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历经40余年发展，我国博士生教育学科门类齐全，培养单位多样，人才规模和占比不断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初具形态^[1]，正处在由“快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2012-2022年，我国教育强国综合指数由0.50提升至0.62，由世界第49位提升至第23位，是世界各国中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3]。但不可否认，大而不强是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现实^[4]，与美国相比，我国在部分发展指标上还存在一定差距^[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关于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度日益飙升。总而观之，学界多围绕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培养模式及其本土化迁移问题展开研究^[6]，热衷于探究导学关系、自主发展^[7]、质量评价^[8]等具体表征性问题，也探讨了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发展向度、工作思路与保障体系^[9-11]等问题，甚少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支撑问题。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顶级与塔尖，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承载着培养新质、高维、战略人才的特殊使命，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机制和路径开展深入的理论剖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分析

博士研究生教育要造就的是“高维人才”，即在思维力、创造力、变革力水平上明显超越普通人才的拔尖创新人才，是我国人才金字塔体系中的“塔尖人才”。以培养新质、高维科技人才为目标追求，联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求极、增长极、创造极，全面彰显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战略价值、生产价值、创新价值，是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内在遵循的价值逻辑。

(一) 对接国家需求极，提升博士研究生教育龙头支撑力

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支撑，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硬核对接国家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极，高效服务国家战略性人才力量储备，是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肩负的时代使命。实质上，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元资源，尤其是青年人才，他们正处于创造力活跃的高峰期，对强国建设事业的贡献力更为显著。有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最佳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12]。博士研究生作为青年人才的核心力量，不仅站在国家科技前沿，引领着国家科技自主创新，更承担着突破国外科技围剿、迎战科技竞争的历史使命，梁文峰团队研发的国产AI模型DeepSeek R1震惊全球便是例证。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局部战争冲突频发、各种不安全因素叠加，世界正悄然进入新一轮动荡变革期，在这一形势下推进人才破局工作、实现人才供给自主就显得尤为关键，青年博士研究生培养正成为国家战略性谋划的焦点。统筹高质量发展“第一要义”与高水平安全“头等大事”，是国家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与战略性考虑。因之，博士研究生教育必须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服务国家安全第一要务，加快培养具备“降维打击实力”的高维博士研究生人才，全方位提升博士研究生教育对国家核心科技、战略需求的核心支撑力。

(二) 面向人才增长极，发挥博士研究生人才轴带牵动力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把产业部门集中且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区域增长极”，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因而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型单位”。将增长极理论迁移至人才培养系统来分析，博士研究生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型单位”，博士研究生发展是区域经济、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推动型元单元”。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可以助力打造国家与区域人才增长极，全方位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成为拉动国家综合实力攀升的“机轴”。

一方面，培养博士研究生高维人才是锚定人才增长极、发展优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以人才增值为杠杆、面向“人才生产源”是其参与社会生产实践的现实特征。人才增长极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实现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国家发展所依赖的优质人才资源组合体，是人才非均衡发展规律作用的产物。作为人才系统的“造血器”，人才增长极具备增值、衍生、扩散的自我增值功能，因而是带动“经济、科技、教育”实现持续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一旦博士研究生主导的国家人才集群形成，人才增长极会随之产生极化现象，各类生产要素会向人才增长极集中、向人才发展方向看齐，进而为人才增长极成长壮大持续供能，引发“滚雪球”效应，促进人才整体实力增长的“超循序”形成。

另一方面，博士研究生人才在经济科技发展中具有“轴带牵动力”，研究生教育可以将人才潜能素质转化为现实发展能量，定焦“人才承转轴”是发挥博士研究生教育“辐射效应”的客观要求。所谓“轴带牵动力”，就是借助传动系统中的主轴统摄力、牵引力、联动力来带动机器生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动能，博士研究生群体作为前端科技人才集结点，完全可能在未来国家经济科技生产事业中发挥“轴带牵动力”。在生产要素向人才增长极聚集的过程中，人才流、科技流、创新流、资金流、教育流等发生连续双向转换，人才增长极持续向外围产业链转换，推动不同区域、产业、领域的发展方式演化升级、转换迭代。作为人才流的潜力股，对接国计民生、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博士研究生，不仅可以最大化地发挥博士研究生人才效益、提升国家高科技人才产能，更有助于国家关键行业领域实现“自立—自主—自强”的三级跳。

(三) 助力科技创新极，激活博士研究生高维创新创造力

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在学博士生为61.25万人，做好这支后备人才队伍的培养工作，将他们培养成为德才兼备、乐于创新、忠党爱国的博士研究生，事关国家高端人才的源头供给能力与科技创新极形成。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人才培养的“三联通”工作，全面提升博士研究生的综合创新力，用源源不断的后备高端人才供给来夯实国家科技创新极。

一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博士研究生人才发展相联通。博士研究生是前沿知识生产的轴心骨，与知识生产模式同频互动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生命力所在。知识生产模式“Ⅰ—Ⅱ—Ⅲ”迭代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逐渐呈现出“异质性、多样性、跨学科性”等特性^[13]。尤其是知识生产模式Ⅲ，它以集群、网络、生态系统为核心要件，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强调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14]生产。在这一形势下，当前社会生产已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知识生产范式相继被推向极深、极远、极高的非极限增长序列，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引导博士研究生在新发展序列中投身创造、自我革新，不断提升其跨界知识创新力，支撑国家科技创新极建设。

二是探索宇宙高维空间与培育高维人才相联通。20世纪9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提出了解释宇宙本质的M理论。该理论被称为“物理的终极理论”，关注的是更大的膜空间及11维真空，认为解释宇宙的许多结构要加到11个未知数以后。事实上，人类在探索超宇宙空间中总会遇到一些超自然、超意志、黑洞等现象，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难以预测性及不确定性问题，超空间、超领域、超极限之后是持续演进的极化N次方序列。博士研究生作为国家尖端人才，承担着探索超极限、超时空、超精细领域的使命，相应地，博士研究生教育必须自觉培养其高维创新创造力，为国家科技创新极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贡献。

三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博士研究生高维发展相联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博士研究生教育必须科学定位人才发展点位，瞄准高维、高阶创新能力培养目标，定焦淬炼研究生的科技创造力，在研究生身上培养出一种应对变革时代的“超能力”。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超尖端人才培养基及输送站，必须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回应国家高水平安全、高质量发展需求，精准、超前、强效对接社会发展、产业升级、人民福祉，以精匹配、强供给、超培养、高驱动为使命，着力培养一批具备高阶高维创新力的博士人才，用人才培养品质与效果来诠释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内涵。

二、“点—轴系统”理论视野下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机制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一个由内外诸要素相互关联、多方信息交换而成，且有其独立运行逻辑的复杂系统^[15]。198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提出“点—轴系统”理论，对于透视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现象具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该理论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客观规律^[16]，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基于“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的区域开发模式最大化激活发展能量^[17]。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由“点—轴”结构向“点—轴—聚集区(规模更大、辐射力更强、发展功能更稳定的‘点’)”的新结构迈进。用该理论来审视，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提质过程是：从培养质量控制“点”出发，衍生出“学科极—人才极—师资极”等三个极点；沿“轴”纵深延伸，生发出“政策源—物质源—人力源”这一资源轴线；在“聚集区”黏合“创新能—科技能—人才能”能量，形成集群区并引发渐进扩散效应，由此构成了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协调、有序、高效的运行方式(图 1)。

(一) 极点定位：场强能量催生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在“点—轴系统”理论中，“点”是指具有强辐射、强驱动功能的重点发展部位，对应的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与质量控制点。当系统主导中心形成后，增长极会产生极化作用，周围区域的生产要素会随之向增长极集中，带动增长极本身实力不断增强。在博士研究生教育系统中，新增长极主要集中于“学科极—人才极—师资极”。学科建设的本质是知识创新^[18]，学科增长极是认识自然、探究社会、理解自我的产物，高维人才极与导师队伍极是通过科研实践、学术研究联结起来的。

定位学科增长极即寻找学科专业布局点位，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建设，加快关键领域学科建设。2024年物理学奖颁给了AI学者，学科“混搭”“跨界”趋势日益明显，系统性开展学科布局工作异常重要。同时，国家战略需求势必引发学科融合、靶向聚集，学科增长极由此不断成长壮大。一般地，学科聚集有三种状态：国家重大需求引起的急需式、超需式聚集，企业更迭引起的跨学科、大交叉聚集，学科优化调整引起的重组式、留舍式聚集等。导师与研究生联手，将学科创新能量辐射到产学研不同领域、点位上，在成果产出、成就激励中激活学术发展元潜能，高质量博士研究生导学团队就可能脱颖而出。

定位人才增长极即为国家提供高维科技创新人才。博士生作为研究生教育中的最顶层学者群体，自然会形成人才极化区域，释放出人才吸引、轴带、聚集等功能，这一功能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博士研究生增长极具有人才吸引功能。美国营销家艾·里斯(Al Ries)与杰克·特劳特(Jack Trout)提出“第一法则”定位理论的精髓即人才标榜。高维博士研究生人才对任何学生群体都具有人格感召力与人生吸引力，堪称普通学生学习生涯的巅峰目标或终端目标。

二是博士研究生增长极具有人才发展轴带功能。人才增长极通过联通产学研联合体的创新驱动元(群)、创造引擎点(链)，将产生的极化作用扩散至人才、产业、科技、教育等复杂集群中，对相关集群产生创新驱动效力。

三是博士研究生增长极具有人才聚集功能。博士生导学团队通过竞—合、师—徒、“上—下”层级、“左—右”多维关联形成关系网络，进而成为教育发展、人才扩容、科技升级、产业转型的重要基点。

定位师资增长极即更新、充实、建强导师队伍，为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化剂。一项基于全国261所博士生培养单位、15512名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显示，博士生对导师各项评分都在4分以上，我国博士生导师队伍建设取得了良好成效^[19]。导师队伍中心“点”培养资源相对集中，能够产生能力、人才、资源聚集效应。其中，能力聚集是导师增长极独特的功能实现方式。研究生导师具备优异、卓越、先进的研究理念及培养模式，能够带来以强带强、以新驱新的培养效果。人才聚集是“脚手架”，导师团队一旦具有一定规模及效益，就能吸引新人才加入，生成人才聚集涓滴力。资源聚集是基站，是导师队伍生长力“点”形成的重要标志。导师队伍资源的分布、密度、品质等变量决定着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标“点”的等级。

(二) 轴线连接：资源配置引发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乘数效应

“点—轴系统”理论中的“轴”是由交通干线、通信干线、能源通道等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束”。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三轴”铰链体是：政策源发展轴、物质源发展轴、人力源发展轴。通过接通政策、人才、信息、科技、资金等其中任意两个及以上中心节点，使其交互反馈、相互强化、优势叠加，进而为相关科技行业、服务机构提供技术养分，催化出新质生产力，并反哺、反推、倒逼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政策源发展轴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基轴，以导向性、规范性、激励性、灵活性为特征。教育政策为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教育制度赋能研究生教育治理实践^[20]。回顾近年来我国出台的博士研究生教育相关政策：2020年教育部等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了“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主线；2023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持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等。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释放出国家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与积极信号，加快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系统提质发展进程。

物质源发展轴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二基轴，以基础性、更新性、供给性、保障性为特征。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需要足量的信息数据、设备设施、资金财力等物质资源投入与支持。其中，技术支援是激活人才创造力、产生高价值成果的一把利器，反过来，技术也可以在专业人才加入后实现迭代升级；设备设施建设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刚需条件，是高端科学研究、高品质人才培养活动赖以展开的平台；资金源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国家规定：中央高校博士研究生助学金为每生每年1.5万元，地方高校每生每年不低于1.3万元。一项大样本调查数据显示，博士生对助学金、资助渠道满意度的评分均值为3.61分和3.72分，说明其对助学金支持程度的评价较低，不利于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此外，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愿景是：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好“引才—培才—留才”人才引育基建，维系“急需式、发现式、深化式”科研项目运行，扶持“新创造、新研究、新探索”性研究活动等，这些都须以强有力的资金、资源、设备投入为后盾。

人力源发展轴是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三基轴，以复杂性、动态性、战略性等为特征。博士研究生教育系统的人力资源轴建设涉及三个环节：前端指导、中端支持与末端治理。前端指导的关键变量是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及激励优化。在导师遴选中严守导师资质标准，吸纳德才兼备、学术造诣深厚、指导经验丰富的高端专业人才进入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并辅以队伍建设优化激励机制，研究生前端指导质量就有了保证。中端支持重在建设研究生发展支持服务体系。在该环节中，多层次、多维度、个性化的研究生发展服务供给与博士研究生个体发展需求相匹配，有助于“国家战略布局—高维人才承载—服务供给人才”双向链式反应的顺利实现。末端治理的职能是制定规章制度，优化人才管理流程，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强化人才服务质量，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效、有序治理机制顺利形成。

(三) 渐进扩散：循环动能促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循环演进

“点—轴—聚集区”是“点—轴”发展的至高状态。在博士研究生教育“点—轴系统”解释框架中，高质量发展会引发回波、扩散双重效应。事实上，循环动能是激活系统增长极、升级“基础设施束”、促成“点—轴系统”渐进扩散的重要驱动，创新能、科技能、人才能三种能量聚集交汇，共同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创新能是促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置因素。在知识生产方式变革和人才市场配置调整的背景下，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涉及三种创新动能：制度创新、业态创新、文化创新。一是以“问题导向、顶层设计”为内生动力的制度创新。“摸着石头过河”与人才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创新，恰好为其创造了无限可能。二是以新的培养方式、技术和手段为抓手的业态创新。在新经济形态下，“高科技—优教育—强人才”协同迭代的新形态、新组合自然成为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借力点。三是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创新。文化“软实力”是实现研究生教育内部质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宝^[21]。70多年来，党的人才观一脉相承、逐渐成熟，尚才、爱才、用才的人才文化语境为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文化生态。

科技能是加速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建设进程的催化剂。博士研究生教育必然要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这一“黄金组合”，达到“新资源+新科技+新人才”的高质量发展效果。科技赋能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三条通路：获取通路、拟合通路、加速通路。一是信息获取通路。科技可为搜集、统计、监测、比照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政策、制度信息提供便利。尤其是优质教育数据，它能捕捉博士生成长“突变点”，生成人才能力聚合维度图，绘制人才创新特质图谱，“预测”人才发展走向。二是“双脑”拟合通路。大数据、大模型的超强演算力及预测力弥补了人脑超信息接收、处理的局限性，增进了人脑对复杂信息的感知力、判断力，还可以为机脑输入特殊计算指令，通过“人—机”协同规划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三是循环加速通路。它强调的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演化、循环联动的重要动能。充分激发博士生创新潜能，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善于利用高端科技赋能，就能共构良性循环发展通道，促使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人才能是确保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大脑是全部人类社会活动组织和管理的方法论源泉^[22]。事实上，促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群包括人才元及其领导者、培养者、管理者等，它依托“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管基线来运行。“自上而下”的发展基线以党和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旗帜、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政策智慧、建设人才中心高地的战略布局为重要前提。“自下而上”的演化基线以博士研究生核心人才元有效供给、精准响应、提质增效为现实保障。如若博士研究生教育能高效运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管基线，就可充分激活“国育人才，才强国昌”的螺旋上升动能。

三、新时代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路径

“质量”存在是事物“新质”在时间维度上的正向生长过程，它具有时间意义上的“三态性”，即过去留下的“存量”、当下生长的“增量”、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变量”，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发展主体善于提质存量、创造增量、耦合变量，确保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始终处在新质演替进程中。

(一) 提质存量：构筑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质量存量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新质生成的母体，博士研究生教育提质的首环正是：借助格局重塑、结构优化、提质固本的改革来夯实博士研究生教育根基。

其一，树立“点—轴系统”理念，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助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标准及其评价牵引下渐次迈向高质量的理想状态。一是让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回归本位，在关键培养质量控制点上建立评价指标，定期召开提质反思会议，下沉式倾听博士研究生培养发展诉求，提高意见采纳率及问题解决率。二是多方建立信任、支持、反馈评价机制，协同研究生院、产业顾问、学术培养人、项目负责人、博士研究生代表团等，加强质量评价各环节的衔接，提高评价透明度及真实性。三是升级质量评价平台，重视开展国内外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成效比照工作，根据数据反馈及时调整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点—轴系统”布局，充分发挥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以评促强的多元功能。

其二，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线，促使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面向未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应指向“学位体系独立，培养结构完整，规模与欧美媲美”的理想愿景^[23]。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展应以市场需求和教育的承载力为前提，以适度、可行、稳健为准绳，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需求、院校资源可承载度、人才特质属性匹配度等因素，科学有序地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此外，要严守“学术本位”原则，坚持“服务需求”主线，选拔优秀博士生参与国家课题研究、工程建设、产品研发工作，“倒逼”博士生教育面向科学研究、科技发明、市场经济一线需求来优化结构、调整规模、提升质量，完善“人才市场——教育培养”间的联动机制。

其三，抓牢关键性育才链环，打造“学科—人才—师资”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增长极。在学科教学改革上，高校要完善新型学科专业体系，优化跨界、跨领域学科专业布局，提高跨学科师资配置比，高精度整合课程，加快前沿成果课程转化，持续提升学科极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撑力。在人才保障上，教师要善于发现、招收、遴选优秀研究生读博，用好各类型、各领域、各层级的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机构要吸引非教育系统的行业领军人才加入研究生培养工作，增进人才极对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保障力。在导师队伍建设上，高校要引入“旋转门”制度，建设、补充、培育高水平跨界博士研究生导师队伍，优化导师资格动态调整机制，全方位提升导师队伍的思政引领力、学术指导力与教育资源统筹力，充分彰显师资极对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导力。

(二) 创造增量：培育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事物在新质增长中提升质量水平，创造“质量新增量”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动态生长点。为此，须统筹利用三种研究生教育发展力量，即资源配置力、主体协同力、技术赋能力，增进“输血型”发展轴的运行效能。

一是提升资源配置力，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在资源端开创质量新生点。培养机构要设法获取优质、先进、高价值的资源，“向外购买+向内研发”双管齐下，及时淘汰效力不佳的旧资源与冗余资源，譬如定期升级实验教学设备、报废清除陈旧设备等。同时，研究生院及产业研发团队要对新质人才提供超前资源配备服务，建立人才中心的竞争性资源配置机制，激发优质研究生教育服务的涌现。此外，国家还应加大人才培养经费资源投入，导师要丰富并激活研究生学习资源，提升研究指导力、资源可及性，充分释放学术指导资源的潜能。

二是强化主体协同力，催发协同众创效应，在主体端培育质量新生点。“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协同创新体运转形式。首先，多元责任主体要在“科研—教学—学习”转化链条上联合发力，将科研设施转换为教学平台，将科研资源转换为育人优势，将科研成果转换为教学内容，建成“大研究生教育”新生态。其次，培养机构与企业要妥善处理科研成果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譬如共同制定知识产权归属政策、推行“一案一策”制度、签署三方合同协议、协作开展“卡点”攻关，着力提高博士研究生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催生“理(论)—实(践)”共生的质量增量效应。最后，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要与产业发展急需、比较优势明显、创新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学科建设联姻，克服眼界狭小、学科本位的教改误区，对标国外高水平大学建设，坚持走“追赶—补齐—自主—超越”持续升级之道，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博士研究生教育。

三是熔炼技术赋能力，打造数字赋能“黄金组合”，在技术端寻求质量新生点。数字技术赋能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大势所趋。为此，要打造“资源+人才+技术+生态”研究生教育黄金组合，加快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规范、统一的数据管理制度，有效破解系统分割、数据孤岛、数据冗余等难题，积极利用数据集成功能呈现、诊断、分析、预测、评判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状态。在数字技术赋能博士研究生教育提质中，培养机构要开发数字化评价场景、开辟多渠道线上评价路径、打造综合性研究生学术指导平台，提升博士研究生的数字素养及技术驾驭能力，增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现代化水平。

(三) 耦合变量：激活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 提出的支配原理指出，慢变量决定系统演化的特点和规律，且慢变量决定快变量。高效耦合影响教育质量形成的“快—慢”变量，是激活、盘活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可行之道。

一是抓紧机遇、寻找铆点，有效耦合博士研究生教育提质的全局快变量。快变量的弛豫时间(即恢复平衡所需要的时间)远小于系统发生相变的弛豫时间。耦合政府政策、资本投入与公益支持等快变量，催生变量叠加效应，是博士研究生教育提质的现实考虑。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要从政府政策中寻找改革机遇，发挥政策杠杆功能，灵活使用好相关政策工具。政府及社会要吸引企事业单位捐资设立博士研究生教育项目，设立人才培养奖励计划，通过开辟优质校企合作通道、建立跨行业知识生产组织，将博士研究生教育整合进科技经济生产中去，实现对影响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快变量的有效耦合。

二是创新驱动、开放融合，精准耦合博士研究生教育提质的局部慢变量。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出了“巴斯德象限”，其核心理念是：按照“应用需求明确、技术突破明显”的原则遴选、培育、资助重大科研项目，广泛吸纳各方各类人才。博士研究生潜能蓄积与释放需要一定时间周期，项目完成本身也需经历“遴选—设计—探索—调整—结项—检验”这一复杂周期。因之，政府部门及高校、科研院所要积极设立重大或重点项目“吸纳”博士研究生人才，积极推行多负责人联合主持的项目模式，利用项目培育、孵化人才，鼓励博士研究生申报承担应用性强、创新性足、可行性好的项目，借此开发其智慧潜能，形成优质学术研究经验。此外，还要加强科研项目管理及质量跟踪评估体系建设，努力创建特色化、前瞻化、实效性显著的“巴斯德象限”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