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5 Issue (4): 34-40   PDF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价值意蕴、逻辑指向与实施路径
姜家生a, 李建超b, 操海群c    
a. 安徽农业大学 茶业学院,合肥 230036;
b. 安徽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合肥 230036;
c. 安徽农业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合肥 230036
摘要: 实践育人是培养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在新农科理念引领下,受“新技术”外部驱动因素与“新国情”内部推动因素的双重作用,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时代价值愈加彰显。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应在明晰其逻辑指向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坚持以价值引领与能力提升为核心,动态调整实践内容;秉持“跨学科”的开放视野,营造全域教学资源流动整合新样态;从完善课程体系、拓展育人载体、构建育人机制、重构评价体系等四个方面优化实践路径,为推动农科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新农科    农科研究生    实践育人    革新路向    

实践育人是以实践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为目的的教育理念,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全面发展核心素养。实践育人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体现,更是实现新时期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1]

实践育人对于青年学生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重视实践育人。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到“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2],对青年学生知行合一、做实干家寄予厚望。要求高校把立德树人融入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将“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相结合,使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本领、炼品质。

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其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强国必先强农,强农才能强国[3],农科研究生作为农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储备力量,在农业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事业中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而实践育人对于农科研究生人格塑造、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农林院校高度重视实践育人工作,通过创新实践模式和载体,不断提升农科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如中国农业大学推行“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的科技小院实践育人模式,以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为重点,培养学生“解民生、治学问”的综合能力[4];四川农业大学通过“大学生+合作社”“大学生+科创农庄”等模式,赋能乡村振兴与现代都市农业,为乡村人才培育与城乡融合贡献青年力量[5];南京林业大学实施以高峰学科为引导的学科融合实践育人模式,不仅让本领域研究生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生创造了跨学科学习和研究的机会[6]。所有这些探索都为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积累了宝贵经验。

然而,从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审视现代农业人才需求,可以发现当前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体系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与制度性张力的双重挑战。在学科知识生产维度,传统农科教育范式与现代技术变革形成认知差异,学科壁垒阻碍知识更新进程,课程体系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需求呈现结构性脱节;在实践场域建构层面,教学资源配置失衡与平台功能异化并存,实践基地的空间布局与农业生产主产区形成地理疏离,示范性功能挤压教育性价值的实现空间;在师资建设方面,科研导向的学术惯性与生产实践的田野属性产生角色冲突,教师群体的实践指导能力呈现代际弱化态势;在评价机制层面,学术资本的量化逻辑与实践育人的质性诉求存在价值冲突,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等实践成果在评价体系中被边缘化,折射出工具理性对教育本质的异化。究其原因在于,工业化教育范式与农业现代化需求存在深层制度性矛盾:农业生产的生态时序性与教育体系的刚性学制难以耦合,作物生长周期与人才培养流程无法实现时空同步,导致实践育人过程的碎片化和浅表化。破解这一困局,亟须重构教育生态系统,构建遵循农业生产规律、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践育人新范式。

一、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价值意蕴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价值维度不仅体现在专业技能的具象化培养,更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科技助农等实践载体,强化研究生的农业伦理认知与乡土情怀培育,进而形成服务“三农”的内生动力,弥合传统农业教育中理论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张力,构建起专业知识向应用能力转化的教育闭环。

(一)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基本内涵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主要是指,在农科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将人才培养置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科研推广等实景领域,把农业学科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将对知识的理解和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通过构建“场域化”教育范式,突破传统实验室认知边界,推动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认知范式、知识重构和价值塑造等三重范式转换。在认知范式转换方面,将学科知识解构为农科产业链各环节可操作性命题,实现从实验室认知向情境认知、从理论认知向实践智慧的质性跃迁;在知识重构范式转换方面,通过科研选题与生产需求的精准对接、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的双向互动,形成知识生产的迭代升级循环,弥合农业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实践鸿沟;在价值塑造范式转换方面,依托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实践场域,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强化农业文化认知、乡土社会关系建构、生态伦理培育等,塑造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战略人才。以知识生产链与农业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平衡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协同专业能力锻造与三农情怀培育,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二) 农科类研究生实践育人的时代价值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实现了教育空间从校园到田畴的场域延展,知识生产从线性到网络的范式转换,价值塑造从工具理性到生态理性的认知跃迁,回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全球农业教育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外围环境来看,当前全球农业正经历第四次产业革命,表现为智慧农业、合成生物学等颠覆性技术的集群突破,全球农业价值链重构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双重挑战:既需突破生物育种、智能装备等“卡脖子”技术,又要构建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范式。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通过构建“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三链融合机制,有效破解“专业人力资本结构性短缺”难题,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

从内在要求来看,实践育人作为农科研究生培养的内在要求,是提升其团队协作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关键途径。一方面,实践育人可以推动线性知识传递向“大学-产业-政府-社会”四重螺旋演进,在生物育种产业化、数字乡村建设等复合场域中,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经验的动态转化。另一方面,“三农”文化保护、乡村振兴实践和特色产业项目的推广,有助于构建农科研究生“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事业认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强化研究生的“三农”情感联结与主体性自觉。

(三)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现实意义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在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是教育模式的创新,更是破解农业现代化人才制约的关键抓手。

就理实结合来说,高校可构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基地等载体,使农科相关专业研究生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智能农机推广等实践,将基因组学、农业AI等前沿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场景,在真实生产环境中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专业技能操作水平。以“学用结合”有效解决“实验室成果难以落地”的突出问题,实现理论知识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破解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瓶颈[7]

从创新驱动来看,面对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高校可遵循问题导向,探索“实战型”培养机制,联合国家级、省部级和大院大所、产业联盟等平台,让农科研究生参与种质资源鉴定、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核心环节,不断深化农科研究生的理论认知,塑造出解决复杂农业问题的创新思维。

在社会服务维度,聚焦乡村人才断层的问题,高校可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乡村规划实践、“头雁”培育等项目,使农科研究生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农业政策宣传、农村调研与帮扶等活动,建立起技术伦理与乡土认知的双重价值坐标,实现从知识学习者到农业发展贡献者的角色转变;同时,使实践育人的价值得以升华,不仅可培养出既有专业素养又具人文情怀的“强农先锋”,而且还能扭转农业高层次人才“离农化”趋势。

二、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逻辑指向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教育的本质、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个人发展的必然,是农科教育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

(一) 以国家需求为导向的逻辑起点

1.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突破人才供给与知识转化的双重约束。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通过构建“知识嵌入—价值共生”机制,形成了服务乡村振兴的系统性方案。在知识生产维度,将农业科技创新嵌入乡村产业振兴的具体场域,有效弥合实验室成果与田间应用的鸿沟。在价值共创维度,研究生通过参与乡村治理规划、生态修复等实践,重构“高校—乡村”知识流动通道,使研究生成为连接科技创新与基层实践的“知识枢纽”,既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又为乡村治理体系注入科学决策思维,推动形成产业升级、生态优化与文化传承协同发展的新型乡村建设范式。

2.适应农业现代化需求。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业生产要素与知识资本的深度重构。提升农科研究生实践能力,能有效契合现代农业对复合型人才的战略需求。在产业转型层面,聚焦农业全产业链升级需求,引导研究生在智慧农业系统集成、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等新兴领域开展创新实践,通过技术渗透与模式创新推动农业价值链向两端延伸。这种跨学科融合实践,不仅强化研究生对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等硬科技的工程化应用能力,更能培育其产业系统思维与商业模式创新能力[8]。在能力建构层面,通过农业产业化联合技术创新、销售运营及农业合作项目等载体,让研究生在复杂农业场景中形成技术攻关、资源整合与战略决策的复合能力,有效提升人才对农业技术范式变革的适应力与引领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兼具专业深度与创新锐度的人才支撑。

(二) 以研究生成长为核心的逻辑内核

1.知识与实践融合发展。农科研究生培养需强化理论认知与实践能力的交互转化。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知识的有效内化需依托具体实践场景支撑。因此,在农科专业教学中,可考虑将基因组编辑等抽象理论嵌入种质资源创制等实践环节,促进专业知识向应用能力的动态转化。而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生参与智慧农业系统调试时,需结合传感器数据与农艺经验进行决策优化,此类情境化训练可显著提升技术应用能力[9]

2.品德与技能协同培养。农科人才培养需构建品德塑造与技能训练的双向互促机制。从德育规律来看,职业伦理的培育需通过具体实践强化。组织研究生深度参与乡村治理实践,能够深化其对“三农”事业的理解,锤炼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培育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行为主义理论表明,专业技能的精进需依托持续实训方能转化为稳定能力[10]。通过系统性嵌入乡村建设实践与专业技能训练,既强化研究生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技术素养,又在服务过程中深化农业价值认同,实现技术能力与职业品德的协同发展。

(三) 以协同育人为理念的逻辑延伸

1.校内多学科协同。在高等教育体系持续演进与变革的进程中,校内多学科协同已成为培育复合型人才的关键路径。现代农业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打破学科壁垒。通过建立农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联合实践平台,研究生能够构建系统化知识体系,形成多维问题解决视角。传统单学科的学习与实践容易束缚思维,多学科协同的实践育人环境,锻炼了研究生的发散性与批判性思维,从而可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具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案[11]

2.校政企多元共育。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既懂技术又懂政策的复合型农科人才需求激增,单一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实际需求。基于协同理论,高校、政府与企业的资源整合可显著提升人才培养实效。高校发挥理论教学优势,企业提供真实产业场景,政府则通过政策支持优化实践环境。三方协同建立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使研究生在参与企业技术攻关、政策调研等实践中,全面掌握行业动态与市场需求,缩短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周期[12]

三、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现实困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做出了系统谋划,推行了一系列举措,使得实践育人的场域得以大大拓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百万师生大实践”等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活动深入开展,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但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 培养定位的偏离与虚化

当前部分涉农高校仍存在“重论文轻实践”的评价导向,导致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产生结构性错位。在课程设置上,实践课程占比不足,与理论教学衔接松散,跨学科实践项目设计缺失,致使理论知识难以有效地转化为实际应用。在课程内容上,与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对前沿知识的有效整合。同时,实践性课程内容的比例明显低于理论性课程内容,导致农科研究生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偏弱。在教学方法上,传统实验和参观考察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创新性的实践教学模式。学生参与度低,无法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难以被激发,这就不利于其实践能力的提升,难以达到乡村振兴战略对高素质农业人才的要求[13]

(二) 培养载体的趋同与固化

培养模式趋同与固化、育人平台重挂牌轻运营的问题愈发凸显,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区域农业发展的契合度。同质化的培养模式盛行,导致人才供给结构和区域农业特色需求间出现严重失衡。以东北地区为例,高校在农科研究生培养中过度侧重粮食作物实践,对黑土地保护技术实训关注不足。南方院校则聚焦水稻研究,对丘陵山区特色农业关注度缺失,没有充分利用好本地多样的农业资源。从根本上看,培养方案与区域农业资源禀赋、产业形态的匹配度远远不足。趋同化的培养,难以满足区域农业“个性化需求”。实践中教与用的矛盾困境、区域农业发展的供与需的问题等,严重制约了农科研究生培养对区域农业经济的推动作用,这也成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难题之一,亟待破解。

(三) 培养机制的断裂与分散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存在“四重四轻”现象,碎片化协作模式割裂了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致使协同创新生态系统难以形成闭环。重协议签订轻实质合作,校企合作多停留于框架协议层面,缺乏常态化沟通机制与资源共享渠道。重硬件投入轻机制建设,政策支持多聚焦实验室、设备等显性资源投入,而建立利益分配、风险共担等深层协作机制的则不多。重短期项目轻长效培养,校企合作项目多围绕技术攻关展开,人才培养周期与产业需求脱节。重技术转移轻人才共育,科研成果转化导向占据主流,而在校企联合课程开发、双师型队伍建设等核心育人环节的投入不足。

(四) 评价体系的单一与失衡

现有评价体系存在“两重两轻”弊端:重校内考核轻产业评价、重过程记录轻实效检验。实践成果考核多停留于报告撰写,缺乏对创新能力、社会效益的量化评估。农科类研究生考核评价机制偏重理论,主要是课程考试成绩、论文发表数量等理论指标,对实践能力与实践成果的考核权重较低。实践考核指标体系不完善,缺乏明确、科学的考核标准与方法,难以准确衡量研究生的实践水平与综合素质。例如,在实际操作技能的考核上,缺乏统一的考核规范,在考核中没有量化的指标。对实践成果的评价往往只注重成果数量,而忽视成果质量、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等重要方面。

四、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的实施路径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是农业高等教育回应时代需求的关键命题。对此,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立足农业现代化场景,聚焦知行合一,通过“三维课程、四有载体、双向机制和三全评价”四大抓手,构建贯穿理论与实践的系统化育人体系,推动实践育人体系向“精准化、智慧化、全球化”方向升级。培养农志强、本领强、思维新的农科研究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

(一) 完善“信·知·行”三维一体的课程体系

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构建“通识模块(兴趣养成)+核心模块(技能培养)+拓展模块(思政教育等)”课程系列,形成知识、能力和价值为核心的“三维”目标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在“三农”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和战略部署,在实践过程中准确牢固地锚定人生发展方向,促进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紧密联动。

在知识维度,搭建文化涵养、氛围熏陶的兴趣养成体系。多措并举推进农耕文化氛围建设,坚持“融入、融合、融通”三大工作理念,围绕五育并举、三全育人,营造让人人时时处处都能践行“农耕文化”的氛围,全方位、全过程贯穿专业兴趣培养、责任使命夯实。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从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等环节入手,结合农耕季、丰收节等重要时间节点,邀请政府领导、知名院所的专家以及农业行业的精英担任学生的课外辅导员和兼职导师,以政府的农业发展报告、名师的榜样教学以及精英的成功经验分享等形式,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将时代伟大变革融入课程教学、科研创新、知识传授和社会实践等各个环节,持续引导学生树立服务“三农”、奉献“三农”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感。

在能力维度,建设产教融合、实践牵引的技能培养体系。打造“前沿实践”等课程,深化专业技能。紧扣农业科技前沿和产业刚需,更新人才培养方案,动态更新实践课程内容,加强与政府共建“综合(特色)试验站”“乡村振兴合作企业战略联盟”“科技小院”等平台,在解决疑难问题的同时,培养农科研究生专业技能。共建共享实践教育课程群,通过高等教育、前沿研究和职业教育的贯通以及课上课下、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的联通,为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以理实交融方式提升学生理论基础,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理论知识与实践案例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做强主干专业群,打造特色优势课程群。

在价值维度,创新面向产业、面向实践的课程思政体系。构筑“基础奠基—专业精研—综合提升”三阶递进课程体系,培育和孵化一批优质课程。加强教师队伍培训,通过课堂主讲、网上互动、课堂反馈、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加强课程思政教改工作,通过专家讲座、学术研讨、名师工作室等多种方式,把课程思政融入每门课程教学中。融汇现代教学手段,特别是新媒介,构建“实验、实训、仿真”一体化的现场情景式实践教学体系,不断完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开设《大国三农》等农科类通识课程,不断加强耕读教育,挖掘行业情怀和思政元素,着力打造一批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的“大思政课”,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

(二) 拓展校内外一体化的“四有”育人载体

探索多维协同的实践育人模式,构建“基础实验平台(沉浸式)—应用研发平台(大思政)—创业孵化平台(融入式)—仿真体验平台(虚拟式)”四级体系,推动跨学科、跨学院间的深度协作,促进校际联动、校企协同、校地融合,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实践育人共同体。

搭建激发家国情怀、专业志趣的“沉浸式”育人载体。组织农科研究生走进“三农”产业龙头企业,在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生产一线参观学习和实习实践,开展沉浸式“行业认知第一课”,使其深刻领悟国家在三农产业领域的重大战略需求和战略部署,确立行业报国情怀,坚定在伟大事业、广阔平台上奋力前进的理想信念。

搭建贴近民生、尽责有为的“大思政”育人载体。课堂不再局限于教室里、校园内,而是延伸到社区街道、企业工厂、田间地头、文化场馆等社会场景与校外科技小院、综合试验站、企业农业生产实习基地等关键载体。通过以案说法、以数据说法、以专业说法、以榜样说法,丰富实践育人的内涵,让“大情怀”入脑入心,从而系统化地构建起覆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四大维度的育人领域。注重发挥暑期社会实践的育人效能,深化定向结对互动,组织开展“百名博士老区行”“百校联百县兴千村”等调研实践,通过人才下沉、科技下沉、服务下沉,在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中注入农科人才培养新动能。在学生的课外科技创新实践中,积极邀请专业教师参与职业规划和创新创业赛事指导,以此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搭建产学结合、学以致用的“融入式”育人载体。深化与农业企业、科研院所、农村基层等校外主体合作,拓展实践网络边界。与龙头企业共建长期稳定实践基地,联合编制实践教学方案,如安徽农业大学与安徽农垦集团联合开办研究生“皖垦创新人才”专项培养计划,实行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育模式,按照“定岗、定制课程、基地实习、资金扶持、定向就业”的方式,帮助农科研究生提前了解企业,融入岗位,实现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同时,强化竞争意识,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将培养端与就业端紧密耦合,对一批高素质农业科技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订单式培养。

搭建数字赋能、多态体验的“虚拟化”育人载体。将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融入实习教学中,构建虚拟仿真实习教学平台,打造面向农科研究生的虚拟实习平台。构建面向农科专业学生的多模态实习资源库,精准匹配实习资源,实行全流程在线学习,形成实践案例。利用VR、AR等技术创造虚拟的农业生产、科研场景。研究生可以在虚拟平台上进行模拟实践操作,如模拟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的病虫害防治操作、农业机械的操作等,帮助研究生在安全、低成本的环境下进行实践训练,提高实践技能。如研究生在进行农机操作实操教学时,可通过VR设备模拟复杂的农机作业场景,提前熟悉作业流程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练习中提高安全性和效率,使学生在不出校门的情况下,仍能在实际操作中沉浸式体验。

(三) 构建融合式一体化“双向”育人机制

充分利用校园内外多元育人主体联动作用,实施“校内导师+产业导师”双负责制,按照“目标共同,机制共建,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原则,把学校的积极作用和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合力打造研究生实践育人的有效制度支撑、资金保障和育人机制。

课内外融合,汇聚育人合力。构建课内外融合的育人团队是多元联动协同化育人机制的关键一环。要充分发挥校园内外各类育人主体作用,推行“校内导师+ 产业导师”双负责制。将课堂上的优质教师资源拓展至课外活动,让学生在课外也能接受专业的指导;同时把行业和企业的顶尖人才引入课堂,使学生接触到行业前沿知识与实践经验,将人才培养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营造全方位育人氛围。围绕本土主导和特色产业及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成立以产业服务与人才共育队伍、多学科融合的多元化育人导师队伍,满足农科研究生在不同场景下对学习资源与指导的需求。

多方合作融合,健全共育机制。构建紧密联动的校地、校企协同育人体系,是提升农科人才培养实效的关键路径。要以乡村振兴需求为导向,依托产业联盟搭建产教融合实践平台,使学生在参与技术成果推广等项目中提升技术应用能力,同时为乡村产业升级注入创新动能。持续深化与地方政府、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联盟,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积极整合地方特色资源开设“田间思政课”,让农科研究生在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实践中,深化对“三农”事业的价值认同,坚定服务乡村发展的职业信念。

朋辈引领融合,强化示范效应。建立朋辈示范育人长效机制,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内生发展动力。重点推介“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典型案例,通过专题报道、经验分享会等形式,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榜样宣传网络。系统开发校友资源,邀请涉农领域杰出校友担任职业导师,结合种业攻关、数字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真实经历开展案例教学。这种“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的育人模式,使学生在产业研发、技术推广和农产品管理运营等实践项目中获得可借鉴的方法论,进而明确职业规划方向,强化扎根农业农村的使命担当。

多元互联融合,创新育人模式。在校地合作进程中,遵循“共同目标、共同机制、资源共享、共同责任”的原则,是充分发挥学校与社会力量协同效应的基础。树立同题共答的协同育人理念,搭建多种形式的实践平台,能够有效推动学科竞赛和专业发展,增强农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建立“政府定课题、行业提问题、学生自主选课题、科研攻关”的联合培养模式以及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能够促进服务地方产业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加强与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等的合作,打造完整的服务链,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培养适应时代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农业人才。

(四) 重构多层面一体化的“三全”评价体系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评价体系的革新,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农科建设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实验室—田野—社会”能力图谱进行解构,进而重构“三位一体”评价体系,能够实现评价内容、主体和方法的系统性革新。这一变革可为农科研究生培养提供精准引领,有效满足现代农业产业链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评价内容全面化。打破以往仅以单一科研能力进行评价的局限,构建“技术应用—产业运营—乡村治理”三级能力体系。从技术维度来看,着重关注田间实操(如作物表型分析)和智能装备使用(如无人机植保)等硬技能;产业维度则重点考察供应链管理(如农产品品牌策划)以及市场风险预判等软实力;治理维度主要评估乡村调研、政策建议等社会服务贡献度。如,中国农业大学的“科技小院”模式,就将研究生技术推广成效纳入了评价范围。

评价主体全员化。建立“高校导师+企业家+农户+第三方组织”的协同考评机制。高校导师重点关注学术规范性,企业导师重点评估技术转化可行性(如品种的区域适应性),农户关注反馈技术服务成效(如增产增收数据),第三方机构(如农业行业协会)则提供行业认证等方面的服务。如荷兰瓦赫宁根大学通过设置企业导师评分权重,有效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

评价方法全程化。采用“过程档案+数字画像”复合工具。过程档案记录科研日志、田间实验数据、农民培训记录等全周期行为;数字画像依托农业大数据平台(如农田物联网),量化分析技术应用效果(如节水灌溉效率提升值)。同时引入“能力成长曲线”模型,对比研究生入学与毕业阶段的实践能力跃迁幅度,强化发展性评价导向。

农科研究生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是高等教育响应农业现代化需求的范式革命,通过系统性重构课程体系,搭建育人平台,构建协同机制和完善评价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从“学术导向”向“问题导向”、从“单一技能”向“复合能力”、从“实验室创新”向“大地论文书写”的深刻转型,从而为乡村振兴与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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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Education for Agricultural Postgraduates: Value Implication, Logical Dir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
JIANG Jiashenga, LI Jianchaob, CAO Haiqunc    
a. Schoolof Tea Scienc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b. Schoolof Horticulture,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c. Schoolof Plant Protection,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Training students through practi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professionals. Thanks to the conceptual guidance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he drive of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new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new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raining agricultural postgraduates through practi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postgraduates through practice should continuously evolve with the times, grounded 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its logical direction. It should focus on value guidance and capability enhancement as the core, with dynamic adjustment as the practice content, it should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for integrating and mobilizing teaching resources across all domains, adhering to an "interdisciplinary" open perspective; and furthermore, it should optimize the practice pathway in four aspects: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expanding the educational platform, building educational mechanism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 the meantim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be provided.
Keywords: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postgraduates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practice education    reform di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