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下暂停键：主动延毕现象的浮现

在以“时间”作为计算标准的学业生涯中，“毕业”是学生学业进入倒计时的阈限节点。2023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两千余名受访者调查发现，73.1%的受访者身边有延期毕业生(简称“延毕”)。教育部数据则显示，2016—2021年，国内硕士研究生(简称“硕士生”)非按期毕业率逐年上升，由2016年的21.14%上升至2021年的24.21%，超过两成的毕业生延毕且延毕比例仍在逐年上涨。在常规语境下，延毕往往被视为未在规定时间内取得相应学业成就的被迫选择，通常和考试挂科、论文未通过等“失败”字眼相挂钩。一旦延毕，意味着个体被同批次竞争者们甩在了身后，很容易被人以“有色眼镜”看待——延期毕业生是“老油条”“逃课生”“学困生”^[1]，且大概率会陷入焦虑和自我怀疑中。

据粗略统计，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158万人。伴随着就业内卷化现象带来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一些毕业生被时间逼到墙角，选择按下暂停键，即出于利益考量，将被动延毕化作主动选项，试图为自己设置一个长达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窗口，重新掌握自己的节奏。相关调查显示，主动延毕学生中有42.8%的学生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36.4%的学生“想按自己节奏走”^[2]。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新型决策的主动延毕逐步进化为一种共识，在学生群体中悄然达成。

本研究选择将硕士生主动延毕的现象作为研究元问题。原因在于：作为本科生与博士生之间的夹层群体，硕士生主动延毕的异质性更为突出。他们既需要面临与博士研究生相似的学术科研压力，也同本科生群体一样，站在升学与就业的岔路口。“症状并不只是个体的不适表达，也可能成为一种表达集体性不适的合法语言”^[3]。鉴于此，本文意欲检视硕士研究生主动延毕的类型及其逻辑，并在借鉴“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诠释“为什么要主动延毕”“怎样面对主动延毕”等问题。

二、研究对象与资料分析 (一) 研究对象

由于延毕大多被认为是“不光荣”的，部分硕士生对此会有意避讳。我们综合“线上+线下”的信息采集方式，最终确定了研究对象(如表 1所示)。

具体来说，信息采集的具体过程为：(1)线上的“踩点”。在微博话题中，#为什么大学生要主动延毕#聚焦了不同境遇的硕士生的主动延毕问题，阅读量超过20万次，近1200次讨论。此外，#年轻人为什么主动延毕#(107万阅读量)、#光明网谈毕业生主动延毕#(109万阅读量)等相关话题也有许多硕士生以匿名发帖的方式，大胆地书写自身经历与感悟。(2)对象的“筛选”。我们通过查阅、筛选和阅读相关评论或转载文章，收集和整理相关帖文及若干长评论(题目和正文内容约3.5万余字)，而后基于对评论内容及评论所附带的情绪倾向，选择了16位评论者或发帖者。然后，基于网络民族志关于“知情同意”的伦理要求，我们通过“私信”告知了他们本研究的目的及信息保密原则，其中有3人担心泄露个人信息、影响职业发展而拒绝信息使用诉求，其余13人则同意。(3)资料的“拓展”。13人中有10人愿意通过完善长评论、提供工作心得等方式，补充相关信息，彰显他们对主动延毕的利弊分析与裁决过程，这对本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我们还采用滚雪球的抽样方法，由线上受访者推荐在川渝地区的主动延毕者。经多番尝试，选定了2名访谈对象，且分别进行3~5小时的访谈。此外，利用西南地区某高校2023、2024年度研究生学术活动、应届毕业生求职讲座等渠道，我们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又找到5名研究对象，并透视了他们对于主动延毕的情感实践与内在体验。

(二) 研究过程

按照《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程序与技术》一书提出的理论路径^[4]，以及陈向明的方法应用^[5]，本研究进行了三轮资料的收集与逐级编码。

1.三轮资料的收集和一级编码

我们选择Luna(编号231001)作为首个对象，以了解主动延毕的基本情况。具体而言，先逐句逐行将资料概念化命名，将相似现象进行聚类命名，以形成不同类属。然后辨识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发展和丰富类属。根据理论性抽样原则，第二轮分析不同年级与专业的沈寅(编号230502)和小熊(编号230603)同学，将其中不同于首轮的资料作为重点分析内容。第三轮材料收集和分析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网络上挑选出的10份较为完整的匿名投稿和7位线下访谈对象所提供的信息。完成第三轮资料收集后，逐一整理和分析所获得的资料。

2.第二级编码：确定核心类属

我们借鉴格拉泽(Glaser)寻找核心类属的做法^[6]，通过概念化提取了不同的类属，并组构它的属性与维度(见表 2)。

3.最后第三级编码：关联类属

基于核心类属的确定，利用施特劳斯(Strauss)和科宾(Corbin)构建的编码模型^[7]，我们将所有重要类属按中心现象发生的过程关联起来。

A(原因)：未达成毕业的目标状态。

B(现象)：从传统倒逼式延毕到个体主动性延毕。

C(情境)：主动延毕所面临的属性与维度组合。

D(干预条件)：需求取向、机会评估、成本评估、条件评估、社会结构规约。

E(行动/互动)：异质的行动逻辑。

F(结果)：面临未知的未来与两难选择。

三、研究发现 (一) 因果条件

主动延毕与行动者际遇有高关联性，既具有个体差异性，也具有群体相似性。从整体性来看，无法在毕业前达成自我目标是构成本研究问题情景的直接动因。具体来说，可以分为感性认知和理性裁决两类，前者注重弥补遗憾、自我内省等，这种内发性的动机促使延毕者将“主动延毕”作为一个难得的机遇期，以满足自我长远发展、追求生命意义的需要——“我不想按照既定的路线，在毕业后想有空档期来弥补下疫情造成的遗憾”(编号240113)。后者则是外在社会环境变化引发的倒逼行为，“我想在这内卷的就业环境中赢一次”(编号240114)。无论何种类型的动机，延毕者都为自己设定了较为完满的心理预期：延毕最起码会让“以后比现在好”。他们大多想利用毕业制度的“间隙”从事利己行动，企图在严苛的竞优机制下获得奢侈而宝贵的机会，进而推动其实施一种耦合制度考量与利益维护的“治理术”。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主动延毕是必要的、可靠的选择吗？我们发现，对于没就业、没工作、没考博的应届毕业生而言，“主动延毕”已是利益最大化的选项了。即应届毕业生相信“主动延毕”能够带来更大的“好处”是其行动的客观原因，具体来说：第一，可以保留体面。主动延毕好似“后疫情时代”蔓延出的一场慢性炎症。用岳昌君教授的话来说，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高等学校毕业生供给规模持续扩大、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毕业生需要应对新的难题^[8]。在此背景之下，硕士生的学历优势不再凸显，反而面临与本科生相似的两难困境，不得已在一架利害相权取其轻的天平上左右摇摆。相对于没找到工作的窘境和不明朗的就业形势，主动延毕没那么难以让人接受。换句话说，比起“失业”一词所内嵌的难堪意味，“延毕”似乎体面了些。尽管其本身也隐含着一种无奈心理，但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较为适切的毕业解决方案。

第二，能够彰显勇气。申请主动延毕的硕士生大多没有学位、没有工作甚至可能不确定是否还有美好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延毕既是一种“复活币”般的存在，更是一场冒险者的游戏。他们将主动延毕视为换取未来成功的砝码，喻为“循规蹈矩的人生中少见的‘叛逆’”(编号240117)。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个主动决定，除了成堆的烦恼和纠结，还有相应比例的勇气和魄力。“主动延毕成功后，很多同学和朋友都表示，羡慕我的勇气，觉得我做了大家想做也不敢尝试的事”(编号230604)。“勇气”是抵御自我内心恐惧的能力，是为获取积极结果而改变行为的人类美德^[9]。主动延毕的“勇气基因”表现为延毕者勇于从传统“延毕羞耻”的标签中跳脱出来，选择了一条少有而略显孤寂的道路，暗含了对传统主流精神态度的抵抗。

第三，作为缓冲屏障。约阿斯(H.Joas)等指出，越是处于危机情境中，行动本身才越会成为反思的聚焦^[10]。主动延毕为个体带来了另类的契机：接受高等教育和驱动自我成长，不必是一种纯然的、异己的外在控制力量，也可以成为一场自我意识觉醒的解放运动。延毕者不必再为愈发细碎的课程作业、学术调研、学位论文撰写等学术事务困扰，能在一定程度上逃离高压钳制下的忙碌节奏。由此得知，主动延毕可以作为一种缓和群体性“精神内耗”的屏障，让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天然氛围和食宿低廉的校内资源，腾出手解决大学期间的遗留问题，强化自身关于表意性秩序的培养，并利用多出来的时间去刷实习、添履历，相当于提前上了一年社会大学的“预科班”。

(二) 类型差异

研究发现，尽管主动延毕的决策结果相同，但因个体立场的差异，不同的硕士生各有各的盘算。我们依据“目的性—驱动力”的强弱差异，对主动延毕的类型进行细化，分化出具有异质性的行动结果(如表 3所示)。

类型A：“逐梦者”的主动延毕。这是一种“强目的、内驱式”的行动。具体而言，一是锚定“以学业为志”的目标。韦伯曾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11]。部分受访者表示，即使“以学术为志业”越来越成为一个虚无缥缈的美好愿景，仍愿意坚守本心(编号240113)。然而，知识生产本身不是一件易事，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一来，主动延毕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很多同学为了更快速、更容易毕业，选择做量化研究，但我的毕业选题更适合用实验法，做实验的过程更久也更复杂，可我不想换课题……一直坚持到研三，多方压力最后让我产生主动申请延毕的想法”(编号231001)，也即延毕让他们能够抛却杂事，更加专注于学术研究。二是受到原发性学习动机的驱动。部分硕士生会较为重视读博的内在价值^[12]，且愿意为了追求学业目标而承担主动延毕带来的多重张力。例如受访者231205表示，“从2022年我就想申请读博，但没有被录取，所以想再来一次”。受访者230604也表示，“吾辈当有学术理想，瞄准“卡脖子”难题而贡献力量……通过延期(毕)能登上更好的学术平台”。总之，以学业为志的个体通过“主动延毕”换取了学术承诺——即使“被局外人所嘲讽”抑或还有“沉寂的期待”^[11]，依旧保持学术志趣。

类型B：“和解者”的主动延毕。该类型贯彻“内心丰盈，独行亦如众”的主张，具有“内驱式、弱目的”的特征。一是明确追求“不设目的”的行动。“和解者”认为“实力并不会与日俱减，暂时忽略时间成本，也并不会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编号240116)，因而其行动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功利属性。“确定延毕后，我报名了好多公益活动，去海边小镇清理海洋垃圾，去青海开展公益宣讲，做了很多自己感觉有意义的事”(编号240116)，“疫情使得我都没有好好陪家人，想再多两个寒暑假和他们待在一起，干什么都行”(编号230604)。和解者热衷的是志愿服务、社区义工、外出旅行、陪伴家人等能够获得主观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具有随机性和任意性。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必须在延毕期间内获得“看得见”的东西或机会。二是受到“心之所向”的推动。加图曾说：“当他表面上看来无所作为时最为活跃，当他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13]。”和解者希冀于通过主体意识觉醒来“认识自我”，试图在外界的嘈杂中清醒地听见内心的声音。在这种理性认知的驱动下，有的人因为“在疫情期间憋太久了，想多一年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完成自己以前的一些梦想”(编号231001)，有的人则因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想思考下自己今后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编号231108)。总的来看，和解者主张通过主动延毕来践履接受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以理性、情感与意志来丰富自我精神世界的能力，并使得个体能够乐于探索自己与知识、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与世界的关系^[14]。由此延毕便成了“蓄谋已久”的选择。

类型C：“权宜者”的主动延毕。“强目的、外驱式”是该类型较为鲜明的特点。一是确定“再考一次”的就业目标。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近60%的硕士生选择在体制内就业^[15]。“体制内”已成为许多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首选与奋斗目标。然而，考公、考编的竞争压力越发激烈，一旦在考试中失败，失利者的复考意愿会更加强烈^[16]。“我还想再考一年，虽然竞争很激烈”“不想放弃这体面的工作”(编号240114)。权宜者以强大的理性计算能力，预见性地研判主动延毕可能带来的职业红利，如“一举成‘公’，稳定安逸”“旱涝保收，社会地位较高”(编号240114)，即试图以“超群卓然的实力”换取“逃离苦役的压力”。二是受到“应届生身份”的利益诱导。“应届生身份”作为一种“限时的幸运”，决定了很多事情：很多公务员岗位、事业单位的编制岗位只向应届生开放招聘；大型企业会提供专门的应届生校招通道；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应届生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落户机会。它是大多数人与真实社会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是社会给予的仅有一次的礼貌性宽容。也正因如此，“权宜者”选择委曲求全，将主动延毕作为保留“应届生身份”的缓兵之计，如受访者230502表示，“小语种就业情况不理想，我想考事业编，但第一年失败了，还想要继续考，最好还能得到应届生的身份红利，那最划算的方法就是申请主动延毕”。

类型D：“彷徨者”的主动延毕。该类型凸显“外驱式、弱目的”的特点。一是被“身上的长衫”所束缚。彷徨者大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是为了躺平，为了多体验一年学生生活，为了逃避就业，为了跟风，实际上却没有什么计划，那就没有必要延毕”(编号230410)。他们之所以申请延毕并不是缺少生活目标、整日无所事事，而是不甘心在现实中成为“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总不能和那些高中、大学就毕业的同学干一样的工作，不然人家真该说‘我这书白读了’”(编号240117)。于是，他们耽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尝试，但意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不顺利加剧了他们内心的矛盾与挫败，导致自身迷茫感与不安全感的滋生，“我去年备考了很多岗位……但今年压力更大，我很纠结，自己延毕的选择对不对”(编号240117)。二是形成弥散化目标状态。有研究指出，72.36%的未就业“求职族”表示，尽管会努力保持探索进取的状态，但对未来三年大多没有明确的人生规划^[17]。受访者230706表示，“我去年拿到一家国企的offer，年薪20多万，但转念一想北京压力太大、上升渠道狭窄，最后还是放弃了……国考、私企、国企都重新再去试试”。为了规避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秉持着“广撒网、多尝试”目标的“彷徨者”试图在多出的空档期中拼命抓住为数不多的机会，但“又想找工作，又想发论文，又想考公”的结果是什么都抓不住。“我遇见好多分身乏术的人，常常连续两三天的课只有半天能到现场，真正认真复习的人不足三成”(编号230410)。虽然“彷徨者”通过主动延毕获得无数可能，但换个角度来说，无数可能也意味着方向感的丧失，使得他们极易成为“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18]。

(三) 异质的行动逻辑

需求取向、机会评估、成本评估、条件评估、社会结构规约等五个干预条件影响了延毕者的行动逻辑。“需求取向”是指行动者盼求通过延毕达成的目标状态，包括“为了更好的生存”和“为了更好的发展”两种，前者更关注就业机会等，后者更关注自我开悟、明体达用等意义性寻求。“机会评估”是指延毕者对自身达成预设目标的分析判断，包括对当前社会竞争程度、学校对延毕的态度等因素的考量，也包括个体对于自身实力(聪颖程度、专业底蕴等)的反思性评价。“成本评估”是指延毕者对自身在“多出的一年”中要付出的努力程度的认知，包括时间节奏(备考计划、方案等)和心力投出(稳定的心理状态、情绪的饱满程度等)。“条件评估”是指“资源拥有量”的多少，即个体资源(家庭背景、资金等)和社会资源(人脉、学习辅助资源等)。“社会结构规约”则是“不确定”的外在因素带来的不利因素影响，比如同辈竞争、政策制度变化(招聘公告、包括规则限制等)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成为影响延毕者决策及行动逻辑的关键变量。

基于“适切性”和“进取性”两个属性及其维度，四种类型的延毕者也形成了四种类型行动逻辑(见表 4)。而不同的类型受到上述五大结构性条件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由此能够展现类属之间在维度层面的关联。

对应A型：“逐梦者”的行动特点是高进取性、高适切性。他们经过硕士期间形塑的“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专业精神，秉持“实现学术发展”的需求取向，怀揣着读博会“伴随收获，这样的收获是隐性的、微妙的，蛰伏在一个人身上” ^[19]的自我体认，在明确“在学校读书更适合自己”(编号231205)、“考博比就业简单点” “继续深造能在就业市场有更多筹码”(编号231001)的基础上，将利益目标设定为追求更高学业目标。逐梦者通过延毕能够获得“不打折扣”的校内外学术资源，并且有着相对较小的生存压力，不需要接受就业市场及其规则的掣肘，进而回应了柯林斯所说的“面对学位贬值，最好的回应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然而，他们也会因“申请考核制的招生政策变了”“需要和心仪的导师联系好”“6月毕业季后，8月就会有高校开始招生，时间很紧张”(编号231001)等规制性条件，不得不保持高压奋进状态，以确保自己能够顺利实现目标。

对应B型：“和解者”采取的策略带有弱进取性、高适切性。相对于升学或就业的需求取向，和解者更遵从内心驱动的实践导向，用稍显佛系、淡薄的心理坦然面对社会格局，重在“去体验生活，探索世界，认识自我”(编号230912)、“主导自己的人生”(编号240114)。他们不惧怕外界裹挟的压力，认为自己更需要去找寻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因而将主动延毕作为一场释怀性、自救性行动，甚至“报复性地放飞自我”(编号240114)，企图以自我发展对抗高压社会的规训。和解者大多没有设定固定的时间节奏，而是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对待周遭种种，也正因如此，他们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心理资本，而社会结构规约、成本评估、条件评估等结构性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偏弱。

对应C型：“权宜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表征出鲜明的高进取性、弱适切性特点。他们基于“生存理性”的审慎考量，更加关注当前就业岗位减少、工作落实率下降、就业稳定性变差等现实窘境，试图将主动延毕作为获得心仪岗位准入门槛的契机和抓手，实现工具性价值最大化。然而，由于以贤能主义(Meritocracy)为基石，精英机构的人员吸纳都带有高选择性和高竞争性^[20]，迫使权益者采取多样行动：有的人不断细化学习方案，“就和考研一样，事无巨细，详细制定好每天的任务”(编号230609)；有的人一改颓废状态，“不敢沉溺游戏了，手机小说通通锁起来，一心备考”(编号230609)；有的人“全年不停歇式地运转，何时考上何时停”(编号230502)。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规范约束力大于权宜者的自由选择力，换句话说，他们在就业市场“身不由己”，其作出延毕选择并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而是迎合求职市场的。

对应D型：“彷徨者”的行动逻辑则带有弱进取性、弱适切性的色彩。他们并非不努力，而是与其他类型的延毕者相比，进取性稍弱。彷徨者肯定了“生存取向”的目标路线，也承认就业机会萎缩的现实，但却无法精准捕捉自己想要什么，而是以一种“赌徒心理”面对激烈的“精英淘汰制度”，在“活命”与“使命”间反复纠结、跳转。与此同时，由于“同属性群体通常会拥有共同的心理基因，它是集体无意识的存在”^[21]，彷徨者有时会“随大流”，即虽然他们怀着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憧憬和幻想，却无法稳健学习状态，并因内在紧迫感的不足而滋生盲目乐观，出现很多“形式主义”“自我感动”的精力投入。如“每天也很累，看了很多东西，但是脑子里又一片空白”(编号240117)。总的来说，彷徨者对主动延毕的增值和溢价功能给予深度观照，但这种观照总会在实践行动中发生偏移，以致于学习成效大打折扣。

综上，四种类型的延毕者行动逻辑各有其侧重，受到结构性条件影响的类型和程度也有所差异(如表 5所示)。

(四) 面对新的两难博弈

“危机和无常是生活固有的一面^[22]。”不论是何种类型的行动者，在按下主动延毕的按钮时，已然决定了他们要对未知的未来承担风险。主动延毕的选择并不会催生理想主义的完美结果，在负重前行的过程中，会重新面临又一轮的压力。

第一，“如释重负”与“忐忑难安”：徘徊的心理压力。对于主动延毕的硕士生来说，压力是兼具间断性与持续性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主动延毕让他们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包含了学业压力、人生之路上的迷茫、父母的期待、自己想做而没时间做的事等；另一方面，也催生出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对未来的恐惧、就业的压力等。也就是说，所有延毕的好处，实则都是延毕个体们恐惧的倒影。有研究指出，约50.30%的未就业毕业生表示压力非常大或者比较大，仅有约10%的人表示没有压力^[17]。这也表明，主动延毕并不意味着可以放任自己进入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状态，反而由于他们处于“毕业—就业”的叠加状态中，会陷入“前路未卜”的恐慌、“身无同学”的落寞之中。“只剩两个月应届生身份的时候才发现，之前有人说‘读书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了’，相比之下，的确如此”(编号230607)。

第二，“自我疏导”与“外部质疑”：矛盾的意义建构。许多选择主动延毕的硕士生都有着自己的时间节点和规划打算，他们渴望能有充分的试错时间，并用这些时间去弄明白，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然而，外部的质疑总会冲击延毕生的价值预设。受访者230603表示：“在延毕的一年里，我学了上千小时的网络课程，还学会编程……尽管学习计划不能百分百完成，但仍每天都在学，可总会听到一些不好的话，比如你是在逃避等乱人心神的声音”。这样来看，主动延毕的决定并不会得到家长、老师等诸多相关主体的完全认可，因为其已经跟固有的社会印象产生了冲突，且和买房置业、冲州过府等逐利性目标并不相符，会被视作缺乏规划、浪费时间、不务正业的表现。许多研究对象都曾表示，“父母同意的话延毕会很顺利”“如果家里支持，大多就没有后顾之忧”(编号231108)。由此，“探索未知”与“追求已知”之间达成矛盾的意义建构，进而影响延毕硕士生对延毕决定的认知心理，极难完满地实现“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的实践目标^[23]。

第三，“利于未来”与“有损未来”：争议的机会成本。主动延毕是直接关联就业的两难选择，而累积优势效应(Cumulative Advantage)曾指出，前期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会在后面发展中更为明显，也即主动延毕在“利于—有损”就业的实际效用也会发生外在张力^[24]。虽然硕士生通过主动延毕扩大了可供就业覆盖面，但这并不是全无代价的。他们所换取的就业机会是受到就业市场规制的，无法轻松利用这被缩减出来的空间安顿自己。具体来说，主动延毕是一种被勤劳所诅咒的讳莫如深，毕竟个体无法坦然对面试官说出自己延毕的事实。受访者230410说，她在申请延毕时，辅导员就让她再想想，还直白地提醒，“以后简历拿出去可不好看，再说这也影响学院的数据”。还有受访者也谈到：“我与近60家企业的HR沟通时，有3个HR注意到我延毕一年，我只有迅速用在读期间没有挂科的成绩单来证明自己(编号230603)。这样看来，对于就业市场而言，主动延毕虽然是个体主动的选择，但更是被动的既成，它有时会被默认成是一件需要被自动加密和涂改的事情，进而造成其在机会成本问题上的争议。

四、文献回溯与理论总结

扎根理论带来的归纳逻辑要求贯彻“文献为理论对话服务”的原则，强调在核心类属出现后再阅读文献，从而避免文献带来的先验性影响 ^[25]。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文献回溯。关于硕士生延期毕业的研究不多，但立足研究生延毕的宏观视角，却可管中窥豹。有研究指出，延期率和延期时间在不同个体、学科及院校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女性、农学和非“双一流”院校的研究生更容易延毕^[26]，这主要是受到主体特征制约、群体文化氛围浸染、培养环境同质化和家工学矛盾的影响^[27]，而个体能力投入、情感投入、行为投入、论文压力等因素也会对延毕行为造成影响 ^[28]。虽然相关研究不多，但仍有部分研究结果能与本研究达成契合：一是象牙塔到现实社会的连接断裂，会带来自我预期落空^[29]。这为分析主动延毕者的初始动机提供佐证，即愈发内卷的社会环境会导致部分群体无法完成预定的毕业目标，其被逼无奈之下会采取延毕行动。二是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期望薪水、就业能力、就业压力、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等因素会影响学生的就业及毕业情况^[30]。这能够与我们所提取的影响主动延毕的结构性条件达成一致。

大部分研究采用量化方法进行主题论证，并没有提出或使用扎实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主动)延毕行为。我们则根据分析结果，试图对话吉登斯(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互为因果，来进一步探讨作为决策的主动延毕是如何被形塑，而我们又要如何面对这种现象。

(一) “社会—个人”二重性如何影响主动延毕

“社会—个人”二重性能够提供有益视角以澄清“硕士生为什么主动延毕”这一关键问题(见图 1)。

1.“被动中的主动”：就业困境与竞速社会的促导

主动延毕隐匿的实质是社会结构掣肘引发的被动行为。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即“行动情境中所利用的规则和资源”。转换到主动延毕的情境中则关乎两个方面：

一是就业内卷化的结构化困境。伴随着“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模式转变，以及“考研热”的盛行，硕士生供给侧扩充。新冠疫情引发了学生扎堆式的考公考编，2021年、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分别达157.6万人、212.3万人，2023年国考热门职位竞争近6000∶1。但公务员和事业编的岗位是有限的，且经济下行导致就业规模萎缩，市场需求侧不断减少，供需失衡引发就业压力骤增，16~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达16.7%^[31]。在此境况下，不少硕士生无法“上岸”，而“延毕”的可操作化——敷衍论文答辩、挂科乃至故意错过毕业必备环节——可以成为“自我就业救赎”的策略性选择。

二是加速社会衍生“去道德化”困境。“当代全球社会已经撞上了一堵‘加速之墙’”，并衍生出具有隐性强制和无形支配的规训力量^[32]。“加速”要求个体在以年龄为单位的竞速游戏中，完成被期待的人生规划。加速社会所内隐的道德规范驱使硕士生处于“制度化生存”的状态中。因此，当权宜者和彷徨者在毕业时(24~26岁)没有完成大众认可的人生任务——找好工作、谈婚论嫁等，而沿着主流轨迹前行的同辈又“获得成功”时，他们便会产生羞耻感和恐慌感。为此，他们被迫抓住主动延毕带来的机会来考公、考编、考博，以及时扭转“偏航”路线，避免自己成为道德上不完满的个体。

2.“主动中的主动”：个体意识觉醒与打破时间枷锁

社会时钟(Social Clock)具有环扣结构特征，要求人们循规蹈矩，做出符合角色规范的行为。但是，一定要顺从时间主导的行动轨迹吗？逐梦者和和解者的行动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有效抗拒、解放自我，从而与吉登斯所说的个体的能动意识可以深度影响“行动” ^[33]连系在一起。换言之，尽管时间是极为稀缺的所有物，且犹如高精度卡尺一般，锁定学生在不同阶段应面临的主要任务，但并非不能挣脱。主动延毕通过觉醒“为自己而活”的主体意识，以“借用时间”为抓手，打破了“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事”的枷锁，进而破坏性整顿了既定的时间表。这种寻求喘息与休整、重新审视自我的行为，与疫情后兴起的“慢就业”较为形似，具有明显的“后疫情”时代特点。有学者认为“慢就业”是毕业后没有立即工作，也是为“继续追求更高学历做准备或为谋取某些就业岗位做准备”的延续性人力资本投资行为^[34]。其内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主动延毕的实质。

(二) 如何对待主动延毕

1.从“时代性的”到“长久性的”：澄清主动延毕存续的认知

应该说，主动延毕是“后疫情时代”催生的特殊现象，但它并不会因为疫情成为过去式而被取缔，相反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一是因为疫情所造成的后遗症并不会立刻消散，就业大环境也需要国家运用宏观手段进行调控，而这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为与就业问题紧密相关的主动延毕势必会受到影响。二是随着主动延毕学生的“成功”及其链式传播，越来越多的应届生可能会效仿此种做法。毕竟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理论曾指出，教育成本和受益会对人们的决策产生影响。而主动延毕带来的好处是可以被看见的，因此主动延毕人数的不断增加会是未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从“gpa year”到“gap year”：明确作为“间隔年”的定位

西方语境中的“间隔年”(gap year)缘起于1660年的欧洲“壮游”(the Grand Tour)，是指个体在升学或者毕业后工作前的徘徊、游荡与尝试之时间，可用于无期限的旅行、志愿服务等。据韩国统计厅2022年5月数据显示，15~29岁青年中，有35.8万人在毕业后的三年“间隔期”内才找到第一份工作，较2021年增长了3.5万人；而美、日、英等国家，毕业后未工作的青年人数比例也相对较高。但在我国，“gap year”被异化为“gpa year(泛指成绩)”。主动延毕其实就是一种另类的间隔年，但除了和解者，大部分延毕者都是用以备考内卷，没有坦然地接受时间的馈赠来休整身心。因此，我们必须矫正盲目“内卷”的行径，让个体拥有可以“停下来”的权利，凸显“gap year”的成长蕴意。此外，我们也需认识到：虽然通过主动延毕可以获得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但个体对抗社会并不一定能够取得彻底成功。伴随着主动延毕持续的时间，延毕者所需承担的边际成本会越高。如果无法实现成功(边际收益)，要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危机。所以还需审慎对待作为“间隔年”的延毕行为，避免其异化为“躺平”现象。

3.从“污名的”到“正当的”：肯定主动延毕正当性的必要

本研究并不是主张学生不顾实际情况选择“主动延毕”，而是盼求能够更加宽容地对待此种现象——尽管这种选择可能会被认为是“投机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原因在于硕士生主动延毕现象具有预警意义。第一，对于高校而言。大学承担着“化解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教育任务，应基于立德树人视角理性看待作为主动延毕的合理意义。在关注“就业率”“毕业去向”等显性数据统计的同时，应避免将此异化为一种压迫手段，如强制学生在毕业前签署三方协议，或对学生非常规化的毕业时间安排进行过度干预等。在保障学生合理性时间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增强共情性、心理调适等隐性情感关怀服务，提高高校非正式制度与学生情感需求之间的共鸣性。第二，对于社会(用人企业)而言。就业市场和用人单位对个人简历中的空白期容忍度很低，默认的规则是求职者无缝对接“学生—工作者”的身份，一旦出现“非应届生且无工作经验”，接踵而来的便是多方的质疑。但是，近年来就业难是切实存在的问题，应加大政策和舆论引导，营造宽容就业的和洽氛围，为延毕者提供同等公平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