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广西 桂林 541000
2023年12月19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简称《意见》),要求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强调完善两类学位的设置、布局、规模和结构,提出到2027年两类学位分类发展实现格局性变化[1]。目前, 受国家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基本形成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分类发展格局。“分”指的是别也,刀以分别物也[2]。“类”指自然类和人为的类[3]。分类主要依据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显著特征进行划分[4]。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指的是,依据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表现出的差异化发展要求,对研究生进行分类培养,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多元化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需求。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作为研究生教育布局优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高站位的发展。强国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深入推进不仅能够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满足社会发展新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鉴于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重大价值,本研究将按“何为-为何-可为”的思路对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框架见图 1。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对强国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诉求的有效回应。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既有来自知识发展的积淀,也有来自制度的助力,更有来自组织的外力驱动,这些形成了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知识-制度-组织”三重逻辑向度。其中,知识逻辑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理论原点,是制度逻辑和组织逻辑存在的前提条件。制度逻辑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工具支撑,组织逻辑是外驱动力,而组织逻辑的架构离不开制度逻辑的规范性支撑。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 知识逻辑: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理论原点知识是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变化的内生力。知识逻辑指按照一定的理论方法使学科中的各个知识点串联起来而形成一定的线索结构[5]。知识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依据。
知识的生产逻辑。知识是人类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知识生产”是在已有知识和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知识的过程,并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的阶梯和支撑点,意味着量的扩张与质的飞跃[6],其蕴含着系统创生的全部信息或全部可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就是要针对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洞悉问题的根源,揭示问题的本质,赋予已有知识新的时代内涵,促进研究生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形成有高度时代和前沿科学问题显示度的交叉学科。学术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对知识应用关注程度为区分度。学术型学位研究生培养受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影响更多,倾向于书斋式、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或知识创新;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受外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影响更多,倾向于社会驱动式的知识生产或知识创新。换言之,前者以内驱式为主,属于内生型知识生产;后者以外驱式为主,属于外生型知识生产。
知识的分类逻辑。知识通过生产、分化、交叉、综合、重组等生成不同的知识集合或学科[7]。中国古代“七艺”、中世纪“文、神、医、法”和现代大学诞生的各学科,均是知识分类的结果。从研究生教育发展史看,知识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研究生教育功能发挥的核心要素,研究生教育分类理应以知识分类为逻辑起点。依据知识属性的不同,可以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分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与实践学科。基础学科呈现明显的抽象化、结构化、学科化和体系化;应用学科表现出强烈的效用化和产品化;实践学科表现出集成性、交叉性、应用性和实践性[8]。据此,研究生教育以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实践学科开展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分类培养活动,形成以基础学科为主导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和以应用学科和实践学科为主导的专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分类发展。
知识的内在演化逻辑。研究生教育是应用、创造高深专门知识的社会活动[9]。它是人类基于对教育体系的深刻理解所构建的新系统,不是天然的客观存在,而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的选择,人类对知识和未知科学深入探究才产生了研究生教育。知识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类型,知识的认识价值与实践价值驱使着社会不断前进,同时也刺激着社会组织结构与生产关系的重构,知识形塑着社会的同时又被社会所形塑[10],知识处于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与社会的交互使得其形成了可探寻的演化逻辑。最为典型的表现是知识生产模式的更迭。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知识的价值及其生产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11],经历了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生产模式Ⅱ、知识生产模式Ⅲ、知识生产模式Ⅳ等阶段。当下,由于第四代科技革命的强势冲击,知识生产模式演变为“大学-企业-政府-社会组织-个体”知识生产模式Ⅳ,推动了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结构性变革。知识生产模式对研究生教育发展产生的作用是知识生产范式向纵深处的根本性变革[12],要求研究生教育以国家公共利益和以市场资本增值为价值取向,兼顾多方利益,做到精准对接多元主体需求,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倍增效应。这就要求研究生教育遵循知识的内在演化逻辑,深切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坚持分类发展。
(二) 制度逻辑: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工具支撑制度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及文化-认知要素三大方面[13]。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以制度逻辑为工具支撑。依据斯科特的观点,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主要包括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代表的规制性要素和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意见、通知、公告”类研究生教育政策为代表的规范性要素。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破解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问题,畅通人才培养的路径,满足国家、社会、高校、个体等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多样化需求。
首先是以教育法律法规为代表的规制性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简称《学位条例》)代表着我国学位制度的正式建立。《学位条例》为国家学位制度建立了基本框架,对学位授予标准和学位授予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学位制度为研究生质量提供了一整套学术专业能力评判标准。这种通过法律的形式对学位标准进行固定,体现了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
其次是以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意见、通知、公告”类研究生教育政策等为代表的规范性要素。政策话语成为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制度逻辑遵循。其一,国家陆续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专业学位(2020-2025)》等总体发展纲领和根本政策,使得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主题愈发明显、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获得规模发展。尤其是近期教育部印发的《意见》对两类学位的地位做出明确申明,强调统筹推进两类学位分类发展,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凸显研究生教育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其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学位点授权审核和评估政策,动态调整专业型和学术型学位授权点。2016—2022年以高校为主的学位授权单位动态调整撤销的学位点共有1759个,增列的学位点共1279个,力争优化学科布局,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社会发展需求。其三,国家有关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的专业型学位研究生教育政策文件,如《关于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扭转了专业型学位弱于学术型学位的社会偏见,提高了其社会认同度。其四,制订《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和更新《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版专业目录将以往专业学位类别目录以附表呈现改为统筹归入相应学科门类,彰显出专业型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同等重要。
(三) 组织逻辑: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外驱动力组织逻辑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外驱力。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组织逻辑指高校、市场、社会和个体等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利益相关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互动和沟通达成共识,从而实现集体行动。《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增加一定比例具有行业产业实践经验的专家参加复试(面试)专家组,专业学位教指委负责组织编写、修订、推荐核心教材,并创新由政府投入、受教育者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等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从而为健全中国特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其中,研究生培养单位、专家(含行业专家)、导师、学位指导委员会等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代表着政府、高校、市场、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意志,传达出他们的利益心声。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互动,形成紧密结合的实践共同体,合力推动研究生教育寻求更加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实现分类发展。
一方面,政府、高校、市场、社会和个人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是“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通过政策与资源配置调适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发挥“导向”“协调”功能。高校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场域,通过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等途径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培育类型多样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市场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产品和技术创新服务等引导研究生教育培养市场急需的人才。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并形成共生共荣的实践共同体,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的高匹配度。
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进是国家、市场、高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交互合作逐步深入的结果。社会主义最大的政治优势在于能够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举国体制的效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就是国家、市场、高校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交互合作、稳步推进的过程。研究生分类教育旨在探究高深知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满足社会细分行业对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也满足公民个人对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为何: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三层价值意蕴教育是振兴民族之魂。研究生教育位于教育体系的顶端,面对时代的严峻考验,应主动适应新形势,直面发展难题,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健全中国特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体系,为中国式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
(一) 战略价值:担负着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使命担当,深化两类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对于培养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实现国家强盛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效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要求的必然选择,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有效推动技术创新,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技术创新离不开研究生教育高层次人才的供给。一方面,研究生教育通过坚持立德树人,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推动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分类培养,实现国内外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通过完善两类学位的设置、布局、规模和结构,瞄准国家战略布局和急需领域,调整学科结构、优化硕士学位授权点、博士学位授权点布局结构,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实现高精尖科技人才的自主培养,增强国际竞争力,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机会更加均等化的方向发展,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14]。
二是有益于推动中国式教育区域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式区域教育现代化是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推动我国整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区域教育现代化要在教育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内容方法、治理水平等方面逐渐形成现代性与区域性特征[15]。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举措。“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为区域现代化实现道路指明了方向[16]。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可通过紧密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搭建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能够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海南自由贸易区建设、东北与西部振兴”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和区域产业发展现实需求主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动态调整学位点布局,精准施策,服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最终实现中国式区域教育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区域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可通过自主创新、强化特色凸显地方优势,着力打造教育科创策源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发展样板区等,发挥典型示范、品牌引领的榜样作用。
三是有助于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统筹部署,体现了三者共生共存、协同发力、强劲支撑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其中,教育是基础,人才是主体,科技是动力。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关键结合点。因此,研究生教育发展要聚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坚持分类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分类健全培养机制、分类加强教材建设、分类建设导师队伍,进一步提高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实现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目标服务。
(二) 功能价值:肩负着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的时代重任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以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协同发展为主,是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优化的表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类型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功能的发挥。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决定着人才培养类型与规格,直接影响其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耦合度。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人口等方面的新变化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势必要求其调整类型结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首先是维护政治稳定。研究教育分类发展以追求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学术学位以知识创新发展为主,而专业学位以行业产业发展需要为主,培养具备扎实系统专业基础、较强实践能力、较高职业素养的实践创新型人才。二者齐头并进着力解决一些我国当下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不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在人工智能、深海潜水、生物医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从而更好地促进政治、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其次是促进经济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研究生教育能够为社会生产和技术进步培养出优质人力资本。优质人力资本指具有一流的个性品质、知识结构、设计能力与创新素质的拔尖创新人才[17]。优质人力资本主要通过理念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等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强调两类学位依据本质属性实现育人机制创新,深化改革,合理利用和创造人才培养平台。学术学位通过深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机制,借力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科研平台,将教学与科研融于一体,产生反哺效应。同时,培养单位与国家实验室、行业产业合作,联合培养学术学位研究生,实现高层次人才的跨学科、交叉融合、知识整合式的培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具有学科交叉知识和宽广视野的原始创新性人力资本。专业学位通过创建联合培养实践基地,产教深度融合,使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高度对接人才培养与企业用人需求,为产业升级和换代提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再次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新文化的创生。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研究生教育分类培养能够将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聚集为一体,弥合各民族文化分歧、凸显特色文化,形成文化聚合力,从而创造出新的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其一,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坚持因材施教、分类培养,两类学位共生共存,发挥研究生培养的倍增效应。其二,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坚持分类培养研究生,通过专业文化和师门文化,借力实验室以及学术期刊等自觉主动去生产新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增强文化自觉。
(三) 本位价值:承担着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职责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生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硕士研究生教育去精英化。因此需要对硕士研究生教育进行分类,实现学术型、专业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保证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坚定信念。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遵循研究生教育内在逻辑、社会发展需要,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学科及研究生个人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1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需要达成三大目标:
一是有效解决研究生培养同质化问题。自首个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工商管理于1990年设立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研究生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为各行各业培育了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基本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然而,研究生人才培养存在同质化现象,出现结构性就业难问题。2023年全国研究生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科研训练、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较低[19]。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通过深入打造分类培养链条、大力推进重点领域的分类发展改革等举措有效解决当前研究生教育培养面临的同质化问题。
二是构建完善研究生学位制度。一方面,从政策层面确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价值和地位,把二者放在同等地位,可逐步消除我国以往专业型学位次于学术型学位的社会偏见,进一步改善我国三级两类学位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学位授权点审核制度动态调整学术型学位授权点与专业型学位授权点,完善研究生学位制度。
三是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通过研究生教育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即研究生教育基本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即研究生教育工作制度)实现善治的全过程。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保障。核心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思想,做好研究生教育规模、经费、学位点等基础资源的合理配置工作,强化两类学位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发展要求,形成分类发展质量文化,健全分类发展保障机制,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
三、可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三维实践进路知识逻辑向度、制度逻辑向度以及组织逻辑向度等多重逻辑向度为研究生教育实现高质量分类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前提。如何把这一理论层面上的研究生分类发展的美好设想变为现实,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举措来实现。“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0]。故此,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要由理论可能变为现实,须探寻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一) 价值共识:明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功能定位价值取向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的首要问题,也是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首要问题。研究生教育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为学术而学术”以及“为市场而学习”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两种不同的培养模式反映了不同社会逻辑。教育强国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必须明晰分类发展的功能定位,达成价值共识,回答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首要问题。价值共识反映着特定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凝聚价值共识是从价值观念上的“多”走向价值共识上的“和”的过程,是推动价值观再生产、寻求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的实践活动[21]。
首先,要深化对学术型学位与专业型学位的认知,明确两类学位的定位和标准,以区分两类学位的培养目标、特点和要求,提高两类学位的含金量和社会认可度。两类学位具有培养学术创新型人才和实践创新型人才的不同定位,但是这只是类型上的区别而不是层次上的差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职业性和实践性,但并不意味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降低学术标准,而学术型学位研究生教育以追求“学术性”为价值取向,意在理论创新、知识创生,学科前沿把握,既为高校和科研机构输送具有原创性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学和科研人员[11], 也为社会服务。无论是学术型学位还是专业型学位都应把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为培养研究生的重点[22],坚决维护国家公共利益,扎根中国大地,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其次,要明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价值。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研究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当前,第四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原始创新人才和高精尖高层次技术人才,在国际社会抢占发展先机[8]。政府、研究生培养单位、市场和社会以及研究生导师、研究生等多元主体必须深刻意识到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重大战略价值、功能价值和本体价值。尤其是研究生培养单位应遵循研究生教育基本规律,遵循知识逻辑、制度逻辑与组织逻辑,分类优化培养方案,强化科教融汇协同育人与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推进学位论文评价改革,加强导师分类管理,从而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提高研究生教育利益相关者获得感,凝聚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价值共识。
(二) 工具赋能:形成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进机制深化改革相关体制机制,形成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推进机制。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既是一项国家政策安排,也是一种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念。研究生教育活动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导致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完善具有复杂性、创新性。为此,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学位授权审核,促进研究生教育类型结构优化。一方面,国家坚持需求导向,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振兴等国家发展战略,大力新增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全面支撑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应在下一轮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中重点布局学术型博士学位授权点,紧密对接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建设规划,实现原始创新新突破。
二是完善融通创新的长效机制。其一,构建基于研究生教育主体协同的规制性制度,采用自上而下强制性机制,并辅以奖惩措施的顶层制度。其二,构建基于研究生教育社会责任的规范性制度。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前提是压实地方政府、研究生培养单位、市场等多元主体的责任,培育合作文化,形成多元交融共存,多元主体合作网络。
三是建立统一的研究生供求信息共享机制。首先,数智赋能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衔接的信息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信息网站,及时更新市场的人才需求信息,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和研究生个体智能化推送市场用人信息。其次,健全研究生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政府建立高效的就业信号预警机制,合理精准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人才需求状况,并及时将预测信息公开[23]。最后,建立研究生教育学位类别设置的快速响应机制,丰富学位类别,优化研究生区域教育规模和结构布局[24]。
四是建立研究生教育分类评价体系。基于学位类型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将会对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产生引导、调控和监督作用,且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未来图景。相关部门应依据两类学位不同的培养目标和特点,构建差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25],突出不同学位类型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以增值为价值导向,引导和规范研究生教育分类高质量发展,以适应两类学位的人才选拔和质量保证的差异化需求,优化两类学位的人才供给和流动。
(三) 组织保障:成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管理机构成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专门管理机构,强化组织保障。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涉及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等相关利益主体。由于政府、高校、市场和社会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方式不同,四者并不单纯地对研究生教育分类产生影响,而是需要一定的凝合机制,只有发挥好政府主导、高校主体和市场基础的协同作用,才能优化研究生教育类别结构,从而更好释放研究生教育的集成功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管理机构的成立是研究生教育功能发挥的关键,其能够为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提供坚固的组织保障,形成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我优化、市场预警反馈和社会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为此,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加以谋划。
建立以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为主要成员的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宏观管理机构。规划功能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的首要功能[26]。宏观管理机构不断完善细化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加强对培养单位的工作部署、坚持分类指导和监督。宏观管理机构在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中扮演着指导者、协调者、组织者的角色,是有为组织和有限组织的统一,切实把握好行为边界,坚持做到不越位、错位、缺位、失位。同时,宏观管理机构应建立企业行业参与专业型研究生培养的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培养质量考核制度等相关制度。
建立高校-企业-社会三位一体中观管理机构与第三方管理机构。其一,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的战略制高点作用,着力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其二,充分发挥专家组织、学会、协会作用,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两类学位建设质量分类评价和认证机制。第三,管理机构应统筹学位授权点审核和评估工作,发挥多元评价和质量监督的倍增效应。
建立研究生培养自组织体系。具备条件的培养单位应设置专业学位独立院系或培养机构,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研究生就业状况追踪调查机制。依靠追踪调查,全面掌握企业对人才的具体需求和标准,寻找企业所需人才与研究生培养单位培养的人才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而有针对性地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实现两类研究生的精准培养与精准供给。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2312/t20231218_1095043.html.
|
[2] |
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10.
|
[3] |
夏征农, 等. 大辞海: 哲学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590.
|
[4] |
夏征农, 陈五立.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499.
|
[5] |
杜尚荣, 李森. 中小学教材编写逻辑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论教材编写的数学逻辑体系[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10): 34-39. |
[6] |
孙正聿. 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60(6): 5-11. |
[7] |
李枭鹰, 牛宏伟. 论一流学科建设的知识逻辑[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5): 74-80. |
[8] |
王战军, 翟亚军, 张微. 构建四级三类学位体系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12): 8-15. |
[9] |
刘贵华, 孟照海. 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逻辑[J]. 教育研究, 2015, 36(1): 66-74. |
[10] |
李曼. 论大学治理模式变革的知识逻辑[J]. 教育研究, 2015, 36(3): 56-63. |
[11] |
李拓宇. 知识生产、学科演化与专业博士学位[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5): 132-138. |
[12] |
马永红, 张飞龙, 刘润泽. 广义科教融合: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回归及实现路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2, 43(4): 60-70. |
[13] |
W·理查德·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 姚伟, 王黎芳,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59.
|
[14] |
黄楚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3, 42(12): 136-145. |
[15] |
杨小微. 迈向2035: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定位[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58(5): 38-44. |
[16] |
王依杉, 张珏.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区域表达——长三角教育一体化的探索与实践[J]. 教育发展研究, 2023, 43(9): 20-29. |
[17] |
杨德广.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成效、缺失和建议[J]. 重庆高教研究, 2022, 10(6): 3-9. |
[18] |
刘国瑜. 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推进[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9(5): 21-25. |
[19] |
周文辉, 黄欢, 刘俊起, 等. 2023年全国研究生满意度调查[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3(9): 48-54. |
[20] |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83.
|
[21] |
潘一坡. 论新时代凝聚价值共识的制度保障[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2): 120-124. |
[22] |
徐东波.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属性、发展误区与变革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10): 100-105. |
[23] |
丁楠, 杨院. 研究生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效衔接机制探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8(1): 11-15. |
[24] |
王战军, 蔺跟荣, 张泽慧. 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18): 27-30. |
[25] |
李永刚. 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力、影响与发展方略[J]. 中国高教研究, 2021(2): 77-83. |
[26] |
翟亚军, 王战军. 数智赋能我国研究生教育管理组织形态的变革与建构[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3, 44(6): 63-73. |
2. Faculty of Educ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0, Guangxi,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