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流行病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也是逻辑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方法，因此教科书上认为流行病学是一门方法学^[1]。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方法学，具有明显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特征。必须指出，流行病学在学科起源和形成初期，其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偏定性的。比如流行病学史上著名的约翰斯诺（John Snow）在研究伦敦霍乱时，不辞辛苦，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和勘测，在地图上标志出霍乱暴发的地形分布，发现一口水井为霍乱的大致来源。斯诺在对霍乱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而非统计式的还原和验证。而随着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流行病学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定量特征。1850年世界上第一个流行病学学会“英国伦敦流行病学学会”成立时，特别强调了数理统计应用于流行病学的历史贡献。实际上，这一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流行病学学科的形成^[1]。从流行病学的学科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流行病学与数理统计的应用密不可分。学科发展到今天，按照研究设计类型，流行病学可分为描述流行病学、分析流行病学、实验流行病学和理论流行病学四类。其中，描述流行病学通过现况研究、筛检和生态学研究等，用“率”和“比”来描述疾病和健康的分布状况；分析流行病学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等，分析和挖掘影响疾病或健康的关键因素；实验流行病学通过比较对照组的情况，判断干预措施的效果；理论流行病学是通过数学公式表达病因、宿主和环境之间构成的疾病流行规律。这四种研究设计类型都具有一套完备的操作技术，包括抽样方法（如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系统抽样和整群抽样等）、资料收集方法（如问卷法、实验法）、数字统计方法（如描述性统计和推断性统计）等。虽然流行病学发展初期也曾以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但当前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大大偏重于问卷法和实验法等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是一种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其基本步骤：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进行文献探讨，形成研究假设；根据研究假设进行研究设计，确定具有因果关系的各种变量；通过概率抽样的方式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假设^{[2, 3]}。这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定量研究有具体、明确的操作程序，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标准性、精确性和可重复性，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次，擅长进行相关分析或因果分析。如流行病学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易于发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关键因素。再次，对于既有的理论和假设，定量研究方法能够进行证实或证伪，从而不断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最后，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预测。比如，要对我国艾滋病疫情进行一个总体了解，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离不开疾病监测和数理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

2. 定量研究的不足：在科学研究中，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的，研究方法在展现优势的同时，不足也将显露出来。定量研究方法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缺乏对事物微观层面的了解；在对事物进行相关或因果分析时，却不擅挖掘这种关系发生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长于对既有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而对于发现超越研究者经验范围的事物，以及自下而上地建立新的理论观点却力不从心；按照严格的操作程序，可以对相关行为进行精确的测量，却不擅长深入阐释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意义。

（1）变量的片段性和相对封闭的研究程序：按照定量研究方法，研究者首先应选择一些具体的变量。为了精确地描述现象或事物形态，了解某种事物的变化是否与其他事物的变化相联系，必须使用具备明确性和可观测性的变量语言。而变量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以及人类语言符号的一种，不可避免地是对连续世界的一种截取或片段性描述。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一些变量的同时，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变量的舍弃。人们之所以选择一部分变量和舍弃另外一些变量，客观上和研究者的经验有关，即研究者只能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可及的范围内选取变量。从这一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是封闭性的，只能根据既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验证，而不擅于对未知事物进行探索性研究。

同时，为了更精确地测量所选变量之间的关系，定量研究还会尽可能地对相关环境进行控制，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人们总是生活在自然情境中的，那么这种截取和脱离自然情境的测量能否实现，以及研究结果是否存在简单化的风险？流行病学研究涉及复杂的生物、社会和文化内容，因此研究者在选择变量时，不仅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还要对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有较为充分的了解。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具有不同的重要变量，源于某种社会文化中的研究工具不能简单移植到另外的社会文化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必须在对具体社会文化有所了解之后，结合研究主题，提取出“地方性变量”（local variable），以制订合乎情境的、真正有效的研究工具。如何选取“地方性变量”，这需要定量研究程序之外的工夫。

（2）非量化内容及资料搜集的不可控性：定量研究力求以数字的形式表现事物之间的关系，但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很多不易量化，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比如人的心理、情感和体验，以及各种人际关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4]。虽然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可量化的人类行为表现出来，但是量化的行为测量毕竟只是表层现象，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解释。比如，艾滋病相关的行为与人们的信仰、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不易量化的文化内容密切相关，若缺少这些非量化的文化解释，则对相关行为的理解将缺乏广度和深度^{[5, 6, 7, 8]}。

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思想为其哲学基础，认为社会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和客体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实体，研究者可以采用一套测量工具（如问卷和实验等）对研究对象获得精确而客观的认识。实证主义思想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理路，其极端的理想是像牛顿研究自然界一样研究社会现象^[9]，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流行病学研究涉及各类人群和各种社会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各种主观因素。尤其是在一些较为敏感问题的测量上，研究对象的心理特征、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与调查者的关系等等，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造成偏倚^{[10, 11, 12, 13]}。庄孔韶^[14]在调查时发现，对于生育意愿的问题，答案会随着与调查对象关系的熟悉和深入而出现“只生一个好”、“一男一女最合适”和“两男一女最过瘾”的变化。还有学者描述一些针对农民的调查是对胡乱猜测、胡言乱语和弥天大谎所进行的审慎收集、编制和分析，是对在疑心重重、备受胁迫但看起来温良恭顺的村民采访过程中易受欺骗的局外人回答所做的缜密记录整理^[15]。定量方法在力求覆盖较大面的同时，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难以实现较为熟悉和深入的状态，因此要想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实现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是很不容易的。

（3）变量关系不足以展示其发生的机制和情境：另外，统计分析后所得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定量研究的数字性表达也是无法说明的。比如根据定量分析，很容易发现贫困和艾滋病风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贫困如何加大了艾滋病感染风险，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和解释。再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婴儿死亡率，黑人是白人的2倍左右。流行病学家分析了多种变量与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暴力、生育控制、吸烟、营养和产前护理等等。基于定量的方法，流行病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逐一分离出各个变量的具体影响，发现上述的每种变量都与婴儿的死亡率差异存在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上述的众多变量是共同起作用的，变量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发生作用，需要联系黑人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进行整合分析。因此，有学者认为流行病学的统计分析忽略了两个重要层面：变量关系之外的“更宏大的图景”，即将关注的现象与其他现象连接在一起的更大情境；“更小的、细节场景”，即关注的现象内在的运转方式，以及他们具有的文化意义等^[16]。若仅仅知道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却不能深入了解这种关系发生的宏观情境和内在机制，那么也将难以制订具体和有效的干预策略和措施。

总而言之，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存在着其本身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必须借助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的一些特征正好能够弥补定量研究的一些不足，实现定性和定量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人类学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积极吸取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方法，将能为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3. 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有学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定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发生密切的互动，并且注重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的各种体验等，从这一角度而言，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定性研究包罗万象，包括参与观察、实地研究、口述史、传记、常人方法学和民族志等，内容庞杂，缺乏统一的模式或规范^[3]。其中，人类学所采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具有鲜明和突出的特点，成为相关学科竞相学习的典范。比如，目前社会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所谓的“人类学转向”，其实质是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对本学科的传统议题进行分析。

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田野工作”和“主位分析”上。田野工作一般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由于语言、生计活动、季节与社区周期等因素，理想的田野工作通常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以便深入和完整地了解当地社会^[17]。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搜集资料的主要方法，是真正的人类学知识的起源，是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是人类学学科的核心内容^[18]。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密切交往，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详细地记述被研究者的各项生活细节，从而实现对当地人或文化的深入理解。人类学田野工作善于在具体的研究“点”深入挖掘的特点，被庄孔韶^[19]形象地比喻为“鼹鼠”法，与覆盖较大地理范围的调查问卷定量研究方法（“蝗虫”法）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力求学会用被研究者的文化观念去思考问题，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这即是所谓的“主位”法。“主位”法和“客位”法相对，“主位”法强调从具体文化内在的角度分析和理解事件，“客位”法则强调文化外部的立场和解释。对于同一问题，“主位”和“客位”分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并会实现有益的互补。但“主位”法更注重和善于学习研究对象的文化观念，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其行为特点。比如，食人行为似乎是较为“野蛮”的现象，而在某些文化中，父母死后子女食其肉是孝道的表现，婴儿死后父母食其肉是鼓励其再投胎于母体。若不从主位的角度去分析，则人们的某些行为是不易理解的^{[20, 21]}。

总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偏重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具有以下优点：①能够对微观的社会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便于表述一些不容易量化的心理、体验和文化等内容；②适合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尤其面对陌生的社会或文化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可为以后建立明确的理论假设奠定基础；③更适合于动态性描述，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整体论特点；④注重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善于从“主位”的角度出发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

当然，定性研究的这些优点同时暗含着缺陷，比如不擅长因果分析；不易进行覆盖面较大的宏观研究；研究结果缺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研究过程主观性较强，缺乏规范化；研究结果缺乏明确的评估标准等。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定性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9]。但是，定性研究之缺陷正是定量研究之所长，定量研究之不足正是定性研究之优势，两种方法的合作应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

4.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基本角度：关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如何合作，学者们从研究设计的角度给出了很多研究方案。比如，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互补式”、“同步进行式”和“系列进行式”来合作^[22]；有学者提出“二阶段式设计”、“主-辅设计”和“混合设计”的合作方案；还有学者将结合方式划分为“整体式”和“分解式”，其中“整体式”又包括“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和“分叉设计”，“分解式”又包括“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和“内含型设计”^[3]。这些研究设计较为细致和全面地分析了两种方法合作的具体方式，包括研究过程中两者的交互使用，研究结果上的互相补充和验证，以及资料分析中的互相融合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给相关研究者很多启示，这里不再详细阐述。文章仅结合人类学与流行病学的学科特点，探讨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的几个基本角度。

（1）在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的结合：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可以采用抽样的方法来选取一定量的样本，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推论整体的情况，因此能够覆盖宏大的地理或人群范围，在研究广度或覆盖范围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人类学推崇“整体论”思想，在田野工作中力求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从而获得对其文化的更深入理解，因此在田野过程中所能把握的地理空间和研究对象的人数往往较小。从学科历史来看，人类学通常是以简单的部落社会和狭小的村庄为田野点。虽然田野点狭小，但人类学家是在村庄里做研究，而不止是研究村庄。通过对“点”的深入挖掘，人类学可以深入讨论人性、宗教、政治和全球化等根本性问题，其方法在深度上优势明显。研究广度与深度之结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目标，两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各自差异和优势，暗含着学科合作的巨大空间。比如，有学者根据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在地图上绘制中国新生儿性别比分布概貌，用颜色深浅度表示不同区域的差别。在个别地方做过调研的人类学家对实地情况较为熟悉，有时能够指出地图中某些地方所示和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在这种情况下，让人类学家参与，以及到相应地区去做专题研究，就成为补正宏观的定量研究之重要手段^[6]。

（2）在关注于事物不同侧重面上的结合：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对于描述人们的相关行为具有较强的优势，并善于将相关行为和疾病或健康进行因果关系的连接。但是定量研究对于这些行为发生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也即这些行为背后蕴含的社会文化逻辑等，却不易进行量化的表述。比如，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共用针具吸毒的情况较多，基于定量的方法可以将其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相联系。人类学面对这一问题，则会更加专注于本地人共用针具的原因。本地一些族群在传统上有集体平均分享的习俗，人们打到猎物后往往要与大家一起分享。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平均分享原则还扩大到生产互助、集体帮工、财产分割和兄弟朋友情谊等各个方面。由此可知，相关人群共用针具的行为可能与本地族群的共享习俗、文化传统和生计方式等都有关联。对这些山地民族共享原则的了解和把握显然有利于分析其在吸毒和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在顺应其文化脉络的基础上找到合适的干预措施等^[23]。概言之，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擅于以数字的方式对目标人群的行为进行测量，而人类学的定性研究长于挖掘相关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这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显而易见。

（3）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研究阶段上的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研究逻辑。定量研究体现的是演绎逻辑，它从基本的理论假设出发，寻取材料进行验证，并可以将其推广到更广阔的范围。定性研究体现的是归纳逻辑，它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带着相关研究主题，而不必带有研究假设，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学习、理解和搜集被研究者的信息或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总结。因此，定性方法更适合于探索性研究，定量方法更适合于理论假设的检验。在具体研究的初始阶段，先采用人类学的定性方法进行探索性分析，以选取相关变量、建立研究假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多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根据既有的相关研究或常识等建立研究假设，但是具体到某些较为陌生的人群或文化时，先期用人类学的定性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比如当艾滋病问题刚刚出现，人们还不清楚艾滋病的病理及其传播途径时，必须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去挖掘疾病产生的原因。经过一些个案研究后，研究者发现了艾滋病传播的3种途径，于是就可以在了解了疾病传播途径的基础上采用定量的方法描述哪些人具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风险，以及这种风险有多大等等。后来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又会发现，艾滋病的不同传播途径中还可细化出不同的分类。比如在性行为中有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而且这些性行为还可细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就需要在一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人群更加具体地分类，其中包括不同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区分、不同地区或文化艾滋病相关态度和行为的特点等等。在了解这些更加具体和细致的情况后，再使用定量方法时能达到更加深入和有效的效果。可见，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使用是一种交叉进行和螺旋深入的过程。尤其是在当前公共卫生项目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跨文化特征时，流行病学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对象，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合作更为必要^[24]。另外，当流行病学通过定量分析确认影响疾病的关键因素后，还需采取具体的干预策略和措施，以改变人们的相关行为或环境。而风险行为及相关环境的改变涉及更为复杂的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这时也需借助定性的方法和成果来制定更加有效的干预策略和措施。

在一项关于老年嫖客和低档暗娼性病艾滋病感染风险的项目中，人类学者和流行病学者共同参与，一定程度上做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尝试。项目点在中国西南某边境城镇，项目开展前已有成员在该地做了长期的人类学定性调研，这为本项目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课题组综合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民族志分析等方式。定量的问卷调查能够很好地呈现研究对象的相关疾病知识和行为状况，而定性方法有利于发现“人群”特征之外“组织”及其文化特点^[25]。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定量调查呈现出的研究对象性行为特点和关系特征，与定性调查发现的研究对象具体的关系网络、汉人的家族文化、本地的集市周期和当地族群的习俗等，能够相互说明和补充^{[26, 27]}。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的学科划分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但同时增长的学科壁垒，客观上也阻碍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问题为导向或以问题的某些方面为导向，积极融合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为新的学术增长提供巨大的活力。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只是其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尤其是人类学喜欢在狭小的“点”上进行深挖的定性研究特点，和流行病学擅长在庞大的“面”上进行宏观把握的定量研究特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或差异蕴含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在已有的研究中，流行病学已较多运用了各类定性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等。另外，定性研究中人类学相对擅长的民族志分析、跨文化比较、主位视角、影视手段和叙述分析等，对于流行病学的定量分析也能起到较好的辅助效果^{[28, 29]}。我们相信，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在研究方法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将成为两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和重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