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9年初出生于贵州安顺,小学、中学就读于安顺和贵阳,在中学读书之际,已初略阅读了当时俄国出版书籍(翻译版),如:《暴风骤雨所诞生》、《列宁传记》等,以及暗中传阅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新华日报》等书刊,深感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由于家庭出身等原因,未能投身于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唯一愿望是投考、就读闻名、进步的"北京大学"。但贵州没有北京大学招考区(北大等校考区均设于重庆),因此,于1949年奔赴重庆,投考北大等校。暑天,重庆"炎热酷暑",我单身无友、住食又差(睡于重庆大学走廊),不幸染上"急症",迫返贵阳后,考入贵州大学。在贵大就读不到两年才转考,进入了向往的北京大学地质系。三年后(1952年),毕业于该校。毕业之际,北大地质系已成立"能源专业",因我在读实习是在"玉门石油基地",很可能留系;但另一位同班同学家住北京,如分配到地质部,则可能到京外勘探队。于是与我商酌:要求系里让他留校,我去部,系里同意了,于是我到地质部。时隔不久,又分配到部属"甘肃白银厂641队——苏联援建的有色金属队(铜矿为主)"。当时该队主要是宋叔和院士负责。在此时期,我在白银厂外——小铁山,又发现另一矿产地,从而增多矿产总量。时至我在白银厂工作近三年,突接部调令返京,到部人事司报到时告我两个选择:一是到苏联实习、进修,另一是部成立地矿司不久,需有野外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员。何苦舍近求远,我选择后者——到地矿司。但不久,成立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也需年轻人员(同样要求有野外工作经验),我又调到地质科学院,师从黄汲清院士,在他领导的构造地质研究室工作。先是跟随黄老到南岭(广东、湖南为主)进行"中苏合作南岭考察"。黄老对野外调查要求严格;每晚均审查每人当天笔记,他特别关注地层时代依据,尤其是"大化石"依据。苏联地质学家常是先推定时代,返回后再做"孢粉定时"。对此,他很不高兴,要求大家尽全力找"大化石"。为此,我们常雇石工跟随,帮助打开坚硬的石壁、石堆找"大化石"。当时,他的这些举措,是令人敬佩、学习的。
铬铁矿当时是国家急缺矿产,"找铬矿"也急需从事地质构造、地层和古生物的人员配合。于是我又转而从师王恒升院士,先在新疆,后转赴藏南等地开展"蛇绿岩与铬矿生因"等工作,篇幅所限,此不叙说。
光阴荏苒,我现已年逾90高龄,更当"谋国所需"、"急国所急"。油气是国家急需资源,它的产生,我早年已认为与蛇绿岩演化(蛇纹石化等)有密切关系——世界重要石油产地,如:伊朗、伊拉克等地大油田也临近蛇绿岩带(此前已作论述,故此不再重论)。我已年逾90寿龄,不太可能与年轻同事好友常年奔赴野外,特别是高原山区——山高水深、路途长远,已不可能再去。作此"自序"目的是:衷心感谢为我立传及祝贺我90寿龄的京内外(贵州等地)同事、好友。
明国并庆国、高俊、述光以及宣学等吾弟、好友:
首先感谢在本刊(2019年第10期)首页等,对我“九十华诞暨从事地质七十周年”贺词等。我此前,另有“自序”一稿,本拟与“传记”一起刊出,但我晚交了,未能刊出,现恳请明国吾弟省批改;酌情在本刊刊登为感为谢(置于本刊末即可);如可,当再拜谢。
肖序常顿首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