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6日，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被邀请参加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的“第十次李四光优秀学生奖”颁奖大会。会间翻阅会议举办方提供的李四光先生简历，该简历包括他自1950年从英国回国后的各类重要任职。我无意中发现一句“李四光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和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让我大为惊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侯德封先生(任职从1950年起，直至1980年去世)。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简称地质地球所)地3楼一楼大厅，树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侯德封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赵九章的铜像。而李四光先生则是在1971年去世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担任过地质所所长。或者说，我从未听说李四光先生担任过该职。

我心中立时闪过一个想法，可能是举办方弄错了。但仔细一想，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197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1952~1970)，如此重要的学者和政治家，他的简历不可能有错。但我当时不愿意请教与会的其他嘉宾，因为我怕我的问题会让他们笑话，因为现在的地质地球所就是由原来的地质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在1999年整合而成。而我作为该所的所长，居然还不知道这段历史，哪里还敢问起这个问题！

晚上回家后，我就在网上查找相关的材料。尽管查阅了很多网站，但均未找到我想要的内容。最后，我发现在《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的网站里刊出的李四光简介与我下午见到的一致。该基金会目前在国内很有名气，其理事会和委员会中有很多人都是我尊敬的领导、老师和同事，因此这儿的简介应该是权威性的。

1 追本溯源——问题的提出

第二天回到研究所后，我立即请所办的同志帮我找一下档案材料，看一下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时的任命。但遗憾的是，他们未找到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任命侯德封先生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代所长的任命，但找到同日张文佑先生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的任命书。这一档案与很多史料的记载是吻合的。1950年8月29日，政务院发给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政人孫第四〇八号】文是：“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批准任命程裕淇、张文佑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李四光为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赵金科、卢衍豪为副所长，除任命通知书另发外，希即转知到职视事。同意侯德封代理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档案，1950-2-55-37)。所办同时也给我提供了1951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时，所长侯德封和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向全所发布的布告(档案Z377-13-14，图 1a)。因此我基本判定，侯德封先生毫无疑问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而李四光先生可能未担任过该所的所长，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提供的信息应另有原因。

所办的同事还给我提供了一份地质所1951年正式成立时其内部研究单元负责人的任命。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1951年6月30日发给地质所的任命书(档案Z377-14-3)：“兹由本院聘请马溶之先生为你所土壤研究室主任；何作霖先生为第一组主任；程裕淇先生为第二组主任；张文佑先生为第三组主任；李春昱先生为第四组主任。除分别通知外，特此函达”。同年7月31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函告，称中国科学院已同意此任命(档案Z377-14-4)。同年8月10日，所长侯德封就此事向全所发布了布告(档案Z377-14-5，图 1b)。

我是2003年从吉林大学(原长春地质学院)调入地质地球所工作的，对马溶之先生所知甚少，但对其他四位先生是有所耳闻的。何作霖先生是我国白云鄂博稀土矿床的发现者，我国岩组学的创始人，也是我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导师穆克敏教授当年在山东大学的老师。他当年还研究过著名的北京房山花岗岩，现在地质地球所的大门就是采集自该岩体的一块巨石。我到研究所后，叶大年院士经常和我聊起他的的导师何作霖先生，并告诉我何先生在1943~1945年日伪期间由于家庭原因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为这一点，何作霖先生后来曾受到同行们的一些非议，但李四光先生对他这位爱徒和昔日的部下还是关爱有加。程裕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变质地质学家，我在长春学习和工作期间和程老交往较多，因为当时我在做花岗岩方面的研究，而程老当年在英国的导师就是世界著名的花岗岩与变质岩专家H.H. Read教授。也因为我当时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辽北太古宙花岗岩，毕业后在华北克拉通的其它地区也做过一些初步的太古宙花岗岩方面的工作，涉及到程老毕生关注的混合岩问题。来地质地球所之后，我还知道他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调到地质部工作。张文佑先生更不用说，尽管和他没有交往，但当年做学生期间，我学习过他提出的断块构造理论。来研究所之后，知道他1980~1984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春昱先生我不认识，但多有耳闻，因为他是板块构造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者和实践者。20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地质学家提出板块构造理论。这一理论70年代早期便在我国开始传播，其代表性人物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尹赞勋先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傅承义先生以及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李春昱先生。特别是李春昱先生还组织了80年代我国北方板块构造的研究，并以板块构造观点编制了亚洲大地构造图。我还知道，李春昱先生曾经是解放前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所长。我听说，他外号“李歪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里，歪头表示点子多、有智慧。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文革”前，并被派往西安工作，“文革”后才调回北京。

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从未听说李春昱先生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我让所办的同志帮我查，既然李春昱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那他什么时候离开研究所就成为要查清的事项。但遗憾的是，所办的同志告诉我，在1950~1952年的研究所档案中，多处出现李春昱的名字，包括他主持、参加的各类会议和往返野外的记录，等等。1953年以后，李春昱的名字虽然也有出现，但标注的工作单位已是华北地质局，而不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了。我也曾怀疑，上述任命是否后来并未执行，但上报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九五一年五月份上半月工作总结》是：“本所五月七日成立，所长副所长及各室组主任已到职视事”(档案Z377-10-5)。

既然查不到更详细的资料，我就让所办的同志帮我找一下当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职工名册。我首先看到的是1951年11月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职工名册》(档案Z377-14-6)，该名册共121人，其中确有李春昱先生的名字。但更让我吃惊的是，该名单还包括：(1)我不熟悉的我国土壤界前辈，如：李庆逵、马溶之、席承藩、熊毅、于天仁、朱显谟等；(2)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人员，如：顾知微、胡承志、李星学、卢衍豪、穆恩之、盛金章、王钰、杨敬之等；和(3)地质部(特别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所)的陈梦熊、高振西、关士聪、黄蕴慧、李毓英、秦鼐、沈其韩、沈永和、宋叔和、颜惠敏、赵贵三等。难道他们也曾经在地质所工作过？看来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我意识到，我应该自己来仔细阅读这些档案材料了。很显然，这些人员与当时刚解放时新中国地质机构的大调整有关，理清这些人员的原属机构看来是使问题清晰的唯一办法。

2 新中国地质科研机构的组建 2.1 组建前的三大地质机构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时，中国的主要地质力量以南京的三大地质机构为代表，即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Institute of Geology, Academia Sinica)、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Mineral Exploration Bureau)(表 1，张以诚，2003)。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1928年成立于上海，1950年机构整合时办公地点在南京鸡鸣寺1号中央研究院总部内，也是现今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1971年采用现名称)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的所在地。该所所长一直由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担任，其内部业务机构有基础地质、应用地质和古生物3个组。1950年2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当时有研究员6人(斯行健、许杰、喻德渊、俞建章、张文佑、赵金科，而李四光在从英国返国途中未列入该名单)、副研究员4人(刘之远、马振图、孙殿卿、吴磊伯)、助理研究员4人(陈庆宣、谷德振、李铭德、徐煜坚)、助理员5人(戴广秀、郭鸿俊、侯祐堂、李锡之、张文堂)、技术人员10人，行政和技工各2人，合计33人(中国科学院，1950a)。今天看来，该研究所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它当时却是中央研究院中规模位于前列的国家级重要研究机构。

三大机构中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是1913年成立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李学通, 2003; 国连杰和叶大年, 2013)。其科技人员当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当选的两院院士者就有49人之多(又说48人，未包括1999年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先生；程裕淇和陈梦熊, 1996; 章百鑫等，2008)。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该机构创始人，历任所长有丁文江(1913~1921)、翁文灏(1921~1938，其中1921~1926代理所长)、黄汲清(1938~1940)、尹赞勋(1940~1942，代理所长)、李春昱(1942~1950)等。1951年1月3日中央地质调查所被地指会接管时，该所有在编职工106人(档案Z377-11-3)，其内部研究单元包括地质调查室(代理主任叶连俊，原主任黄汲清当时在西南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尹赞勋)、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缺，原主任杨钟健调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即现科学出版社)、矿物岩石室(主任程裕淇)、经济地质室(代理主任程裕淇)、工程地质室(主任叶连俊)、土壤研究室(主任马溶之，原主任熊毅赴美学习)、地球物理室(主任李善邦)、测绘室(主任颜惠敏)、化验室(代理主任余皓)、陈列馆(主任侯德封)和图书馆(主任钱声骏)等，办公地点在南京珠江路700号(现南京地质博物馆)。

三大机构中的矿产测勘处成立较晚(1940年)，但规模并不小。据档案Z377-14-9，1951年2月矿产测勘处被地指会正式接管时有员工109人，地点在中山北路200号(又称虹桥路2号)。该机构以地质勘探为主，处长为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先生，副处长为王植先生。其内部组织机构包括经济地质科(33人，科长郭文魁)、工程科(6人，科长刘汉)、测绘科(10人，科长颜轸)、化验科(4人，科长陈四箴)、总务科(22人)，另有技工和勤杂人员32人。

2.2 组建原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1个月以后的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隶属政务院下的文化教育委员会，接管原国民政府下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和西北科学考察团。11月10日，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名称被宣布撤销。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宣布首批18个研究机构成立(含13个研究所、3个研究所筹备处、1个紫金山天文台和1个工学试验馆)。其中在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基础上组建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副所长陈宗器、顾功叙(中国科学院, 1950b)。

与首批研究所相比，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稍晚，并颇费周折。当时中国的地质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南京，具体单位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张以诚，2003)，这些地质单位的整合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先生负责。李四光先生1950年4月从英国返回国内，并于5月7日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面。此后，他立即着手此项工作。1950年5月16日，李四光向全国地质同仁发函，征求对新时期地质工作的意见(档案Z377-2-21)。1950年8月24日，政务院第47次会议，通过李四光提出的“一会、两所、一局”的地质机构重组方案，即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简称地指会或地委会，或地指委)、该会领导下的以研究为主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该会领导下以生产建设为主的矿产地质勘探局。8月25日，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通知书”，任命李四光为地指会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地指会副主任委员；任命侯德封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程裕淇、张文佑为副所长；任命李四光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赵金科、卢衍豪为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也在10月15日出版的《科学通报》发布消息：“本院地质、古生物二研究所业已成立。选任侯德封为地质研究所兼代所长，程裕淇、张文佑为副所长；李四光为古生物研究所所长，赵金科、卢衍豪为副所长”(中国科学院, 1950c)。因此，自1950年8月开始，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已经有了各自的领导层，两所开始进入筹建阶段。

实际上，南京的地质机构自1949年4月23日解放后由在宁的南京军管会接管，1951年起才全部改由地指会接管(表 1，其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于1950年4月起由中国科学院接管，矿产测勘处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接管，但中央地质调查所仍由军方接管)。接管后的三大机构如何整合形成地指会领导下的两个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一个矿产地质勘探局，显然也并非易事。1951年2月16日，在宁三大地质机构的70位科技人员联名《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各中央地质机构在地委会统一领导下, 应迅速成立局所, 所有地质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资格, 室内工作由所领导, 野外工作由局领导, 但室内工作与野外工作, 应在地指会同一领导系统下求得工作步调上的一致, 因此地指会应加强对局与所的统一领导, 以免分歧。我们认为，这样的组织关系是目前一个最适当的办法”。即“地质工作人员方面在双重资格下，每一个地质工作者具有双重名义，如在所为研究员，在局为技正，不加兼职字样”(陈梦熊, 2002, 2004; 无名, 2002)。也就是说，全国地质工作由地指会统一领导。除在地指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外，所有地质人员均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是新成立的地质矿产勘探局的生产实践人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地质工作“一元化”领导和地质人员具有“双重资格”的基本含义。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在多份档案材料中都有明确显示，如1950年12月1日地指会抄送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共同签发的“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函件(档案Z377-16-1)，和1951年3月26日地指会关于“局所编制及领导人问题”的函件(档案Z377-13-5)。特别是后者，强调“地质工作人员均为双重资格，双重资格不是兼职”。与这一精神相应的还有，地质所所长侯德封同时担任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地质所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同时也是矿产地质勘探局所属经济地质处和工程地质处的副处长(档案Z377-13-6)；地指会主任李四光还是古生物研究所的所长(但尹赞勋和谢家荣未在地质所或古生物研究所兼职)。

2.3 组建概况

1951年5月7日(李四光回国后与周恩来总理会见周年纪念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当天地质研究所的布告是：“案奉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感电局所定于本年五月七日正式成立，兼代所长侯德封，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遵于本日到职视事。除呈报并分行外，特此布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布告，(51)质研字第101号，档案Z377-14-14，图 1a)。古生物研究所的布告是：“案奉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感电开局所定于五月七日正式成立，代理所长斯行健，副所长赵金科、卢衍豪遵于本日到职视事。除呈报外，特此通告”(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通告，第一号，档案Z377-13-26)。地质和古生物两个研究所的组成人员均来自上面介绍的三大地质机构，但来源的比例各不相同。李四光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又是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成立时的最主要基础。

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网站主页的“历史沿革”写到：“1950年8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47次会议决定，以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组，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为基础，组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8月2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任命通知书，任命李四光为所长，赵金科、卢衍豪为副所长”。笔者没查到当年的这一会议纪要，也不确定当年的政务院会议是否讨论如此细节的问题。但这一描述与《李四光年谱》的记载基本吻合(马胜云和马兰，1999)：“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室、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北平地质调查所古脊椎动物室为基础，组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下达任命状：李四光兼所长，副所长5人：斯行健、杨钟健、俞建章(这三位副所长轮流代行所长职权)、赵金科、卢衍豪”。因此，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1950年组建时，人员主要来自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央地质调查所。

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侯德封，他也是地指会中央地质调查所接管小组的组长。研究所成立后发给南京电信局、南京鼓楼邮局、南京电业局营业厅和南京水厂等单位的公文明确写道，“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档案Z377-13-22, 23, 24，图 2)。因此，地质研究所是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基础上成立的，在地质所正式成立之前的1951年4月29日，地指会通知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所属的陈列馆和图书馆一并划出，与南京其它地质单位的陈列室和图书室一起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图书馆”(档案Z377-13-5)，即现今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和中国地质图书馆。这两个馆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同日正式成立，但两馆的负责人(地质矿产陈列馆馆长高振西，图书馆馆长钱声骏)及大部分工作人员仍挂靠在地质研究所，两馆的日常管理与修缮也由地质研究所负责。

1951年5月7日，地指会所属的矿产地质勘探局也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同日成立。根据档案Z377-13-16，矿产地质勘探局刚成立时的编制草案包括局长1人(谭锡畴)、副局长3人(孟宪民、侯德封、喻德渊)，下设秘书处(58人，处长待设，副处长王植、周光)、经济地质处和工程地质处(共159人，经济地质处处长孟宪民、副处长程裕淇，工程地质处处长高平、副处长张文佑)、钻探工程处(61人，处长李捷、副处长刘汉)、物理探矿处(26~30人，处长顾功叙)、测绘处(88人)、化验处(49人)以及其他人员(61人)，共510人(其中干部人员472人，勤杂人员38人)，其规模远大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矿产地质勘探局位于北京，但分京、宁两地办公。其中北京部分是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北京地质调查所)基础上成立的，办公地点在西四兵马司9号，即1913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成立时的地点。而位于南京的矿产测勘处改组为矿产地质勘探局南京办事处，由喻德渊负责(喻德渊当年年底即调往长春筹建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改由侯德封负责，但具体事务由王植负责)，具体人员规模待查。1951年成立时，地指会要求该办事处地质人员集中到珠江路和鸡鸣寺办公，但南京三大机构的钻探、化验和测量人员全部到此处集中(档案Z377-13-5)。1952年7月，矿产地质勘探局与地指会联署办公后(相当于矿产地质勘探局取消，原局长谭锡畴1952年6月4日病逝)，该机构更名为地指会南京办事处。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正式成立后，该机构又更名为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因此，根据“一元化”的管理要求，1950~1952年调整时期，矿产测勘处地质人员同时也是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档案Z377-22-17)。但地质部成立后，这些人员绝大部分陆续分流到地质部所属的大区地质局及所属的地质勘探队或者矿山，成为新中国早期地质勘探与找矿的主要技术力量。也由于人去楼空，该机构于1953年4月取消(档案Z377-35-4)。

3 人员分流

为理清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后的人员变化情况，作者梳理了不同时期该研究所的职工名册(表 2)。这些档案反映的人员变化基本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48年1月~1951年5月，人员基本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组成；2)1951年6月~1953年2月，人员组成不仅包括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也包括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原矿产测勘处人员，以1952年8月的人员名单最为典型(档案Z377-14-17)，但多数报表只涉及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3)1953年2月及以后，地质研究所人员数量大约为原来的一半左右，特别是研究人员显著减少，并随后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地质研究所的组成人员在1951年6月~1953年初之间经历了显著的调整。

3.1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前，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地球物理研究室划归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人员包括李善邦、秦馨菱、谢毓寿、孙庆烜、程科仁等5人(档案Z377-13-3)。他们的工资1951年3月始，由中国科学院发放。因此，在1951年11月及以后的地质研究所员工名单中，没有出现上述5人的名字。但实际上，地球物理室的移交一直到1952年4月才基本完成(档案Z377-29-2)。

历史是有轮回的。当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地球物理室调整至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李善邦、秦馨菱与傅承义、顾功叙、陈宗器、曾融生等人一起，使我国的固体地球物理和勘探地球物理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该学科和赵九章、叶笃正等人领衔挂帅的的空间物理及大气物理等学科一起，使地球物理所成为当时我国科技界极为重要的一支研究力量。1966年，该所应国家建设需要分建为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现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大气物理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和昆明地球物理分所等4个研究机构。1971~1977年，地球物理所归国家地震局管理。1978年，从事地震研究人员划归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而非震人员回归中国科学院，恢复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建制。然而，1999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又重新整合成为现今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原来分开差不多50年的研究机构又重新合到了一起。

3.2 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

对比1951年11月与1952年8月的员工名单(表 2、表 3)，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顾知微、李星学、卢衍豪、穆恩之、盛金章、王钰、杨敬之等共7人被划归古生物研究所(尹赞勋调往北京的地指会工作)，同时划归古生物所的还有新生代研究室的刘东生以及图书管理人员桂乃钰和刘又铮(1952年9月，照相室拍摄古生物化石标本的李时俊调入古生物所；1953年底，刘东生从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调回地质研究所)。同样，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陈庆宣、戴广秀、谷德振、李铭德、李璞、李锡之、刘之远、徐煜坚和张文佑等9人被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这一人员划分方案首先由地指会1952年6月17日提出(档案Z377-22-6)，其中地质研究所人员有侯德封、张文佑、何作霖、叶连俊、李璞、陈庆宣、赵宗溥、刘鸿允8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3人、中央地质调查所3人、矿产测勘处1人、山东大学1人)，古生物所有斯行健、杨钟健、俞建章、裴文中、赵金科、王钰、徐仁、卢衍豪、贾兰坡、杨敬之、刘宪亭、侯祐堂、张文堂、刘东生、李星学、穆恩之、顾知微、周明镇、盛金章、王水、胡长康等21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5人、中央地质调查所13人、山东大学1人、印度回国1人、新进大学毕业生1人)。该函还建议古生物所以鸡鸣寺为聚集地点，鸡鸣寺其他地质人员可向珠江路地质研究所或虹桥办事处集中。中国科学院6月27日同意了此人员划分(档案Z377-22-7)，并答复地指会“除地质人员名单以后当陆续补充外，其余本院完全同意，并尽力协助解决”。

那么，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上述划归古生物研究所的几位人员在1952年6月前究竟是否应该是地质研究所的员工。仔细检查所有的档案发现，原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而后被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包括陈庆宣、谷德振、李璞、孙殿卿、张文佑等人，从未在1952年以前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名单中出现过。同样为古生物学研究人员，古生物研究所的李四光、斯行健、赵金科等也从未在地质研究所的名册中出现过，这表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地质人员应该是相对独立的。只不过在机构重组的早期，两所人员一直没有明确的切割。这与档案Z377-22-7记载的“按地质、古生物两研究所虽已于一九五一年成立，惟限于当时情况，两所人员迄今未确定”完全吻合。

为查清此事，我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现任所长詹仁斌同志帮助查找档案。他提供的信息是，1951年6月(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后1个月)，古生物所35位领取工资的人员中确实没有顾知微、李星学、刘东生、卢衍豪、穆恩之、盛金章、王钰、杨敬之等8人(也没有当时在北京工作的贾兰坡、裴文中、杨钟健)，但有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陈庆宣、谷德振、李璞、张文佑等4人。但在1952年6月(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1年后)，古生物所人员名单已经包括了上述来自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顾知微等8人(以及贾兰坡、裴文中、杨钟健，共44人)，但没有了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陈庆宣等4人。此外，在1952年会议纪要档案中，卢衍豪等古生物学者多次参加地质研究所的所务会议。因此，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后，两所便开始了各自的筹建过程，直至1951年5月7日正式成立。其中古生物所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为基础，地质研究所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主体。两所成立1年后的1952年6月，其研究人员正式分割。地质研究所中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人员划归古生物研究所，而古生物所内的非古生物学研究人员划归地质研究所。也就是说，这次人员分流是在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成立1年后进行的，这大概是当时古生物学人员分割的可能情况。

比较意外的是，1951年古生物所员工名单中出现有李璞的名字。李璞是新中国成立后西藏考察第一人，中国同位素地球化学的创始人，1968年“文革”期间在贵阳自杀。以前一直认为，李璞去西藏考察时，他已是地质研究所的员工。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编撰的李璞年谱则写到：“1954年，李璞从中国科学院院部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岩石矿床研究室工作”(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6)。但詹仁斌所长提供的档案显示，1951年李璞曾在古生物所工作，但很快就转到了地质研究所。实际上，李璞1950年12月从英国剑桥大学回来后，在中国科学院院部担任李四光副院长的秘书。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指令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李璞任队长，并兼任地质组组长。一个可能的推测是，由于要组建西藏工作队，李璞被李四光安排到自己担任所长的古生物研究所工作。1952年6月，由于人员调整，李璞被调整到地质研究所工作。但那时，李璞正在西藏考察。他从1951年6月进藏，一直到1953年9月才返回。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西藏考察期间，他的工作单位已从古生物研究所变更到地质研究所。当然，尽管是古生物所和地质所的员工，但他那时在北京的地指会而不是在南京上班，与孙殿卿先生的情况类似。

3.3 地质部及所属生产单位

1952年8月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单(表 3)，包括有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32人、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9人和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矿产测勘处37人。但1953年2月的职工名册中(档案Z377-35-2)，仍留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仅有6人(侯德封、刘鸿允、叶连俊、余皓、章元龙、朱福湘)；9位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人员中，保留了4位(陈庆宣、李璞、徐煜坚、张文佑)；37位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人员只有赵宗溥1人留在了地质研究所。这些分流人员后来几乎全部在地质部以及所属的地质勘探队或研究所工作(只张兆瑾1人调东北地质学院)，他们在1953年2月以后的地质研究所档案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减少，应该是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左右调离了地质研究所。其中典型的例子是研究所副所长程裕淇，他1952年底调入北京，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1953年1月13日，中国科学院发文(档案Z377-35-1)，免去了程裕淇副所长职务(该文同时任命侯德封为地质研究所所长、斯行健为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作者试图通过查找当时调往地质部及所属机构工作的其他人员简历来对此问题进行澄清，但很快发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信息在网上很难找到。相对而言，他们当中后来当选为两院院士的，简历找起来要容易得多。将他们简历归总后发现(表 4)，一部分标注1950年代早期曾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程裕淇、沈其韩)，一部分是标注在地质调查所(关士聪、宋叔和)或矿产测勘处工作(郭文魁、贾福海、谢学锦)，也有少部分标注在地指会或地质部工作(高振西、谷德振)，少部分语焉不详(陈梦熊、李春昱)，反映当时人员归属管理上的混乱。1951年以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和矿产测勘处的名称已经取消，而地质部1952年9月初才正式成立。在此期间，所有机构归地指会领导。而根据档案(Z377-13-5)，地指会当时除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外，设办公室、计划处、图书馆、陈列馆、出版编审委员会和地质图编纂委员会。从这个设置可以看出，地指会不包括具体的研究、调查、勘探等业务部门，因而它不可能对下属的研究人员直接管理。因此，根据当时“一元化”的要求，这些人都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职工。当然，他们同时也是矿产地质勘探局的员工。

下面介绍1952年地质部南京办事处(珠江路区)核定工资名册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档案Z377-22-20，表 5)。史料记载，1952年下半年, 矿产地质勘探局南京办事处(原矿产测勘处)迁至珠江路700号, 并完全融入地质研究所。由于土壤研究室已转至中国科学院开支，因而该办公地点的开支人员仅包括地质研究所、地质图书馆和地质陈列馆。1952年8月档案中37名来自矿产测勘处的人员中，有21人将从1953年1月起在此开支，但陈四箴、董南庭、段承敬、郭文魁、胡信姬、胡荫华、刘汉、刘宗琦、钱德孙、谢继哲、谢学锦、严济南、杨庆如、颜轸、张佩桦、赵家骧等16人已不在册，表明他们已在12月前离开了地质研究所。至1953年2月，这21名人员除赵宗溥外，也全部离开了地质研究所。因此，矿产测勘处在被改组为矿产地质勘探局南京办事处后，其技术人员属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时间较短。或者，虽然根据“一元化”的要求，这些技术人员都是地质研究所的员工，但由于他们早期在虹桥路2号上班，并有繁重的野外工作任务，因而与研究所的实质性联系不多，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

在原属中央地质调查所的53人中，从事古生物研究的顾知微、卢衍豪、李星学、刘东生、穆恩之、盛金章、王钰、杨敬之等8人1953年1月的工资停发，应该是从1953年起改由古生物所发放。另有边效曾、谌义睿、郭宗山、李春昱、李毓英、黄懿、潘廓祥、沈其韩、沈永和、宋叔和等10人1953年1月起工资停发，表明他们应该是已经或即将调离地质研究所的员工。在剩下的35位技术人员当中，有19人继续留在了地质研究所工作，但蔡震中、陈梦熊、陈鑫、程裕淇、楚旭春、高振西、宫景光、关士聪、胡承志、黄蕴慧、姜达权、姜国杰、刘秉俊、秦鼐、赵贵三、周慕林等16人后来调入了地质部及所属单位，他们调离的时间应该是在1953年初的1~2月份。顺便提及，该档案还显示，原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谷德振、刘之远、徐煜坚的工资将在1953年1月由地质研究所开始发放，但笔者没有发现陈庆宣、何作霖、李璞、张文佑等人的名字。何作霖当时在山东大学工作，在地质研究所应该是兼职。其它3人都是原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但在机构调整的初期也应该都是古生物研究所的人员。李璞和张文佑工资不在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在北京；而陈庆宣可能是调往了安徽铜官山321地质队。另外，谷德振和刘之远调地质研究所后，又很快随其他人员一道调至地质部工作。

佐证上述论点的材料来自于研究所1952~1953年的工作总结(表 6)。在这些总结材料中，1952年2月前大量出现的人员，只有黄蕴慧和杨博泉1953年3~4月份还继续出现。如谷德振最晚出现在1953年1月(Z377-33-1)，关士聪和贾福海最晚出现在1953年2月(Z377-33-2)，其后便没有记录。黄蕴慧和杨博泉的名字在1953年4月下半月后也不再出现，这与南京办事处“查该处已于四月底结束”的记载吻合(档案Z377-35-4)。因此，根据这些档案，上述人员大约主要是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被调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而加入到地质部的序列当中的。但是笔者注意到，黄蕴慧和杨博泉的名字在地质研究所1953年2月的职工名册中并没有反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人调离地质研究所是已经事先定好的事情，但有些人走得早，有些人走得晚。如程裕淇先生，1952年下半年他大部分时间已不在地质研究所，但1953年1月中国科学院才免去他的研究所副所长职务，他的身份此时才真正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1953年2月研究所的职工名册是编制草案，从未见中国科学院和地指会对该年度研究所提交的数个编制草案有什么肯定或否定的回复。

支持上述判断来自另外一份档案。1952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三反”“五反”运动中查出的“贪污分子”席承藩、陈梦熊、李时俊做出“悬案”的结案处理意见(档案Z377-23-8)。同年6月13日上报地指会的正式“贪污分子”名单中并没有陈梦熊，只是“其余尚有贪污分子邱兰祥、陈梦熊两人俟奉上级学委核定处分后另行呈报”(档案Z377-23-6)。这表明陈梦熊应该是在当年6~11月间被正式定案的，也说明那时他仍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这份档案也帮我解决了另外一个疑团，即陈梦熊先生1950~1952年的不详简历(表 4)。我在年轻的时候见过他，当时长春地质学院林学钰老师经常请他来学校做报告，因为他老人家是我国水文地质学界的著名专家。陈老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思路清楚、做事认真，是一位儒雅的学者。后来我还知道，他十分关注历史，关注档案。因此，我不太相信他不记得50年代初期自己工作的变动情况。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他有难言之隐。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又开始进一步查找陈梦熊先生的资料。在李娟娟(2015)的《陈梦熊传》中，果然有关于老先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成老虎的记载，但我不知道，老先生又是什么时候被平反的。或者，因是“悬案”，压根儿也就没有平反之说。看来，要追溯一段历史，确非易事。

下面介绍另外一份材料。黄汲清(2004)在纪念谢家荣先生百年诞辰的一篇文章中提到，1951年前后，地指会部署了8个重点矿区勘探基地项目，所选定的技术负责人分别是程裕淇(湖北大冶铁矿，1951年仅有441钻探队，后成立地质部429地质队，参与人员有沈其韩、边效曾、黄懿、李毓英等，1952年由鞍山本溪铁矿队转来)、严坤元(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后为地质部241地质队)、王曰伦(河北庞家堡铁矿，由五台山铁矿队转来，后为地质部221地质队)、路兆洽(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1951年编号为541队)、郭文魁(安徽铜官山铜矿，1951年仅有341钻探队，后成立321地质队，参与人有郭宗山、陈庆宣、沈永和、段承敬、李锡之、杨庆如、董南庭、殷维翰、刘宗琦、张綍言等)、宋叔和(甘肃白银厂铜矿，后为地质部641地质队，另有胡信姬、沙光文)、王植(山西中条山铜矿，后为地质部214地质队)、李春昱(陕西渭北煤田，1951年为624队，后改为地质部642地质队，参与人有谌义睿、黄子洞、刘之远、徐煜坚)。当时，这些负责人中的程裕淇、郭文魁、宋叔和、王植和李春昱等5人在南京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严坤元和王曰伦在北京的矿产地质勘探局工作(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或称北京地质调查所)、路兆洽在西南地质调查所工作。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后，便着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区地质局的筹建工作，并成立6支地质部直属地质勘探队(221、241、321、429、641和642地质队)。顺理成章，上述勘探基地项目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就成为地质部首批勘探技术人员。

和蓬勃发展的地质矿产勘探事业类似，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各项大型工程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也陆续上马，急需技术人才。1950~195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包括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抽调技术人员成立了10余支工程地质队。据档案Z377-12-1记载，其中1951年工程地质方面的队伍有：辽东太子河水库工程地质队(由鞍山辽阳本溪海城铁矿详测及普查队负责，队长程裕淇，参与人员包括曹国权、李毓英、潘廓祥、沈其韩、沈永和、王钰、翁礼巽、杨博泉、赵贵三等)、淮河工程地质队(队长谷德振，戴广秀参加)、黄河清水河水文工程地质队(队长贾福海，高存礼参加)、官厅水库工程地质队(队长姜达权，周慕林参加)、山西晋祠厂址工程地质队(队长周慕林)、三门峡工程地质队(队长刘秉俊)、天成线工程地质调查队(队长叶连俊，后陈梦熊接任，参与人员有关士聪、刘鸿允、王钰等)、集白铁路线工程地质队(队长郭文魁，队员包括段承敬、姜国杰、马子骥、申庆荣等)，等等。地质部成立后，这些人大部分也理所当然地归入地质部的建制。来自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姜达权、姜国杰、刘秉俊和周慕林在当时被称为我国工程地质界的“四大金刚”，谷德振、贾福海和陈梦熊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阅读档案过程中，笔者翻阅到一份1953年地质研究所调往其它机关工作研究人员名单。在这份清单中(Z377-35-15，表 7)，调出的28人包括原中央地质调查所19人(边效曾、陈梦熊、陈鑫、谌义睿、程裕淇、楚旭春、高振西、宫景光、关士聪、郭宗山、黄懿、姜达权、姜国杰、李毓英、刘秉俊、秦鼐、沈其韩、宋叔和、周慕林)、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2人(谷德振、刘之远)和原矿产测勘处7人(曹国权、贾福海、马子骥、沙光文、杨博泉、杨开庆、张兆瑾)，等等。遗憾的是，这并非一份正式档案，具体的日期也不明确，也没有标注是什么时段调出的人员，同时还有很多其他调出的人员并未标注在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该名单中也没有出现李春昱、郭文魁和谢学锦这3位著名学者的名字，他们的调离也应该在1952年底，下面做更具体的分析。

围绕李春昱先生50年代初期是否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员工，我求助于李春昱的学生与助手李锦轶先生。他告诉我，李春昱先生个人档案资料很不齐全。他所提供的先生的任职信息是：“1950年11月至1952年12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1950年任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总队长；1951至1952年任陕西省渭北煤田普查大队及渭北煤田普查勘探队队长；1953年2月至1956年9月任华北地质局总工程师”。有些情况，他在别的地方做过介绍(李锦轶，2004)。上面描述的“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和“渭北煤田普查勘探队”并不是独立的建制单位，而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而组建的野外地质调查队伍。1950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决定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区开展与找矿有关的地质调查与测量工作，并分别由南京地质调查所、北京地质调查所、矿产测勘处和地质研究所(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西南地质调查所负责(档案Z377-5-2)。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分地质、物理探矿和测量三大部分，人员除中央地质调查所外，还包括矿产测勘处、马鞍山矿务局、北京地质调查所、东北地质调查所、东北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东北有色金属管理局、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央重工业部、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铁公司等(档案Z377-7-10)。由于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由原中央地质调查所负总责，且人员主力也来自该所，时任所长李春昱也就自然担任总队长(副总队长由东北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佟城担任)。除承担组织工作外，李春昱先生还亲自参加鞍山-本溪一带铁矿方面的具体工作。这些信息表明，李春昱先生在50年代初期并未离开南京。

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50~1952年的其它多份档案中，也可以确认李春昱当年是该所的员工。第一，1950年被军管会接管期间，李春昱仍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当时称南京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其各类会议和实际所务仍由他主持。如1950年召开的25次所务会，他就主持了其中的14次(参加一次，但未主持；另有7次会议他在东北野外)，时间从1950年1月7日至12月18日(档案Z377-2-1/13)。1950年5月17日，李春昱还以前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名义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写信，反映所内人员工资待遇偏低问题并请求予以解决(档案Z377-2-21)。第二，1951年研究所工作简报有两次提到李春昱。1951年7月《地质研究所半月工作简报(七月十六-卅一日)》第一条为“渭北煤田地质调查队李春昱队长照原计划暂行结束第一期工作于十八日自西安返所”(档案Z377-10-7)；《地质研究所十一月份工作简报》第十条为“渭北煤田队李春昱等卅日自西安返所”(档案Z377-10-11)。遗憾的是，研究所档案中没有1951年所务会议的记录，从而影响对李春昱当年活动的进一步了解。第三，研究所档案保留有1952年临时行政会议纪要(档案Z377-20-1/13，表 8)。李春昱参加了1952年1~4月8次会议中的7次，但当年8~10月的另5次会议，未见李春昱先生的签名。这表明，李春昱至少1952年上半年还在研究所工作，但8月份以后没有记录，这可能暗示要么他当时正在野外工作，要么那时实际上已到刚成立的地质部工作。第四，1952年12月职工工资名册中仍有他的名字出现(档案Z377-22-20)，但1953年1月工资停发。根据这些档案材料，结合华北地质局成立于1952年11月这一时间信息，李春昱先生最有可能是在1952年底调到位于张家口的地质部华北地质局工作的。

郭文魁、谢学锦两位先生原来都在矿产测勘处工作，南京解放后该机构改组为矿产地质勘探局南京办事处。根据当时“一元化”的改组精神，地质勘探局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同时也是地质研究所的员工。1952年1月15日的研究所临时行政会议(档案Z377-20-3，表 8)，原矿产测勘处陈四箴、郭文魁、王植、颜轸等参加会议便是例证，1952年8月25日的研究所职工名册也明确地指示了这一点。但一份1952年4月14日上报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的档案显示(档案Z377-16-20)，当时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有侯德封、程裕淇、张文佑、李春昱、马溶之、高振西、叶连俊、宋达泉、余皓、李庆逵、黄懿、章元龙、杨敬之、熊毅、卢衍豪、王钰、宋叔和、何作霖(山东大学)等18人(张文佑为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其余均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虹桥勘探局有郭文魁、王植、汤克成、张兆瑾、赵家骧、殷维翰等6人(为原矿产测勘处工程师)。工作人员询问鸡鸣寺和虹桥是否填报时，程裕淇副所长当时的决定是不报(实际上，当时来自鸡鸣寺的人员中只有张文佑1人为研究员身份)。这表明，当时矿产地质勘探局的人员确已并入地质研究所，否则工作人员也无请询的必要(也表明那时古生物学和土壤学方面人员还未调出地质研究所)。但由于办公地点不同，虹桥勘探局的人员可能还未正式融入地质研究所。在1952年12月的工资清单中(档案Z377-22-20)和1953年2月的职工名册中(档案Z377-35-2)，笔者都没有找到郭文魁和谢学锦的名字，表明他们已经调离地质研究所。具体到个人，郭文魁先生曾任安徽铜官山铜矿测探队(后改称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321地质队)队长，他调任离开地质研究所的时间推测在1952年9至12月间。根据王申和吕凌峰(2016)资料，321地质队在组建早期曾有郭宗山、陈庆宣、沈永和、段承敬、李锡之、杨庆如、董南庭和刘广志等人(刘广志后来调离中央地质调查所)。除郭宗山外，陈庆宣、沈永和、段承敬、李锡之、杨庆如、董南庭等6人均不在1952年12月的工资名单上。因此，本文推测，郭文魁先生是和他们6人一道在地质部刚成立的时候就离开了地质研究所。

至于谢学锦先生，地质研究所的档案很少有他的记载，只在1952年8月的研究人员名单中出现过，且标注为化验人员。1952年底的职工工资表上，也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网站显示：“谢学锦1949年11月至1953年1月，在南京矿产测勘处化验室工作，任技术员。1953年2月至1957年1月，在地质部化探室、地球物理探矿处(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研究室主任”。但很多网站记载，谢学锦先生1952年调地质部参加地球化学探矿室的筹建工作。1952年，谢学锦和徐邦樑在《地质学报》第4期发表他那篇著名文章“铜矿指示植物海州香薷”所标注的单位为“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化学实验室”。与他身份相同的另外几位化验人员，包括陈四箴、胡荫华、钱德孙、张佩桦等(以及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钱翠麟)，也均不在1952年12月的工资名册中出现。因此，谢学锦先生调离地质研究所的时间与郭文魁先生大致相同，即在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不久，原矿产测勘处的化验室转为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化验室，谢学锦先生也就在此时分流到地质部。有些疑惑的是，作为化验人员，他们不太可能被分流到南京以外的生产单位。尽管谢学锦、陈四箴和钱翠麟有可能在1952年就来到了北京，但比较明确的是，谢学锦、张佩桦和钱德孙那时仍工作在南京。其中张佩桦工作后从未离开过南京，而钱德孙一直到1958年才从南京调到合肥的安徽省地质局实验室工作。1952年11月20日，地质工作人员会议筹备组给侯德封所长来函(档案Z377-26-5)：“我们拟请南京办事处化验部门钱德孙同志等，将过去采用已见成效的《流水作业法》作出总结报告，以便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中讨论采用”。1953年2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中央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化学实验室创造大规模操作快速分析的流水作业法”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1953年3月，钱德孙和谢学锦以中央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化学实验室名义，在《科学通报》第3期发表“大规模操作快速分析流水作业法”文章。这一信息表明，谢学锦、张佩桦和钱德孙3人那时都应该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工作，但1952年12月珠江路人员的工资名册中却没有他，这与地质部南京办事处于1952年下半年已搬至珠江路，且实验室与中央地质调查所实验室合并的说法有些矛盾。同样情况的是1952年6月从地质研究所调入虹桥局的9位测绘人员，以及原矿产测勘处的所有测绘人员，他们均未出现在1952年12月珠江路人员的工资名册中。尽管我们可以推测这些测绘人员在1952年底前已分流到南京以外的地质部相关部门，但河北地质局测绘大队的王兆龙告诉笔者，他的父亲王顺祥1953年才调到了张家口的华北地质局工作(大局撤销后归入河北地质局)，并附有1953年1月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全体测绘工作同志在虹桥路2号的合影。因此，笔者推测，1952年下半年，原矿产测勘处的地质人员已全部集中到珠江路700号，此时的虹桥路2号成为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化验室和测绘室的聚集地，他们那时不在珠江路支薪，我们期待更多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予以澄清。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1952年9月1日，地质部正式成立，地指会也随之同日撤销。在此前的“一会两所一局”阶段，全国的地质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由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地指会组织了大批地质普查勘探队伍，中国科学院的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是这些地质队伍的主要力量。1950年，地质研究所(时称南京地质调查所)90%以上的技术人员都在野外工作(高振西，1950)；1951年，地指会组建了84支地质队伍(档案Z377-12-1，人员超过1500人，其中地质普查队19支、详查及钻探队45支、工程地质队14支、土壤调查队6支，并按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区予以编号，后来地质部地质队的编号序列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其中，地质研究所组建了38支野外地质队伍(档案Z377-10-3，包括地质矿产队21个、工程地质队12个、土壤调查队5个)，仅珠江路人员就主持和参加了20余个野外队的工作(档案Z377-14-8)。包括前后二任所长李春昱和侯德封在内，所有研究人员都加入到全国各地的地质找矿、工程勘察和土壤调查等方面的事业当中。地质部成立后，上述队伍大部分进入地质部及所属的各大区及省级地质勘探队或工程地质队序列。地质研究所1952年8月时的78位技术人员(山东大学何作霖以及原属不清的林大桦和欧阳率除外)，到1953年2月时只有11人后来留在了地质研究所，流出比例达86%。当然，地质部当时统揽全国的地质工作，也对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直接行使管理职能。

1952年12月1日，地质研究所向地质部提交了1953年的经费预算。1953年3月7日，地质部对这一预算方案作了批复，并附有2月27日地质部财务司对该预算方案的审核说明：“人员编制：按一九五二年编制一二八人核列”(档案Z377-36-1)。1954年，地质研究所在《关于一九五三年执行行政经费工作总结及一九五四年改进意见》(档案Z377-36-2)中提到：“去年预算员额编制系根据1952年核定员额及实际情况编送，原拟将南京办事处技术人员并在本所，计算实有人数120人，但去年一、二月间临时决定将本所技术人员大部调队工作，于是人员减少，工资变动甚大”。从这一情况来看，至少在1952年12月，地质研究所还无大量人员分流的准备，甚至连地质部的财务司也不知晓。

导致人员大量分流到地质部的重要原因是，根据当时“地质工作要大发展”的方针，1952年11月17日~12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1952年12月4日的会议上提出：“一九五三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明年的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进步。……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绝大部分地质人员明年都要参加探矿、普查及其他野外地质工作。过去虽然也有很多人参加了野外地质工作，但留在室内工作的还不少。明年必须进一步改变这一情况……。地质工作人员也应该由中央统一调动。每一个做地质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这种服从国家需要、听从调动的思想准备。各地的地质部门，也应该准备在工作需要时，整个机关都要搬家”。根据这一要求，当时全国的地质机构和地质工作由地质部统一集中领导，统一计划、统一人力物力的调配。研究所中无论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还是长期从事生产实践的专家，大多都投入到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中，并成为地质部成立后所属各地质队和/或勘探队的主要技术力量。张文佑先生在1962年11月10日写给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信件中回忆道(档案Z377-177-4)：“当时科学院古生物所和地质所统归地质部领导，当时地质所研究人员只有7人。地质部领导同志曾表示，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主要矿产能满足国家急需时，当要考虑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从这足以看出，1953年大规模地质勘察工作需求是地质研究所人员大量调出的主要原因。直至1955年，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回归中国科学院后，少数技术人员这才又返回研究所重新开始他们的研究工作。

3.4 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

同样，1952年8月地质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单并没有包括土壤研究室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网站，所记录的该所历史为：“其前身为1930年创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1952年7月，中国科学院秘字第2741号文件通知，决定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所属土壤研究室扩充为土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秘字第2741号】是7月12日发给院属各单位的文件(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档案，1952-2-8-4)，内容如下：“本院为配合国家建设需要，业经呈作并商得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同意，将地质研究所所属土壤研究室扩充为土壤研究所并先成立筹备处，仍在南京珠江路原土壤研究室前用房屋内工作。自1952年十月一日划归本院领导”。实际上，在这之前的7月2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发给地质研究所(52)院计第2474号文。该文是转发地指会临时调整机构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的最后一段，有“另南京地质研究所之土壤研究室，因业务与农业、水利等更为密切，故划出，另组土壤研究所筹备处，完全交科学院领导”(档案Z377-22-8)。很显然，土壤研究所是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而非中央地质调查所划分而来。支持这一论断的档案很多，现例举一二。第一，在1951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地指会和侯德封都分别任命马溶之为地质研究所土壤研究室主任(档案Z377-14-3, 4, 5)，而马溶之就是后来土壤研究所筹备处的负责人，也是土壤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第二，1952年9月19日，地质研究所给地质部的【质所字第410号】文写到：“本所土壤研究室决定于十月一日正式改室成所。该室所有人员薪金十月起改由中国科学院支付”(档案Z377-22-11)。该文还附有即将转移的人员名单。除黄孝夔1951年已借调至地指会担任李四光秘书外，土壤研究室所有人员全部调出，包括程伯容、冯秀英、何金海、李庆逵、刘浦生、刘铮、鲁如坤、马溶之、施守蓉、宋达泉、田登恒、王尊亲、文启孝、文振旺、吴以譲、席承藩、熊毅、颜月兰、杨自淦、姚文华、于天仁、曾昭顺、张国珠、张续棉、周启昆、朱显谟共26人。从1952年10月起，这些人员开始在中国科学院领取工资(地质研究所那时由地指会南京办事处开支)。但那一阶段，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主体人员与地质研究所在同一大楼，并共用图书馆、陈列馆，同时接受地质研究所的统一行政管理，直到1955年该所迁入新建的大楼。另外，两所仪器及实验物品的交接，一直到1953年4月才进行(档案Z377-38-1/5)。第三，查找李庆逵、马溶之、席承藩、熊毅、于天仁、朱显谟等人的简历也会发现，他们大多有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的经历记载。

因此，根据目前的档案材料，我们对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后人员分流到古生物研究所、土壤研究所和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的情况已基本清晰。但在对上述人员的梳理过程中，始终未能找到1950~1952年期间孙殿卿先生的名字。作为李四光先生的助手，他先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后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直至1956年才调到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更名为地质力学研究所)。一个可能的推测是，1950~1952年期间，他可能随李四光先生在北京工作，因而在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档案中都找不到他的记录，而1953年地质研究所的档案明确表明，他那时在北京上班。

4 相关问题讨论及释疑 4.1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地质科研机构

新中国早期的地质研究机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但属当时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领导(代管)。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地指会的功能宣布撤销，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行政职能一直到1955年才归还给中国科学院(1955年5月起与中国科学院产生财务关联，档案Z377-56-2)。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地质研究的中坚力量。随后的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将先前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调整到所属地质勘探队伍中的部分技术力量，聚集至北京成立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程裕淇、郭文魁、沈其韩等都曾担任该所所长)、矿物原料研究所(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现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谷德振、胡海涛、卢耀如、张宗祜等都在此所工作过)、地质力学研究室(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等相关地质机构，以弥补地质部本身地质研究力量的不足。这些研究所后来发展成为学科齐全、人才聚集、成果丰硕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1961年，曾有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合并的动议，但未被采纳(档案Z377-177-5)。

因此，新中国建立早期的地质科研机构主要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1952年6月，上述两所人员发生较大调整。地质研究所古生物学研究人员划归古生物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非古生物学人员划归地质研究所。1952年9月初地质部成立后(办公地点为北京西四兵马司九号)，特别是12月份的全国地质计划工作会议以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部分人员和原矿产测勘处的绝大部分人员，被陆续划归地质部及所属的各地质勘探队，参与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2年10月，土壤研究室又独立成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先成立筹备处，1953年6月正式建所)。从这一脉络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建立的初期就几经分流，直到1954年搬至北京后，研究所的组织架构才得以稳定。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西北地质研究室，并于1960年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2004年，应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改革需要，该所整建制划归整合后的地质地球所，并成立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2016年，该所又整建制成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油气研究中心。196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章元龙(章鸿钊之子)挂帅的矿物物理研究室并入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业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特别是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骨干力量搬至贵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该所后来又分出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和目前在西安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1971~1977年，地质研究所归国家地震局管理(其中1971~1975年间，国家地震局挂靠中国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代管)。1978年，从事地震方面研究的人员划归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其他非从事地震方面研究的人员回归中国科学院，重新恢复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制。因此，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是我国地质科技领域名副其实的一支“老母鸡”。

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在成立后，也经历了一些变迁。1951年正式成立时，古生物研究所有新生代及脊椎古生物室(主任杨钟健)、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俞建章)和古植物组(主任斯行健)三个内部单元，人员分别来自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组、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和新生代研究室三个部门。其中，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1929年成立于北京，主要致力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1935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至南京，但所属的新生代研究室仍保留在北平(西四兵马司9号)，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裴文中、贾兰坡等一批科学家在动荡的时局形势下，支撑着新生代室的工作(中央地质调查所南京本部新生代室只有杨钟健、刘东生、蔡震中、王存义等少量人员)。解放后，该所在短期内又被称之为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高平，其技术人员增加较多，研究方向也有较大扩展，但新生代仍是该所的重点方向之一。194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古生物室成立脊椎动物研究组(对外称脊椎动物研究室)，杨钟健任主任。1951年机构调整时，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脊椎动物组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整合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新生代及脊椎古生物室，杨钟健任主任。1953年，该室成为具有独立建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并于1957年发展成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继而于1960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因此，从建制上看，该研究所是从刚成立不久的古生物研究所演变而来，但实质上，它的主要研究力量来自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特别是其北平分所。一方面，主力在京人员不在南京支薪，因而他们与古生物所的关系并不密切。另一方面，研究室/所主任杨钟健1949年12月就由中央地质调查所调至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他在那儿一直工作到1953年，直至研究室成为中国科学院院管直属研究单位。这就是目前学术界多不将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人看成是古生物研究所人员的重要原因。1954年1月8日，贾兰坡代表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才从地质研究所运走110箱3999件化石标本(档案Z377-37-1/3)。

1951~1952年机构调整之前，南京三大地质单位的负责人分别是李四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春昱(中央地质调查所)和谢家荣(矿产测勘处)。李四光和谢家荣后来都成为地指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李春昱所长并没有被委以重任(实际上，在1950年9月8日政务院召开的第四十九次政务会议上，李春昱被任命为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但他并没有接受此职。该副局长职位后来由侯德封替代)，取而代之的是该所前任代所长尹赞勋。李四光后来成为我国科学家的楷模，但李春昱和谢家荣却成为地质战线上的“大右派”。特别是谢家荣先生，作为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我国找矿勘探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与领导人，1966年“文革”中竟不甘受辱而自杀身亡，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档案Z377-22-22标注李春昱“过去参加过国民党”，不知他后来的命运是否与此有关。同样是这份档案，程裕淇先生的标注为“过去曾参加国民党”，但他在“文革”中却幸运得多。程裕淇先生早期曾担任地质研究所的副所长。调入地质部后，担任过地质勘探队队长、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的副司长、副部长及部总工程师等，并一直引领我国变质地质学的研究。更有侯德封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还是当时矿产地质勘探局的副局长。1952年7月开始，矿产地质勘探局与地指会合署办公，原勘探局各部门由地指会直接领导，矿产地质勘探局南京办事处也就更名为地指会驻宁办事处(档案Z377-22-8)，侯德封为办事处的负责人。1952年9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正式成立后，该机构又更名为地质部南京办事处。办事处主任仍为侯德封，副主任为古生物研究所副所长赵金科(档案Z377-22-10)。1953年4月，南京办事处撤销(档案Z377-35-4)，但他的所长职务一直持续到1980年去世。因此，侯德封不仅要管理地质研究所，还要管理在宁所有地质机构，包括当时的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他不仅做管理，还要做学问。可以说，侯德封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也体现在后来他对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兰州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系的建立与发展上。

4.2 是否存在两个地质研究所？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前身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央地质调查所。但在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到1951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之间，对解放前地质机构的称谓让人有点“眼花缭乱”。如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1949年11月被宣布撤销中央研究院名称，并在1950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接管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称之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并认为这就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当年的发文，也确实是这样处理的(中国科学院, 1950a, c)。如宋振能(1991)在介绍中国科学院建院早期的专门委员会制度一文中，就将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称之为院地质研究所。又比如，俞建章和张文堂(1951)在介绍北满地质矿产调查队工作情况时，用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但实际上，该地质调查队是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于1950年5月成立的。喻德渊和张文佑(1951)采用的是中国科学院前地质研究所等。再比如，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Geology, Academia Sinica，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名称与之完全一致(Institute of Geology, Academia Sinica)。只是到1994，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才改为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在那一阶段，也有人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称之为南京地质研究所，将中央地质调查所称之为南京地质调查所，但仍有人认为南京地质研究所就是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反映了当时单位名称使用上的一些混乱之处。

再比如，1951年，李四光派自己担任所长的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部分人员去长春筹建东北地质专科学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更名为东北地质学院，1958年更名为长春地质学院，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具体人员包括喻德渊、俞建章、业治铮、吴磊伯、马振图、郭鸿俊等(以及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段国璋、颜惠敏，矿产测勘处的刘国昌)。网上检索这些人员发现(郭鸿俊未找到记录)，他们均有1950~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的记载，如：喻德渊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49~1951)；俞建章在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业治铮在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磊伯在新中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振图在1950~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使我大为惊讶，因为他们实际上都只是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1950年代早期似乎真有“两个”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一个是1950年4月被中国科学院接管的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它在被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之前，短期内被称之为南京地质研究所或偶尔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但这个“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没有得到任何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定。李四光是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后来被改组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所长，这可能就是本文故事开头李四光历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由来。但该地质研究所并不是后来绝大多数人称呼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后者是在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基础上改组成立的，也是1950年中国科学院和1951年地指会分别宣布成立的地质研究所。1954年，该研究所迁至北京，1999年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并，成为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侯德封是该地质研究所的所长，而李四光从未担任过这个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所长。

下面从出版物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这一问题。1950~1952年，国内与地质学有关的出版物主要有《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均是1950年创刊，但《中国科学》1951年12月停刊，直至1972年恢复。《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是由中国地质学会创办的以地质学为主的专业性期刊，其中《地质论评》创刊于1936年，1952年与早先创刊的《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合并成中文版《地质学报》。而后，《地质论评》于1957年复刊。表 9给出了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地质学报》和《地质论评》1950年论文的工作单位基本采用的是机构调整前名称，但1950年8月斯行健的《中国科学》论文标注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这可能是以此冠名的第一篇中文文章，图 3a)。与此同样标注的有吴磊伯1951年2月《中国科学》和马振图1951年3月《地质论评》上的文章，这个地质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因为他们上述三人以前仅在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1951年3月和5月，斯行健《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的论文中已将单位改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图 3b)。更早的1950年11月，杨钟健在《中国科学》上已经开始使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这个名称(图 3c)。顺便提及，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李庆逵和朱显谟1951年10月和1952年5月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文章，其署名单位分别是地质研究所土壤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这份资料还提供另外两方面信息。其一，陈梦熊1951年5月《中国科学》文章标注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图 3d)，表明他在机构调整后确实是地质研究所的员工，因为他从未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第二，穆恩之、盛金章、杨敬之(他们原都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研究人员)1951年发表的文章均已标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早于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地指会对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两所人员切割的时间。结合杨钟健1950年11月文章已标注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这可能是以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冠名的第一篇文章)，表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两所的筹备早在1951年5月正式成立前就已开始。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第一篇中文学术论文是由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斯行健发表的，而第一篇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的中文学术论文的作者杨钟健，实际上并未在古生物研究所真正工作过，甚至他都不被古生物研究所的老一辈科学家所接纳。

查阅档案过程中，笔者一直有一个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为何不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直接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反而是将中央地质调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将原来的地质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难道仅是打破“旧体制”的需要，还是另有其它原因？

4.3 地质研究所成立时间：1950还是1951年？

2003年来到地质与地球所后，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话题是，研究所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比较肯定的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是1999年由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合并成立的。毫无疑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2020年是它的70周年纪念。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成立日期，却有1950年和1951年之争(易善锋，2015)。

2011年9月24日，我代表研究所参加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成立60周年庆典，这表明古生物研究所确定的研究所成立时间为1951年。原地质研究所1986年也举行过建所35周年纪念，同样将1951年定为建所时间。但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成立60周年庆典大会上，孙枢先生在发言中提到，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应该是“双胞胎”，因为当时政务院对两所的任命是在同一张纸上。笔者仔细检查了档案，这个任命就是1950年8月关于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领导人的任命(政人孫第四〇八号，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档案，1950-2-55-37)。笔者未发现1951年地指会对两所领导人有任何新的任命。1951年5月7日正式成立时，公示的地质研究所领导人是“兼代所长侯德封，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档案Z377-14-14)，这与政务院1950年的任命完全一致。但古生物所正式成立时的任命是：“代理所长斯行健，副所长赵金科、卢衍豪”(档案Z377-13-26)，与1950年政务院的任命“李四光为古生物研究所所长, 赵金科、卢衍豪为副所长”略有不同。1951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在发给侯德封先生(并抄送院内地质研究所、上海办事处、南京办事处和地指会)的函件中明确指出(档案Z377-14-2)，“前奉政务院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致文化教育委员会政人务字第四〇八号抄令节开：〈同意侯德封代理地质研究所所长〉。当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以院秘字第二八〇二号函抄达本院华东办事处在案，特此函达，即请查照为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科学院仍然维持1950年对地质研究所领导人的任命。更何况，中国科学院在1950年10月15日出版的《科学通报》上发布了地质和古生物研究所成立的消息，并公布了所长人员名单(中国科学院, 1950c)。相反，1951年5月7日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两所正式成立时，并未见中国科学院发布过任何此方面的消息。

因此，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应该成立于1950年。但有学者认为，地质研究所真正建成是在1951年，这才是研究所成立的时期。这一论点也有他们自己的论据。1950年，尽管中国科学院宣布了地质研究所的成立，但并没有具体的机构。那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属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代管，所长仍由李春昱先生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名称也一直到被地指会接管的1951年1月3日才停用。此后5个月，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对外名称是《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档案Z377-16-9)，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图章和所牌是1951年5月7日正式成立后才开始使用的(档案Z377-13-12)。遗憾的是，研究所没有留下任何档案可以反映1950年8月至年底，侯德封、程裕淇、张文佑等人在被宣布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领导人之后的职务履行情况。

争论具体的日期，我个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对它意义的理解并不一致。当然，作为历史，我们要去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但更重要的是，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改组开始，在地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1996年，程裕淇和陈梦熊主持总结了中央地质调查所从成立至改组期间(1916~1950)的历史贡献，足以看出该机构在中国地质科学建立和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程裕淇和陈梦熊，1996)。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后，在断块大地构造、稀土与稀有金属矿床、淮河治理与长江大桥建设、青藏高原地质、黄土与环境变化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诸多足以称道的历史功绩。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回顾过去是要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地质研究所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两所整合已经过去20年，未来研究所的发展又该怎样去进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任务。毫无疑问，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发展和辉煌历史将给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4.4 人员归属：中国科学院还是地指会？

在上述档案梳理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一个细节。1951年5月4日(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前3天)，侯德封所长请求地指会发给经批准的局所编制表及人员名单(Z377-13-15)。地指会5月12日回复到(Z377-13-16)：“所的各室组负责人于五月四日函告，其余人名单待财委批准后，再行奉告；所的编制就是上次会议记录上所列的组织系统表，全所人数及各室、组人数没有限定”。

根据档案(Z377-13-5)，所谓的地质研究所编制就是所长1人、副所长2人，下设土壤研究室、第一组(矿物)、第二组(岩石)、第三组(动力地质)和第四组(综合)。但回复中，“全所人数及各室、组人数没有限定”是不限还是未限，现在让人难以准确理解。1951年1月，中央地质调查所改组为地质研究所时，有员工106人(档案Z377-16-17)。在1951~1952年的各类报表中，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员工数量甚多，但在1952年6月对地质研究所与古生物研究所人员的划分中(档案Z377-22-7)，古生物研究所明确了21人，而地质研究所只明确了8人(侯德封、张文佑、何作霖、叶连俊、李璞、陈庆宣、刘鸿允、赵宗溥)，连副所长程裕淇都不包括在内。1952年8月的职工清册中(档案Z377-22-17)，明确编制的地质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上述8人基础上增加了程裕淇先生(但也未见档案证明材料)，且注明其他人员为“地质所原有地质研究人员尚未经科学院通知的名单”。看来，这些人员都是地质研究所的员工，并已上报中国科学院，只是一直未得到聘任通知。在那段时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实际上由地指会管理，但却需要中国科学院定编。在1952年6月地指会关于地质、古生物两研究所人员划分的函件中(档案Z377-22-17)，还有一句“两所与我会之工作人员明确划分之条件，亦已成熟”意义不明。由于地指会当时是所有地质部门的上级管理机构，为何在这儿强调与地指会的划分，除非是指即将成立的地质部。

1952年12月18日，侯德封、程裕淇和张文佑三人联名呈送地质部李四光、何长工、刘杰、宋应4位部长关于地质研究所编制、干部、设备和房屋方面的建议(档案Z377-48-1)。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建议在原定地质研究所15名干部编制以外，再增加27人，其中提出增加的研究和技术人员有谷德振、关士聪、黄蕴慧、谢学锦、赵家骧等。很显然，这个报告未得到批准。同样情况的是另外一份档案材料：1953年5月5日，地质研究所给地质部人事司打了一个报告(档案Z377-35-3)，其全文如下：“地质部人事司负责同志：四月二十一日发下通知说在组织机构未正式确定之前，地质研究所的干部控制名额是二十人。现我所已经核准备案有地质工作干部十人，尚有何作霖、孙殿卿二人在北京，张文佑一人在苏联及仍在西藏工作的李璞共十四人。化验工作干部二人(其中郭承基仍在北京)，物理X光室工作干部二人(另唐日强是地质司派来学习的)，绘图工作人员四人，行政工作干部八人，包括秘书一人、文书三人、会计二人、事务二人。另外，磨片、修械、化验、汽车司机技术工人九人。如不算技工是三十人，连技工是三十九人。就是不算技工也比来示中的控制名额超出了三分之一强，如把九名技工算一起即超过了一倍了，那本所应如何处理呢？但如依本所工作发展上来说，个别部门新生力量还有增加的必要，并不是缩减的问题，因为按部(尤其是地质司)对地质所的要求来说，所还是应完成一定任务的。又如已批准备案的张文佑、何作霖、孙殿卿、李璞、郭承基等五同志的行政工资业务等关系是否应由部里明确转交所里负责人？同时所的组织编制也应及早明确的等。请予示知，以便工作的推行。特此请示，希予早复为盼”。从这一档案可以看出，地质研究所当时的干部编制仅有20人，这可能是地质研究所人员1952~1953年被大幅分流的重要原因。

从这些档案来看，中国科学院从未对地质研究所的人员组成提出过任何否定意见，当时地质研究所的人员编制由地指会以及后来的地质部掌握。1951年5月4日，侯德封所长向地指会而并不是中国科学院询问经批准的人员名单(档案Z377-13-15)；1952年6月2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也只是转告了地指会提出的古生物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两所人员名单(档案Z377-22-7)；7月2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转告地质研究所地指会机构调整的情况：“地质委员会与矿产地质勘探局合署办公，原勘探局各部门由地质委员会直接领导”，“原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两研究所，与地质委员会工作人员尚未划分，故拟将两所人员确定”(档案Z377-22-8)。但是，矿产地质勘探局与地指会合署办公以后，地指会对地质研究所人员编制的态度发生很大变化，以前强调“一元化”领导，地质人员为“双重资格”，但后来却强调“两所与我会之工作人员明确划分”。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已决定从重工业部分设出地质部，其人员主要来自于与地指会合署办公的矿产地质勘探局；差不多1个月后的9月1日，地质部正式成立。

尽管笔者极力想弄清楚中国科学院和地指会对于地质研究所编制问题不同态度的原因，但确实拿不出更多的时间去查找各类档案。2020年春节已经临近，我想所史这项工作该告一段落了，因为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春节后我应该投入到其它工作当中了。离开北京度春节之前，我给所办管档案的张云霞女士发了一个邮件，希望能确认档案Z377-35-15的具体日期，她答复该原档案只能确定年份，而不能确定具体的月、日时间，我感到有些遗憾。但张云霞又一次给我提供了意外的信息，使得我在不平凡的2020年春节期间，继续钻研这些历史问题。她从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馆获得1951年4月10日地指会发给中国科学院的“为请贵院办理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之工作人员聘任手续由”，以及所拟定的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人员名单(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档案，1951-2-39-30)。该文全文内容如下：“你院地质研究所及古生物研究所编制及负责人业经确定。两所地质及土壤工作人员均为双重资格，同时也是地质勘探局的工作人员。两所现归我会领导，但组织上仍属你院，所以这些人员的聘任应由你院办理。兹随函附上两所人员名单壹份，如有遗漏或新近人员再行补送”。该文所附两所人员名单清楚显示(表 10)，1951年成立时，计划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19人，而地质研究所研究人员142人。后者包括北京人员46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南京虹桥路33人(矿产测勘处)，南京珠江路32人(中央地质调查所)，鸡鸣寺14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土壤研究室15人，及地质委员会2人。中国科学院4月12日收到上述文件后，相关部门负责人先后于4月14日和16日作出如下批示：1)人事科随后注意办理该两所人员任用问题；2)该两所今年所需大学毕业生若干，请统计报院统一办理。但很显然，这个名单并没有马上兑现。第一，地质研究所档案中从未收到过中国科学院对此文的回复；第二，当时是机构重组的初期，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重点在南京，所有各类所务会议从未讨论过诸如北京的分支机构及其人员问题；第三，在鸡鸣寺的14人中，虽然确实有9人后来成为了地质研究所的人员(表 3)，但正如前面叙述的那样，喻德渊、马振图、吴磊伯、业治铮、郭鸿俊等5人1951年下半年均去长春创办了东北地质专科学校(长春地质学院前身)，他们均未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过。

从该档案还可看出下列问题：第一，对比发现，地质研究所1952年8月的人员组成与上述拟定的清单很为接近。如拟划归地质研究所的33名矿产测勘处人员中，只有刘国昌、谢家荣和张传淦3人的名字未在1952年8月地质研究所的职工名录中出现(刘国昌调长春，谢家荣调北京，张传淦为当时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的专职教师)。相反，后者中却出现有颜轸(测量科长)、陈四箴(化验科长)、胡荫华、钱德孙、谢学锦、张佩桦(除钱德孙外，其余4位均是矿产测勘处1951年2月刚被地指会接收时的化验科人员)、刘汉(工程科长)等7人。在拟定的32位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中，曾鼎乾、王朝钧(两人调西南地质调查所)、翁礼巽(赴苏联学习)、姚瑞开(病中)等4人后来未进入地质研究所，取而代之的是陈鑫(1951年8月与段国璋一起从马鞍山矿务局调入地质研究所)、郭宗山(在英国进修两年后于1951年11月才返所)、钱声骏和余皓等4人。这些数据表明，当时地质研究所的人员组成基本就是按照1951年的这个方案执行的。第二，中国科学院一直没有对地指会关于两所人员划分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但为何直到1952年6月才明确提出人员划分方案，其原因不得而知。推测可能是当年东北地质专科学校的筹建及随后第二年地质部的成立打乱了这一程序。如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俞建章，1951年5月7日古生物所正式成立时，还被任命为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但半年之后的11月份，他就被调往长春筹建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和他一起去长春的，还有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拟被划归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喻德渊、马振图、吴磊伯、业治铮(1950年3月从美国留学回国)、郭鸿俊等5人。第三，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成立伊始，尽管中国科学院还没有正式确定两所的人员编制，但时大家都知道，古生物学人员将集聚到古生物研究所(鸡鸣寺)，而非古生物学人员将聚集到地质研究所(珠江路)或者矿产地质勘探局(虹桥路)，从而导致1950~1952年间两所人员归属存在一定的交叉。第四，地指会明确指出，所有研究人员均具有双重资格，即既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是矿产地质勘探局的工作人员。尽管两所由地指会领导，但在组织上仍属中国科学院，这些人员的聘任应由中国科学院办理。这里明确指出，两所在组织上属于中国科学院，两所人员首先是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员工。

在上述人员名单中，我没能在其中找到谢学锦的名字，这让我有些疑惑。一个可能的推测是与他的化验人员身份有关，因为同样身份的原矿产测勘处陈四箴、胡荫华、张佩桦等3人也未进入1951年4月的名单。同样是化验人员，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余皓、钱德孙2人也未进入那个名单，甚至连图书馆长钱声骏也未入册。因此，1951年4月那个名单主要是指研究与技术人员，不包括行政管理、支撑和辅助服务人员。如果真如此，工程专家刘汉和测量专家颜轸未出现在1951年4月的名单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了。在1951年1月地指会接收的矿产测勘处人员名单中，原经济地质科的33人仅有卢祖荫和赵志新因为当时分别负责矿产测勘处的陈列馆和图书馆而未进入地质研究所序列。

张云霞还给我带来了第二个意外。本文在前面曾提到过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内各研究单元负责人的任命问题。根据研究所的档案，该任命最初由地指会在1951年4月27日提出，中国科学院4月29日回复地指会，同意任命，但正式任命通知是6月31日才发送给地质研究所的(档案Z377-14-3)。地指会1951年5月4日同意中国科学院的任命(档案Z377-14-1)，但正式通知是7月31日发送给地质研究所的(Z377-14-4)。随后，地质研究所8月10日公布了此任命(档案Z377-14-5)。然而，我们一直未见到过地指会最初于1951年4月27日提出的初步人选名单。新找到的材料显示(中国科学院档案馆档案，1951-2-39-50)，地指会确定的各研究单元负责人选是：

土壤研究室：主任马溶之

第一组：主任何作霖，副主任喻德渊、郭文魁

第二组：主任程裕淇，副主任王嘉荫、黄懿

第三组：主任张文佑，副主任叶连俊、刘国昌

第四组：主任李春昱，副主任孙殿卿、岳希新、赵家骧

很显然，这一名单与后来公布的名单有所出入，主要是没有任命地指会提出的副负责人。实际上，这些副负责人大部分后来并没有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可以设想，这份各研究室负责人名单和上述地质人员名单都是在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之前提出的，而酝酿的时间可能更早，这可能就是杨钟健早在1950年11月就以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名义发表学术论文的原因。同样是这两份名单，它的酝酿和任命只比研究所的正式成立略早，反映当时机构重组时期人员归属的不稳定性。

档案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952年9月前研究所的人员调动有较详细的档案记载，即使在中国科学院院内调动也是如此。如早期划归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人员，后来划归古生物所和土壤所的人员，都有明确的调动通知。即使在地指会内部，人员的调动也非常正规。如1952年地指会调张文佑先生去北京任职一事，研究所就有三份记录此事详细经过的档案(Z377-22-1，2，3)。表 11给出1951年11月~1952年12月间地质研究所的人员调动情况，行政和后勤人员的调动都有详细记载。相反，1952年底~1953年初，大批调往地质部的人员却无任何档案记载，这表明这批人员的调动确实不仅是一次集体事件，而更可能是一次突发事件，因而未留下事前充分酝酿的档案记录。

4.5 中国地质调查朔源

中央地质调查所无疑开创了我国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任科长；1913年由丁文江接任，并改名为地质调查所。虽然几经搬迁和归属于不同部门，地质调查所于1941年正式取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并一直持续到1951年。从“燕山运动”的提出到“北京猿人”的发掘，从“鹫峰地震台”的建立到“申报地图”的编撰，都反映出中央地质调查所是当时享誉世界的重要学术机构，对我国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土壤学、古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程裕淇和陈梦熊，1996；王仰之，1996)。我们在不同的媒体，甚至专业学术杂志上时常发现，说中央地质调查所在1949年解放后，或1950年地指会成立后即已撤销或解散，其中尤以“百度百科”的介绍最为典型：“1950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统一领导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全国地质机构开始实行大的调整，地调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机构同时宣告撤消”。但在严肃的学术著作或论文中，作者从未找到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撤销”的具体描述。

为澄清事实，下面摘录1950年11月27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签发的“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第四条(档案Z377-16-1)：“现由中央财经计划局领导之北京地质调查所、南京矿产勘测处，华东教育部领导之南京地质调查所，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之南京地质研究所，在本月十一月份内，一律移交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受领导”。很显然，中央地质调查所是移交给地指会，并由地指会领导，并无任何“撤销”字眼。

另一方面，中央地质调查所1950年解散的观点也与研究所保存的档案内容不符。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先后被南京军方和地指会接管。1949和1950年期间，中央地质调查所对外仍使用原名称(图 4)。1950年12月1日，地指会根据“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的文件精神，向中央地质调查所发出“奉令接管”的通知(档案Z377-16-2)，接管人员为侯德封(组长)、李春昱、喻德渊。1951年1月3日，中央地质调查所被地指会正式接管，原先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停用，改称“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档案Z377-16-9，图 4)。1951年5月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侯德封是当时受命于地指会的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大员，也是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兼代所长(他同时任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

1951年5月7日正式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给南京电信局、南京鼓楼邮局、南京电业局营业厅和南京水厂等单位发去公文(档案Z377-13-22, 23, 24，图 2)，其中5月11日发给南京鼓楼邮局的公文是：“查珠江路七〇〇号前中央地质调查所(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已奉命于本月七日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有国内外寄交“中央地质调查所”之函件均由本所收受，其有取件作保事项上以改称后之新更用图章为凭”(档案Z377-13-23，图 2a)；同日发给南京电报局的公文是：“查珠江路七〇〇号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奉命于本月七日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有前在你局登记之“六三四七”电报挂号仍继续使用，以后各地拍交“中央地质调查所”之电报概凭改组后现名之收件章收取”(档案Z377-13-24，图 2b)；6月1日发给南京电业局营业厅和南京水厂的公文是“查珠江路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相应函请查找更名为荷”(档案Z377-13-22，图 2c)。因此，中央地质调查所并没有被撤销，它是在1951年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延续关系。

诚然，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解放后的1950年1月有地质调查、古生物、新生代、矿物岩石、经济地质、工程地质、土壤、地球物理8个研究室，以及测绘、化验、陈列馆和图书馆4个业务支撑单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地质研究机构。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调查所的地球物理室就被划归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但人员的大规模调整是1951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后进行的(图 5)。与研究所成立同时，陈列馆和图书馆被划归地指会；一年后的人员调整，古生物室和新生代室被正式划入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土壤室扩充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研究所的化验和测绘两部门几乎全部并入矿产地质勘探局。特别是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以后，研究所工程地质力量被全部划走，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室和经济地质室的人员也几乎全部被调出。至1953年2月，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仅侯德封、叶连俊、刘鸿允、章元龙、朱福湘、余皓等6位保留在地质研究所。因此，如果非要说是解体或解散的话，那解体的不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因为它整建制地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解体的应该是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地质研究所。由于这些人员的调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失去了它以前综合性研究机构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1953年底，刘东生回到研究所，与孙殿卿、徐煜坚等一起重建新生代研究室；1956年，时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的尹赞勋从北京地质学院调回地质研究所建立地层古生物室；第二年，谷德振从地质部回所建立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室。当然，人员调整期间，张文佑、陈庆宣、孙殿卿、李璞、徐煜坚等人从古生物研究所，何作霖从山东大学调整到了地质研究所，为地质研究所后来在大地构造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以至地球化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当时人员编制方案执行还很不到位，否则地质研究所被分流的人员会更多。

支持中央地质调查所传承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另一个证据来自档案本身。1954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向地质部上交了原中央地质调查所1928~1948年几乎全部的档案7箱，包括翁文灏、黄汲清和李春昱等多位所长的往来信件、丁文江先生的遗稿印刷卷和其它资料，并有对方的收条(档案Z377-46-1)。但地质研究所目前仍保存有完整的1949~195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少量1947~1948年档案)，以及1951年地指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档案，表明了这两机构间的延续关系。

作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机构，以及民国时期最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单位，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成立更代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起始(李学通, 2002; 张九辰, 2005; 曹希平, 2016)。但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我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长期被忽略。作为后辈，作者难以知道其真正的原因所在，但调查所创始人之一的翁文灏因为短暂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而在1948年被列为战犯(第12号)，可能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1951年，翁文灏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回到了他短暂离别的祖国，但他并没有被安排继续从事他所钟爱的地质事业。1944年，他的次子作为飞行员在抗战中牺牲；1970年，他的长子又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自杀身亡。老人终于经不住这些打击而于1971年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与他同年去世的还有李四光先生，他与翁文灏也都是1889年出生。

1954年2月22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上交地质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档案的函件为(档案Z377-46-1)：“兹送上伪中央地质调查所全部档案七箱，并各附装箱清单，请查收给据，为荷”。地质部保卫司2月23日的回函是：“今收到伪中央地质调查所全部档案柒箱并附清单册一份”。从这里可以想象，当时的地质研究所哪敢提起自己还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传承。即便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这一状况也未得到彻底改变。1985年筹备35周年活动前夕，地质研究所曾向中国科学院提议，将研究所建所时间提前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建立的年份(档案Z377-434-3)。但上述动议并未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档案Z377-434-2)，因为中国科学院接受解放前的研究所有20余个，且解放以后研究机构又经历过较大的变化，因此建所日期从中国科学院建院后算起为宜。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后来认识到上述建议的偏差，继而于1997年12月重新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建议将研究所建立的时间提前至中央地质调查所建立的1913年(档案Z377-826-2)，并明确指出“根据历史的沿革和地质界一些老前辈的意见，认为只有我所有资格继承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历史”。但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回复是(档案Z377-826-1)：“我院各所主要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原有各研究所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建立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1月成立的地质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组织基础，在组织上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有明确传承关系的，是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经研究，确认你所的建所日期可上溯至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的时间，即1928年1月”。显然，地质研究所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这也就导致直到现在“无人认领”中央地质调查所。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已将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建立的1929年4月作为自己的建所日期，并在2019年举行了建所90周年纪念活动。看来，我们都在改变。

作为溯源，我再补充下面的信息。中国科学院成立前夕的1949年10月23日，竺可桢在北京召集“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参加人员还有陶孟和、丁瓒、严济慈、恽子强和黄宗甄。当时确定，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接管；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中国科学院准备接管(刘晓，2013)。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接收在宁的原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及所属的社会、物理、气象、天文、地质5个研究所和原教育部所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但未接收中央地质调查所。杨钟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派到南京接收各机关的是恽子强、黄宗甄两人。他们对地质调查所只从字面上了解，不认为是研究机关，竟未接收”(杨钟健，2020)。如果这一叙述无误的话，那就是1949年12月，恽子强、黄宗甄随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率领的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南下考察上海、南京时，将中央地质调查所排除在了中国科学院接收机构之外，这也是地质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早期其它研究所在历史来源上的重要不同之处。

无意当中，我注意到中国地质调查局有个“地调百年”网站，内设很多栏目，内容丰富，主旨是纪念中国地质调查100周年(1916~2016)。2016年11月8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还举办了盛大的《中国地质调查百年》纪念活动，同时出版了大量书籍及文献史料。从网站的负责人一栏可以看出，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其历史追索到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的1916年，这也是不少地质学家认可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应该成立的年代(如1941年12月14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就在重庆北碚举行过建所25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地质调查局英文名称为China Geological Survey，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英文名称(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确实类似，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前身是原地质矿产部直管局，后因改革需要成立地质矿产部地质调查局。1999年，该局独立为中国地质调查局，进而成为国土资源部直属的副部级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全国的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因此，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时间上不存在延续性。如果强调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原地质部的关联，矿产测勘处、中央地质调查所及其北平分所和西北分所都是当时地质部技术力量的主要来源。当然，如果中国地质调查局强调的是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起始与发展，那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关联也未尝不可，但其机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归位需要重新厘定。

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加之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矿产测勘处人员的加盟，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毫无疑问是当时的“巨无霸”地学研究机构。但1952年的调整，地质研究所研究与技术人员几乎分流殆尽。分流出的人员主要在地质部从事地质找矿和工程勘察方面的工作，而研究所仅剩的矿物、岩石及构造方面的研究人员也投入到生产实践当中。相对而言，除古生物学研究队伍基本保持稳定外，我国当时地质方面其它分支学科人员的工作均聚焦于国家建设的生产实际问题。1952年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6大区地质局正式成立。后来大区地质局撤销，省级地质局成立，各类地质勘探队大量涌现。除地质部外，地质勘探队伍还分布在冶金、有色、石油、石化、化工、煤炭、建材、核、盐业、海洋等十余个领域。在大区地质局撤销后不久，地质部于1962年还分别在沈阳、天津、南京、长沙(后调至宜昌，现搬至武汉)、成都、西安6个大区设立地质矿产研究所，围绕地质找矿过程中的生产实际问题展开研究。从地质教育角度来看，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之前，矿产测勘处在南京设立了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仅毕业一届学生)；地质研究所成立的第二年，地指会在长春设立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并紧接在1952年成立北京地质学院和东北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也于1956年成立。至1966年“文革”前，全中国除地质部3所院校外，有20多所高校和数十所中等专业学校设立了地质系及相关学科，我国地质事业得到空前发展。但无论是研究所还是高校，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生产实践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保障了一系列大型工程的建设。但与之相伴的是，地质科学理论研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地质勘探的效益和技术的创新，这就是目前我国地质科学理论研究在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一现象，目前在我国地质界仍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我们，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给予足够的注意。

5 采访沈其韩先生

在整理档案材料时，笔者非常想找一位长者帮我解决心中的诸多疑惑。幸好，我认识沈其韩先生。1980年代在长春地质学院读书时，我就听过老先生的报告。工作后，与沈先生的交往更就多了起来，他对我很关心，经常询问我的学业与工作。老先生1922年出生，是目前中国科学院地学部最年长的院士(另一位是中石油勘探研究院的李德生先生)，也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少数健在的人员，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所的见证人。2019年10月31日，我和研究所的刘强同志一起拜访了他(图 6)。

见到沈先生，发现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头脑清楚，说话干净利落。在先生家里，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问了他几个问题，归结起来是：(第一)，解放初期，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矿产测勘处三支人马一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其成立是1950年，而不是1951年。(第二)，在他的印象中，地质研究所成立较早，而古生物研究所好像成立较晚，因为卢衍豪、顾知微、李星学、穆恩之、盛金章、王钰等原都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他们这些人那时和他一样都在野外从事找矿工作，后来才去了古生物研究所。(第三)，1950~1952年属于调整期间，大家都是地质研究所的人。李春昱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所长，地质调查所转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后，他也就是地质所的人。谢学锦在矿产测勘处工作，合并组建后也是地质研究所的人，但大家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待的时间并不长。当时成立地质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当时在野外地质队工作的人就直接转至地质部工作了。他当时在鞍山-本溪地区从事铁矿找矿工作(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地质部成立后，就随程裕淇先生一道去湖北大冶的地质部429地质队去了。(第四)，现今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早期的地质研究所有很大不同。当时成立的地质研究所基本包括了南京所有的技术力量，后来部分人分流到古生物研究所，大部分人分流到了地质部。(第五)，在当时的调整时期，他每年一半以上时间在野外工作，也没有留下什么证明材料能够证明自己曾经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员工(除非查找档案)。当时工作时，大家都是随时听从组织的调动，根本没什么聘书，连室主任都没聘书。就是工作调动，也是组织一句话。

先生还回忆说，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中国科学院也刚成立，大家都很愿意去中国科学院工作，这一点确实在研究所的档案中有所体现。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被中国科学院接管不同，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被军管会接管后，其归属问题一直没有明确，所里当时有很多议论，也召开过多次规模不等的座谈会。1949年11月14日，地质调查所79位同仁联名给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严济慈致函：“本所同仁对于今后的归属问题，我们全体只有一个意见，认为应当归入科学院”(档案S005-00008-2)。11月15日，所长李春昱还代表全所人员给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去电报：“我们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档案S005-00008-1)。因此，老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当年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全体员工都归属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后来才慢慢地有人员分流到古生物研究所、土壤研究所和地质部。检索不同时期沈其韩先生的简历发现，他均注明1950年代早期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技术员。可以说，先生的回忆帮我解开了很多疑团，特别是回答了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的关系，其人员分割明显晚于两研究所的成立，等等。作为少数健在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地质机构调整的见证人，先生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6 致谢

现代社会，我们都被无穷的事缠身，难以抽出时间或静下心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或者钻研一个问题。我对学科的发展史有一定的兴趣，因为做研究时也要追溯某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但说到要把这些事情都写下来整理成文，自己就有点舍不得时间了。如果不是叶大年、朱日祥、翟明国、刘嘉麒等院士们的鼓励，我想也就不会有上述文字。当然，我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也就是一团乱麻而已。

就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地位，我请教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张柏春所长，他对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国地质学的早期历史了如指掌，充分肯定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及其老一辈科学家在中国现代科学起始与发展中的作用。就文内述说的古生物所的历史，我还请教过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戎嘉余院士。他很有兴趣地听我讲，并建议我和詹仁斌所长一起来把这些事情搞清楚。詹所长后来提供的材料非常有针对性，看来古生物学家研究历史远比我在行。就新中国建立早期我国地质科研机构的变迁与人员变动，我还和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所长、地球化学研究所胡瑞忠前所长、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所长、土壤研究所沈仁芳所长、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朱教君所长、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马胜利所长等进行过多次交流，他们提供的信息澄清了我的某些看法。材料整理过程中，彭澎、赵亮、杨石岭等人都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以便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感谢郭春丽、郭治兴、李晓、刘德庆、刘晓春、宋述光、王惠初、王文清、王兆龙、吴庆举、邢光福、易善锋、曾志刚、周涛发、朱群、邹才能等诸位专家和同行为本文所涉及的人员提供信息，他们在百忙之中仍不厌其烦地接受我问这问那、要东要西。

阅读档案期间，我和研究所成果转化处的刘强有过多次交流和讨论。在负责研究所成果转化的同时，他还同时负责研究所的科普宣传、博物馆和所史馆的重建，等等。所办的叶鹏、张云霞、郭晓雯等同事很积极、很认真，并忍受我无休无止的追索。我没想到的是，这些历史档案现在差不多都已电子化(Z377即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档案，S005为其解放前档案)，为以后的查阅提供了极大方便。我还发现，这些档案有些原是保密的，直到1990年代才公开，难怪有些事情我们总也说不清。

2020年应该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70周年。建所的老人大多已离世，但研究所成立时的很多情况却仍是个谜团，尤以地质研究所为甚。我将上述材料整理成文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引起大家对所史研究的重视。如果哪位专家学者读到这篇小文，且你的身边还有健在的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或矿产测勘处的老同志，请一定向他们垂询1950年代早期我国地质科研机构调整与人员分流的历史。这些老同志是历史的财富，他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发轫期。

中国科学院大学潘云唐教授审读本文初稿，提出诸多建议，他细心订正了文内的诸多错误。李锦轶和郭敬辉审阅此文，他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使本文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谨以此文祝贺沈其韩先生百岁寿辰。衷心祝愿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