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不仅改变患 病个体的生活和社会功能，还常与多种疾病共存，降 低其治疗依从性，导致预后不良甚至死亡^{[1, 2, 3]}。研究 显示，抑郁发作（MDE）1年患病率为3.2%（95%CI： 3.0%～3.5%）^[1]，但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明显，中国人 群低于其他各国^{[4, 5, 6]}。这除了与测量工具和研究设 计的差别有关，还与遗传背景、社会经济学水平、社 会文化环境等密切相关^{[7, 8]}。本研究利用中国慢性 病前瞻性研究项目（CKB项目）基线数据，描述我 国30～79岁成年人过去1年内MDE的地区及人群 分布特征。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源于CKB项目在2004－2008年开 展的基线调查，调查对象来自于10个项目地区，包 括5个城市地区（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南岗区、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江苏省苏州市 吴中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和5个农村地区 （四川省彭州市、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河南省辉县 市、浙江省桐乡市、湖南省浏阳市）。有关CKB项目 的更详细介绍参见文献^{[9, 10, 11]}。本研究对512891 名30～79岁有完整基线调查数据的调查对象进行 分析。

2. 研究方法：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社会学信 息（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家庭 收入）和过去1年内的抑郁状况。询问所有调查对 象在过去1年里是否经历过以下任何情况且持续至 少＞2周：①总感到心情很压抑，活得很痛苦，无论 做什么事和活动也不能让自己高兴起来；②对平时 自己非常喜爱做的事情或活动完全失去兴趣；③因 感到绝望，对平时所喜爱吃的食物完全失去食欲；④ 总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不顺和坎 坷都是自己的过错，对生活感到毫无希望。如果调 查对象报告经历过任何1项，则需继续完成WHO短 版的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表（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Short Form，CIDISF）^[12]的A问卷（CIDI-A问卷），了解过去1年里发生 抑郁症状的详细信息。

CIDI-A问卷内容包括三个部分：①抑郁心境： 是否存在于1天中大多数时间里，且几乎每天如此， 基本不受环境影响，持续至少2周；②MDE时的主 要症状：包括兴趣缺乏、精力丧失、体重改变、认知 症状和自杀观念等7个方面的表现；③调查对象出 现抑郁症状后，寻求帮助的对象和治疗的方式。根 据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制定的《心理障碍诊断与 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中的标准，如果调查 对象出现抑郁心境的条件中符合①，且发作时出现 ②中≥3个的抑郁症状，则可诊断为MDE^[13]。

3. 统计学分析：以全部研究对象作为标化人口， 按年龄（10岁1组，共计5组）进行直接标化，描述10 个项目地区人群不同性别的MDE标化患病率；按地 区进行标化，描述不同年龄组的标化患病率；以年龄 和地区进行标化，描述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水平下 1年患病率。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 社会人口学特征人群在1年MDE患病风险上存在 的差异。通过构成比分性别描述MDE患者的主要 临床表现特征以及发作后寻求帮助和治疗的情况。 所有数据分析使用SAS9.3软件，假设检验显著性 水平设定为α＝0.05。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纳入分析512891名研究对象， 平均年龄（51.5±10.7）岁，男性占41.0%。15544人 （3.03%）在过去的1年内曾出现过≥1种抑郁症 状，进一步经CIDI-A问卷诊断为MDE的调查对象 3281人，粗患病率为6.40‰，其中女性高于男性 （7.70‰ vs. 4.51‰，P＜0.05）。除性别差异外，MDE 1年患病率在不同项目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P＜0.05），见图 1。

图 1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30～79岁成年人MDE的1年患病率（年龄标化）

图选项

2. MDE的人口社会学特征：①年龄分布：男女 性均以50岁组最高（男性为5.04‰，女性为8.56‰）， 调整其他人口社会学特征后，MDE患病率随年龄增 加而降低。②受教育程度：不同性别在MDE与受教 育程度的分布存在差异，男性MDE1年患病率随受 教育程度增加呈上升趋势，而在女性中恰好相反。 经多变量分析调整其他人口经济学指标后，除女性 “初中”组高于“未正规上学”组外（OR＝1.19，95%CI：1.03～1.38），其他各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 婚姻状况：“已婚”组在男女性中均为MDE患病率最 低的1组，“分居/离婚”、“丧偶”和“未婚”均较高。④ 职业分布：“离退休”和“家务/待业/下岗等”2组不在 业人群患病水平高于对照组。而在业人群中又以男 性“私营业主/销售服务人员”（OR＝1.37，95%CI： 1.01～1.86）、女性“农林牧渔劳动者”（OR＝1.37， 95%CI：1.13～1.66）和“行政管理/专业技术人员” （OR＝1.68，95%CI：1.20～2.34）为高。⑤家庭收入： 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布一致，随着家庭收入增加，1年 MDE患病率呈下降趋势（P＜0.05），见表 1、2。

表 1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10个项目点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人群的1年MDE率（‰）

表选项

表 2 中国30～79岁成年人MDE与不同人口社会学因素之间的关联

表选项

3. MDE的主要临床表现：核心症状群作为抑郁 的关键症状，出现比例较高；心理症状群则以认知症 状、自责自罪和自杀观念较为常见（分别为80.81%、 78.18%和56.51%），躯体症状群中体重改变、睡眠紊 乱和精力丧失较为常见（分别为99.91%、83.60%和 81.59%）。从症状个数上来看，男性MDE患者3类 抑郁症状的数目均低于女性（均P＜0.05），见表 3。

表 3 中国30～79岁成年人不同性别MDE情况

表选项

4. MDE后寻求帮助情况：65.19%的调查对象表 示接受过心理社会治疗或药物治疗。但仍有1/3（其 中男性43.31%，女性31.35%）未向以上任何人寻求 过帮助，采用药物治疗的比例则较低，服用抗精神病 药物的仅占8.99%。除向医生求助和服用抗精神病 药物治疗外，女性在心理社会治疗和药物治疗的各 项措施中的比例均高于男性（P＜0.05）。此外，男性 在MDE后不止一次地服药、饮酒（或改变饮酒习 惯），其比例明显高于女性（18.02% vs. 8.36%，P＜ 0.05）（表 4）。

表 4 中国30～79岁成年人抑郁发作后患者寻求帮助情况

表选项

本研究利用CKB项目的基线调查结果，描述 MDE的地区和人群特征，探索在中国人群中不同 人口社会学特征人群MDE的患病风险，以及MDE 后的主要临床表现和发作后寻求帮助的现状。

本研究结果提示，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如女 性、婚姻状况（未婚、离婚或丧偶）、职业人群（如离退 休、下岗待业人员、从事家务等人群）以及低家庭收 入为MDE的危险因素，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一 致^{[8, 14, 15]}。本研究还显示，不同性别的一些特定职业 人群，如男性私营业主、销售服务人员，以及女性农 林牧渔劳动者、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能面临 较大的工作或生活压力，也是抑郁高发人群。此外， 本研究也显示，不同项目地区MDE的1年患病率存 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10个项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和上述人口学特征构成有关。但也有研究指出，除 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患病水平的差异外，DSM标准可 能在不同人群中诊断MDE病例的严重程度不同，从 而出现不同地区的患病水平的差异^{[8, 16]}。

本研究显示，MDE的1年患病率与年龄存在负 相关，即在低年龄组（30～39岁）患病率最高，而在 高年龄组（70～79岁）最低，男女性的OR值分别为 0.26和0.31，线性趋势检验P＜0.05。这一结果与许 多发达国家研究结果相同，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正 向关联或无关联^[17]。考虑到随着年龄增长，慢性躯 体性疾病患病风险增加，而同时MDE风险降低，这 一关联中年龄（或者年龄相关的因素）的作用尚不明 确，值得将来进一步研究。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不同人群中MDE的症 状也有差别。有研究显示，中国的MDE时更容易 出现躯体化症状。他们更容易压抑个人情绪，而通 过躯体不适如失眠、头痛、身体疼痛等来显示心理 压力^[7]。本研究显示，我国成年人MDE症状躯体化 明显，精力丧失和睡眠紊乱均＞80%，而体重改变则 接近100%。同时，男女性患者的抑郁症状存在差 异，表现为女性症状出现的比例和数目均高于男性 （P＜0.05）。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杀既是MDE的主 要表现，也是抑郁症最为严重的后果。虽然女性在 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上均高于男性（P＜0.05），但男 性自杀行为的比例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即男性出现自杀意念后实施自杀行动的 比例高于女性。不仅如此，有研究显示，男性自杀成 功率高于女性，采取的自杀方式往往更为致命，更为 极端^[18]。本研究提示，男性在MDE后约有1/5的患 者改变服药，或增加饮酒，这不仅影响患者共患慢性 疾病的治疗和控制，而且药物滥用和酒精依赖本身 也是男性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19]。

MDE后，本研究队列中仍有约1/3的患者没有 寻求过任何社会支持和心理治疗，抗精神病药物的 使用率也不到10%，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抑郁防治中 普遍存在的问题^[17]。然而，抑郁是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的，但是绝大部分患有抑郁的人并未认识到自己 疾病，并采取治疗措施。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本队列人群MDE的1 年患病率为6.4‰，低于其他同类研究。其原因可 能有三方面：首先，本研究来源于长期的队列研究， 故基线调查通过自愿方式在社区招募志愿者。而 MDE病例多出现“三低”症状，他们主动参加基线 调查的可能性较正常人群低，从而导致研究结果低 于其他研究。其次，本研究采用CIDI-A问卷作为 诊断工具，其灵敏度低于其他抑郁测量工具（如 SCID）^[20]。再者，本研究招募具有医学背景的调查 员，经统一培训后上岗，但其发现抑郁症病例的能力 仍低于专业的精神科医生^[21]。

尽管如此，本研究旨在描述不同地区和人群之 间1年MDE率的相对差异，上述局限性对本研究比 较不同亚组人群的高低、从而识别我国人群中MDE 患病高危人群的研究目的可能影响不大。本研究 结果有利于了解我国MDE的现状，指导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或其他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抑郁症的“三 早”工作，重点关注患病风险较高的人群，避免不良 预后。同时，本研究可作为CKB项目长期随访的基 础，今后进一步探讨我国人群中抑郁症与更多健康 结局的关系。

（感谢所有参加CKB项目的队列成员和各项目地区的现场调查 队调查员、项目管理委员会、国家项目办公室、牛津协作中心和10个 项目地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