；主观支持指患者所能体验到的或情感上的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是个体对各种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该量表的主观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主观体验到被支持或尊重的情感感受与满意程度，是心理现实的实现，其影响着个体行为及其发展^[15]。本研究表明主观社会支持对自发性戒烟成功起着负性作用。

国外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压力和提高自我控制力^[18]，对戒烟成功有积极影响^{[9, 10]}，但也有研究认为两者无明显关联^[11]，而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自发戒烟成功存在负性效应。其可能的原因有：首先在我国农村地区人群社会交往中已形成了特殊的吸烟文化^{[19, 20]}，其中社会支持越高者受到群体吸烟的同化作用越大，以致自发尝试戒烟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越低^[21]。本文中戒烟成功组和失败组的5个亲近朋友平均吸烟人数分别是2.216和3.096(P＜0.001)，支持该推断；其次，在吸烟率较高的社会交往中，社会支持高的尝试戒烟者有更多的机会暴露于吸烟的环境下，从而导致戒断后吸烟渴望的机会增多^{[22, 23]}；再者，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衡，社会支持高者通常经济收入也高，更有能力承担香烟带来的经济开支^[24]。这就意味着为了提高社会支持相关的戒烟措施效果，必须了解社会支持对戒烟影响的特征和吸烟人群对戒烟行为的态度。Yun等^[14]在韩国农村地区关于社会支持与吸烟率的研究也指出类似的观点。

目前社会支持干预措施对控烟取得的效果存在争议^{[12, 13]}，原因可能是忽略了社会支持对戒烟影响的特征和吸烟人群对戒烟行为的态度。另外，在当前的临床戒烟指南中，几乎所有的方法都是针对个体，未重视对社会群体的戒烟干预^[25]。因此本文结果为我国农村地区控烟工作提供了参考^[26]。表明社会支持对戒烟成功的影响依赖于群体吸烟文化的影响，在控烟干预中注重改变不良社会吸烟文化至关重要。

本文存在不足。如研究中未能提供社会支持对戒烟影响的具体机制，应进一步评价在落后地区改善不良吸烟文化取得的控烟效果；采用病例对照研究，不排除可能存在的偏倚。此外一些未纳入研究的戒烟相关因素也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感谢调查地区卫生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所有参与人员给予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