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信息
- 李镒冲, 张梅, 姜勇, 邓茜, 赵寅君, 黄正京, 曾新颖, 王丽敏. 2014.
- Li Yichong, Zhang Mei, Jiang Yong, Deng Qian, Zhao Yinjun, Huang Zhengjing, Zeng Xinying, Wang Limin. 2014.
- 中国2012年18~59岁就业流动人口饮酒现状分析
- Drinking behaviors and patterns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aged 18-59 years old in China, 2012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4, 35(11): 1186-1191
-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4, 35(11): 1186-1191
-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4.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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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投稿日期:2014-7-22
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饮酒在我国是列第 7 位的危险因素,2010 年共造成约1 378 万人年的寿 命损失[1]。近十年来,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多 项关于饮酒行为的调查[2, 3, 4, 5],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国 一般人群的饮酒习惯和行为模式。然而,随着经济 高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开始出现 大规模的区域性人口流动,截止2012 年,流动人口 规模已达2.3 亿[6]。由于流动人口与一般人群在收 入、文化程度及社会保障方面均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流动人口的饮酒行为也可能与一般人群不同。本研 究利用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2012)流动人 口专题调查数据,分析我国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和行业间流动人口的饮酒行为及模式。
对象与方法1. 样本来源:数据取自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 素监测(2012)流动人口专题调查,该调查以全国疾 病监测点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为基础, 考虑流动人口地域分布特点,经过调整和扩充后,在 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170 个县(区、团)开展。调查中,按6 类行业(制造 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和 其他)分层整群选取调查对象,各调查县(区、团)每 类行业调查人数不低于50 人,全国共计划调查51 000 人。首先根据调查地区行业分布特征,按国家 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7],对6 类行业中的子行业进行 选取;再根据当地功能机构摸底信息,各子行业内分 别选取若干功能机构开展调查;最后,各功能机构内 部根据部门整群抽取流动人口,直至完成设计分配 的样本量。调查对象为≥18 岁就业流动人口(即外 来务工或经商人员),并符合:①居住地和户口登记 地所在县(区、团)不同,但排除同一市内跨区人口; ②过去12 个月内,在调查县(区、团)居住>6 个月。 学生、无业人员、探亲访友者等外来人口不纳入本次 调查范围。
2. 调查内容及相关定义:通过问卷询问调查前 12 个月的饮酒行为,饮酒者各类酒精饮料的饮用频 率、饮用量及豪饮频率(一次饮酒场合的大量饮酒行 为)等信息。饮酒定义为饮用任何含有乙醇成分饮 料的行为,包括白酒、啤酒、果酒、黄酒、糯米酒及青 稞酒等。由于对不良饮酒行为的测量标准不一,本 研究采用目前最主要的几个定义对不良饮酒状况进 行测量。以2000 年WHO《国际酒精消费和相关损 害监测指南》推荐的系统综述作为标准,将不健康的 饮酒行为划分为危险饮酒和有害饮酒:危险饮酒为 男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41 g 且<61 g 的饮酒 行为,女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21 g 且<41 g 的饮酒行为;有害饮酒定义为男性饮酒者日均酒精 摄入量≥61 g,女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41 g 的饮酒行为[8, 9]。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10],将男性 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25 g,女性饮酒者日均酒 精摄入量≥15 g 的行为定义为过量饮酒。根据 WHO阶梯式监测[11],豪饮行为定义为在一次饮酒场 合中,男性摄入超过50 g 纯酒精,女性超过40 g 纯酒 精的情况。各类酒精饮料折合纯酒精的计算方法参 见2010 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报告[5]。
3. 统计学分析:在选取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时,未 能获取完整的抽样框,可能造成调查样本与目标总 体存在结构上的偏差,导致估计有偏。为减少估计 偏倚,本研究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 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6](2012 年)对 调查样本进行事后分层调整[12]。由于原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只统计我国样本人群的信息,且本 次调查>59 岁的调查对象数量很少,所以本研究统 计学分析时去除≥60 岁和关键变量缺失的数据后, 共纳入样本人群48 697 名。事后分层主要考虑的因 素及分层方式有:性别2 层(男、女),年龄4 层(18~ 岁,30~岁,40~岁,50~岁),行业6 层(制造业、批 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建筑业、其他), 相互交叉后共48 层。基于事后分层权重,本研究估 计不同特征流动人口过去12 个月饮酒率、饮酒者每 周饮酒率以及平均每日酒精摄入量。由于流动人口 中男性的饮酒率远大于女性,且女性饮酒者不良饮 酒行为比例较低,考虑到样本量对估计稳定性的影 响,本研究仅对男性饮酒者中过量饮酒、危险饮酒、 有害饮酒及豪饮等不良饮酒行为进行亚人群分析。根据抽样设计将170 个调查县(区、团)划分为东、 中、西部3 层,应用泰勒级数线性化法对统计量的方 差及95%CI 进行估计[13]。利用基于设计(复杂抽样) 的logistic 模型检验率随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变化趋 势(即对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利用基于设计的线 性回归模型检验均数随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变化趋势 (即对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利用Rao-Scott χ2检验 比较不同行业间率及构成比的差异;利用基于设计 的方差分析检验不同行业间均数的差异[13]。统计学 分析采用SAS 9.4 软件。
结果1. 一般情况:共有48 697 名流动人口纳入分析, 其中男性26 884 人(55.2% ),女性21 813 人 (44.8%)。样本中18~ 岁流动人口比例最大 (34.2%),50~岁占比最小(10.8%)。具有初中文化 程度的流动人口在样本中所占比例最高(39.0%),其 余依次是高中/中专文化(25.4%)、大专及以上 (19.4%)和小学及以下(16.2%)。由于本次调查样 本量按行业进行等额分配,所以样本中各行业流动 人口数量基本一致(表 1)。
2. 调查前12 个月内饮酒率:2012 年我国样本人 群在调查前12 个月的饮酒率为51.7%(95% CI: 49.8%~53.7%),其中男性饮酒率(71.9%,95%CI: 70.1% ~73.7%)明显高于女性(24.7% ,95% CI: 22.4%~26.9%)。男女性饮酒者的饮酒率均随年龄 增加而降低(趋势检验P<0.01),随着文化程度的提 高,饮酒率均呈上升趋势(P<0.01)。不同行业间男 性饮酒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其中制造业 最高(75.0%,95%CI:72.6%~77.4%),其次为社会服 务业(72.2%,95%CI:69.8%~74.6%)及住宿餐饮业 (71.1%,95%CI:68.4%~73.8%);不同行业女性饮酒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住宿餐饮最高 (26.6% ,95% CI:23.4% ~29.8%),其次为制造业 (26.2% ,95% CI:22.9% ~29.4%)和社会服务业 (26.1%,95%CI:23.2%~28.9%),见表 2。
3. 饮酒频率:男性饮酒者每周饮酒率为53.9% (95% CI:52.0% ~55.9%),女性饮酒者为16.7% (95%CI:15.0%~18.4%)。男女性饮酒者每周饮酒率 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趋势检验P<0.01)、随文化程 度提高而降低(趋势检验P<0.01)。各行业中,从事 建筑行业的男性饮酒者每周饮酒率最高,为62.2% (95%CI:59.6%~64.8%);不同行业的女性饮酒者每 周饮酒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9),见表 2。
4. 日均饮酒量:男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 为18.7(95%CI:17.8~19.7)g,女性为4.1(95%CI: 3.5~4.7)g,该数字在男性饮酒者中随年龄增加而快 速上升(趋势检验P<0.01);随文化程度提高逐步降 低(趋势检验P<0.01)。女性饮酒者日均饮酒量在 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趋势检验均P>0.05)。不同行业间,建筑业 男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最高,达21.8(95%CI: 20.3~23.3)g;女性饮酒者中未发现行业差异(P= 0.24),见表 2。
5. 不良饮酒行为:过量饮酒、危险饮酒和有害饮 酒流行率在男性饮酒者中分别为23.6%(95%CI: 22.2%~25.0%)、6.6%(95%CI:6.1%~7.1%)和6.9% (95% CI:6.3% ~7.6%);在女性饮酒者中分别为 6.3%(95%CI:5.2%~7.4%)、2.3%(95%CI:1.7%~ 2.9%)和1.5%(95%CI:1.1%~2.1%)。在男性饮酒 者中,过量饮酒、危险饮酒和有害饮酒流行率均与年 龄呈正相关趋势(趋势检验均P<0.01);随着文化程 度的提高,不健康饮酒行为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趋 势检验均P<0.01)。与从事其他行业的男性饮酒者 相比,建筑业男性的过量饮酒(P<0.01)和危险饮酒 流行率(P=0.02)较高,危险饮酒流行率在行业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7)(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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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 年我国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流动人口中 男性饮酒者不良饮酒行为分布 |
在调查前12 个月,男性和女性饮酒者发生过豪 饮行为的比例分别为71.2%(95% CI:69.2% ~ 73.1%)和33.1%(95% CI:29.3%~36.9%)。豪饮行 为的频率分布在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及行业间的 男性饮酒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每 周豪饮≥5 d 的比例在18~29 岁男性中比例较小, 随年龄增加比例逐渐上升;在不同文化程度男性饮 酒者中,每周豪饮≥5 d 的比例随文化程度的升高而 逐步下降;在建筑业中,豪饮频率每周≥1 次的比例 较其他行业高(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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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2 年我国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行业流动人口中 男性饮酒者豪饮行为频率分布 |
本研究在全国水平上探讨了我国流动人口的饮 酒行为现状。结果显示,2012 年我国样本人群中, 51.7%在过去12 个月有过饮酒行为,其中男性高达 71.9%,高于近年来所报道的各项全国性调查结果。 例如,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结果显示,2010 年18~44 岁常住人口过去12 个月饮酒率为29.5%, 45~59 岁为31.1%[5];2007 年35~44 岁我国常住人 群过去12 个月饮酒率最高,也仅为41.9%[2]。流动 人口饮酒行为较常住人口更为普遍,可能原因:①流 动人口从户籍所在地前往外地工作,通常对当地环境 感到陌生,为能尽快融入新环境,需迅速建立起人际关系网络,而“以酒会友”则可能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 方式之一[14, 15]。②当流动人口移居工作城市一定时 间后,虽熟悉了当地环境,但通常生活条件不理想、业 余生活枯燥,且缺乏家庭支持系统,心理状况一般较当地人差[16],从而导致流动人口可能会以饮酒来消除 外界环境造成的烦恼和紧张[17]。所以,改善流动人 口所处环境、增加对其的社会和心理支持可能有益 于减少流动人口饮酒行为。
流动人口男性饮酒者的饮酒频率、饮酒量及不 良饮酒行为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与针对一般人群 开展的全国性调查结果一致[2, 3, 4, 5]。可能的原因为,劳 动力人群的社交活动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多,而饮酒 是中国人群重要的社会交际方式之一,所以随着年 龄增加、饮酒者的饮酒频率、饮酒量及不良饮酒习惯 均呈上升趋势。在主流价值观不赞赏女性大量饮酒 的背景下[14, 15],男性饮酒者的饮酒行为均远高于女 性饮酒者。从对不同文化程度饮酒者的分析来看, 流动人口饮酒频率及每日酒精摄入量均与文化程度 呈负相关,且男性饮酒者中,仅有小学或以下文化层 次的流动人口不良饮酒行为明显地高于其他文化程 度。另一方面,具有较低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比例 非常高,在本调查样本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比 超过50%(表 1),提示有必要对我国流动人口开展饮 酒行为的健康教育工作。不同行业比较结果显示, 从事建筑业的流动人口饮酒者的饮酒频率、饮酒量 均高于其他行业,而建筑业男性饮酒者的各项不良 饮酒行为更是高居榜首。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全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量很大,从事建筑业的流 动人口数量相当庞大,且多为男性;而建筑业从业风 险较大,不健康的饮酒习惯,特别是豪饮行为,可能 会增加潜在意外工作伤害的风险。所以,根据不同 行业流动人口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将有助于 降低不良饮酒行为所造成的疾病、社会和经济负担。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由于调查设计时无完整的 流动人口抽样框可用,造成样本特征偏离目标人群 从而引入估计偏倚,但本文后期的统计分析利用原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动态监测数据对样本进 行事后分层,理论上可以减少部分估计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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