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有句名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道出了学术写作/论证的基本规制：只有了解学术史及其当代研究现状，才可能成就自己的理论创新，学术研究就在于“汇通”^[1]；“通古今之变”是“成一家之言”的基础和前提，“成一家之言”是“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和主旨。冯友兰先生将之概括为“照着讲”与“接着讲”，后人又陆续提出“对着讲”“反着讲”“展开讲”等说法。将司马迁和冯友兰的思想转换成当代学理就是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国际通行的写作范式/格式，不论是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还是MLA(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都对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有明确界定和操作规程。“开列参考文献有两个目的：第一它告诉读者我们研究的选题是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信任；第二参考文献有助于我们找到写作中所需要的理据。”^[2]

在研究生学位/学术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文献综述和研究结论是两个关键环节，既是学术写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生学位/学术论文教学经验及评估情况^[3]，如何从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如何从“通古今之变”到“成一家之言”，如何从“照着讲”到“接着讲”，是研究生学位/学术论文写作面临的重要甚或重大难题。从现有文本看，研究生在梳理学术史和研究动态方面往往着力多多，介绍前人研究的篇幅占相当比重，而自己的研究结论或创新点则只有千把字甚或几百字，即使这千把字甚或几百字也难说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概言之，研究生如何从文献综述中得出自己的创新，或者如何正确处理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思想关联，可能是研究生学位/学术写作的重要甚至重大问题。

一、从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的路在何方

根据笔者长期从事研究生指导、学术论文写作教学研究的实践经验，多数甚至大多数研究生写作往往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挣扎或犯难，查阅文献资料并总结学术流派的观点可能并非难事，但从这些文献和流派的观点中进行理论创新，得出自己的结论，可能困难重重。

在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上，除了获得“国优”或“省优”的精品力作外，有些研究生学位/学术论文写作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或时弊。

第一，取代说：就是将文献综述进行到底，通篇都在介绍学术史及其研究动态，不仅在“文献综述”部分做文献综述，而且在问题的提出、方法设计、理论创新及其推论等各个环节都充斥着他人的观点，而自己的理论创新则被各种形式的“文献综述”所淹没甚或取代。直言之，作者没有能力或意愿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做出界分，往往“述而不作”，通篇都是“照着说”，而不是“接着说”或“对着说”。这种倾向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摘要”和“结论”部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文献综述方面头头是道，但在表述自己的理论创新上则支支吾吾。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可以说成是用文献综述代替理论创新。说穿了，这种学术写作只有文献综述而没有理论创新。

第二，二元说：就是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没有内在的逻辑/思想关联，写文献综述时上至先秦百家或言必称“古希腊”，但写自己的理论创新时，可能完全或基本罔顾文献综述所提及的既有成就，虚构几条第一、第二、第三等几个与文献综述没有关系的命题：明知该议题已经有高水平成说，但自己的理论创新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惯习或俗套写作，造成了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呈现出互相割裂的“两层皮”局面。说穿了，作者的文献综述根本就没有起到应有的学术作用！作者的文献综述与作者的理论创新根本就没有思想关联，自己的理论创新也没有汲取文献综述的内容。笔者曾经戏谑这种写作方式：读的是经典，写的是垃圾。

第三，误解说：就是在文献综述过程中由于学术能力有限造成对文献的误读或误判。这种误读或误判有多种形式：其一，将不是经典作家的思想说成是经典作家的思想，甚至把经典作家批判的思想说成是经典作家的思想。例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人道主义”这一表述，有些青年学者就将马克思说成是人道主义者。其二，在经典著作中抽取某个命题加以夸大或脱离具体语境，使其偏离其思想主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断章取义”，其目的是为了“六经注我”。其三，用自己的思想偏好或理论旨趣来编排各种学术流派，对作者喜欢或有利的流派作不切实际的好评，而无原则地贬低不喜欢或不利的流派或思想。

第四，紊乱说：较之第三点略有长进的，是某些理论创新汲取了文献综述的内容，但在自己的理论创新中不加或难以区分哪些思想是自己的独创，哪些是前人的成说。在学位论文评审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一篇研究康德的学位论文在论及理论创新时，往往将自己的见解、康德本人的思想、学界对康德研究的成果混为一谈。这种紊乱在学位论文的内容提要特别是创新点的陈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答辩环节更是作者难以交代的诘难：究竟哪些思想是作者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的紊乱可能导致抄袭等学术不端。

出现这些问题不是偶然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客观而论，从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确实是真正的学术难题，如本文开头所论及的，司马迁能够从“通古今之变”走到“成一家之言”，冯友兰能够从“照着讲”走到“接着讲”，这是因为司马迁和冯友兰都是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的大师名宿，也只有像马克思级别的思想家才有可能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综述”中开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就告诉我们，进入“文献综述”的理论或思想，不是出自古今大师之手就是当代新锐之作，至少也是公开发表的有识之见。而试图超越这些高论或见地的则是初入学界的研究生，也许这些研究生必定会成长为未来的学术新锐甚或思想大师，现在他(她)们还是“学徒”(卢卡奇语)。这番议论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洞见“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思想黑洞”：“大师”与“学徒”之间的较量；经典成说与青涩新见之间的对峙。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生写作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关系上出现问题，可能是思想史/学术史上最深刻的难题，但最深刻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分析的。

从表面看，这些问题出在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但实际上并不能靠单纯处理好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的关系就能解决。上述三种误区都有其深刻的思想/学术原因。我们可以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三个维度思之如下：

从学科体系看，了解本学科的思想史及流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都是各个学科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方面存在问题反映出作者及其培养单位的学科体系构建存在疏漏。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基本原理、经典著作研读、学科史、当代流派及各种课业论文等内容和训练。如果从四年本科算起，这种训练至少要经历10年。历经10年的专业/学科训练依然不能区分他人研究成果与自己的理论创新，可能是个问题。这至少可以追问两个问题：其一，该生对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能力训练没有达到应有标准；其二，该生所在的学校特别是专业学院的教育培养没有达到相应目标。

从学术体系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将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割裂开来或有意混淆，反映出作者及培养单位的学术体系构建存在较大问题。不论是文献综述还是理论创新，都是学术研究能力的体现。文献综述是对前人或他人理论的评断，理论创新是自己所创造的理论体系或创新点的提炼。但不论是他人的理论还是自己的理论，都是理论。任何理论都存在于思想史的链条之中，都体现出与其它理论和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说，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都是有规则的，如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制于“协调原理”，而理论与观察/实践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制于“符合原理”等。如果研究生在区分和整合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足，那么问题必定出在他或她的学术能力训练上。这至少可以追问两个问题：其一，他或她在学术能力及其自我训练上是不是合格；其二，他或她所在的教育单位在训练研究生的学术能力上是否存在问题。

从话语体系看，所谓话语体系主要是一种思想的传播方式(包括书写方式或叙述方式)，其中包括传播什么、如何传播以及为何传播等议题。不论是文献综述还是理论创新，都是学术写作的重要环节和基本功，因而是任何一个研究生都应该具备的写作技能，这种技能的训练从小学生的“短文”、中学生的“作文”、本科生的“本科学位论文”、硕士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最后到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几近20年的训练。这些训练就包括如何评估前人或他人的相关研究，如何撰写自己的创新等。如果研究生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上存在问题，那么他或她在话语体系的训练上可能存在不足。这至少可以追问两个问题：其一，他或她在长达20年的写作训练上是否尽心尽力？其二，他或她所在的各级教育机构在这些训练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问题成因可能错综复杂，但解题思路却清晰简单：回归学术写作的本意。写作是，而且仅仅是，报道你所发现的真理。简言之，无真理，勿写作。

二、国内外写作著述中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

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是学术写作的基本构件，是任何学术写作类研究都绕不过的话题，中西亦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方面强调：“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文心雕龙·征圣》)另一方面更强调作文要有自己的“体性”：“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在这里，刘勰的文论既要“征圣”，又要“神思”，也只有二者并举，才能够“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神思》)。即使民国时期的文论依然强调读经明理对写作的重要意义，唐文治曾经指出：“要而言之，诸生如为本原之计，惟有多读古书，日以明理而养气。读书既富，理气既充，则一切锢习，不拒自远。”^[4]这意味着，既要“征圣”，又要“明理”，但文章的终极目标则是通过消化经典或他说，最终讲述自己的真知灼见。毛泽东当年提倡学术研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代中国强调在“包容”和“引领”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开拓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一以贯之的。

在西方学术中，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文献综述”中开发出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创新”绝不是个案。亚里士多德从“前苏格拉底”各派的宇宙论中综合出“四因说”，康德在经验论和唯理论中整合出“先验综合判断”，都是经典案例。对于何谓文献综述，英国皇家文学基金会(Royal Literary Fund)给出了四个要点：“1.对选定研究领域的文献做全面爬梳；2.将文献中的资讯进行综述；3.对这些文献及其资讯进行研判以便理证自己研究的界限以及选题的独特价值所在；4.这种综述可以展示作者对该主题的深度和广度的把握以及自己研究与相关研究的区别。^[5]

概言之，文献综述就是对所选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爬梳、综合、研判和自我展示。

在西方学术写作著述中，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结论)也都是前后相继、彼此关联的环节。在布莱尔(Lorrie Blair)编撰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6]中，就包含“何谓学位论文”“找对导师”“撰写纲要”“做好学术综述”“保持学术观点的统一”“选择方法论”和“信守研究伦理”等章节。其实，对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的写作要求，在国际通行的写作模板IMRD结构中^[7]都有清晰的规范，具体如下：

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学术史及研究动态的梳理评估等。

方法：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方法，也包括所需原理或理论的选择等。

结论：根据特定方法得出的解题答案或创立新的理论。

讨论：对解题答案或理论做进一步分析，揭示其内涵和功能等。^[8]

在这里，导论主要是对原作者议题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从文献综述中提炼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综述及其所提炼的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其结论就是理论创新。任何写作，都必须遵循或仿照上述写作模式，都必须有问题的提出、学术动态梳理、方法及技术路线的选择以及结论及其讨论。这是学术写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有些作者可以将写作的这些环节都写成研究综述。例如，“问题”不是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界既有的问题；“方法”不是作者解题方法，而是有关方法的汇总；“结论”也不是作者的创见，而是研究综述的总结或重新表述。表面看来，将研究综述贯彻到全文的写作文本，因其充满各种学术信息、古今中外经典纷呈，极具精深的学术外观，但却罕有属于作者自己的学术命题。这就是说，一篇表面很学术的文本，其实仅仅是研究综述而鲜有作者独立发现的新知。但这种文本极具欺骗性或隐蔽性：用丰富的学术外观掩饰或遮蔽作者新知的缺乏甚或阙如。

行文至此，本文得出一个也许需要深入挖掘的重大启迪：对于研究生学术写作乃至个人学术研究生涯而言，包括IMRD在内的任何形式性的技法、逻辑或修辞等等文论，都是有限的，它们既可以“报道新知”，也可能“综述”甚或“抄袭”他人成说。这意味着，任何写作类著述或教材，任何写作的结构或模板，都有必要正视“新知”与“综述”、“创造”与“伪造”的两难。一个好的写作技法，其判据可能并不在于它在结构上的完备，而可能在于它能够更有效地诫勉以“综述”冒充“真知”。这意味着，学术写作的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可能并不在于使论文在形式上符合学术规范，而是如何剔除“假学问”，如何“促逼”研究生走向“真理之路”或帮助他或她们规避“学术不端”。换言之，如果一个精致的写作技法，既可以用于报道新知，也可以用来以“综述”冒充创新，那么即使再精致的写作技法也是失败的，而且技法越精致，欺骗性越大，其危害也就越大。

上述分析表明，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其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是高度相关的，任何理论创新都不是从0到1的独创，而是在前人或他人已有认识基础上的继续探索，完全隔断前定认识的理论创新是不可能的；其二，从思想史的维度看，虽然人类的思想链条总是环环相扣，后世学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但后世学人的理论必须有所创新，必须有与前人认识不同之处，必须较先前认识有所更新；其三，即使后世学人的新知也不是全然自己的独创，而总是包含一定程度的既有认识，使得任何认识都是存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复杂情景。例如，康德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体系，但其中就含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成分。用这种分析来审视学术写作中的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我们就可以至少得到这样的结论：只有博大深沉的文献综述才能推演出自己的理论创新，但自己的理论创新必须超越既有的各种文献；即使自己的理论创新超越了综述中所提及的各种文献及其既定认识或理论，理论创新依然含有有价值的先前认识。对于这种复杂局面，曾经有人这样说过，要想超越康德，必须成为康德；只有成为康德，才能超越康德。话虽如此，但并非易事。读懂康德已经很难，变成康德或按照康德的思维方式思考哲学问题更难；如果要创造一种包容且高于康德哲学的哲学，其难度可想而知。

三、方法论的突破至关重要

破解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的难题，需要方法论层面的反思。黑格尔曾言：“当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9]

以笔者的学术经验，在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上，在方法论方面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绝对主义：由于文献综述的主体都是经典成说，这就造成了作者对文献综述所涉的思想或观点的盲从，或称“两个凡是”：凡是被综述的文献都不能或不敢批判，凡是经典作家的话语都得始终不渝地坚守。全部西方哲学就是给柏拉图做注脚。所谓绝对主义就是把综述的文献绝对化。这种方法论可能忘记了任何经典及其经典作家都是历史的，都曾经超越了其他经典(作家)，并都有可能被后来者所超越。

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由于任何经典作家及其经典都曾经被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后来者所超越，因此就产生了对经典作家及其经典的怀疑甚或蔑视，过分沉迷于自己所谓的理论创新。然而，不尊重历史必将重蹈历史覆辙。这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不乏其例。马克思就曾经批判当年德国学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蔑视而导致各种浅薄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也揭露了杜林将“前辈思想家的思想污蔑为‘热昏的胡话’，而自己则说出了‘世界模式论’之类的更‘热昏的胡话’”的荒谬之处。

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倾向外，还有进步主义/改良主义、多元主义、折衷主义等等。但就新近研究而言，奥韦格布兹(Anthony J. Onwuegbuzie) 和弗里斯(Rebecca Frels)在《全面的文献综述7步功法》一书中罗列了关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的若干误区：“文献综述只是研究过程的一个阶段”“文献综述是一个线性过程”“文献综述是价值中立的”“文献综述总是随原初研究类型而异”“文献综述有一个目的。”^[10]综观之，在文献综述的具体操作问题上，选定哪些文献或者放弃哪些文献，在文献研读上是客观公正的还是负载价值的，文献综述是一次性完成的还是持续进行的等等，都存在偏见或误区。这些偏见或误区都是在文献综述的具体操作中应予解决的问题。至于如何从文献综述开发出自己的创新性成果，更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笔者在主持/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经典文献编目及研究”中了解到，历史的或辩证法依然是我们正确处理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其中黑格尔/马克思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法依然具有可行性。厄内斯特(Paul Ernest)在“作为数学哲学的社会建构主义”中总结出一个从“正题”、经过“反题”、再到“合题”的科学理论的生成过程^[11]，如图 1所示。

在这个图示中，“正题”指的是已确立了的科学理论或思想体系，也就是有待综述的文献或出处、针对某个问题或课题的一种或一系列既定成果，比如马克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英、美、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出现。“反题”就是指在研究过程特别是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与“正题”相对立的命题或理据，例如列宁通过“十月革命”证实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诞生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这就与马克思的论断不一致。所谓“合题”，就是将马克思的“同时发生论”和列宁的“薄弱环节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既能够解释“同时发生论”，也能够解释“薄弱环节论”。

“正题”：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

“反题”：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发生。

“合题”：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不是统一的，因其国家的发展梯度而有所差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也可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上述方法论分析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方法论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意义，不同的方法论可以隔断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的关联，也可以在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之间实现沟通。

第二，较之绝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多元论或折衷主义，辩证法(仅限“正题-反题-合题”)更有利于整合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

第三，从辩证法的维度看，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并不是相互隔绝的“两个世界”，而是一个思想过程的前后相接的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互相依存、互为条件、互相转化。文献综述是理论创新的前件，理论创新是文献综述的因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在马克思的学术劳作中，前人的文献资料不仅不是理论创新的障碍，恰恰是理论创新的基质和理据，也就是中国学术所说的“六经注我”。

综上所述，或许只有辩证法才有可能实现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之间的贯通：文献综述相当于“正题”，而“反题”就相当于对所综述的文献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合题”就是对既有文献或思想的“扬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或理论；而自己的观点(理论创新)不是对所综述文献的“照着讲”，而是在所综述文献的基础上“接着讲”；“接着讲”也并不是像列宁所批评的那样“离开人类思想的大道”，而是在包容所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新知。

四、研究型写作的比较优势及其要点

根据方法论分析，我们可以将学术写作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综述型写作；二是研究型写作。所谓综述型写作就是按照IMRD的写作套路逐一进行文献综述，也就是把文献综述贯彻到问题的提出、学术评论、方法及路径的选择、结论及其讨论等各个环节。与此不同，所谓研究型写作也从文献综述出发，但文献综述恰恰是作者的论敌，不是作者要维护的对象，而是要批判或超越的对象。具体如表 1。

概言之，研究型写作可以概括为“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论文写作的过程：“正题阶段”(文献综述)；“反题阶段”(对所述文献的批判)；“合题阶段”(提出包容性的新观点)。

论文写作的“正题阶段”：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文献综述，也就是把研究某领域所需要的文献进行爬梳整理，提炼出学界已经解决的问题和尚待解决的问题，从中寻找解题的原则、方法、资源、路径等；但与传统文献综述不同的是，“正题阶段”对所述文献的态度不是绝对主义的，而是历史的或辩证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12]这意味着，“文献综述”不仅仅要准确地理解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内容，力戒各种曲解或误解，而且更有必要把经典文献置于“正题-反题-合题”的思想序列中，不把它(们)看成是绝对的教条，而是看成思想史或学术史中的环节。这样，“文献综述”就不是简单的“照着讲”，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论文写作的“反题阶段”：直言之就是在经典文献中“找毛病”，这是居于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的中间或中介环节，也是在传统写作/论证中被忽略的环节，同时也是研究生写作中最薄弱、最艰难的环节。从辩证法的维度看，任何经典文献都有其合理之处，也必然存在时代局限性，因此经典文献“有毛病”和对它“找毛病”都是可能的，但在经典文献中“找到毛病”并非易事，需要艰苦的学术劳作。按照哲学认识论规制，在经典文献中“找毛病”至少有三种“找法”：依真理的“符合性原则”，将经典文献中的重要论题/命题与它所陈述的客观内容相比对，可能找到它的失据之处；依真理的“协调性原理”，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要保持自身理论及相关理论的逻辑一致性，鉴此，可能没有哪一种理论体系能够保持其所含所有命题都保持逻辑上的自洽性，其各种定义或推理中总会存在破绽；依真理的“历史性原则”，任何经典文献及其理论都有特定的时空论域，超越它的时空论域则可能出现问题，如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力学、斯宾塞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说都有其特定的理论阈限，超越这一阈限则难以担保它(们)的理论效力。这就是说，任何经典文献都存在各种“毛病”，但找到经典文献的“毛病”却需要细密严谨的学术劳作。这是研究生学术写作/论证的难点。

论文写作的“合题阶段”：所谓“合题阶段”就是创造自己的理论的阶段。“合题”这个范畴较为准确地表达了理论创新的实质以及它与文献综述之间的关联，理论创新不是对所述文献的“断裂”(阿尔都塞)，而是“扬弃”，是“正题”与“反题”的综合判断。换言之，理论创新包含了“正题”或所述文献的部分思想，也就是值得保留的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反题”，也就是对“正题”或所述文献的批判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说，理论创新或“合题”至少有三方面的内容：“正题”或所述文献的部分内容；“反题”或所述文献被批判或被纠正了的内容；将“正题”和“反题”综合起来的内容等。所谓理论创新既不是复述所述文献，也不是抛弃所述文献，而是在对所述文献取舍或“扬弃”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或文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文献综述和理论创新的关系做如下结论：从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也就是“正题-反题-合题”的演化过程。“正题”就是文献综述，“反题”就是对所述文献的批判(经验批判或前提性批判等)，“合题”就是理论创新，也就是对所述文献的继承、批判与重建。马克思就是这种写作样式的典范。在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之前，就存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通过对这两种哲学的综述，析出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择其优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既是辩证的又是唯物的；用唯物论改造辩证法，用辩证法改造唯物论。唯物辩证法是从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的学术典范。其实，国际通行的写作规范也是如此。马基(Lawrence A. Machi)和麦克沃伊(Brenda T. McEvoy)在《文献综述的六步功法》^[13]中认为从文献综述到理论创新就是一个过程：第一步选择主题，第二步形成论题，第三步搜寻文献，第四步浏览文献，第五步研判文献，第六步基于文献综述的写作。这六步法不过是“正题-反题-合题”的扩展而已。

五、结论及讨论

上述理证有几个结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命题一：研究生写作在文献综述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迷失及其造成的危害，超出我们的想象，对它的解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任何时代及其个人而言，从“照着说”到“接着说”都是一个深刻的学术转向甚或思想革命。

命题二：将研究生的学术写作区分为综述型和研究型是有理据的，也是有价值的。综述型写作在本质上就是将文献综述贯彻到论文/论著的各个环节，貌似博大精深，实则“照着讲”而非“接着讲”，从者众多；研究型学术写作也从文献综述出发，但它遵循“正题-反题-合题”的探索真理之路。

命题三：研究型写作得以确立不是一篇小文能够解决的，它涉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建。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学术写作任重道远。

研究型写作是批判的写作，或者学术写作本就是一种学术批判，而且是自我批判，是一场作者的“自我革命”，也就是通过比对学术史及动态将自己从无知、盲从、偏狭、投机、急功近利等不良惯习中解放出来。一项成功的学术写作不仅仅是机械的知识输出，同时也是作者自我的学术养成甚或思想超越——论文是作者自我的学术呈现，写作是作者的自我论证，或作者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据此，本文不得不回到一个亘古不变的谶语：文如其人！也许一种追求真理的虔诚态度比精湛的写作技法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