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兰州文理学院, 兰州 7300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博士生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和未来科学家的主力军,是破除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封锁,为我国不断赢取国际博弈主动地位的关键。因此,引导博士生不断求真向善尚美,积极投身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博士生思政教育所赋予的时代责任。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而高校立德树人的本质实施路径及人才培养核心路径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思政教育正是高校思政教育的标杆及成效发挥的传帮带。[2-3]博士研究生是高校思政教育的标杆树立和成效传送的最高层群体,是科研创新的中坚力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动力。[2]因此,其思政教育俨然成为高校立德树人决策研判的重要议题。早在1953年,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就颁发《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将思政课程列入研究生教育教学。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相继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等重要文件,[4]为新时代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改革路径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然而,当前研究表明,博士研究生群体集体概念疏淡且群体结构疏散,“多角形”个性化教育的特征明显,主体性问题突出。[3]同时,博士生思政教育渠道单一,教育形式、内容实效性缺失。[2]以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创新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务必抓牢思想政治教育认同这一逻辑前提,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现实基础。[5]思政教育认同指认同主体对思政教育主体、内容、方法、功能等各要素的承认、认可、赞同乃至尊崇的倾向性态度,并自愿、自觉按思政教育要求规约自身思想、行为,使得自身思想和行为与思政教育要求趋同的过程,包含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几项基本要素。[5-7]博士生思想政治认同的深入探讨,有利于发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指向性,强化高校人才培养及思政教育实效,[5]满足推动个体社会化、丰富个体精神世界、促进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8]。因此,探索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的核心影响要素及提升路径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审视的题中之义。
但是,以博士生为主体的思政教育认同的探讨却存在空白。有学者从应然层面探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现实难题与实现路径, [6, 9]从生成机理角度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现实的根源,[8, 10]从概念探析角度解读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内涵,[5, 7, 11]少有学者从管理部门和院校层面探讨思政教育认同度及其核心影响因素。此外,已有研究一般是从宏观思辨的角度探讨大学生或高校层面的思政教育认同,较少结合宏观管理部门和中观院校双层视角专门针对博士生这一高层次群体的思政教育认同。因此,本研究基于25所省级管理部门和33所院校层面博士教育改革文本分析,进一步挖掘和探讨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突出问题及其核心影响要素,从而更好地从影响生成机理角度探索思政教育认同优化的创新路径,充分发挥研究生思政教育的标杆效用,进而为新时代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发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材料本研究以25所省级管理部门(不含港澳台)和33所A类“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博士生思政教育改革创新问题调研文本为分析单元,集中梳理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现状及影响要素。本研究共计调研文本58例,调研对象全面覆盖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及西北地区省级管理部门(不含港澳台)及36所“双一流”A类大学中的91.7%的A类“双一流”建设高校,因此,本次调研具有一定的覆盖面。
(二) 指标体系通过对上述博士生思政教育改革文本的初步分析,本文从博士生主体、团体队伍及教育组织层面,提取思政教育问题关键要素,并探寻其与博士生思政认同影响逻辑。其中博士生主体层面主要指博士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思政学习的充分性及博士生群体的观念、组织结构和构成;团体队伍层面指党员队伍的作用发挥、对思政教育的重视度及思政队伍的建设水平;教育组织层面包含思政教育组织的完善合理性,含三全育人体系、专业融合度和教学模式等。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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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思政教育问题指标体系 |
经Cohen’ Kappa系数检验对两位编码员的编码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思政教育问题关键各个要素指标的信度系数均在0.9以上(见表 2),分别计算两位编码员对各13个分析单元的CVR值,有10个分析单元的CVR值为1,其余均在0.5以上,因此,文本编码信效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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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思政教育问题指标编码信度 |
为深入探究文本量化分数区分度,保证数据合理性,本研究通过CR临界比值法对文本量化分数进行项目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高低分组区分度良好(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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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思政教育问题编码区分度 |
为深入了解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水平及问题表现,从而为创新博士研究生思政教育路径提供有效着力点,本研究通过对思政教育改革文本编码,探讨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总体现状及其与思政教育问题下的内在循生关联。结果发现:
1.博士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问题突出
由表 4可知,总体而言,博士生主体、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及思政教育组织三个层面问题得分差异显著(p < 0.001),博士生思政教育组织问题显著多于思政教育团体队伍问题(p < 0.01),因此,需从创新思政教育组织多元化、优化丰富思政教育资源、加深思政与专业融合等方面入手,提升思政教育组织质量。在各个层面具体指标上,如表 5所示,博士生主体层面各个指标差异显著(p < 0.01),而在团体队伍及教育组织层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博士生主体层面,博士生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及思政学习的缺乏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博士教育群体构成复杂多样,群体需求及目标统一性失衡,且限于其群体所在阶段及学习特征,其在“吸收、尝试、探索、创新”动因的驱动下,主动性及主体性特征明显,[3]不少研究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关注甚少,缺乏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意味着更高效、灵活多样、针对性和具有实效性的教育组织活动的开展面临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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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博士生思政教育问题描述统计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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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博士生思政教育具体指标描述统计表 |
2.博士生思政教育融合程度及团队思政教育重视度不足
博士生思政教育问题聚类分析图显示(见图 1),博士生思政教育与专业融合不足、思政教育针对性不足问题分布在高频问题分类内,具体表现为思政教育未能较好地渗透进课堂、科研及教学,课程思政落实不到位、教育管理活动存在硕博一致化、同质化现象,未能结合研究生不同群体的特殊性开展思政教育引导。博士生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及博士生思政教育的缺乏这两类问题分布在次高频类别中,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理论储备及学理探讨不足,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关注甚少,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经常以学术活动和科研项目为由,缺席党支部活动和思政教育活动。究其原因,由于博士生本身的学术培养属性,博士生思政教育“重科研轻思政”,在“科研压身”环境下,博士生本身政治敏锐度降低,且教育发力对象“重本轻博”现象突出。此外,博士生群体复杂而疏散,集体活动的集中性不强,这也导致实践教育开展不畅、教育组织“重理论、轻实践”。随着国际创新竞争的加剧、知识生产模式的快速转型及博士生规模的扩大,博士生培养理念呈现出从专注学术取向到关注多元发展、从聚焦在学质量到追求发展质量、从追求显性成果到倡导综合能力的嬗变。[12]因此,思政教育组织的单一化模式及思政学习主观能动性的缺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大思政”格局变迁的需求,创新优化思政教育组织、提升博士生思政学习素养与积极性已成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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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士生思政教育问题聚类分析图 |
3.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有待提升
由表 6可知,29.31%的省级管理部门(不含港澳台)和A类“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改革文本中强调了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度的不足,思政教育认同整体均值为0.28(SD=0.45),因此,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水平亟待提升。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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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思政教育认同总体现状 |
一是部分博士生政治思想素质不足,政治觉悟欠缺,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度不够强、社会主义核心思想认可度不足,未形成对主流价值观的接纳和肯定,未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二是博士生对思政教育组织及活动认同度不高。博士生不仅对常规思政活动的认可度较低,对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的队伍建设、整体设计、路径载体、效果评价、保障机制、教育核心主体、教育模式和内容实践等方面的认同度也存在提升空间。其对思政教育组织及活动的认同不足尤其体现在对社会实践和课外教育形式上,如青年志愿者、社会服务等资源及机会渠道缺乏等。究其原因,博士生“多角形”个性化教育的特征伴随着突出性主体问题,[3]也伴随着思政教育形式、渠道及内容落实成效等客观性问题,[2]这两类问题在博士生思政教育相对弱化的背景下,思政教育共同目标取向及需求源动力失调、失衡,愈发成为博士生思政教育政治认同及教育组织活动认同提升的阻力。
4.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受思政教育问题影响
如表 7所示,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明,思政教育问题较多的部门和高校的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显著低于(p < 0.001)思政教育问题较少的部门和高校。通过对思政教育问题对思政教育认同的Logistic回归可知(见表 8),思政教育问题得分能显著正向预测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p < 0.001),思政教育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水平。思政教育问题体现在博士生主体、教育者、教育内容及方法等介体上,从思政教育认同内涵而言,其包含主体、客体、介体和环体几项基本要素,[5]涉及认同主体对思政教育主体、内容、方法、功能等各要素的内化与吸收。[6-7]因此,思政教育问题可能会影响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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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思政教育问题在思政教育认同上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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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不同思政教育问题对思政教育认同回归 |
为深入探讨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本研究将在思政教育问题对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回归探索的基础上,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从博士生主体、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及思政教育组织三个层面进一步探索影响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的核心影响要素。
以博士生主体层面为Model1,以博士生主体及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层面为Model2,以博士生主体、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及思政教育组织层面为Model3对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经Bootstrap 1000次抽样,Omnibus检验结果如表 9所示,二元Logistic回归各个模型均拟合良好,因此三个模型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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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Omnibus检验表 |
博士生思政教育问题对思政教育认同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见表 10),在博士生主体层面Model1中,博士生思政学习缺乏能显著正向预测思政教育认同(p < 0.05),说明博生思政学习缺乏是博士生思政认同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在Model2中,将教育团体层面纳入Model1后,博士生思政学习缺乏仍能显著正向预测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p < 0.05),且党团作用发挥及团体队伍对思政教育重视度亦能显著正向预测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度(p < 0.05);Model3中,将教育组织层面纳入Model2后,党团作用发挥及团体队伍对思政教育重视度对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而博士生群体多元化、团体队伍对思政教育重视度及教学模式单一性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p < 0.05),这表明,将内外部因素均纳入思政教育认同影响因素分析后,思政学习缺乏、博士生群体多元化及思政教育模式单一问题是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的核心影响要素,对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度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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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博士生思政教育问题对思政教育认同二元Logistic回归表 |
群体结构复杂性充斥着不同意识形态及诉求的激荡冲击,无形间弱化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目标实现,[9-10]供需错位下的资源需求匹配失衡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认同主体需求,信息多样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认同教育队伍素质。[9]在此背景下,教学模式传统化、扁平化、低成效的单一化模式革新路径遇阻,需求供需匹配错位也加重了思政教育动力性及目的性根源的匮乏,教育团体队伍动力和效能不足,对思政教育的忽视问题接踵而至,思政教育认同水平提升因此受限。因此,有必要以核心影响因素为切入点,着手推进思政教育认同水平的提升。
四、对策建议提升博士生思想政治认同,是健全研究生价值观培养体系、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为此,结合调研结果,围绕如何优化博士生思想政治认同教育,提出如下建议:
(一) 保证博士生思政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并存,激发博士生实践动力本次调研结果表明,在博士生主体层面,思政学习缺乏是影响思政教育认同的核心影响要素,博士生群体结构复杂性与观念多元化的潜在要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主体性问题。博士生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则是当下思政教育改革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强调了受教育者在认同中的主体性地位,其本质是思政教育学习主体自觉接受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形成情感和精神上的归属感和一致性,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活动过程。[7-8]而内化过程需要深刻的价值学理教育,需要博士生积极投入学深学实、内化吸收思政教育理念与规范,需要博士生主动探究思政文化的价值,坚定文化自信的意义。[13]
值得注意的是,思政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理论与实践融合共进,才能不断增进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实现知、信、行的统一。[14]因此单一空洞的价值学理摄入会削弱思政教育实效,要将学理教育与外化的实践相融合。通过融合思政特色的学术实践积累学分等方式激励博士生积极参与实践,引导其在实践中增长德育才干。同时,尊重博士生价值观多元化,牢牢把握博士生活动实践与价值观教育的阶段发展规律,重视研究生在学校和工作场域的实践活动对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塑造作用。强化红色文化资源契合实践教学,依托文化遗产和场所建设好教育实践基地,同时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制度体系,提高实践质量。加强博士生不同场域的红色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最大限度推动博士生思政认同教育学理吸收与实践相融合,将红色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全方位、全过程渗透到学校社团组织的信息资源与实践活动中,积极引导博士生在思政教育的“学”与“践”的主观能动性,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站位,强化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度,发挥主体作用,提升思政教育活力。
(二) 保证思政教育统一与多元并存,加深学科专业与思政教育融合本次调研结果表明,博士生群体多元化、教学模式单一性是影响博士生思政认同度的核心影响因素。群体的多样性特征对思政教育的灵活多样提出了新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在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课建设的改革创新方法论“八个统一”的基础上,[15]优化创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摆脱说教与灌输式的思政教育方式,建立多元立体式教育模式,从而提升思政教育吸引力、提升博士生对教育组织活动的认同度。此外,创新思政教学模式,需要形成“大思政”理念与格局,以“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环境思政”“文化思政”等在内的思政教育立体架构[16]为框架,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落实“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的总体目标。在推动“大思政”格局建设过程中,尤其要结合博士生群体特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博士生的专业学习、科研工作的融合,通过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在博士科研过程评价、结果评价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拓宽以大课堂教学为介质的传递思政教育的渠道。深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将“理论主课堂、实践大课堂、网络新课堂”的综合教学改革模式贯穿于博士思政建设组织中,充分利用“报、网、端、微、屏”上各种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打破博士生难以集中教学困境。滚动采取讲述、研讨、一对一交流等多元形式,开展“导师有约”“博士生宣讲团”等与博士生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思政教育活动,以最大限度提升思政教育活力。在此过程中,充分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17]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高校精准思政,全时在线、构建实时更新、即时研判的机制以及前瞻型、主动型、智能型应用平台,从而使思政教育实现点面结合、立体突破。[18]
(三) 落实研究生思政教育团队实效,发挥朋辈与榜样教育功效调研结果表明,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对博士生思政教育重视度不足是思政教育改革较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当充分发挥博士生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功能实效。持续深入落实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纳入教育事业发展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在师资建设上优先考虑,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19]以充分实现教育队伍的需要满足,获得新时代思政教育认同实现的动力源泉和目的性根源,[8-9]从而激发教育队伍发挥思政教育实效的动力。思政教育团体部门及教师队伍应充分认识到其在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专业课教师、辅导员、博士生导师与思政课教师形成合力,围绕根本任务和目标同向同行。要明确学校、学院、博士生专职辅导员、导师等育人主体职责,多方协同联动,转变“大学工”的思维模式,尤其要落实博士生导师第一责任人要求,在课题组内、科研团体设立政治导师,联创联建,重视并强化导师刻苦钻研的科研精神、以身作则等言传身教及人格魅力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引导作用,打造显性课堂与隐性课堂并举效果。同时,要深入推进认同教育队伍“思路创优、师资创优、教材创优、教法创优、机制创优、环境创优”,全面提升认同教育队伍的素质能力,让思想政治教育认同者自身开展认同教育,从根本上为培养时代新人服务。[9]此外,思政教育队伍当发挥榜样及朋辈教育实效,推动榜样及楷模示范建设,建立博士生榜样学习中心及党群服务中心,打破博士生组织疏散壁垒,强化博士生通过榜样及朋辈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教育。总体而言,需要在提升思政教育者认同基础上,充分发挥博士生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建设实效。
总之,创新博士生教育改革,提升博士生思政教育认同度,需要博士生主体主观能动性发挥、需要思政教育团体队伍发挥功能实效、亦需要优化教育组织模式,保证思政教育的参与主体内化符合新时代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规范,以打通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途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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