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家。而与吸烟相关的健康问题也令人担忧，我国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死亡约有100万人，已成为影响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1]，因此控烟是慢性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策略之一。为了解成都市成年男性吸烟者吸烟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控烟教育、行为干预以及相关控烟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于2014年5月对该市成年男性吸烟者的吸烟行为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成都市成年健康男性吸烟者。纳入标准：①18岁以上男性；②持续吸烟＞6个月且＞5支/日；③自愿参与本次调查。按照纳入标准共招募320名男性吸烟者。

2. 调查方法：

（1）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成都市10个区中选取2个区（武侯区和成华区），并在其中招募符合纳入标准的成年男性。

（2）问卷设计：通过查阅文献、专家咨询，利用设计的统一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通过加强询问、调查最近1周的吸烟情况以减少调查对象的回忆偏倚。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及近1个月内饮酒、烟草暴露、吸烟习惯、戒烟和尼古丁依赖情况（利用尼古丁耐量问卷^[2]）。

3. 指标定义：以吸烟者随身携带的烟盒所示焦油量分为低（≤6 mg）、中（7～8 mg）和高焦油（9～11 mg）；过量饮酒定义为每周酒精摄入量≥168 g；尼古丁依赖≥5分定义为尼古丁高依赖^[3]；更换卷烟定义为将最常抽吸的品牌卷烟更换为其他品牌（亚类）且持续＞1个月；日吸烟量≥20支者为重型吸烟者^[4]；BMI＜18.5 kg/m²为体重过轻，18.5 kg/m²≤BMI＜24.0 kg/m²为体重正常，24.0 kg/m²≤BMI＜ 28.0 kg/m²为超重，BMI≥28.0 kg/m²为肥胖；抽吸间隔时间为平均吸两口烟之间停顿的时间^[5]；抽吸深度为吸烟时烟气所停留的位置^{[6, 7]}。

4. 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17.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双录入，利用SPSS 21.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中，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分类资料使用χ²检验，等级资料使用Kruskal-Wails H秩和检验；用累积比数logistic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调查320人，回收有效问卷319份，问卷有效率为99.4%。年龄18～69岁，平均（42.2±12.7）岁。平均BMI为（22.3±3.6）kg/m²，总吸烟者中以体重正常者为主（49.5%，158/319），其次为超重（33.9%，108/319）。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多数（40.5%，129/319），其次为高中（31.0%，99/319）。月收入2 000～3 499元为主（47.0%，150/319），其次为≥3 500元者（31.7%，101/319）。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且从事低收入职业者（主要为服务类人员、非技术类工人）占79.8%（103/129），大学及以上且从事高收入职业者（主要为专业技术人员、单位管理人员）占74.4%（68/91）。尼古丁高依赖者占32.0%（102/319），低依赖者占68.0%（217/319），过量饮酒者占24.5%（78/319）。见表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表选项

2. 吸烟暴露情况：首次吸烟年龄最小为8岁，最大为51岁，平均为（20.0±5.5）岁。日吸烟量最少5支，最多90支，平均（16.3±9.1）支。抽吸低、中、高焦油卷烟者分别占总人数的14.5%（46/317）、21.8%（69/317）、63.7%（202/317）。见表 1。

3. 卷烟更换及戒烟情况：70.2%（224/319）的吸烟者曾更换过卷烟。其中50.9%（112/224）更换卷烟是为了改善口感，13.8%（31/224）是为了健康原因，10.3%（23/224）是因为价格原因，8.5%（19/224）是为了更好的社交，17.4%（39/319）是由于买不到、随众、假品牌多等其他原因。更换卷烟后，吸烟量高于之前的吸烟量（t＝2.327，P＝0.021），焦油量低于之前的焦油量（t＝-11.251，P＜0.001），但是吸烟量和焦油量的变化无相关性（t＝-0.082，P＝0.226），见表 2。

表 2 调查对象更换卷烟前后吸烟量和焦油量变化情况

表选项

4. 吸烟量影响因素：

（1）单因素分析：结合调查问卷信息和文献资料，对可能影响吸烟量的15个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现吸烟量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酒精摄入量、烟蒂长度、尼古丁依赖程度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不同BMI、职业、月收入、焦油量、首次吸烟年龄、抽吸间隔时间、抽吸深度、戒烟累计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3、4）。

表 3 影响吸烟量的单因素定量变量分析

表选项

表 4 影响吸烟量的单因素分类变量分析

表选项

（2）累积比数logistic回归：以分等级的吸烟量（＜10支为“1”，10～支为“2”，≥20支为“3”）作为应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6个因素和月收入、焦油量纳入累积比数logistic模型。对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各因素间未发现共线性。利用似然比检验两回归方程的平行性，结果显示可以使用累积比数logistic回归过程进行分析（χ²＝17.300，P＝0.139）。见表 5。吸烟量影响因素的logistic变量赋值见表 6。在控制了其他混杂因素后，学历较低（OR＝1.968，P＝0.040）、收入较高（OR＝2.053，P＝0.043）、烟蒂较短（OR＝2.366，P＝0.010）、尼古丁高依赖（OR＝7.143，P＜0.001）的吸烟量更大（表 7）。

表 5 两回归方程平行性检验

表选项

表 6 吸烟量影响因素的logistic变量赋值

表选项

表 7 吸烟量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表选项

本次调查显示更换卷烟者更倾向选择低焦油卷烟，其可能的原因是部分吸烟者出于改善健康状况的目的。然而，更换卷烟后吸烟量并未降低反而增加，可见在部分吸烟人群中，希望通过抽吸低焦油卷烟减少吸烟对人体的危害，但实际上低焦油卷烟并没有降低烟草危害^[8]。此种现象国外相关研究早已证实，如1971－1991年英国男性医生标化肺癌死亡率比1959－1971年上升了19%，而同时期英国烟草的标准焦油量大幅度降低^[9]。多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低者的吸烟量多于高者，与国内吸烟行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0, 11, 12]}，提示除需要提高普遍教育水平外，还应通过针对性强的健康教育提高相关人群的烟草危害知晓率。收入高者其吸烟量高于收入低者，与2002年全国吸烟调查结果一致^[13]，因此政府可考虑通过增加税收的方法进行控烟^[13]。抽吸后剩余短烟蒂者其吸烟量要大于烟蒂长者，由于前者主流烟气有害成分含量高于后者，故对身体危害更大^[14]。尼古丁高依赖者其吸烟量多于尼古丁低依赖者，因此WHO已将尼古丁依赖列入精神神经疾病^[15]。

本次调查范围小样本量少，且采用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调查对象，存在选择偏倚；收集抽吸习惯等相关变量（如抽吸间隔时间、烟蒂长度等）均源自调查对象的口述，未做实际测量，存在回忆偏倚，因此本文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