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博士生领导力何以重要

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应坚持人才引领、人才驱动, 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1]。各行业领袖人才的储备规模与质量, 是衡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是否强劲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 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2]。产学贯通型职业路径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博士生参与社会事务、发挥知识领导力的重要方式^[3]。因此, 处于学历层次金字塔尖的博士生不仅担负着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 也承载着为社会各行各业准备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艺的职场精英和行业领袖的期望。培养兼具高深知识与领导才能的博士生, 是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强国战略实施中的关键性工作。因此, 以实现知识和科技创新为基础, 研究博士生步入社会之时具备何种能力能够尽快实现从大学生向领袖身份地转变, 以应对职场和社会对高深知识转化为实践效用的诉求, 是理论和实践研究需要关注和回应的重要议题。

西方大学历来关注学生领导力的培养，从招生选拔、培训认证、课程及学位设置等方面展开学生领导力选育，形成了专业化的领导力教育及研究体系，但围绕博士生领导力的既往文献极少。部分研究通过对博士生领导力现状的测度来衡量其作为未来领导者的潜力^[4]，或对领导力的塑造路径及影响因素展开探索，如Lee HK、Dediego AC等从良好的师生关系^[5]、领导动力、新领导者体验、理想的领导者目标^[6]等方面解释了博士生领导力的内容及塑造途径。西方学界对医卫人员和女博士生领导力表现出较高兴趣，Meador CB和Doles MD相继对医学和生物学博士生领导力培养设计了针对性课程以完善除职业技能之外的综合素养^[7-8]。Han HR、Hays LH和Beverly C、Van D、O’Leary N等各有侧重地论证了培养医卫相关专业博士生领导力的重要性^[9-12]；Price-Sharps、Gregor MA和Obrien KM针对女性博士生群体的领导意愿及影响开展了研究^[13-14]。综观之，既有研究针对特定专业博士生领导力教育的必要性、课程设计、影响因素及培养途径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尚无文献在理论层面将视野扩展至整个博士生群体进行领导力研究以解答“博士生领导力何以形成”的问题。

如果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大学生层面来回复该问题，相关文献则可梳理为对大学生领导力概念的界定、代表性理论模型、形成路径等方面。20世纪末，西方社会后工业时代领导力研究的去个体中心化趋势改变了学界对领导力概念的既定认知，西方多数高校将以自我意识、人际沟通、职业适应、创新思维、社会责任等能力为核心的领导力纳入课程体系或培训项目施以教育，催生了一系列大学生领导力理论模型的诞生^[15]。1996年加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开发的社会变革领导力模型(The Social Change Model，SCM)是该领域较有影响力的成果^[16]，该模型认为领导力即“基于价值的有目标合作以促进社会积极变革的过程”，从个人、团队、社会三个场域出发阐述了大学生领导力的维度构成，并从理解、拥有、表现三个阶段详细论述了领导力的形成过程^[17]。Komives SR基于关系运作视角，将大学生领导力界定为“道德许可下共同致力于完成积极变化的一个关系运作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关系互惠型领导力模型，从知识、态度和能力三方面提出了领导力维度^[18]。Shankman ML等开发的情绪智力领导力模型认为由领导者对自我、他者和情境的认知构成的情商是领导力的重要内容，领导行为的成败取决于情商对领导者思想、决策及行为的影响，将领导力定义为“领导者、被领导者和情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大学生领导力形成于知识、观察、方案和介入四个阶段之中^[19]。领导力挑战模型是Kouzes JM和Posner BZ为研究“如何激励他人挑战自我”而开发的模型，该模型以实现挑战为目标，将大学生领导力界定为“领导者激励追随者的一对一或一对多关系”，该模型主要从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等五方面刻画领导力形成和发挥的路径和措施，未对概念维度作出阐释^[20]。上述模型分别基于“价值”“关系”“情绪智力”“挑战”等不同的侧重点，以合作、道德、过程、激励等内容为分析视角，剖析大学生领导力的构成维度和塑造路径，对大学生领导力的识别和塑造提出了可供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在数十年的发展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检验。

相较之，我国对大学生领导力的关注和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博士生群体领导力识别和塑造的案例极为缺乏。既往研究多在借鉴国外定义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和思辨的方式对领导力概念内涵进行分析，总结国外经验对国内大学生领导力发展提出建议或启示^[21]，理论模型开发研究的视角、对象和内容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研究视角上看，有研究以“内容—培育”为结构，开发了中国大学生领导力教育“VCP-COS模型”，还有研究立足于大学生领导力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由心理、学校和社会三个场域所组成的层次性领导力开发模型^[22]；从研究对象上看，既有研究针对普通大学生、高职院校大学生^[23]、工科学生^[24]、女大学生^[25]等不同群体构建了对应的领导力模型；从研究内容上看，部分学者开始探索领导力在某一方面的具体表现，开发了大学生信息化领导力模型^[26]、学生社团领导力^[27]。

综上所述，既往文献对大学生领导力的应用实践、影响因素、概念界定、模型开发等方面展开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以期寻找形塑领导力的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第一，现有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缺乏对博士生群体的关注，限制了领导力研究走向深入，不足以为高校博士生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更无法实现对现阶段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战略的回应。第二，现存少有的博士生领导力研究多针对某一特定专业博士生领导力教育的必要性、课程培训等实践内容展开研究，对综合、普遍性知识的系统梳理不足，因而无法开展深刻的理论研究，整体上呈现出研究范围狭窄和深度不足的局限；第三，虽多数模型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大学生领导力的内容构成，但它们在回复“领导力何以形成”的问题时大多因概念界定不清、模型形成过程及内涵阐述不足而导致理论解释力受限，限制了领导力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足以为大学各层次学生领导力培育项目实践提供实际参考。因此，本文立足“环境—关系”视角，尝试构建一个博士生领导力模型以廓清博士生领导力是什么、由哪些维度构成、如何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以填补我国大学生领导力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间隙，为领导力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充实力量。

二、概念阐释：博士生领导力何以界定

由上所述，既往文献对博士生领导力的关注不多，尚无研究就“博士生领导力概念何以界定”展开详细论述，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大学生领导力概念一窥其中规律或共识特征，以实现对博士生领导力概念的科学界定，回应“博士生领导力是什么”这一研究问题。领导力一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呈现出“重要却模糊”“通识但复杂”的特征，学界对其概念的把握并未形成统一界定，在此基础上衍生的大学生领导力概念亦如此。学界基于大学生的特有属性，将领导力归纳为三种观点：综合素质、影响力以及合作与关系互动的过程(表 1所示)。

综上可以看出，各学者在概念的把握上虽有侧重差异，但立足全面发展、注重社会关系和促进积极变革，是既往研究得以开展的共识基础。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讨论“领导力”一词的概念内涵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领导力具有异质性。领导力形成和发展于一定的组织环境中，根据主体角色定位和行为目标而彰显出固有风格和内容，由于主体间职业性质固有的异质性，因而对领导力的界定应充分考虑主体特征。第二，领导力是由内隐素质和外显能力共同体现的复合型能力。和“幸福感”“可及性”等词一样，其概念本身难以被直接认知，需要将其拆分为不同构成维度加以综合理解才可准确把握，因此，针对概念本质研究中的“领导力”是一个名词而非形容词，可以在把握维度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操作性指标实施测度。第三，领导力以实现积极价值和促进变革为目标，内嵌于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等互动关系之中，并以领导者的影响力为主要表现。第四，领导力属于技术概念。关乎领导者个人先天素质，也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被开发，其形成和发挥是一个过程。

基于上述要点，界定博士生领导力概念的第一步是明确博士生作为领导主体的特殊性。“博士”最早指具备大学教职资格的人，后衍生为以研究领域划分的行业顶尖专家，是授权大学(研究机构)认可的各专业少数最高知识水平拥有者。在当代，尽管博士生仍是接受高等教育群体中的极少数(2023年全国博士生约占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的1.28%^[29])，视博士生培养为“学术界自我延续的机制”和未来教授的生产项目^[30]的观点已随时代发生改变，当今社会博士生就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毕业后前往政府、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任职的博士往往更容易被委以重任^[31]。全球研究型大学纷纷“再定义”博士教育理念，致力于使学生通过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研究养成良好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科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为其成为职场精英和行业领袖做准备^[32]。由此可见，博士生质量不仅关乎未来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反映培养单位的社会声誉，更直接影响与各行业的人才竞争力。因此，追求知识创新、探索产学研融合、成为行业潜在领袖是博士生有别于普通大学生作为领导主体的特质所在。其次，领导者的个体特质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面临的复杂关系互相依存。产学研融合的特征使博士生处于一个层次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因此需要复合型能力以实现对自我的实现和对各组织的积极影响，这种复合型能力是个体素质和外在能力的综合呈现，可以按照所处场域的层次性加以剖析和测度。最后，无论是追求知识创新还是将行业潜在领袖转变为现实，都应是基于博士生发挥自主能动性对持有和待探索资源进行整合的结果。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博士生领导力的概念界定为：博士生通过主动整合资源，在所处环境和关系中形成的、能够实现自我成就、促进组织与社会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

三、模型构建：博士生领导力何以形成

理论分析模型是反映研究概念体系、假设、观点、目标和信念，完整呈现学术研究设计的关键内容，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指导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上述既往研究中产生的理论分析模型对本文构思和理解博士生领导力的内容构成、分析环境与形成路径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鉴于博士生与大学生之间的主体差异性和既有模型内容的适用性，研究尝试以社会变革领导力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博士生领导力形成的内外部特殊性，构建一个嵌入“环境—关系”的领导力模型，以期解释博士生领导力何以形成及其作用，根据构建基础分析、构建过程与结果呈现、构建实质剖析三个主要研究板块，总体研究内容及板块间的逻辑关系呈现如图 1所示：

(一) 理论依据：社会变革领导力模型及其基本内容

社会变革领导力模型(SCM)源于对变革型领导理论(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理解和衍生。该理论认为领导力的本质是一个以价值观为前提、聚焦于领导人和追随者共同发展以促进积极变革的过程^[33]。具体而言，与交易型领导对领导者中心和生产率的强调不同，变革型领导关注被领导者的需求、价值观与道德行为，倡导开发领导者以人格、魅力等非权力因素感化和激励被领导者主动追随，并给予追随者充分的自由去实现个人及组织的愿景。它认为领导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能力提升，即强调了领导对人的改变和塑造，这与教育培养人的本质属性不谋而合，为领导力与教育之间搭建了沟通桥梁，奠定了大学生领导力理论研究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构建的SCM是开发较早、实用性较强、影响力较大的大学生领导力模型。该模型继承了变革型领导理论的价值观前提和对社会变革的追求，提出合作是领导力发挥的基本原则，并将社会参与和服务作为领导力实施的主要途径，将领导力定义为“基于价值观的，有目标合作以促进积极变革的过程”，在此界定之上，模型设置了自我认知、协同合作、公民责任等七个对学生提升领导力至关重要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个体、团体和社会三个场域内相互作用(图 2)。针对实践转化，模型将领导力发展的七个价值观和社会改变的实现划分为“理解—拥有—表现”三个阶段(表 2)，并认为这个过程是价值观内化和价值外显的过程。

1. 对模型内涵的理解应重点把握的几个要点

(1) 领导力的核心价值目标与实现场域。领导力开发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促进积极变革。核心价值目标由个体、团体和社会三方面价值的实现共同构成，其指向的场域对应为个人层面、团队层面和社会层面，各层面的价值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和互动，一种价值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另一种价值的增长，也就是说，变革的实现需通过有效的领导行为完善自我，从而实现组织愿景和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

(2) 领导力的作用机制。SCM是以价值观为领导力发挥的载体，即领导者立足于较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层，尊重并协助追随者实现当前价值需要，激励被领导者追求更高的价值来推动积极变革。实现价值提升的整个过程以平等、尊重、合作为前提，致力于在组织中形成休戚与共的归属感。具体而言，核心价值目标包含的个体、团体、社会三个层面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低层次的个体价值可以自觉唤起，而高层次的价值则需要在低层次价值实现的基础上由领导者引领，如领导者在协助组织成员实现安全、温饱等基础价值需求后，鼓励其寻找自我发展与组织发展的契合点，唤起其对组织及社会变革承担责任的使命意识，从而提升其价值需求以最终实现整体积极变革。

(3) 领导力涉及的重要价值观。个体层面的价值包括自我意识、言行一致和专心投入，它指向领导者对自身行为的规范；团队层面的价值包括协同合作、统一目标和文明争辩，它指向的是领导者处于自身行业系统之中应具备的内在素养和外在行为要求；社会层面的价值为公民责任，它指向领导者身处宏观环境基于自身位置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4) 领导力具有过程性。核心价值目标的实现和领导力的形塑及发挥可以寓于“理解—拥有—表现”三个阶段之中，是领导主体对领导知识的学习、内化和外显过程。

2. 社会变革模型的适用性

SCM对道德、价值、变革、合作的强调十分符合当代大学生培养标准及期望。其优势主要在于三个方面，首先，该模型以变革为目标，以价值观为落脚点来研究领导力的形成过程，使领导力有别于“管理、掌控、带领”等工具色彩明显的概念定义，强化了领导行为的社会责任性，符合大学生作为领导力主体的基本诉求，也提升了领导力研究的深度。其次，该模型对既定解决的问题“学生领导力何以形成”的论证逻辑清晰，从价值、场域两个部分构建了领导力分析框架以解释领导力的作用路径，并提出领导力经历“理解—拥有—表现”三阶段过程而形塑，将对领导力形成过程和维度的分析置于复合的时空环境中去考虑，为领导力理论研究提供了合理的视角。最后，该模型将领导力的形塑和发挥视为内嵌于个体、团体、社会三个场域的“价值合力”过程，并将各场域价值内容详细分解推断出七种具体价值观，逐一对其内容及内涵进行详细描述，为领导力的培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操作性上也更加易于实现。该模型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第一在于没有详细地说清楚模型构建的核心要素——目标、场域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模型虽推导出领导力形成的过程，但并未详细叙述形成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缺乏对领导力形成过程中外部宏观环境影响的讨论；第二表现为领导力的概念和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具体而言，领导力被定义为：“基于价值观的，有目标合作以促进社会积极变革的过程”，其概念落脚点是“过程”，然而模型结构中展示出寓于个体、团体、社会价值三个层面的七种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被混淆等同于领导力的具体内容，从价值观视角描述领导力不足以全面概括领导力应该涵盖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也与概念界定的表述上呈现出不对称性；第三是模型仅从个体内生特质方面考虑领导力的内容构成，缺乏对个体领导力形成过程中所处环境及复杂关系的讨论。比如个体价值层面的价值内容为“自我认知、言行一致、勇担责任”，这三个内容均为个体原本特质，没有考虑学生在学校学习环境之下的外生性能力形成，如知识、技能和人际沟通能力等内容。

总体来说，尽管针对的领导主体存在差异，SCM对本文构建和分析博士生领导力模型具有较高的批判借鉴价值。第一，其核心理论观点“领导促进社会积极变革”完全符合社会对博士群体能力的期望，成为本文构建模型的价值基础；第二，SCM设计的价值、场域、过程复合分析视角明确了领导力形成的关键要素和环节，为本文构建模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框架，成为本文回答“博士生领导力何以形成”的行文切口；第三，如前所述，SCM在阐述领导力形成时将价值观约等于领导力的内容维度，忽略了领导力形成的环境作用及领导主体的外生能力特征，也不足以充分描述领导力的构成内容问题，因此对环境和寓于其中复杂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构成领导力的具体内容，成为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与理论创新之处。

(二) 系统设计：博士生领导力“环境—关系”模型的构建 1. 博士生领导力模型设计的基本假设

博士生领导力模型开发是对博士生领导力的形成过程、构成维度、包含内容和作用方式进行系统思考和研制的过程，研究过程基于一定的假设和判断。第一，模型以博士生为研究对象，基于其追求知识创新、产学研融合、行业潜在领袖的群体特质，所有博士生都具备且可以塑造领导力。但受个体环境差异影响，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第二，博士生领导力模型研究关注集体效能，不单独突出英雄式的人物事件。第三，研究所说的博士生领导力塑造、形成、培养以博士生积极主动为前提，而非被动执行任务。

2. 博士生领导力“环境—关系”模型的系统设计与阐述

(1) 博士生领导力的核心目标与“个体—团体—社会”价值体系

从理论依据上看，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常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实施，微观层面上聚焦个体能力增值的途径，中观层面主要考虑社会组织人力资源合理配置，而宏观层面则是国家视域下的战略性人力资源计划。人力资源管理注重人岗匹配以促进组织目标达成，而领导力强调的是人如何合理运用技能以实现既定目标，从这个层面上看，领导力和人力资源管理存在载体和目标取向上的一致性，因此，研究借鉴人力资源管理视角来分析领导力作用的方式。博士生领导力形塑和发挥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应的是博士生个体实现能力的增长与完善、博士生在社会组织中的领导能力以及博士生作为国家战略人才计划重点对象应具备的能力，这样的布置与SCM所提出的个体、团体、社会三大领导力价值场域也形成了一致性。从现实层面上看，知识经济动力作用的过程覆盖知识的生产、提炼与传播，作为高等教育最高层次人才输出的博士生群体，是知识经济动力产出的重要主体。经济全球化、社会系统复杂化和学术界内外工作场域的变化要求现代博士生具备多方面的能力，世界各国及有关组织关注博士生综合能力培养，来自私人和公共部门的潜在雇主也希望研究人员拥有更广泛的技能^[34]，如欧洲高等教育区将横向能力和个人素质视为博士培养框架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35]；英国研究理事会开发了36项覆盖技能学习、人际处理、职业规划等在内的博士生全面技能提升的清单^[36]。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对博士生能力的定义和要求是一个包含多场域的复合能力体系，这也与以综合素质和能力为落脚点的博士生领导力诉求不谋而合。

因此，研究将博士生领导力的核心目标定位为以高水平科技产出为载体的社会变革，立足宏观、中观和微观分析视角，结合博士生工作的不同环境背景，将领导力发挥形成的价值划分为学术环境之下的个体价值、职业组织环境之下的团体价值和政治政策诉求环境之下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个体—团体—社会”价值体系，具有深厚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依据。价值体系各层面之间层层递进，互为影响，个体价值的实现是团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而团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个体价值的增值，三个层面共同作用实现促进社会积极变革的核心价值目标。

(2) 博士生领导力的主体特质与环境影响系统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受主观认知、态度及所处环境、文化、氛围和各项资源等因素的交互影响，个体认知特征、个人行为和所处环境处于三角互动关系之中，环境内化于个体认知体系，通过影响认知思维进而实现对其行为选择的指示^[37](图 3)。

因此，博士生的认知与行为受环境系统影响。SCM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与发挥寓于“理解—拥有—表现”的知识内化和外显阶段之中，在此意义上，博士生领导力的形成和发挥是主体认知及行为选择的过程，因而整个过程是受环境影响的。为便于分析和解释，研究将环境划分为宏观环境和系统环境两部分，宏观环境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政治局势、民族风俗和文化氛围以及一切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系统环境关涉其生活工作的具体场域，具体指以大学为载体的学术环境、以职场为载体的组织环境和以国家为载体的政策环境。本文关注博士生领导力的集体效能，不突出个体特质，因此提出，博士生领导力基于博士生群体特质，受宏观环境与系统环境共同影响，关系如图 4所示。

(3) 博士生领导力中的三维关系与“环境—关系”分析框架的搭建

学界对领导活动中“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形成了知名的关系型领导理论(Rel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该理论强调塑造高质量的领导关系是领导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将领导力定义为“一种通过协调(构建关系或秩序)和促进积极变革实现社会影响的过程”^[38]。马克思立足于主客体间的关系认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39]，即价值是主体和客观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定关系，后者的属性在满足前者需要的过程中展示出效用，在此意义上，价值是领导力发挥过程中连接领导者、被领导者与领导目标间的纽带，因此上述“个体—团体—社会”价值体系，表征博士生与学业、职场和国家间的三维关系。综上所述，领导力的形成和发挥是由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领导关系、领导价值和领导目标以及领导方式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所涉要素结构关系如图 5所示。

整体上看，领导力寓于“领导者—环境—关系”框架之中(图 6)。领导行为在领导价值实现的诉求之下，形成具体领导目标。领导环境影响领导关系的形成，继而决定了领导方式的选择。以领导目标实现为诉求，以领导方式为载体，从而实现了领导力的形塑和发挥，同时领导环境和领导力之间互相影响和作用。因此，博士生领导力同时寓于要求个体价值的博士生学术环境和学业关系、要求团体价值的组织环境和职业关系、要求社会价值的政策环境与社会关系之中，具体而言：

第一，在要求个体价值的博士生学术环境和学业关系中，博士生领导力体现为胜任力。传统基因决定了学术能力始终处于博士生能力素养的核心地位，同时，作为处于学术环境之中的大学生，完成学业要求应是基础和首要任务。McClelland提出“胜任力”是“那些能将卓越成就者与普通人区分开来的深层次特征，是同工作绩效或其他成果相关联的知识、能力、动机、特质等要素的合辑”，是影响学生学习绩效的重要因素。他构建了著名的胜任力“冰山模型”，将胜任力划分为以知识、能力为代表的外显部分和以动机、特质、自我效能、社会角色为代表的内隐部分，两部分共同决定个体工作行为的绩效^[40]。概言之，胜任力表征着一定情境之下主体的生产绩效、能力和完成度。如此理解，处于大学学术环境之中并以完成学业为目标的博士生的胜任力，就是帮助其在学术环境和学业关系中取得显著成绩、顺利毕业和促进学术组织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博士生胜任力是博士生领导力在学术价值层面的具体表现，是构成博士生领导力的首要维度。

第二，在要求团体价值的博士生组织环境和职业关系中，博士生领导力体现为影响力。满足职业市场需求是现代博士生教育结构与功能得以持续优化的直接动因。当今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张和各行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增加促使博士生流向非学术职业市场的概率大幅增加，政府和各行业愈发强调博士学位获得者对组织引领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拥有从事不同领域工作的非学术领导技能成为职业环境对当代博士生的新要求^[41]。当前职场偏重博士生掌握知识的情景运用与转化，要求其具备专业实践能力、可迁移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重视“为人”“为事”“为学”的综合品质，期待博士生成为面向应用的高端创新人才与领导型人才^[42]。“影响力”这一概念常与领导、权力、施为等词并用，是行政及管理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学界对影响力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但以承认影响力的关系性、调控性和结果导向性为共识，具体而言，影响力是以某种预期结果为导向，影响者以自身素质、专业、职权及管理系统对被影响者实施态度、决策和行为影响的过程。博士学位获得者作为行业高层次人才，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团队精英和行业领袖是职业市场的众望。由此，处于职业组织环境及其关系之中，带领团队实现职场绩效目标的影响力，就是博士生领导力在团体价值层面的具体表现，是构成博士生领导力的第二维度。

第三，在要求社会价值的博士生教育政策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博士生领导力体现为创新力。为政治和国家服务是现代博士生教育的重要价值导向，博士生的创新素质、水平和能力直接攸关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43]。不同时期的政策诉求可以反映这一阶段国家对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关切，研究对近十年来我国国家层面下发的、与博士培养质量相关的重要法规和会议讲话内容进行梳理(表 3)，发现国家对博士生素质和能力的关注集中于高质量科学研究、技术突破和创新能力等方面。

从国际形势上看，创新已成为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博士生作为各国培养的高级专业知识分子，是推动知识生产、技术突破、产业经济转型，提升一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人才动力。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指出：“博士生是未来知识的创造者和革新者，他们对经济发展、国家繁荣及安全等重大事项具有直接的影响^[44]。”因此，处于政策环境中并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博士生创新力，就是其取得显著科研创新或技术突破成果以实现社会责任价值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博士生创新力是博士生领导力在国家价值层面的具体表现，是构成博士生领导力的第三维度。

(4) 构成博士生领导力的具体内容

如前所述，本文将博士生领导力界定为：博士生通过主动整合资源，在所处环境和关系中形成的、能够实现自我成就、促进组织与社会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环境指的是学业环境、组织环境和政策环境；关系指的是博士生与学业、博士生与职场、博士生与国家的关系。具体分析可知，这三者关系的本质区别对应的是“自我—自我”关系、“自我—他人”关系和“自我—群体”关系，而领导力是一种复合型能力，是内隐素质和外显能力的共同体现。因此，按照能力的关系属性，研究将领导力的具体内容划分为自我认知、实践交往和人格品质三个层面，归纳出博士生领导力的二十项内容，具体划分情况见表 4。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根据胜任力、影响力和创新力三个维度推导出的领导力内容需要结合使用，不可拆分，二十项具体内容考量的是博士生的整体素质而不是某一项能力；第二，研究基于“自我认知—实践交往—人格品质”视角推导出寓于三个维度之下的具体内容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并非各自割裂。按照维度划分内容着重呈现“在这一时空环境中什么能力最重要”而非摒弃其他能力；第三，领导力具体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博士生领导力产生于所处环境和关系互动中，受群体特征影响，因此不同学科背景、性别属性、学位性质、地区差异等因素会使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3. 博士生领导力“环境—关系”模型的形成

以社会变革领导力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关系型领导理论等为基础，博士生领导力“环境—关系”模型认为博士生领导力的形塑和发挥以实现社会积极变革为核心价值目标，受博士生群体特征和环境的影响，并形成于环境和关系的互动之中。具体而言，领导力的形成和发挥是由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领导关系、领导价值和领导目标以及领导方式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环境通过影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指导领导者选择领导方式以实现领导目标，最终促进领导价值的实现，而领导力便形成且反作用于领导环境对领导关系的影响及二者间互动，贯穿于整个领导活动过程之中。

模型构建了“个体—团体—社会”复合价值体系，并结合博士生工作背景，将领导力形成和发挥的系统环境划分为学术环境、组织环境和政策环境；将影响领导力的关系划分为以获取学位为目标的学业关系、以实现组织绩效为目标的职业关系和以促进国家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社会关系。基于此，模型构建了个体、团体、社会三个层面的领导力子系统，根据场域环境和关系推导出博士生领导力由胜任力、影响力和创新力三个维度和二十项内容构成(图 7)。

(三) 内涵特征：博士生领导力“环境—关系”模型的学理阐释

基于“环境—关系”视角构建的博士生领导力模型致力于解释博士生如何在所处环境中主动整合资源以实现自我、组织及社会的积极变革，模型内部协调机制中呈现出主体与教育、产业、科技各系统结构的包容共生和联动发展，外部拓展机制则表现为主体与社会各环境系统的融合与匹配情况，其内涵实质主要体现于对博士生领导力本质属性、基本形式、核心目标和环境诉求的综合分析与凝练(图 8)。

1. 本质属性：高素质人才培养

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相继提出“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45]”“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46]”等重要人才论断。竺可桢早在1936年便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47]”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也曾提出：“大学之道之根本在于成就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建设者、世界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有力推动者，为社会培养创新型领袖人才。^[48]”哈佛、耶鲁、牛津等知名大学将领导力作为选拔优秀生源的重要指标，更有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等校开设关于领导力的硕博士专业^[49]。由此可见，高素质人才与领导力密不可分，领导力是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表现，博士生领导力模型研究的本质属性在于为高素质人才培养搭建理论载体。

2. 核心目标：高水平科技创新

模型以促进博士生领导力形成和发挥为直接目标，以促成高水平科技创新为核心目标，以实现社会积极变革为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质是实现生产范式向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发展^[50]，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51]。知识经济时代，高水平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博士生肩负着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任，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主体。因此，领导力作为博士生在科研和学习实践中形成的、能够实现自我成就、促进学术组织与社会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应以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为核心目标。

3. 基本形式：高品质场域协同

博士生从入学到任职的整个过程中，不断与学术环境互动，吸收、整合、内化学术知识和技能，形成职业规范和价值观，适应并融入学术组织，逐步实现对独立学者角色的胜任^[52]，完成其从学生向专家过渡的职业社会化过程。在其学术职业社会化过程中经历毕业、职业发展与社会评价等阶段，逐步实现个体价值、团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这个层面上说，领导力贯穿并助力于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结合“环境—关系”模型分析可知，这个过程受学术环境、组织环境和政策环境影响，三大环境场域中领导力的高品质协同发展可以促进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的实现、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的锻造和最终促成社会积极变革目标的实现都以过程中三大场域的协同发展为基本形式。

4. 环境诉求：高质量教育发展和高层次产业转型

由上所述, 博士生领导力的形成和发挥受到宏观环境和系统环境的共同影响, 并与环境产生互动。其中宏观环境是指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政治局势、民族风俗和文化氛围以及一切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系统环境是基于博士生工作场域, 将博士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划分为以大学为载体的学术环境、以职场为载体的组织环境和以国家为载体的政策环境。按照这个分类, 宏观环境更加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大局, 而系统环境关注的是以教育系统为代表的博士生群体的培养。从宏观环境出发,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是高质量发展题中之义”^[53]；从系统环境分析, “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54], 因此, 影响博士生领导力形成和发挥的宏观环境以实现高层次产业转型为诉求, 而系统环境则以促进高质量教育发展为诉求。

综上所述, 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本质属性、高水平科技创新的核心目标、高品质场域协同的基本形式、高质量教育发展和高层次产业转型的环境诉求共同构成了博士生领导力及其“环境-关系”模型的内涵特征。

四、结语与展望

促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必然要求。本文在界定博士生领导力概念的基础之上，以社会变革模型、社会认知理论和关系型领导理论为基础，立足“环境—关系”视角，构建了一个解释博士生领导力形成、维度和内容的理论模型。模型以形塑博士生领导力为直接目标，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核心价值，按照主体工作场域的划分形成“个体—团体—社会”三个领导力子系统，并以此推导出博士生领导力的维度和具体内容。

博士生领导力是博士生成就的关键因素，包括三个核心维度分别是胜任力、影响力和创新力。每个维度对博士生的学业成就和职业发展都至关重要，其中胜任力是使博士生取得学术成就和顺利毕业的关键，它包括成就动机、自我效能感、科研水平、道德品质等能力；影响力在组织环境和就业职场发挥重要作用，反映其通过情商、沟通、协作、资源分配和组织管理来影响团队其他成员和集体效能的能力；在政策环境的社会价值驱动之下，博士生必须拥有创新能力，以实现效力祖国的重大科学技术突破，为国家竞争力提升做出贡献，这一维度包括使命感、问题意识、国际视角等内容。这些维度强调了通过整合各种内部和外部资源及关系而形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旨在实现个人成就，推动学术组织和社会的进步。博士生的领导力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受其所处的教育、组织和政策环境影响的一种关系和背景建构。因此，博士生的领导力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动态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博士生成为各自领域知识创造和应用的重要贡献者。

博士生领导力“环境—关系”模型是对博士生群体特有领导素质能力和行为的把握，模型聚焦领导力形成中“环境”和“关系”因素，重点考察领导者、系统环境、领导目标、领导价值在形塑领导力过程中的互动路径和结果，实现了对以往研究在对象选择和研究视角上的突破，构建了针对博士生领导力形成和发挥的理论解释框架，有助于指导博士生教育培养目标的重塑、培养内容的完善和培养模式的优化，也为评价博士生教育和博士质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标准。同时为我国博士生能力的本土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后续研究可围绕博士生领导力的概念、理论框架、构成内容及影响因素开展实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