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大学文化的核心深刻反映了大学的价值观和其背后的办学逻辑，也在相当意义上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办学精神和理念，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方向，故而对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分析必须立足于全面解剖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基础之上^[1]。通常，世界一流大学具有符合自身特色的多个要素构成，除了要授权大学组织以“硬性”的制度来整合这些特色要素之外，还需要“不可见”的组织担当起“软性”协调和粘合的职能，这种不可见的“软约束”力量成为推动世界一流大学组织高效运行的内在驱力，这种力量即是反映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核心要义的大学组织文化^[2]。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一般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表征世界一流大学运行的思想、观念等；二是表征世界一流大学属性的文化物质，即表征文化的实物；三是表征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的规章制度、管理特色等^[3]。

在生态学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在所属的生态系统中占据了一定的生态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并在大学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特殊的地位。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过程体现为生态位的发展与拓展，进而实现了生态位的跃迁。值得深入思考的是，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与战略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如何使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与战略在相互交融中发挥出最佳效果，进而助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厘清大学战略与文化间的复杂关系，有利于促进“双一流”高校战略与其文化的相互适应与调适，对更好地建设“双一流”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大学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可从发展境界、行动选择等方面对大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4]。一般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文化的结构划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物质文化这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由内向外扩展，共同构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文化系统的生态结构(如图 1)。在这个文化系统中，物质文化以具象化的形式展现，担当起大学组织文化的外壳；行为文化是大学组织行为的文化体现，是构成大学组织文化的软件外壳；制度文化是大学组织观念形态的体现，是连接大学组织文化软、硬外壳的重要支撑；精神文化是最深层次的大学组织文化，可反应一定的观念形态和文化心理。概言之，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文化通过大学制度文化来表现，组织成员的行为文化可反应出大学制度文化，使之体现大学组织核心文化的特质，并构造出物质文化来反映大学组织文化的实物样貌。这四个层面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良好的组织文化生态结构，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图 1

图 1 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文化的结构分层

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包括观念、习俗、知识和符号文化这四个方面。精神文化是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塑造世界一流大学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及物质文化的基础。一旦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就会对大学组织成员形成长期性、持续性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并体现出高度的传承性和延续性。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生态呈现出两方面特点：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有且特色的价值理念、学术风尚以及品牌声誉等，在大学生态系统中具有较高的生态位。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稳定性较强，并不会随着大学的进化发展而迅速消失，相反，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文化生态的“个性”元素将在大学生态系统中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中更加彰显，在不同价值理念的“较量”下，精神文化生态会不断向“更高生态位”的方向演进，从而推动大学的精神文化生态可持续。二是世界一流大学在不同发展阶段也会遭遇发展层次衔接上的文化冲突。世界一流大学在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时，要实现从传统教育向更高水平教育的转型，就必然会面临着改革前后两种不同层次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大学职能的发挥具有显著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进化中，除了要确立迈向世界一流教育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等，还需要与传统教育之间设置一个“衔接一共生一融合”的过渡阶段。

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文化体现为对大学组织成员的行为产生约束性、规范性影响，主要包括大学的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文化是大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也对大学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规范的功能。世界一流大学制度文化直接体现为大学的管理制度，而大学管理制度又依附于大学制度文化而存在。因此，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管理制度，文化的变异也会引致制度的改变^[5]。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进化中，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和治理体系，这就促使大学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出现新的变化，比如学科结构的调整、职能结构的扩展、办学模式的更新等。但就大学管理组织架构而言，世界一流大学在不断地进化发展中，规模得以扩大，层次得以提升，社会参与活动更为深入，生态位得到了跃迁，这就导致了与原有的管理体制及组织结构不相适应，基于此，建立矩阵式的组织结构以及民主的管理体制成为必然趋势。同时，世界一流大学制度文化要遵守渐进式的变迁过程：考虑到制度文化具有强有力的约束性，世界一流大学无法在发展中迅速脱离原来的制度根基，其创新制度的特色和优势须建立在新旧制度整合的基础上。

世界一流大学的行为文化是在大学组织成员的行动中所展现出的一种文化形态。世界一流大学行为文化的主体有大学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组织成员，他们的文化品位、精神状态和行为操守，高度体现了大学精神和办学理念，也是大学组织成员工作作风、工作状态等的动态反应。可以推断的是，大学行为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大学的文化内核。类似于前述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发展初期，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成员依然遵循原有的办学思维和治校理念，故而体现出“僵化”的管理模式和治校风格，其“组织行为”也会为组织变革造成阻滞。例如，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要求大学持续提高科研水平和影响力，也要求组建一流的科研团队、开展跨学科研究等，这与发展初期只注重教学方面的评价标准则大不相同。显然，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发展趋势必然与原有的文化出现不协调的一面，这就显著表现为行为方式与行为文化的不一致。因此，要改变世界一流大学的行为文化生态，一方面要改变其教师和学生等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还要关注大学组织价值取向和行为环境的变化。

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文化是大学文化的载体，是大学文化具象化的标识。它主要体现于大学的物质文化建设上，如校园的建筑风格、徽标、景观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大学组织成员对大学文化的深层理解，也彰显了大学的外在形象。一般而言，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初期，都有与其发展历史相一致的物质文化。然而，这种早期的物质文化在其发展变革后必然会建立新的物质文化，这就对大学组织成员的惯性思维和心理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可能在师生群体中产生难以预料的价值冲突，进而难以使师生的心理及情感得到高度的认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进化中，物质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世界一流大学热衷于建立新校区，通常忽视旧校区到新校区的“文化移植”，也忽视了新旧校区的“文化融合”，导致新旧校区的物质文化相割裂，从而造成大学个性化、专有化的物质文化处于“残缺”状态，由此容易降低大学的竞争力。故而，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文化建设一方面要致力于整体性和局部性的有效结合，另一方面要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在转型变革的发展过程中，要警惕激烈文化冲突的风险，应采取有力的举措来化解变革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选择和配置与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物质文化显得十分关键。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和文化的关系纷争始终未达成一致，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文化决定战略，抑或是战略决定文化”。事实上，这种单向线性因果关系的争论并无实质意义，本文探究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如何适应其文化而又超越和引领文化，以及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对大学战略又发挥了何种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文化是在世界一流大学长期发展中持续积淀而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思维范式和行动范式，具体体现在价值和行动两个层面，为大学个体的行动提供了价值指引。世界一流大学组织中的个体往往是立足于价值取向来思考大学的未来和自我发展的空间，这就充分体现了大学组织文化对大学运行的价值引领作用。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文化具有先进性、卓越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为，指引着大学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可以推断的是，世界一流大学战略总是诞生于特定的大学组织文化之中，战略决策者也是依托于大学文化这一特有属性来推动大学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世界一流大学战略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并适应大学组织文化的精髓。

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在精神层面存在明显的固守性，即体现为“路径依赖”。正如经济学家诺斯所提出的一样，在社会秩序的演进过程中，受原有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秩序与社会组织之间易产生一种“锁定效应”，一旦形成该效应，社会秩序的要素便会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6]。因此，“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世界一流大学管理者对外界环境的敏锐性，从而使得大学维系原来的办学行为，进而阻碍创新变革的步伐。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一旦选择某条发展道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特定的发展方向会得到强化，从而使组织的演进呈现出前后贯通、路径依赖的特点；一旦要改变现有的发展道路就显得十分艰难，这往往需要外部突发性重大事件的作用方可实现。换言之，世界一流大学要在持续发展中减弱“文化路径依赖”的负向效应，就要寻求其组织战略的变革和调整，不断破除大学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可见，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要超越和引领其组织文化。

世界一流大学文化是有效引导大学战略的支柱。大学战略多是在大学价值观以及办学精神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有何种层次的大学文化，就形成何种水平的大学战略。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文化以大学的使命和愿景来指引大学组织战略，而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则要借助大学组织文化来强化凝聚和协调功能，从而有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第一，世界一流大学文化是大学战略实施的关键。由于战略管理的核心与战略实施的效果紧密相关，而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成员对大学战略的认同又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由此可知，战略实施成效的关键取决于大学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般而言，战略的变革与实施会促使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原有的工作模式和体系可能会对战略实施造成一定的阻滞。这时，大学战略的实施成效就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大学组织成员中建立一套高度认同的支持系统。尽管世界一流大学组织结构中有着一套稳定的刚性支持系统，但依然不充分，还要在发展过程中塑造特色的大学文化，以发挥凝聚、激励和辐射等功用，促进大学组织成员之间产生高度的认同和共识，进而激发组织成员形成强烈的职业承诺和职业担当意识，进而转化为推进大学战略高效实施的连锁性行为。

第二，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对大学战略实施“软控制”。一般而言，世界一流大学战略实施中要加强战略控制以保障战略实施的成效，而战略控制可以通过大学规章制度等刚性或量化的手段来实现。然而，这对于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大学成员而言，机械固定式的战略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与之相反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组织文化，可以促使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成员产生自觉的行动以及自主的控制。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管理过程中，建立一个所有组织成员普遍认可的大学文化体系十分关键，这样有利于大学组织内部形成一套无形的组织准则约束，并成为大学战略实施中的“软控制”手段。

大学战略管理能够促进大学文化变革。当世界一流大学战略与原有的大学文化不协调时，就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进行变革，使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与战略相匹配，进而塑造出与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相适应的世界一流大学文化^[7]。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是成功实施大学战略的重要支持和保障。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在选择和塑造大学文化时，需要以大学战略对大学文化的期许为出发点。在生态位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综合考虑大学战略中的生态位的竞争、共生以及协同进化等要素，实施构建起有助于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的文化类型。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更替影响，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办学理念逐步演变，尤其是与发展初期的大学组织文化具有较大的特征差异，这也容易引发组织文化与生态位的冲突。世界一流大学该走向何处？其文化如何塑造和传承？均有赖于大学战略中使命的建构。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初期通常缺乏鲜明的办学使命及文化特色，在发展初期的使命尽管能对一些大学组织成员发挥一定的激励功能，但是在一系列创新变革后，崭新的战略目标和定位则要求大学重新建构一个更适宜的、富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大学使命。以南洋理工大学为例，新兴的世界一流大学总是与区域经济社会进行密切的互动，恰好这也是其形成独特的创业型大学组织文化个性的基础，由此促进了大学战略与文化的相匹配。因此，对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言，通常是结合社会需求、学校历史以及办学使命来不断强化大学组织成员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并将其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生态位进化的核心任务。只有以特色化的办学使命为导向，才能塑造具有个性的文化，“个性的院校文化可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提供独特的竞争力，有利于促进生态位的合理分布”^[8]。由此可知，世界一流大学要以独特的使命为基方能产生个性的文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消解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过程中的生态位冲突。

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应坚守具有独特使命感的个性文化，然而一味的坚持价值一元论的主张，则容易陷入大学生态系统的边缘，而被其他的大学组织所取代。相反，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过程中，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摩擦与交融，这就要妥善处理好异质文化的冲突问题，利用异质的文化形成的合力可对原有的文化进行“技术整合”，由此可能会使世界一流大学赢得文化发展的强大推力。南洋理工大学在成长初期，充分引进并学习美国高校的文化和理念，并与自身的办学文化进行了整合，形成了独特的创业型大学文化。故而，在世界一流大学的“肌体”中有必要保留多元的价值取向，这也是价值多元化时代的要求所在。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多元需要以基本的价值体系作为基础，伯顿克拉克提出大学价值体系需包括正义、能力、自由和忠诚这些要素^[9]。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被统一归为四种价值体系中：一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诞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结果，作为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担当促使更多的人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帮助人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诉求。二是世界一流大学只有发挥出卓越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功能，成为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才能担负起培养为全球社会发展服务的人才。三是世界一流大学及其组织成员，都期望在自由的生态空间中实现自身的发展理想，故而要积极营造可自由创造和多元选择的生态环境。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需以契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价值标准，同时要及时调整大学的文化发展走向，保持对学术自由的忠诚度。同时，世界一流大学组织文化的价值整合还需依赖于权力关系，利用组织沟通、权力的协调等方式将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的办学定位和发展战略中，使多元的文化价值都受到尊重，进而创造出和而不同的组织文化，以促进生态位平衡。

营造自由探究的大学文化环境，是塑造世界一流大学精神文化的基本条件。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核心需以追求学术自由为前提，与普通大学相比，其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精神文化条件的总和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外部影响因素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影响”较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精神氛围，并为重塑大学文化提供了机遇；从内部因素来看，较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合并而成的，具体包括强强合并、强弱合并及弱弱合并几种类型，在合并中容易出现不同的声音及文化指向，也会给学校及学科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而成，在合并后使两校的竞争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也使两校的文化得到了创新性融合。相对来说，世界一流大学在合并完成后，在原来的学校基础上增加了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即使是相近的学科组合也会产生新的研究特点和拓宽新的研究路径，故而，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在院校合并中发扬学术自由和学术创新的文化理念，不断拓展其文化功能。这是由于“特定文化特征的存在源自于其具备一定的社会功能”^[10]。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在推动知识创新、引领全球社会发展中逐步发挥自身的功能，但是这种过度注重核心功能服务机制的趋同效应可能会导致组织发展与致力于学术创新的目标相背离。因此，世界一流大学还需倡导共同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使命感，调节组织成员的价值观，使他们逐步抛开个体利益进而促进大学个体的价值融合。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需要塑造一种协同的文化，具体要从两个层面入手。第一，从对内包容中进行深度合作。世界一流大学成立的早期，大多是将原来相对独立的学校联接为一个整体，而联接的关键力量则是基于共同的办学信念和价值观，尤其体现在大学文化这种无形的力量上，可以有效弥合大学因地理位置的分散造成联系不紧密的缺陷。因此，继承和发扬世界一流大学的优良传统，增进大学组织成员精神交流与价值共识，包容各自的文化取向，是促进大学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第二，从对外开放中寻求合作共赢。国际合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追求全球化的发展导向，故而世界一流大学要将参与国际化作为学校未来发展的方向，这就要求大学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多元文化。例如南洋理工大学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留学生，加入多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学联盟，以此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大学文化。鉴于世界一流大学特殊的文化属性，而且“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只有自主地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发展”^[11]。故而，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强调全球化、区域化的特色，更要注重与国际多元文化的融合，要立足于自身特色文化来大力推进国际化，吸收国际先进文化来提升自身文化的影响力，这样才能在多元开放的文化交往中找准适宜目标，以促进大学生态位的可持续。

研究表明，世界一流大学战略与其文化存在着双向的作用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任务，在“双一流”建设实施过程中，要保持较强的战略定力，适时对“双一流”高校的文化进行改造^[12]。在生态位视域下，要形塑“双一流”高校的文化生态结构，采取有力举措促进“双一流”高校战略与其文化的适应与调适。

当前，我国“双一流”高校正在大力推动“双一流”建设实施，其中“双一流”高校的文化生态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对此，“双一流”高校的可持续发展要以加强生态位的理论分析为出发点，合理把握和准确认识“双一流”高校的文化生态结构，厘清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动文化、物质文化这四个层面的文化界限，促进四种文化的协调性发展，进而促进“双一流”高校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大学精神文化是引领大学发展的“灵魂”所在，“双一流”高校要着力培植深厚的精神文化，改良科学民主的制度文化，塑造“同心归一”的行动文化，构建大学品牌与声誉的物质文化。归结而言，要通过形塑良好的“双一流”高校文化的生态结构，为“双一流”高校战略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以此促进“双一流”高校生态位战略的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双一流”高校均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但缺乏与生态位思想的融合。为了“双一流”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运用生态位思想来优化“双一流”高校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双一流”高校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要充分考量自身的生态位，在全面分析生态环境后，提出恰当的生态位发展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双一流”高校的基数较大，要促使这些高校同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这是由于在特定生态位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世界一流大学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力也受到多重约束和限制。同时，在“双一流”高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生态位的重叠现象，要采取有力举措避免造成某些关键性战略资源的激烈竞争。为了促进“双一流”高校生态的良性发展，要通过生态位战略引导“双一流”高校确定鲜明的办学特色，切勿为在同一生态位进行资源掠夺而出现恶性竞争。随着“双一流”的持续推进，要不断优化“双一流”高校的生态定位，引领“双一流”高校形成布局良好的生态位格局。

我国“双一流”高校的发展战略缺乏与大学文化的深度融合，也缺乏从生态位视角对大学发展战略进行改良。对此，为更好地推进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有必要加快促进“双一流”高校生态位战略与文化的融合。具体而言，一是“双一流”高校在制定战略规划过程中，要结合大学生态位的思维来分析和考量，并充分注重发挥大学文化的作用，促进大学生态位战略与大学文化的高度融合，从而促进大学生态位的跃迁、大学文化的创新和完善。二是“双一流”高校在实施战略规划过程中，要合理把握好大学生态位调整的幅度与空间，当大学文化与生态位的变化趋势不相符时，要通过有力的举措推动大学文化的变革，为大学生态位的跃迁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概言之，“双一流”高校的推进需要从文化和战略两个层面引领，充分考虑大学生态位的发展规律和大学文化的生态特性，实施对应的生态位战略，进而促进“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