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理塘金矿带(甘孜-理塘断裂带或甘孜-理塘蛇绿混杂岩带)分布于四川省西部，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松潘甘孜造山带与义敦岛弧造山带的交界部位。金矿带处于特提斯巨型造山系中，自古生代以来区域经历了多期构造动力体制转换和叠加复合，金成矿作用与富集机制复杂多变，多期构造-岩浆活动为区内深源分散金元素的活化、迁移和富集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成矿条件(邓军等, 2010a, b，2012；张静等，2010；杨立强等, 2010, 2011；Deng et al., 2010)。近年来相继发现嘎啦、错阿、色卡、雄龙西、阿加隆洼等大中型金矿。但是，总体研究程度较低，应用裂变径迹热年代学方法的相关研究亦未见报道。裂变径迹技术不仅能够反映热事件的年龄，而且可以模拟热历史，现已广泛应用于地质热历史及相关地质研究中(Carlson et al., 1999; Reiners et al., 2004; Ketcham et al., 2000; Ketcham, 2005; 袁万明等，2011)。本文依据对甘孜-理塘金矿带内金矿石和围岩的磷灰石和锆石裂变径迹数据，对磷灰石数据进行热历史模拟，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带内金矿床的成矿时代、岩浆热历史及构造事件等，可丰富该区的地质资料，为区内构造活动和地质演化历史提供新见解。

甘孜-理塘金矿带属古特提斯洋俯冲消减及扬子陆块与义敦古岛弧拼接的缝合线(图 1)。北起德格三岔河，向西越过青海玉树，向南经玉隆、甘孜、理塘至木里、盐源，呈北窄南宽向北东凸出的反S弧形带状，长约700km，宽10~15km。金矿带以东主要出露三叠系西康群，为一套冒地槽型半深海浊流相沉积，属次稳定-非稳定型的复理石建造；以西出露三叠系义敦群，为一套优地槽型岛弧非稳定型钙碱性火山岩、碎屑岩、碳酸盐岩。

图 1

Fig. 1

图 1 甘孜-理塘金矿带地质构造略图(据邹光富，1995修改) 1-第四系；2-第三系；3-三叠纪；4-蛇绿岩体；5-花岗岩；6-古生界地质块体；7-韧性剪切带；8-板块俯冲带；9-线性断层；10-金矿(点)及编号. a-错阿; b-生康; c-嘎啦; d-色卡; e-雄龙西; f-阿加隆洼; g-曲开隆洼 Fig. 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Ganzi-Litang gold belt (modified after Zou, 1995)

沿金矿带有古洋壳残片-蛇绿混杂岩、岛弧火山-沉积岩，被动陆缘复理石等各类构造组合体相互混杂，自印支期以来曾经历了洋壳俯冲-仰冲、陆-弧碰撞、陆内会聚，断陷和平移走滑等复杂演化过程，并有燕山期酸性岩浆岩侵入，具有长期活动的特点。

在甘孜-理塘板块缝合带中，韧性剪切带对金矿床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区内韧性剪切带主要表现为印支末期燕山早期北东向南西的逆冲型和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期沿近NW-NNW-SN向左行平移剪切型运动方式。

带内金矿的主要类型为产于蛇绿混杂岩中的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目前已发现嘎啦、色卡、错阿、雄龙西、阿加隆洼、曲开隆洼等矿床。矿石类型主要为金-黄铁矿-毒砂矿石和金属硫化物型。围岩蚀变为硅化、黄铁矿化、碳酸盐化、绿泥石化、绢云母化、辉锑矿化、泥化等。金主要赋存于黄铁矿、毒砂等金属矿物中，极少数呈自然金产出，粒度小于0.01mm (尹显科，1995；朱华平, 2007；肖军等，2008；闫建梅等，2008；张玙等，2012)。

研究的样品采自甘孜-理塘金矿带内嘎啦(G1-G5)，西冲农(G-6)，错阿(G-8)，雄龙西(G-9)，阿加隆洼(G-10)和曲开隆洼(G11-G12)等6个矿区(从北往南顺序)的地表露头，样品主要为各种矿石，矿化带内的蚀变岩，区域变质岩，基性围岩及少量砂岩等。具体实验过程见袁万明等(2005)。

甘孜-理塘金矿带样品的磷灰石和锆石裂变径迹测年结果分别列于表 1和表 2。所获得6个磷灰石数据包括嘎啦金矿的围岩(G1)和金矿体(G4-3)，西冲农的构造破碎带(G6-2)，错阿的辉长岩围岩(G8-9)，雄龙西金矿区的矿化凝灰质砂岩(G9-3)和曲开隆洼的矿化岩石(G12-2)样品。

表 1

Table 1

表 1(Table 1)

表 1 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Table 1 Apatite fission track result 样品号 高程 (m) 颗粒数 (n) ρs(105/cm2) (Ns) ρi(105/cm2) (Ni) ρd(105/cm2) (N) P(%) Central age (Ma) (±1σ) Pooled Age (Ma) (±1σ) L (μm) (N) G1 3913 30 8.728 (634) 17.138 (1245) 12.589 (6817) 0 111 (±13) 124 (±9) 12.3±1.9 (62) G4-3 4409 36 0.515 (121) 8.580 (2014) 11.753 (6817) 14.7 14 (±2) 14 (±2) 12.3±2.0 (52) G6-2 3674 63 0.995 (709) 2.391 (1704) 11.418 (6817) 57.9 92 (±6) 92 (±6) 12.3±2.2 (126) G8-9 4101 32 0.905 (159) 2.145 (377) 10.833 (6817) 99.7 88 (±10) 88 (±10) 12.6±1.9 (22) G9-3 3295 35 0.293 (43) 3.495 (513) 10.330 (6817) 48.8 17 (±3) 17 (±3) G12-2 4110 8 0.678 (33) 4.583 (223) 9.243 (6817) 76.8 27 (±5) 27 (±5) 注:Ns为自发径迹数, Ni为诱发径迹数, Nd为标准铀玻璃的外探测器白云母记录的径迹数, ρs、ρi和ρd分别为与Ns、Ni和Nd相对应的径迹密度，P(χ2)为χ2检验值

表 1 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Table 1 Apatite fission track result

表 2

Table 2

表 2(Table 2)

表 2 锆石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Table 2 Zircon fission track result 样品号 高程 (m) 颗粒数 (n) ρs(105/cm2) (Ns) ρi(105/cm2) (Ni) ρd(105/cm2) (N) P(%) Central age (Ma) (±1σ) Pooled Age (Ma) (±1σ) G4-1 4409 27 155.889 (4306) 48.512 (1340) 6.015 (5492) 0.2 84 (±6) 82 (±5) G9-3 3295 23 107.170 (4235) 23.357 (923) 5.486 (5492) 0 108 (±8) 107 (±7) G10-5 4752 24 166.729 (6523) 37.573 (1470) 7.474 (5492) 0 138 (±10) 140 (±8) G12-1 4110 25 188.825 (5587) 49.513 (1465) 7.673 (5492) 0 126 (±9) 124 (±7) G12-2 4110 23 156.621 (5912) 39.765 (1501) 7.806 (5492) 51.6 130 (±7) 130 (±7)

表 2 锆石裂变径迹分析结果 Table 2 Zircon fission track result

各测年结果经χ²检验，P (χ²)大于5%时表明属于同一年龄组，年龄具有确定的地质热事件意义，即记录了最近一次发生的构造热事件作用；P (χ²)小于5%时表明属于混合年龄，是两次以上热事件叠加的结果。表 1中除了G1外其他测年结果经χ²检验，均远大于5%，说明属于同一年龄组。从测试结果看，矿石的磷灰石裂变径迹中心年龄在14±2Ma~27±5Ma之间，变化幅度较大。围岩的磷灰石年龄(主要是北段)为88±10Ma和92±6Ma。

矿石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随着采样矿区的不同差异明显，总体上看，北段矿区矿石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较小，嘎啦为14±2Ma，中段雄龙西的矿石年龄为17±2Ma，南段曲开隆洼矿区的磷灰石年龄为26±3Ma，年龄值由南往北依次变小。

围岩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中，嘎啦的千枚岩磷灰石测试结果χ²＜5%，是单颗粒年龄不均匀分布的证据，不属于同一组年龄，年龄分布直方图中(图 2) G1对应12.5Ma，43.8Ma和128.8Ma三个峰值年龄。

图 2

Fig. 2

图 2 磷灰石样品裂变径迹单颗粒年龄直方图(下图)及其频率曲线(上图) Fig. 2 Histograms of apatite single grain ages for each sample (lower) and their frequency curves (upper)

锆石裂变径迹年龄获得5个(表 2)，样品均采自矿石，经χ²检验，4个小于5%，所以使用池(Pooled)年龄。锆石年龄值为82±5Ma~140±8Ma，亦具有南北差异性，北段嘎啦矿石年龄为82±5Ma；中段雄龙西矿年龄为107±7Ma；南段阿加隆洼140±8Ma，曲开隆洼为124±7Ma和130±7Ma。其中G10-5锆石年龄具有两个峰值年龄，分别是102.5Ma和142.5Ma。

总体上看，磷灰石和锆石裂变径迹年龄都呈现出由南往北，年龄变小的趋势，表明北段较晚脱离退火带。

前人对甘孜-理塘金矿带的研究工作主要偏重于古生代-中生代时期的构造演化，测年结果也主要为印支晚期，如嘎啦矿化带的全岩和矿石样品K-Ar年龄为149~177Ma，Rb-Sr等时线法年龄为157±14Ma (张能德等，1998)。通过锆石U-Pb同位素测年对花岗岩等测试结果也主要集中在185~197Ma (魏永峰和罗森林，2003；胡健民等，2005)。

由于不同矿物的同位素定年体系具有不同的封闭温度，如锆石U-Pb体系为850±50℃，角闪石Rb-Sr的封闭温度近似于角闪石Ar-Ar的封闭年龄500±50℃, 白云母Ar-Ar体系为350±50℃，黑云母Rb-Sr体系的封闭温度为325±25℃, 黑云母Ar-Ar体系为300±50℃，锆石裂变径迹封闭温度为250℃(Berger and York, 1981；Dodson and McClelland-Brown, 1985；Harrison, 1981; Harrison and Armstrong, 1978；Yamada et al., 1995)，所以各测年结果存在差异，但是测年结果和封闭温度的大小具有正相关性。

通过对金矿带内流体包裹体及电子探针等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甘孜-理塘金矿带主要为低温热液矿床，金矿形成温度较低，主要为165~215℃，小于300℃(郇伟静等，2011；张玙等，2012)，为中低温热液金矿床。从250℃左右开始成矿，所以，以上测年结果不能准确代表成矿年龄，要大于实际成矿年龄。而在金矿带内，尤其是北段则更多的表现为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期以来的构造作用控制了金的成矿作用。锆石裂变径迹测年的封闭温度为250℃，退火带温度140~300℃，与金成矿温度相近，且受后期热事件影响较小，测年结果应更接近实际成矿年龄。根据锆石裂变径迹年龄，甘孜-理塘带内金矿床的成矿时代为82~140Ma，为白垩纪成矿。按处于断裂带的位置分为三个成矿时期，分别为124~140Ma，107Ma和82Ma，呈现出由南往北，年龄依次变小的趋势。

甘孜-理塘断裂带的蛇绿岩和断裂带内火山岩，也存在时代差异，即沿断裂带由南向北火山岩时代具有由老变新的趋势。甘孜以北地区火山岩以晚三叠世火山岩分布最广，中段理塘一带属早-中三叠世，而南段发育晚二叠世的产物(尹显科，1993)。由此可知，由于南段火山岩时代较老，且带内金成矿主要与热液有关，所以南段先冷却至成矿温度，导致裂变径迹测年结果呈现由南往北变小的趋势。

锆石裂变径迹年龄变化趋势说明，印支晚期(晚三叠-早侏罗纪)所发生的大规模岩浆作用在甘孜-理塘断裂带内冷却速度有差异。北段受燕山晚期(白垩纪)岩浆活动热事件的影响，在退火带持续时间较长，而南段则先脱离退火带，因为青藏高原在燕山期的花岗岩侵入事件为199.6~65.5Ma，高潮发生在晚白垩世的80~90Ma, 可能与成矿作用有关(万天丰，2004)。

样品的裂变径迹长度及其分布特征是其地质热历史的重要表征。甘孜-理塘金矿带内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平均径迹长度中等，12.3±1.9~12.6±1.9μm，分布范围较大(图 3)，6.93~15.84μm，径迹长度在直方图中呈单峰稍右倾分布，＜10μm和>14μm的径迹数占总数约1/3，且长径迹较短径迹稍多。由于＜10μm和>14μm的径迹，被认为分别来自较年轻颗粒和较老的颗粒(袁万明等，2004)，说明在前期热事件中退火时间较漫长，形成部分老径迹，而后快速冷却，形成较长的新径迹。

图 3

Fig. 3

图 3 磷灰石样品的裂变径迹长度直方图 Fig. 3 Histogram of apatite fission track length

基于Ketcham et al. (1999)的退火模型，并应用蒙特卡罗(Monte Carlo)逼近法模拟热力史。根据获得的裂变径迹参数和样品所处的地质背景与条件，确定反演模拟的初始条件。模拟温度从接近裂变径迹退火带底部的130℃到现今地表温度15℃，模拟时间从200Ma到现今。模拟结果见图 3，每个样品均获得了最佳的热历史路径(图中实线)，虚线区代表反演模拟的较好拟合区，点线区代表可接受区。每个图左上角标出样品代号、实测径迹长度和模拟径迹长度，实测Pooled年龄和模拟Pooled年龄，以及K-S检验和GOF年龄拟合参数。当K-S值和GOF值均大于0.5时，一般认为模拟结果较好(袁万明等，2004)，图 3中的K-S值和GOF值均大于0.9，说明模拟结果不错。

通过对嘎啦、西冲农和错阿金矿的围岩样品进行热历史模拟(图 4)，如果考虑模拟曲线的整体特征，则它们显示相同的冷却历史，主要为以下三个阶段。

图 4

Fig. 4

图 4 甘孜-理塘金矿带地质热历史模拟结果 Fig. 4 Geological thermal history modeling results of Ganzi-Litang gold belt

200~140Ma：属于缓慢降温期，温度变化范围较小，此阶段温度从退火带底部约110℃缓慢下降到约90℃，降温速度缓慢，老径迹不断消失而新径迹很少产生。此阶段时间上与印支晚期(晚三叠到早侏罗纪)的岩浆侵入活动(约230~200Ma)相对应(王全伟等，2008)。侯增谦等(2004)对义敦岛弧造山带岩浆活动分析认为该区域中生代以来的2次重要岩浆活动分别为240~120Ma和100~20Ma，对应的高峰期分别为220~200Ma和80~60Ma。本阶段可能是对220~200Ma岩浆活动的响应。此次岩浆范围大，对甘孜-理塘金矿带的成矿有贡献，主要为提供了热源和金的来源，但温度较高，金成矿不在此时期，同时也表明了金成矿作用与印支晚期岩浆侵入活动的密切关系。

140~30Ma：相对较快的降温期，从退火带的中部状态降到约60℃，基本上脱离退火带，在此阶段，新径迹不断产生，老径迹退火较少。此阶段与甘孜-理塘金矿带内的燕山期的岩浆活动相对应，为区内第二个花岗岩岩浆活动高峰期，持续时间为200~65Ma，具体分为200~145.5Ma和99.6~65.5Ma两个时期(王全伟等，2008)，前一时期与甘孜-理塘金矿带内南段和中段的金成矿作用关系密切，因为矿石的锆石年龄略小，为降温后的年龄。99.6~65.5Ma为另一个岩浆活动期，与甘孜-理塘金矿带内北段的金成矿作用关系密切。在此阶段内青藏高原开始隆升，印度-欧亚大陆的碰撞过程始于65Ma，45~40Ma起则转入后碰撞阶段，碰撞-后碰撞的亲特提斯洋型岩浆作用高峰时间为50Ma (莫宣学等，2005)，最晚甚至延续到了约10Ma (赵志丹等，2003)。

30Ma~至今：为一个快速降温期，温度快速降温至地表温度约15℃。在此阶段，不断产生新径迹，老径迹得以全部保留。时间上为新生代的碰撞、陆内造山期，岩浆活动较弱，主要随着陆内汇聚作用，沿大型平移剪切带产出，集中在23.3~5.33Ma (王全伟等，2008)。此阶段尤其是后期降温速度更快。有学者认为青藏高原大范围的隆升主要发生在20Ma以后，其隆升具有多阶段，非均一，不等速的特征(袁万明等, 2007, 2008；邓军等，2010b)。

通过对嘎啦千枚岩的热历史模拟发现，近20Ma的降温速度更迅速，此期间甘孜-理塘金矿带内发生的左行韧性剪切作用及逆冲推覆作用等，使岩体快速抬升至地表，并发生快速冷却，并且被磷灰石热历史反演结果所体现(图 3)。嘎啦矿化岩石(G4-3)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14±2Ma)记录了新生代以来最近的一次的陆内碰撞事件产生的热事件，通过热历史模拟，显示热历史具有以下3个阶段：30~20Ma，岩石处于退火带高温阶段，约120℃；20~3Ma，处于较快速降温过程中，温度从120℃降至约60℃，基本退出退火带；3~0Ma，降温速度更快，从60℃降至地表温度15℃。降温过程和径迹长度分布相似，说明最近的一次热事件温度较高，处于退火带的时间较长，老径迹残留少，后期快速降温隆升，新径迹完全保留。矿化岩石的热历史是围岩热历史最后阶段(约20Ma以来)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矿石的锆石年龄记录了相对于后期陆内活动温度稍高的热事件，即成矿作用，约82~140Ma，主要在白垩纪，后开始降温。北段在新生代以来，印度-欧亚板块碰撞，冈瓦纳大陆的向北运移，导致青藏高原隆起；40Ma以来的陆内造山运动热事件，使矿区内温度升高超过磷灰石封闭温度，各种构造运动，包括韧性剪切，走滑，推覆构造等活动强烈，矿体抬升至地表，之后降温剧烈，并伴随氧化等后期富集现象。

王全伟等(2008)对川西地区中生代以来的构造-花岗岩浆热事件测年数据(主要有K-Ar法，⁴⁰Ar-³⁹Ar法、Rb-Sr法、U-Pb发、Sm-Nd法、LA-ICPMS法等)进行统计，结果显示该区域侏罗-白垩纪的后碰撞型花岗岩浆侵位事件发生在145.5~65.5Ma；新生代的走滑型花岗岩浆侵位事件发生于65.5~55.8Ma和23.03~5.03Ma之间。构造-岩浆活动在时间上与磷灰石和锆石年龄及单颗粒峰值年龄分布相似，反映了该区域多期次的热事件叠加作用。

锆石裂变径迹的封闭温度为250℃，磷灰石的封闭温度为100℃。在嘎啦、雄龙西和曲开隆洼三个矿区，选择矿石分别进行锆石和磷灰石裂变径迹测年，获得三组年龄，即从锆石封闭温度(250℃)到磷灰石封闭温度(100℃)的年龄对应关系见表 3(其中嘎啦的两个为同一矿体相近矿化带的年龄，按同一样品处理)。

表 3

Table 3

表 3(Table 3)

表 3 降温速率和隆升速率表(取地温梯度30℃/km) Table 3 The calculating result of cooling rate and uplift rate (Geothermal gradient of 30℃/km) 矿区及样号 锆石年龄 (Ma) 磷灰石年龄 (Ma) 250→100℃ 100→15℃ 降温速率 (℃/Ma) 隆升速率 (m/Ma) 降温速率 (℃/Ma) 隆升速率 (m/Ma) 嘎啦(G4) 82 14 2.21 73.7 6.07 202.4 雄龙西(G9-3) 107 17 1.67 55.7 5 166.7 曲开隆洼(G12-2) 130 27 1.46 48.7 3.15 104.9

表 3 降温速率和隆升速率表(取地温梯度30℃/km) Table 3 The calculating result of cooling rate and uplift rate (Geothermal gradient of 30℃/km)

表 3三个矿区的年龄表明，由南往北降温速度呈上升的趋势。从锆石封闭温度250℃到磷灰石封闭温度100℃，时间为103~68Ma，降温速率1.46~2.21℃/Ma，对应抬升速率48.7~73.7m/Ma；从100℃降至地表温度15℃，时间为27~14Ma，降温速率为3.15~6.07℃/Ma，对应的隆升速率为104.9~202.4m/Ma。

甘孜-理塘金矿带北段矿体围岩磷灰石热历史模拟结果显示，60Ma以来岩体的平均降温速率约1℃/Ma, 隆升速率为33m/Ma，20Ma来的降温和隆升速率快于平均速率。依据上述矿石的地质热历史，30Ma来冷却速度较快，平均4℃/Ma, 隆升速度133m/Ma。特别是近3Ma来隆升速率更快，平均20℃/Ma, 667m/Ma，属于急速隆升，隆升量约2km，这也体现了该区在3Ma所发生的构造隆升事件。

袁万明等(2007, 2008)对冈底斯地块南带南木林地区和尼木地区的地表露头进行了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研究，在南木林地区获得100Ma，51Ma，30Ma和9.6~5.2Ma四个年龄组，分别对应区内碰撞前、同碰撞、碰撞后和陆内快速隆升作用。并认为南木林地区印度-亚洲大陆强烈碰撞一直持续到28Ma，然后经历两次隆升：28~6Ma为相对缓慢冷却阶段，冷却速率为1.36℃/Ma；6Ma至今快速冷却和隆升，岩石迅速穿越退火带，达到地表温度，冷却速率约16.7℃/Ma，隆升速率990m/Ma，为主要隆升期。尼木地区的裂变径迹研究认为6.8~9.7Ma是主要的隆升剥露期，磷灰石热历史模拟显示具有3个热历史阶段，大于12~8Ma为相对稳定阶段；8~4Ma为快速隆升期，累计冷却降温95℃，冷却速率25℃/Ma，平均隆升速率1440m/Ma；4Ma至今未地表演化阶段。

对比冈底斯地块与甘孜-理塘金矿带的热历史及隆升发现，冈底斯地块的降温速率和对应的隆升速率要大于甘孜-理塘金矿带，且甘孜-理塘带内的隆升时间上要稍晚，可能由于远离印度-欧亚板块碰撞带而导致。虽存在区域性差异，但均是在从第三纪开始快速隆升，尤其是近8Ma以来的隆升量巨大，反映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的构造隆升运动主要发生在8Ma以来，而甘孜-理塘带的大规模陆内隆升主要在3Ma以内，且隆升速率稍慢于整个青藏高原。

因甘孜-理塘金矿带内矿石的的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远小于围岩的磷灰石年龄及矿石的锆石裂变径迹年龄，说明构造热事件对围岩的影响较小，仅对断层内或剪切带内的岩石产生影响。且构造热事件的温度未超过锆石的封闭温度，以致锆石能够保留了较大的年龄。既然未达到锆石的封闭温度，所以也低于金成矿温度，从而应晚于金成矿年龄。

(1)获得研究区裂变径迹年龄11件，其中磷灰石年龄变化于14~111Ma；锆石年龄为82~140Ma。

(2)锆石裂变径迹年龄所揭示的甘孜-理塘金矿带金成矿年龄为82~140Ma，属于白垩纪成矿。按处于金矿带内的位置可分为三个阶段或成矿期，由南往北分别为124~140Ma，107Ma和82Ma，年龄值均具有自南向北变小的趋势。南段成矿作用时代与印支晚期-燕山早期(晚三叠-早侏罗纪)岩浆作用有关，侏罗纪晚期-白垩早期成矿；而北段可能受燕山晚期(白垩纪)的岩浆作用的控制，在白垩纪晚期成矿。

(3)燕山期以来，金矿带主要经历3个阶段的降温过程，即200~140Ma缓慢降温期，140~30Ma为相对较快的降温期，30Ma以来为快速降温期。三段热历史与区域岩浆-构造活动的时代相吻合，反映了岩浆构造活动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4)金矿带南北地段地质热历史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降温速度加快。从锆石封闭温度250℃降到磷灰石的封闭温度100℃，时间为103~68Ma，降温速率为1.46~2.21℃/Ma，对应抬升速率48.7~73.7m/Ma；从100℃降至地表温度15℃，时间为27~14Ma，降温速率为3.15~6.07℃/Ma，对应隆升速率为104.9~202.4m/Ma。

(5)与青藏高原从8Ma开始大规模构造隆升不同，甘孜-理塘带的大规模陆内隆升主要在3Ma内，平均20℃/Ma, 667m/Ma，属于快速隆升，隆升量约2km。矿体被抬升至地表进一步氧化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