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单阳家庭”是夫妻一方HIV抗体确认阳性，另一方HIV抗体检测阴性的家庭，其中HIV抗体阳性的一方称为先证者^[1]。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分析结果表明，估计现存活的78万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中经异性传播的比例为46.5%，其中约1/4为家庭内配偶间传播^[2]。夫妻同时感染艾滋病将增加社会和家庭疾病负担，增加母婴传播的可能性。在艾滋病低流行区较少开展艾滋病在夫妻间传播的研究^{[3, 4]}。浙江省对2002－2008年单阳家庭的相关研究表明，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为0.76/100人年^[5]。为了解浙江省近5年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影响因素及阳转夫妻流行病学特征，以制定有针对性干预措施，特开展该研究。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在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截至2013年12月31日数据库，并根据以下纳入剔除标准选择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截至2009年1月1日尚存活的HIV/AIDS及2009－2013年新报告发现的HIV/AIDS；②2009年1月1日配偶HIV感染状态为阴性，及2009－2013年配偶至少有过1次HIV抗体检测为阴性者；③曾在浙江省随访管理。剔除标准：2009年1月1日前死亡、失访或配偶阳转者。根据上述标准，共纳入2 575对HIV单阳夫妻。对于纳入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对象仍需满足随访至少1年以上，2013年新报告的单阳家庭被剔除，最终纳入1 966对HIV单阳夫妻。

2. 调查方法：采用队列研究方法。以配偶HIV血清学阳转为观察终点，死亡、失访等为截尾值。截至2013年12月31日仍在随访且配偶检测结果为阴性定为观察终止。随访间隔时间为HIV感染者6个月随访1次，AIDS患者3个月随访1次，配偶HIV血清学检测为每年检测1次。本研究观察时间最短为3个月，最长为60个月，平均为（28.60±15.431）个月。配偶HIV血清学阳转是指HIV/AIDS随访表中配偶HIV感染状况一栏由阴性转为阳性并经过核实，排除误填、更换配偶等情况。

3. 调查内容：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单阳夫妻中先证者的人口学信息和行为学信息，结合配偶HIV血清学信息，掌握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另外，收集研究队列中阳转夫妻人口学信息和行为学信息，分析阳转夫妻流行病学特征。

4. 统计学分析：利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频数分析、χ²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影响因素。利用寿命表法计算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阳转率的计算为每1 000人年的观察时间内配偶HIV阳转的人数，单位为（/1 000人年），所有的统计学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作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配偶HIV抗体总阳转率：对2 575对HIV单阳夫妻对进行随访观察，总观察时间为6 180.5人年，随访观察期间22例配偶发生HIV血清学阳转，其中2009－2013年分别为3、1、6、5、7例。5年总阳转率为3.56/1 000人年（95%CI：3.20～3.94），2009－2013年年阳转率（/1 000人年）分别为5.49、1.24、5.42、3.26、3.20。

全省11个地级市中7个市出现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其中阳转率（/1 000人年）最高为嘉兴市8.19，其次是杭州市6.33、宁波市4.25、湖州市3.82、温州市3.04、绍兴市2.21和台州市0.13。

根据性别和性取向将研究对象分为男性同性性行为者、男性异性性行为者和女性3类，分别对3类人群2009－2013年配偶HIV血清学阳转情况进行分析：男性异性性行为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1 000人年）分别为0、2.13、3.13、3.49和5.05，呈逐年上升趋势；女性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分别为19.17、0、12.24、3.11、2.35，见图 1。

图 1 2009－2013年浙江省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学阳转情况

图选项

对抗病毒治疗组和未进行抗病毒治疗组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分析结果显示，未进行抗病毒治疗组配偶HIV阳转率从2009年24.10/1 000人年、下降至2013年5.56/1 000人年；抗病毒治疗组2009－2013年配偶阳转率（/1 000人年）分别为0、0、0、0.81、3.03，见图 2。

图 2 2009－2013年浙江省HIV单阳夫妻治疗组与非治疗组配偶HIV血清学阳转情况

图选项

2. HIV抗体阳转影响因素：对先证者的性别、户籍、观察截止时疾病病程、感染时间、抗病毒治疗等因素与结局变量“配偶HIV血清学阳转”，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Backword：LR法，α＝0.05），结果显示：先证者感染时间长、外省户籍为配偶感染HIV的危险因素，抗病毒治疗时间超过1年是预防配偶感染HIV的保护性因素。HIV先证者感染时间在3年及以上者其配偶感染HIV的危险性是HIV先证者感染时间在3年以内者的3.564倍（95%CI：1.296～9.804）；与本省户籍的HIV/AIDS相比，外省户籍者配偶感染HIV的危险性是其2.616倍（95%CI：1.098～6.230）；抗病毒治疗时间≥1年的HIV/AIDS其配偶感染HIV的危险性是未治疗或治疗时间＜1年者的0.063倍（95%CI：0.019～0.204）；性别和疾病病程未进入回归模型。见表 1。

表 1 浙江省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3. 配偶HIV抗体阳转夫妻基本特征：22例配偶血清学阳转时间，以男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夫妻，最短7个月，最长49个月，中位阳转时间52个月；以女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夫妻，最短10个月，最长99个月，中位阳转时间30个月。地理分布，以男性为先证者的14对双阳夫妻，杭州市最高（4对），其次是宁波市、温州市、嘉兴市、金华市（各2对），湖州市和台州市（1对）；以女性为先证者的8对双阳夫妻，最高为嘉兴市（3对），其次是杭州市（2对），宁波市、温州市和绍兴市（各1对）。其他特征，所有双阳夫妻中HIV先证者均为本省检测发现并报告；感染途径以异性性传播为主，以男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夫妻中12例先证者通过异性性行为感染，2例先证者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以女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夫妻中7例先证者通过异性性行为感染，1例先证者通过采血浆感染；以男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家庭中男性年龄以40岁以上为主，夫妻年龄间隔以3岁以下为主；以女性为先证者双阳家庭中女性年龄以40岁以下为主，夫妻年龄间隔以3岁以上者为主；户籍分布：以男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家庭双方户籍均为本省者为9对，以女性为先证者的双阳家庭双方户籍为外省者为4对。见表 2。

表 2 浙江省配偶HIV血清学阳转双阳家庭基本特征

表选项

男性先证者及女性先证者夫妻对先证者抗病毒治疗时间在一年以上者分别为4例和2例；6例抗病毒治疗在一年以上者治疗起始至配偶HIV血清学阳转时间分别为14、16、19、20、25和94个月。 讨 论

杨蓉蓉等^[6]的研究表明，在安全性教育和抗病毒治疗等干预措施下，2005－2007年纳入的单阳夫妻5年内配偶间传播率为0.7%。何慧婧等^[7]对河南省驻马店市4 813户HIV单阳家庭的研究表明，2006－2011年HIV抗体总阳转率为0.63/100人年，各年抗体阳转率为0.29/100人年～1.28/100人年。本研究结果低于上述研究结果，与本省2002－2008年的单阳家庭队列配偶阳转率（0.78/100人年）相比也有所下降。浙江省对单阳家庭的随访管理包括配偶阳性告知、行为干预如安全套发放和安全性教育及抗病毒治疗。2011年浙江省乃至全国抗病毒治疗标准由原来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cell/μl提高至≤350 cell/μl，单阳家庭治疗比例有所上升（本研究为77.1%，高于2002－2008年期间的48.0%）。国外研究表明，抗病毒治疗可通过抑制病毒复制而将配偶感染HIV的概率降低96%^[8]。

国外有研究认为，单阳家庭夫妻间经性传播HIV男传女的概率高于女传男，与精液中HIV浓度高于阴道分泌物中浓度有关^{[9, 10]}。杨蓉蓉等^[6]研究表明，男性先证者和女性先证者夫妻传播率分别为54.8%和26.5%。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先证者配偶HIV阳转率无统计学差异。主要考虑人群构成不同。本研究中481对先证者为外省户籍的单阳夫妻中，女性约占40%，该比例在本省户籍的单阳夫妻中仅占10%。而8对女性先证者双阳夫妻中，外省占60%以上。浙江省是人口净流入大省，来自艾滋病高流行区的HIV阳性的外来婚嫁女和务工人群是造成本省艾滋病蔓延和夫妻间HIV传播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2009－2013年女性先证者配偶阳转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男性异性性行为先证者配偶阳转率呈上升趋势，主要考虑随着感染人群年轻化、治疗等措施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性行为频率和不安全性行为的增加所致。提示应加强对以男性异性性行为为先证者的单阳家庭的管理和行为干预。

本研究结果表明，抗病毒治疗、先证者感染时间和户籍是导致夫妻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抗病毒治疗对单阳家庭中艾滋病传播的预防效果近年来一直是争议的核心。Jia等^[11]对全国38 862对单阳家庭进行随访观察，抗病毒治疗将配偶感染HIV的危险性降低了约26%，低于之前国外相关研究显示预防效果达96%^[8]。本研究结果还显示，2009－2013年，抗病毒治疗组配偶HIV阳转率轻度上升（多数发生在治疗2年以内），未抗病毒治疗组有所下降。随着对艾滋病家庭内传播的重视，国家自2010年将配偶HIV检测作为重点工作开展，基层工作人员干预能力的增强，未进行抗病毒治疗组配偶感染HIV的危险性有所降低。而抗病毒治疗组配偶发生阳转多在进行抗病毒治疗2年内，由于配偶检测时间为一年一次，可能出现检测不及时，配偶HIV阳转与抗病毒治疗时间间隔比实际观察到者更短，抗病毒治疗的预防效果尚未显现。由于抗病毒治疗组阳转例数较少，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对本结果进行验证。

上述分析中提到，浙江省是流动人口流入大省，先证者户籍对艾滋病流行影响多体现在其桥梁人群的角色，如本研究中外省户籍者多来自艾滋病高流行区（河南、安徽），以婚嫁女的形式嫁入本地农村或落后地区，多数为文化程度低、不安全性行为及婚外性行为普遍的女性^{[12, 13]}。潘晓红等^[12]对浙江省108对外来婚嫁女夫妻的研究表明配偶阳性率为30%左右。应加强先证者为外省户籍的单阳夫妻的安全性行为干预。

本研究由于利用信息系统监测数据，在影响因素探讨方面有所局限，如安全套的使用和先证者病毒载量等。但一定程度上代表低流行地区夫妻间传播现况。治疗覆盖面的增加和依从性的变化对夫妻间艾滋病传播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浙江省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低，地区分布不平衡。以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阳转率有所上升，重点关注外省户籍女性先证者单阳家庭。未进行抗病毒治疗、感染时间长、外省户籍是配偶HIV阳转的危险因素。男性先证者和女性先证者双阳家庭的年龄、户籍等特征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