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所高校接连发布的退学公告见诸报端,“退学”已变得“近在咫尺”。相比于“被退学”,“想退学”话语背后所隐匿的资源浪费与个体身心压力更值得关注。相关研究指出,研究生群体正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1],与普通人相比心理健康危机更为突出[2]。在学业、就业等多重压力裹挟和宽进严出的制度倒逼下,退学意向已从个体情绪弥散至群体特征,或是微弱火苗转瞬即逝,或是长期潜伏阶段性发酵,但不论哪种表现形式,都是对现有培养制度发出的诘问。面对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研究生考试而争取来的宝贵学习机会,他们为何会产生退学意向?哪些因素致使其产生退学意向?值得我们探寻与省思。
“意向”代表指向某一目标的欲望、计划或企图[3]。研究生退学意向是研究生主观放弃在校学习、中断学业进程的想法与意愿,揭示了其对于学业进程的认知与态度。就像离职意向对离职行为有直接效应[4],退学意向也是预测退学行为的最佳前因变量。国外诸多学者较早对高校学生退学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包括心理学视角下个体心理特质[5]、经济学视角下家庭经济水平与可支配能力[6]、社会学视角下的院校表现及互动水平[7]等。反观国内,对于高校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群体退学问题的探讨更多停留于制度层面的建构与完善[8],以及分流退出的操作与执行[9]等。“被动退学”是一种退而去其“次”的以质量为准绳的过程性淘汰[10],与之相比,“主动退学”是退学意向作用发挥的结果显现。退学意向作为一种行为反应倾向,是产生实质退学行为前的心理活动状态和内在意识过程,对这一动态过程加以捕捉进而施以及时且有效干预,对于改善教育服务水平、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视角S-O-R(Stimulus-Organism-Response,即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模型由Mehrabian等提出,被认为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该理论模型以传统的S-R(刺激-反应)理论为蓝本,在S(刺激)与R(反应)间引入变量O(有机体),弥补了刺激与反应间动态转化过程的缺失。该理论认为个体面对外部环境刺激,并非简单机械地直接给予反应,作为具有主观意识的有机体会对外界刺激进行信息加工与处理,表现为认知与情感上的变化,从而做出心理或行为上的反应[11]。由于该理论对于行为意向预测具有较强解释力而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消费行为等领域。近年来,S-O-R理论模型逐渐应用于教育学领域,包括在线学习者的持续学习意愿分析[12],幼儿教师内隐分析行为解读[13]等。该理论对本研究问题的探讨具有较强的适切性,研究生群体面对导生、生生间矛盾等外部刺激时,有些人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有些人则束手无策并因此意志消沉产生退学意向,究其原因,在于刺激与反应间的非线性联结关系。总体来看,退学意向是外部环境刺激与研究生个体认知和情感变化协同活动的结果,本研究将以S-O-R理论模型的分析进路为依据(见图 1),探索影响研究生退学意向产生的因素及其生成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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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O-R理论模型 |
当前已有研究对于研究生退学意向涉猎较少,意向形成的相关影响因素较为繁杂,在核心测量指标难以确定之下,定量方法的可行性稍显不足。正如“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14],通过人与人之间言语的交流、符号的互动以及情感的传递进而领会与洞察个体的意义建构极为必要。基于此,特以硕士研究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自下而上”的探索方式深度挖掘退学意向的生成原因及其过程机制。
(二) 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由两部分组成。主要数据来源于新浪微博超级话题(简称超话),超话将话题模式和社区属性相结合,通过沉淀关联话题的优质内容,快速聚集志趣相投、情感共鸣的同质群体形成网络聚合体[15]。其中,“研究生退学超级话题”已成为大批研究生的聚集地。超话这一匿名空间及其公共属性为研究生群体自我表露与情绪宣泄提供了契机与平台,较大程度上保证了文本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可参考性。截至2023年2月,该超话注册成员67.2万人,共计发表6.7万条帖子,累计阅读量达5.2亿。在阅读与筛选后,共确定63份叙述内容较为丰富且相对典型的帖子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样本,按“A-整理顺序”进行编号。
另一部分来源于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依据最大差异原则选取了18位硕士研究生为访谈对象,按“B-访谈顺序”进行编号。访谈以面对面方式进行,以弥补网络文本的静态性缺陷。每次访谈约为50分钟,访谈问题主要围绕是否产生过退学意向,何种原因致使产生退学意向,以及希望得到哪些帮助以消除退学意向。其中,着重对于原因部分进行了追踪询问,以尊重受访者意愿为前提,建议其通过自传、举例等形式加以回溯说明,有利于本研究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原因探寻及情感窥见。此外,从中随机抽取了6份访谈文本以做后续理论饱和度检验。
(三) 资料整理与分析1.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中,需悬置个人主观想法、打破“习惯性预期”、忠于原始资料,在“剔除”与“聚拢”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初始概念及概念范畴[16]。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反复比较与多次整合,最终提取出29个初始概念,并将其精炼为12个范畴,共涉及134个参考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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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硕士生退学意向的影响因素编码 |
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探寻上位类属,建立主从范畴间有机关联的过程。本研究严格遵循初始范畴间的内涵异同与逻辑次序对其加以归类,最终得到5个主范畴,见表 1。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旨在进一步厘清范畴间的逻辑关联,进而生成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基于前两轮的编码结果,本研究将核心范畴确定为“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及其生成机理”,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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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及其生成机理 |
4.理论饱和度检验
通过对预留的6份访谈文本加以编码分析,并未发现新的概念或范畴,由此可推断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及其生成机理的核心概念,以及相关关系被充分挖掘,研究在理论上已达到饱和状态。
四、研究结果 (一) 外界刺激归因1.人际裹挟
(1) 导生矛盾:导师的“缺位”与“越位”
“导师制”下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生矛盾也成为硕士生退学意向产生的重要触发事件。在硕士生培养过程中,导师于立德树人和学术指导等方面主要存在“缺位”与“越位”两种状态。“缺位”体现在导师对责任担当与义务履行的漠视,包括沟通次数屈指可数,“导师不管,就说过两次话,一次中秋、一次选课”(A11);“放养式”的带教风格,学术上的疏于指导,“导师放养型,他有很多事情做经常不在学校,整个研一就开了三次组会,只是让我们读论文,处于无人指导状态”(A30);忽视和缺席硕士生的情感需要,“感觉自己就是个工具人,导师不会关心你累不累,其实付出很多,只是想换来她的肯定、支持,但都得不到”(B6)。“越位”体现在导师权力的滥用与权力的僭越,包括导师专制独断,“导师直接定题,稍微提点自己的想法,就说指导不了”(A10);导师行为失范,让硕士生扮演生活秘书角色,“自己搬新家是硕士生搬的,自己的娃是硕士生帮他看的,自己的快递是硕士生帮他取的,平常他无处不在,找他看论文,他到处都不在”(A19)。部分导师已成为“课题跑步机”(project treadmill),硕士生则扮演“加速器”,导师与硕士生之间呈现雇佣关系,却并未遵守相应的经济契约伦理。“一心想让学生帮他做横向(课题),挣的钱全进自己口袋,出差学生补助一天150也要贪污”(A50)。“廉价劳动力”“卑微打工人”成为硕士生对自我位置的自嘲和内心深处的抵抗。更有甚者,对硕士生进行言语辱骂和精神折磨。
(2) 同辈冲突:“情”与“利”的双重挤压
同辈群体不仅是个体的知识给养源,也是个体重要的情感依托。作为硕士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他人,同辈间的交往状态对个体影响深刻。一方面,同辈间存在情感型冲突,室友看似朝夕相处,但由于从属师门、科研任务并不相同,彼此间情感联结较为有限,研二在读的A35就提及“室友是三个研一的直系学妹,交流还行,但是应该深交不起来”,导致“同学之间无法推心置腹”(A65)。心理距离较远只能被动成为“独行侠”,并发出“读研很孤独,想退学”(A33)的心声。另一方面存在竞争型冲突,主要发生于同专业或同师门等微型组织内部,表现为各自为伍、单打独斗的“松散结合”样态。加之对奖项荣誉的角逐,甚至把对方当作参照系和假想敌,彼此提防乃至相互猜忌,采取“有所保留”“贬损他人”等自利性策略以保证自己在资源竞争中占有相对优势地位。“内卷”下的舍本逐末消磨了学术初心,也加剧了信任危机,结果就是“每天就在同学之间无意义的内卷中焦虑, 然后在奖学金的明争暗斗中度过”(A38)。
(3) 家人不解:心理慰藉与经济支持的欠缺
家庭是与个体密切相关的微系统,家庭一方面能发挥其稳定的结构性功能给予个体动力支撑,另一方面也具有动态的解构性功能成为个体压力来源。其中,来自家庭层面的心理慰藉与经济支持的缺失是硕士生退学意向产生的影响因素之一。亲子间逐渐拉大的时空隔阂与代际势差瓦解了原有的理解根基[17],家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硕士生的情感流露,硕士生也就无法从家人一方获取心理支持,“跟他们(父母)提累、科研压力大,他们只会说‘再累能有上班累、不想上就挣钱……’,真想直接退学”(B6)。理解的匮乏随之带来的是物质经济支持的欠缺,一些家长发出“都读研了,能挣钱了,发论文不都给钱么”(B4)等疑问,或是出于“研究生有补助”“有能力打工挣钱”等原因而减少经济支援,却忽视了子女在平衡学业压力和兼职获取经济报酬间所要消耗的巨大的心理和时间资源。
2.资源阙如
(1) 硬件资源不足
研究生作为知识生产者,具有较强的资源依赖性。硬件设施建设情况直接影响着硕士生的资源获取程度和科研活动进程。尤其对于理工类硕士生而言,对于实验室、耗材等工具性资源支持的需求更为强烈。“作为理科生,没有办公室实验室,没给配电脑打印机等等,只能在宿舍学习”(A5),“实验室条件简陋,做实验总是得出去‘乞讨’”(A36),使得硕士生科研动力不足,研究进展缓慢。“图书馆座位少、寝室晚上断电”(B3),“缺少学习研讨空间,校园网也差”(B5)正在严重制约着硕士生的能力图景与科研发展空间。而对于社科类硕士生来说,折射现实、观照现实,才能延长学术生命线、焕发学术生命力,但“缺少实践研修基地”(B2),“没有能开展田野调查的平台”(B11)使得研究只能纸上谈兵。同时,宿舍环境、食堂价格及饮食卫生差强人意也影响硕士生的在校体验,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存需要是个体基础性需要,“寝室环境差,上个厕所像淋浴”(B1),“洗澡不方便”(B5),使部分学生“根本不想上学”(B1)。
(2) 软件资源不佳
首先,课程资源是研究生科研水平提升和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依托。同质化的课程设置、单一化的授课模式同社会客观需求、硕士生主观能力诉求间呈现“脱耦”状态。例如,有学生表示“课程形同虚设,专业课都是让学生讲ppt,那么多跨专业的,学生要是都会, 还要老师干嘛”(B5),“本硕课程很多重复,帮助不大”(B12)。学生课程参与权与建构权的失范与过度、课程内容乏善可陈只会让学生浪费时间,尤其对于文科而言,“期末交个论文就行”(B9)已成为师生间为课程画上句号所心照不宣的默认事实。其次,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知识是个体与他人经过磋商并达成一致的社会建构”[18],学术研究的根本即交流[19],学术活动资源可以为硕士生提供与他人磋商,与前沿对话的机会与平台。但“学术交流机会较少”(B6),甚至有硕士生表示连“师门组会都没有”(A14),“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交流缺失严重阻碍了硕士生的知识交互与视野拓展。
3.制度规约
(1) 论文发表制度
学生论文发表情况不仅是衡量高校培养质量的可视化标准,也是学校检验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外在标识,论文发表制度正以其现实合法性和逻辑正当性支配着研究生的学术生涯。当下,“不发表就出局”的绩效文化已呈现从博士生队伍逐渐向下蔓延至硕士生群体的趋势。部分高校明确提出较高发表要求的毕业硬性指标,这一双“看不见的手”要求硕士生满足同等期望,即论文发表正以“显性制度”或“隐性规范”的存在方式作用于硕士生退学意向。“知网可查、期刊级别、发表数量”等具体硬性规定和隐性要求,使硕士生陷入“发了省刊,但学校非要二本学报,要不然,就不让你答辩”(B1),“老师发核心都费劲,更何况我们”(B4)等矛盾两难境地。论文发表制度无疑是将学生培养质量评价权和毕业准许权移交到“期刊”这一第三方手中,在发表困境逼仄下不免引致学术道德失范,其中,A42的学校有“小论文必须发学报,并且在毕业前见刊才能拿到学位证,且学位证最多只给保留一年”的规定,在论文发表周期长和倒计时逼近下,A42无奈找寻中介且被骗取了钱财,学术不端隐患也就此埋下。
(2) 学生管理制度
在高校权力场域中,学生位于最底层。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强制规约的路径依赖导致学生管理工作异化,包括非正当交易,导致“入党、奖学金等名额被暗箱操作”(B11);以“管制”代替“服务”,行政办公人员态度不好、流程烦琐、故意刁难等现象是访谈中的高频反馈,例如“请假、签字、报销等手续繁杂”(B10);“使用实验仪器申请手续烦琐,还不一定能约到,约上也可能被挤掉,还要搭人情”(B8),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冗杂和僵化;学生话语权的旁落和诉求表达渠道的不足,即便“找学院院长、向校长办公室反应也无果”(A1);更有甚者“没及时看到手机,错过收到回复就要给我处分,难道研究生不用学习,要时时刻刻盯着手机?”(B7)。虽然高校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为达到“以儆效尤”目的跨越劝诫和矫正环节直接给予处罚处分有违程序正义。当学校官僚气息严重,又缺少权利申诉渠道时,学生只能被迫低头,独咽委屈。
(二) 个体认知与情绪加工1.风险感知:秩序失控下的现实劝退
风险感知影响着硕士生个体对顺利毕业以及就业之可能性的主观判断。分心冲突理论指出,外界干扰会使个体分心,分心继而引发注意冲突[20],导致个体认知过载影响当下任务进程。这也意味着上述同辈冲突、刚性管理制度、家庭经济支持欠缺等外界刺激会干扰硕士生“学习”这一主线任务,对主导行为效果造成潜在威胁。同时,导师与硕士生毕业之间深度勾连,一方面,导师缺位使硕士生在困顿与迷茫中独自摸索前进,提高其试错成本以至毕业资质达成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导师越位使硕士生的“时间”这一常量被无情分解,对以大量时间资源为基础的研究工作无疑是重击,“一直被导师压榨,根本没时间搞自己的研究,真想退学去公司做实际项目”(B12)。导师的缺位与越位,软硬件资源的缺失坐实了硕士生无法按时保质完成科研任务和毕业论文的主观恐慌和客观事实,处于无法掌控自身生活事件和生命进程的失控感之中。且学校教育质量和资源供给质量具有强就业关涉性,“什么也没学到,学费都白交了,别真的毕业即失业,还不如早点退学”(A10),培养环境保障力度不足正严重影响着硕士生的就业准备度,担心自身在就业市场筛选机制中面临淘汰结果而产生中途退学想法。而论文发表制度与学位授予的挂钩不仅加剧了硕士生顺利毕业的困难程度,其影响力不断延伸至毕业后的就业环节,并和未来直接绑定,好像没有论文发表就无法在学术场中谋求职位,无法顺利毕业就不能且不配拥有美好未来。院校水平、导师声望、学历层次又成为横亘在硕士生论文发表之路上的高墙,“双非硕士,学校不行,导师也没名气”(B9)成为桎梏众多硕士生论文发表的客观现实,论文发表的工具性需要大于价值性需要,有限的期刊承载量和无限的发表需求量间的张力使得毕业风险加剧。为了顺利毕业,硕士生被迫成为没有感情的生产机器,从“心智的享受”变为“身心的折磨”,“发表的暴政”不仅是毕业、就业风险来源,更是在为发表而发表中对整体学术质量的摧残。
综上,导师缺位与越位、资源阙如、制度规约等外界刺激瓦解了应有秩序,蕴藉着毕业与就业的双重失落。硕士生在自主掌控的学业之旅中正面临失控命题,表现为秩序失控下的现实劝退。
2.负性情绪体验:情感畸变下的情绪劝退
情绪是行为主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态度和心理活动,产生何种情绪取决于个体在情境中历经何种体验。首先,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人际关系方面的裹挟是硕士生负性情绪的重要内容来源。包括家人理解和心理支持的匮乏,让硕士生产生了“那上学还有什么用,不如去挣钱”(A40)的挣扎和无奈。同辈间“情”与“利”的双重挤压导致硕士生群体产生社交焦虑和人际交往痛苦,甚至于表面标榜佛系躺平,私下暗自较劲,支撑此类表里不一的背后也是大量心理资源和情绪资源的投入。就导生人际关系而言,相比于导师“缺位”所带来的迷茫和无助之感,“越位”给硕士生带来的负性情绪体验更为强烈,在此之下的硕士生处于被支配、监控状态,导师的直接控制或者说是专制控制会引发学生强烈的愤怒和焦虑等负面情绪[22]。其次,研究指出,当低权力者面临情绪特权被剥夺的困境时,负性情绪体验相较高权力者更多[23]。硕士生是学校场域中低权力者的代表,学生管理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意识的缺位以至于部分行政人员跨越法理边界,硕士生的不公平感和压抑感激增。负性情绪往往与身体变化相伴而生,且相比于行为表达,生理反应是负性情绪加工过程更为客观的观测变量[24]。在导师长期支配下“弹出微信消息心就一颤”(A3),于学生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宰制下引发“涉及签字、报销就烦”(B9)的应激反应,在长期被动的规则响应中,经由厌烦、压抑、焦虑逐渐走向绝望、抑郁,结果就是“好痛苦,好想退学”(A57)。个体对生理变化的认知决定了最终的情绪体验[25],负性情绪的堆叠与积压,最终演化为身体的不堪重负与心理的千疮百孔,深陷人生信仰坍塌和生活激情湮灭所引发的意义危机。维护自身整体性和社会统一性的心理倾向被打破后徒留习得性无助和价值虚无感[26],“倒下”的冲动便纷至沓来[27]。
相比于情绪的情境性和偶发性,情感更具内隐性和深刻性,负性情绪体验积聚到一定水平将冲破阈值诱发就学情感畸变,硕士生进而采取消极规避的防御策略——产生退学意向,可称之为情感畸变下的情绪劝退。
五、结论与建议本研究以S-O-R理论模型为蓝本,探索性地构建出硕士研究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及其生成机理。“想退学”作为个体内在话语体系,是其与外界刺激互动过程中的产物。具体而言,人际裹挟、资源阙如、制度规约作为外界刺激因素,经由个体的认知与情绪加工,表征为风险感知与负性情绪体验,最终演化为退学意向。且外界压力事件的刺激程度越强,硕士生的风险感知程度越强,负面情绪唤醒水平越高,进而再加剧风险可能,产生“涟漪效应”。虽然退学意向并不必然意味着退学行为的产生,但基于对当下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会持续作用于硕士生的日常生活,影响其学业进程及身心健康,基于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 构建多元化支持体系,消减外界不利诱因首先,在关系本位下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失衡正在严重影响硕士生的风险感知与负性情绪体验。其中,导生矛盾是硕士生退学意向产生的重要诱因,且在此关系中,导师掌握着“主动权”,从导师层面出发改善导生关系是为必然。基于此,需尽快完善导师从遴选到培训、评估以及退出的全链条机制。以制度的强制约束力避免导师在硕士生学习生涯中的缺位与越位,以过程性监督确保导师在位,以导师自身主动更新指导理念、体认育人使命确保导师指导与育人的到位。同时,营造风清气正、合作共赢的学术氛围和师门文化,以导师为引领者构建学习共同体,共同体强调包容冲突而非机械聚合,能帮助硕士生在动态交互与调适的过程中逐渐打上集体的烙印,在自然合作文化中形成情感联结以消解同辈间信任危机、促进个体与集体协同发展。家人作为个体生命进程中的重要他人,应认知和理解硕士生学习生活的艰难与不易,为其提供工具性及情感性支持,使家成为硕士生可以卸下“伪装”的避风港和蓄积心理能量的充电站。
其次,加强软硬件资源供给。一方面,为硕士生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充足的硬件资源支持,提高供给质量。包括完善实验室资源,加强实践研修基地建设,及时检修、更新仪器设备,优化预约、共享等使用流程,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加强生活保障类设施建设,让学校成为硕士生宜居宜学的第二个家。另一方面,确保课程资源供给与学生诉求相契合,教学内容与学科前沿知识相联结。可在开课前、课中、课程结束后,分别通过问卷、意见箱等方式获取学生课程诉求和信息反馈,并以此为改进依据。学校也应为硕士生提供充足的学术活动资源,搭建多类型的学术交流平台,帮助硕士生在与相同学科背景的学术主体对话交流中延伸单学科知识链条的长度,在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术主体对话交流中拓展知识的广度与宽度。
最后,本研究发现,论文发表制度规约是影响硕士生毕业风险研判和负性情绪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来看,硬性发表制度有利于提升个体学业动力、促进学术繁荣,但从长期来看,不切实际的高标准和“一刀切”的严出口只会挤压硕士生的自由发展空间和学术探究热情。因此,应提高制度弹性,从硬性规定走向引导和激励,将论文发表与“学位授予”解绑,以学位论文质量为考察重点,在兼顾学科差异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纳入学术热情和科研能力、文章质量等多元评价指标。此外,健全学生管理制度,转变工具理性至上的惯性思维,落实“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畅通申诉渠道,保障学生权利。可通过搭建“一站式”的学生管理和服务平台,提高工作运行效率,改善学生服务质量。
(二) 提升个体风险抵抗力,善用情绪调节策略正所谓“主体性建构了主体”[28],个体被外部结构性力量制约的同时,其主体能动性亦能反作用于结构。因此,虽然人际裹挟、资源阙如、制度规约等外界刺激是硕士生产生退学意向的重要诱因,但决定因素是硕士生个体认知与情绪加工这一主观解释性过程,且该过程具有主体可控性,这就要求硕士生自身外在提升风险抵抗力,内在善用情绪调节策略。
提升风险抵抗力作为一种预先趋避,要求硕士生有意识地在困境中通过个体行为努力和反思目标偏离采取积极的行为应对,正所谓“故物或损之而益”,积极调动认知资源对外界刺激重新赋义,“损”也能变为“益”[29]。人生之路一帆风顺是理想,荆棘丛生才是常态,只有全力构筑自身,才能不被环境所束缚,并能动地改善自我境遇。其中,知识与能力是个体应对毕业风险以及顺利求职就业的重要砝码,其获取方式除“被动接受”外,还有“主动建构”,这就要求硕士生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研究意识,合理规划学业进程,提高时间利用效率,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内在优势弥合自身知识缺口,完善自身能力图谱。此外,沟通不畅阻碍了信息与意义的通达度引发认知失谐。例如,父母眼中给予子女自由空间减少干预,子女视角下则被解读为父母的不关心。该现象同样可能发生于同辈间。所以,硕士生应学会换位思考,并做沟通交流的主动发起者,以避免本意曲解抑或情感误读。“不管是从知识传递规律还是互惠利他角度来看,积极主动者更易争取到导师的资源投入”[30]也证实了硕士生“主动”的重要性。一言以蔽之,硕士生应以行动在场,主动作为,化风险为契机,降低“现实劝退”产生概率。
善用情绪调节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情绪劝退”的产生。硕士生个体决定着对外在刺激的主观诠释方式,高估风险产生概率、悲观解释风格或表达抑制都可能加剧个体负性情绪体验。基于此,负性情绪产生前,硕士生可转变自身认知图式,通过认知重评、合理推论以降低冲突效应,以积极乐观的解释风格去评估、修正外界刺激进而重塑意义世界。借助目标置换、注意转移等方式弱化外界刺激所引发的负性情绪体验。负性情绪产生后,学会合理释放压力和情绪宣泄。例如,音乐有利于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功能[31],正能量、节奏明快的音乐能有效缓解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和亲朋好友倾诉心声,倾诉作为释放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的重要途径,也有利于硕士生在倾诉中通过信息传递探索消解外界刺激的方法。此外,具有特定特征的个性品质是个体抵抗负性情绪入侵的重要保护性因子,研究表明,持有可协商命运观的个体具有较长期的倾向(long-term orientation)[32],即以长远眼光寄希望于未来以屏蔽当下的负面因素,这并不是所谓的逃避,而是依环境而生,成为能动而非无助的个体。硕士生应主动树立可协商命运观,不管是产生退学意向还是做出退学行为,只要命运可控,就能顺势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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