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已成为我国慢性疾病发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戒烟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1]。国内外已有关于烟草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知、信、行）方面的人群调查^{[2, 3, 4, 5]}，但戒烟干预前后知、信、行方面变化相关研究较少或研究中未设立对照^{[6, 7, 8, 9]}。为此本研究对主动到戒烟门诊寻求帮助的吸烟者进行干预，分析干预前后吸烟者烟草相关知、信、行变化。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以2008 年10 月至2013 年8月解放军总医院戒烟门诊就医的未使用戒烟药物的吸烟者为研究对象（干预组）。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健康医学中心某病区查体（其中有一部分是住院查体者）、对戒烟感兴趣、愿意配合问卷调查、同意接受随访，并且问卷填写完整的吸烟者为对照组。所有吸烟者均愿意接受随访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2. 调查方法：干预组首诊时填写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月平均收入等一般人口学资料；每日吸烟量、尼古丁依赖程度评分、开始吸烟年龄、既往戒烟次数、戒烟意愿等烟草相关问题^{[10, 11, 12]}；采用德国百瑞公司生产的手持式呼出气一氧化碳（CO）监测仪测定呼出气中的CO含量。之后由同一组医师为就诊者进行不少于30 min的面对面咨询和“5A”及“5R”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13]。完成首诊后，为就诊者安排1周、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共4次（每次15～20 min）电话随访干预。由同一组随访员拨打就诊者电话，用询问方式填写问卷，督促其戒烟，解答疑问，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首诊之后1年进行电话随访，询问吸烟量或戒烟时间以及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对照组首诊和随访均不进行任何戒烟干预。戒烟门诊医师和随访员经过统一培训。由专人负责监督电话随访的时间和次数，每月抽取5%的调查表进行电话回访，以核对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同时段至少拨打7次电话仍然不能联系到的就诊者视为失访。“1年随访7 d时点戒烟”^[11]定义为1年随访时自我报告，最近1周停止吸烟连续≥7 d。尼古丁依赖程度评分（F评分）^[11]，0～3分为低；4～5分为中；6～10分为高。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有正向变化＝1，基线时不知道或不同意＝0（但1年随访时知道或同意＝1）。

3. 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双人盲法录入EpiData软件建库，自动核查，对比纠错。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软件，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用x±s描述，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戒烟（结局变量）发生变化的终点时间均为就诊（基线）后1年，故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意向性分析（认为失访者的烟草相关知、信、行均保持不变）进行保守估计。

结 果

1. 一般情况：干预组共纳入符合标准的吸烟者414人，其中299人完成1年随访，完成率72.2%。对照组共纳入213人，其中190人完成1年随访，完成率89.2%。经统计学检验，失访和未失访者在各项人口学特征和烟草相关因素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人群以中年人为主，平均年龄41岁。男性、已婚、教育程度高和在职者居多（表 1）。

表 1 吸烟者人口学特征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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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组吸烟者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变化：

（1）基线时：干预组和对照组吸烟者对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的知晓率和同意率普遍较高，均超过80.0%。其中“吸烟导致肺癌”知晓率最高，分别为93.0%和94.4%。烟草相关态度方面，“酒楼、饭店应该全面禁烟”的同意率最低，分别为82.2%和83.3%。干预组同意“吸烟者如下定决心，便能成功戒烟”的吸烟者少于对照组，其他统计指标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年随访时：对照组各项指标的变化幅度不大，基线和1年随访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各项指标均有变化，与基线相比，干预组在1年随访时对“吸烟导致心脏病（冠心病）”的知晓率提高幅度最大，为8.2%。与基线时相比，干预组1年随访时在“被动吸烟伤害婴孩及儿童的健康”，“被动吸烟导致肺癌”，“应该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产品推广”和“吸烟浪费金钱” 方面的认识也有提高（表 2）。

表 2 干预组与对照组基线及1年随访时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变化

注：a 同组间基线和1年随访对比； 其余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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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组吸烟者烟草相关行为变化：基线时，两组吸烟者在开始吸烟年龄、吸烟时间、每日吸烟量和首诊CO呼气值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干预组尼古丁依赖评分高的吸烟者（45.7%）多于对照组（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的1年随访时点戒烟率分别为4.7%和27.3%，干预组高于对照组，在吸烟者中减少吸烟量≥50%的吸烟者分别占8.9%和12.0%（表 3）。

表 3 干预组与对照组基线及1年随访时吸烟行为变化

注：a括号外数据分子为1年随访时最近1周减少吸烟量≥50%的人数，分母为1年随访时仍未戒烟的人数，其余同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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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年随访时点戒烟率影响因素：将是否暴露、人口学特征、开始吸烟年龄、吸烟时间、首诊CO呼气值、尼古丁依赖评分和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变化（基线时不同意，1年随访同意）放入logistic回归方程中，按α＝0.05水平进行向前逐步回归，结果显示，1年随访时戒烟率与暴露于戒烟干预、女性、尼古丁依赖评分低和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正向变化（吸烟导致心脏病、应该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产品推广、吸烟浪费金钱和酒楼、饭店应该全面禁烟）共7个变量呈正相关，其OR值（95%CI）分别为2.85（2.00～4.07），3.34（1.23～9.07），2.78（1.64～4.72），2.30（1.03～5.15），5.33（1.47～19.32），6.32（1.56～25.62）和10.47（2.25～48.84），见表 4。

表 4 1年随访时点戒烟率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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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已开诊近6年的全军首家戒烟门诊，是我国运行时间最长的戒烟门诊之一（列入2014年全国戒烟门诊示范建设项目）。本研究基于戒烟门诊进行数据采集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报告，并设立了一个医院自然人群作为对照组，在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基线时，对照组和干预组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干预组尼古丁依赖评分高和认为“吸烟者如下定决心，便能成功戒烟”的吸烟者多于对照组，提示其烟草依赖程度深，并下定决心也未能戒烟成功，所以主动到戒烟门诊求助，符合实际情况。

本研究中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问题的知晓率和同意率与杨军等^[6]对戒烟咨询者的文献报道较为接近。与何平平等^[7]对居民烟草相关认知的文献报道相比，“吸烟导致肺癌”和被动吸烟的知晓率较为接近，但“吸烟导致冠心病”和被动吸烟的知晓率明显较高。6城市吸烟者中68%的人知道吸烟可以导致肺癌，但是知道吸烟可以导致冠心病的比例较低^[3]。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的知晓率和同意率均较高，可能与本研究人群学历高者居多有关。

与基线相比，干预组1年随访时同意“吸烟者如下定决心，便能成功戒烟”的吸烟者有1.6%的减少，在与吸烟者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靠自己戒烟成功的吸烟者同意此观点，而有多次复吸经历的吸烟者认为戒烟不能光靠毅力，还需要一定的戒烟支持与帮助。多因素分析显示，尼古丁依赖程度高的吸烟者不容易戒烟，提示需要为戒断症状明显的吸烟者提供戒烟药物、随访电话干预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使其能够顺利戒烟。

本研究干预组的1年随访时点戒烟率为27.3%，接近于香港戒烟门诊的研究报道（27%）^[13]，显著高于对照组（4.7%），说明戒烟门诊提供的戒烟干预服务有一定效果。而基线时不同意“吸烟导致心脏病（冠心病）”、“应该禁止各种形式的烟草产品推广”、“吸烟浪费金钱”和“酒楼、饭店应该全面禁烟”而1年随访时同意这些观点的吸烟者容易戒烟，说明烟草相关知识及态度变化对戒烟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有局限性。由于不是随机分组，两组间主要指标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实际效果尚需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干预组失访率较高（27.8%），但138例失访者与489例1年随访完整者经统计学检验，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失访对分析结果的影响较小；由于戒烟门诊就诊者大多来自外地（65%），不方便按时复诊，所得戒烟率都是通过电话随访的自报戒烟率，没有经过生化检验（吹气CO或唾液/尿液可铁宁测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