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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核心功能与立校之本。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最终体现在教师的教学行为上，教师行为示范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能够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体现了立德树人在行为规范层面的本质要求^[1]。具体到研究生导师，则体现在导师的指导行为上，导师潜心科研、追求卓越、恪守学术规范等道德品质行为示范为研究生的学习科研活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不仅要求研究生导师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还进一步强调要落实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那么，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究竟是否有助于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搞清这个问题有助于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拓展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途径，更好地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为例，考察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验证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并对其内部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导师指导行为

导师指导行为包含哪些内容？美国研究生协会认为，导师指导行为包括以自己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为学生提供知识方面的咨询，在情感上支持和精神上鼓励学生，带领学生掌握职业技能，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通过身份认同形成学术上成功榜样的模范者^[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领导风格理论来研究导师指导行为，其中变革型、支持型、控制型、辱虐型等领导风格是教育学领域中借鉴较多的几种。与纯粹的西方组织管理学中的领导风格不同，儒家思想在中国企业的领导者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领导者更容易表现出家长式领导风格(Paternalistic Leadership)^[3]，包含三个维度，分别是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4]。研究表明，当分别考察这三个维度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时候，威权领导不利于员工创造力的发展，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则可以正向促进员工创造力^[5-8]。儒家思想的家长式领导风格理论为导师指导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该视角出发，吴东姣等人采用扎根理论对质性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导师指导行为的内容包括学术支持、个性化关怀和德行示范三个维度。其中德行示范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导师的内在个人品质，即导师自身的行为和作风所显示出来的思想、品德、认识等；一是导师的外部行为示范，即在教学工作中实事求是、潜心问学、刻苦钻研等优良的学术精神以及自觉遵守学术规范等，通过自身行为示范给学生树立榜样，获得学生的尊重^[9]。

(二) 导师指导行为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关系

导师指导行为与博士生创新能力关系如何？基于Amabile的创造力成分模型^[10]和Woodman等人的创造力交互作用模型^[11]，研究者认为，影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因素主要由个体自身特质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组成。个体自身特质包括学业基础、智力水平、心理素质、内部动机等等；外部环境因素包括导师指导行为、培养方案、激励机制、学术氛围等等，其中导师指导行为至关重要^[12]。目前学界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早在1983年，Kiely就通过研究证明在博士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导师的有效引导和指导对激发博士生创新能力有积极的作用^[13]；Frick等的研究表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受导师指导水平的影响^[14]；陶金国等人发现研究生导师的指导内容以科研引导为主，且对大学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提升作用^[15]；荣利颖等人认为导师指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作用，且导师自身学术水平越高，对研究生的学术支持水平越高，这种影响效果越显著^[16]。不同的导师指导风格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谢志韬等人研究发现，变革型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17]；王茜等人的研究则表明，支持型和控制型导师在不同情境下均有可能发挥出促进研究生创造力发展的作用^[18]；李宗波等人的研究表明，辱虐型导师对科研创造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9]。已有研究充分证明导师指导行为确实能够对学生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但也存在一个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以导师指导行为中学业指导为主，近年来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导师指导行为中对研究生的精神鼓舞、情绪关怀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系，但对导师道德品质的示范表率作用与研究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尚缺乏系统的论证。

鉴于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之一是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而导师立德树人效果最终体现在其指导行为上，因此考察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关系，即可反映高校立德树人建设对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成效。在我国以单一导师制为主的指导模式下，导师的道德品行更能够通过日常的教学和科研过程对博士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学生认为导师的治学态度和道德修养对自身的影响要大于专业知识^[20]，不仅是在学习期间，而且对工作后的创新能力也有着持久且较大的影响^[21]。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a：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以上仅讨论了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可能存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导师指导行为是多维度同时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以家长式领导风格的已有研究为例，学者们发现，当同时考察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这三个维度对员工创造力影响的时候，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仅仁慈领导表现出了对员工创造力的显著促进作用^[22-23]。同理，博士生在接受导师指导的过程中，不仅仅受到来自于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的影响，而是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影响，包括学术支持、个性化关怀等。而最终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是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作用效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b：在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作用下，德行示范行为依旧能够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师生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

传统对导师指导行为的研究主要是片面的聚焦于导师，通过对导师特定行为的发掘来检验其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关系。该研究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导师对所有博士生的态度和方式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导师在对不同博士生进行指导的过程中，其对待不同博士生的行为、方式方法是有差别的。因此学者们提出，对导师指导行为的研究重点应该从导师个体行为转向研究导师与博士生的关系上。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LMX)为此提供了适恰的分析框架。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着重探讨在企业组织中，管理者与下属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交换关系。在LMX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假设领导在对待不同的下属时会采用同样的交换方式，但领导在实际工作中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待不同下属，从而形成远近亲疏的差异。高质量的LMX能够推动员工的创新能力和行为，是员工创新能力的重要前因变量，如Tierney等人在对企业研发部门的员工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高质量的LMX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基于LMX理论可知，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社会交换行为的一种，师生的交换关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博士生在培养过程中，会参与或者被要求去完成导师的一些课题或项目，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会接受来自于导师的学业指导，或经济、社会资源上的支持。那么在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导师和博士生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对方的信任、支持、关怀等情感，这种情感对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提升是有帮助的。因此师生交换关系是指导师和博士生在教学过程、科研活动、个人发展等博士生培养全过程中，为了实现特定的、共同的学术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相互影响的稳定的状态。

Meng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辱虐型导师不利于与研究生建立高质量的LMX，进而抑制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发展^[25]。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导师的优秀品格会赢得博士生的尊重和信任，从而建立更好的沟通桥梁和更高质量的师生交换关系，加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理解和共同的目标追求，从而促进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升^[2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师生交换关系在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在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作用下，师生交换关系依旧在德行示范行为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相较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博士生培养采用单一导师制或导师组指导的导师负责制，其中单一导师指导的方式占80%，而又以人文社科领域的单一指导现象最为明显^[27]。为了加强研究的针对性，本研究即以人文社科博士生为数据收集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数据，选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八所国内“双一流”高校在读人文社科博士生为调查对象。通过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渠道，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40份，有效问卷224份，问卷有效率为93.3%。调研高校类型有工科院校、综合院校、行业院校；除了艺术学科，其他人文社科均有涉及。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测量与分析工具

本研究量表均在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自编《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量表》《师生交换关系量表》和《博士生创新能力量表》。为确保问卷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在正式发放问卷前进行了小范围预测，删除信效度不合格的题项。调整后的《导师指导行为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6，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学术支持量表》0.893，《个人关怀量表》0.950，《德行示范量表》0.935；《师生交换关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71；《博士生创新能力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51。问卷采用从“完全不同意”(记1分)到“完全同意”(记5分)的Likert5分制量表。

1.导师指导行为量表。该量表包含三个分量表，分别考察导师指导行为中学术支持(AS)、个性化关怀(PC)、德行示范(ME)三个维度。《学术支持行为分量表》主要借鉴了王茜的支持型导师指导风格量表^[28]，考察导师在指导博士生过程中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指导行为，其中“学业指导(AG)”5个题项，“进展监督(PM)”3个题项；《个性化关怀行为分量表》参考郑伯埙等人家长式领导风格量表中“仁慈”维度^[29]，考察导师对博士生个人成长的全面关怀和有针对性地对博士生精神上的激励，其中“个人关怀(GC)”4个题项，“精神鼓舞(SI)”3个题项；《德行示范行为分量表》参考郑伯埙等人家长式领导风格量表中“德行”维度，考察导师自身在指导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品质，其中“个性品质(PQ)”4个题项，“示范管理(MM)”3个题项。

2.师生交换关系(TSX)量表。该量表是在Graen和Uhl-Bien编制的7条目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量表^[30]基础上，结合了导师和博士生日常的沟通情境进行编制，共9个题项，分为“情感(QG)”“忠诚(ZC)”“贡献(GX)”三个维度，每个维度3个题项。

3.博士生创新能力(CRE)量表。该量表采用马永红等人开发的博士生创新能力量表^[31]，共12个题项，分为“产生创新思维的能力(PCRE)”和“执行创新构想的能力(ECRE)”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6个题项。

4.数据处理工具。研究中采用SPSS23.0进行数据的基本处理及相关分析，采用AMOS24.0的结构方程分析技术检验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师生交换关系(TSX)、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对整个问卷进行因子分析时，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因子解释方差的值低于40%的截止值，而且出现了多个因子。所以，根据Harman单因子分析的结果，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本研究所涉及的各结构方程模型关键指标拟合结果均较为理想，其中卡方自由度比、RMSEA的值均满足了理想要求(χ²/df＜2，RMSEA＜0.080)，GFI和AGFI的值也接近0.9的理想值。因此，总体上来看，各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模型的稳定性和显著性水平较高。

(一) 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作用

1.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的影响

图 1是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表 1为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的效果值。

由分析结果可知，导师指导的德行示范行为(ME)能够在0.1%的水平上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产生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0.504)。表明导师在日常对博士生进行自上而下的培养和管理过程中若能够以身作则，给博士生树立榜样，赢得博士生的信赖和尊重，有利于在以导师为核心的工作团队中，形成良好的学习和创新氛围，从而激发博士生自主地寻求创新。假设H1a成立。

2.在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作用下德行示范行为(ME)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的影响

图 2是导师指导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表 2为导师指导行为各维度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效果值。

由分析结果可知，导师指导学术支持行为(AS)能够在1%的水平上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0.642)；导师指导个性化关怀行为(PC)能够在5%的水平上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0.174)；而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则无法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影响(p=0.313)。说明在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作用下，受学术支持行为(AS)和个性化关怀行为(PC)的影响，德行示范行为(ME)对博士生创新能力无法产生直接的影响。假设H1b不成立。

这一结果表明，导师指导行为三个维度在同时作用于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时候，彼此之间互相影响，表现在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上有强弱之分。其中，学术支持行为(AS)的影响最为显著且效果值最大，个性化关怀行为(PC)次之，而德行示范行为(ME)受二者影响无法发挥作用。相比可以通过具体的语言或行动进行直接沟通交流的学术支持行为和个性化关怀行为，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更加“抽象”。本研究中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个性品质(PQ)和示范管理(MM)。首先，一个人的个性品质是其内在的品格，较难用一些具体的行动去衡量，本身就带有“隐性”的特征；其次，示范管理是通过自身的良好行为示范给他人树立榜样，对他人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可能更需要时间上的积累。由此不难理解，当一个隐性的、需要长期积累才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因素，遇到另外两个显性的、更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的因素时，相较之下，其效果便不那么容易体现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导师指导行为只需要关注其对博士生的学术支持和个性化关怀，事实上德行示范同样重要且通过不同的途径发挥着作用。接下来将进一步讨论德行示范行为发挥作用的可能途径。

(二) 师生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

1.师生交换关系(TSX)在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间的中介作用

图 3和图 4分别是师生交换关系在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和博士生创新能力之间的部分和完全中介作用结构方程理论模型；表 3和表 4分别是其效果值。

由分析结果可知，师生交换关系(TSX)在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不成立(表 3：p=0.343)；实际上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通过师生交换关系(TSX)的完全中介作用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的间接效果值为0.932×0.578=0.539。假设H2a成立。

在儒家思想中，德行领导是一种被高度评价的领导行为，这种领导愿意为员工创造一种信任、支持、鼓励的良好工作氛围，员工更容易与德行领导建立紧密的联系和高质量的关系，进而影响员工的创造力。本研究也证明了师生交换关系(TSX)在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ME)与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与德行示范行为(ME)直接作用于博士生创新能力(CRE)的效果值相比，加入师生交换关系(TSX)作为中介变量之后，其影响效果值有所变化。第一种情况下直接影响的效果值为0.504(表 1)，第二种情况下通过师生交换关系(TSX)的完全中介作用而产生的间接影响效果值为0.539，作用效果提升了7个百分点。这说明，师生交换关系(TSX)作为师生之间一种互惠的利益交换方式以及情感交流关系，不仅是导师指导行为影响博士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媒介物，还能有针对性的加强特定的导师指导行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师生交换关系测量的是师生之间“情感(QG)”“忠诚(ZC)”和“贡献(GX)”三个维度的质量水平，体现的是导师和博士生彼此之间的学术之外的感情，是双方喜爱、信任、尊敬、奉献的程度。博士生通过日常与导师的接触，感受导师身上的优秀个人品质，耳濡目染导师的学术研究精神和学术道德情操，感受导师人格的光辉。在这种精神示范和引领作用下，博士生更容易置身于这种交换关系中，师生之间的交换关系质量自然较高。由社会交换理论可知，当博士生发自内心的产生对导师的崇敬之情，对导师人格的信任，就会产生对导师更高的回报意愿，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更多地从事创新活动，最终必将体现在博士生个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如果说学术支持行为(AS)和个性化关怀行为(PC)是导师通过外在的具体行为和言语，以显性的形式所呈现的教育过程，那么德行示范行为(ME)则以师生交换关系(TSX)为中介，潜移默化的渗透在师生交往的全过程中，体现了教育的隐性育人功能。且在这种情感的介入下，师生交换关系作为完全中介变量，可以将导师指导的德行示范行为这一隐性育人功能最大化。

2.在导师指导行为的综合作用下，师生交换关系(TSX)在德行示范行为(ME)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间的中介作用

经检验发现，师生交换关系在导师指导学术支持行为和个性化关怀行为与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间均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据此，构建师生交换关系(TSX)在导师指导行为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间的完全中介作用理论模型，如图 5所示。表 5是该理论模型的效果值。

由分析结果可知，在该模型中学术支持行为(AS)对师生交换关系(TSX)无显著影响(p=0.735)，路径AS→TSX不成立；而其他几条路径均成立，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

考虑学术支持行为(AS)是导师指导的基本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且在以往分析过程中表现出了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的较强的直接影响，结合图 5模型分析结果，推测当导师指导行为三个维度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学术支持行为(AS)可直接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产生影响，如图 6所示。表 6是该理论模型的效果值。从分析结果可知，该模型中各条路径均成立。其中，学术支持行为(AS)能够在5%的水平上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个性化关怀行为(PC)和德行示范行为(ME)分别通过师生交换关系(TSX)的完全中介作用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CRE)产生了间接的显著正向作用。假设H2b成立。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考虑导师指导行为三个维度同时存在的情境下，师生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路径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个性化关怀行为(PC)、德行示范行为(ME)对博士生创新能力(CRE)影响的过程中，师生交换关系(TSX)依旧起着完全中介作用；而学术支持行为(AS)则直接对创新能力(CRE)产生正向作用，无需通过师生交换关系(TSX)的中介作用。对比有无师生交换关系作为中介变量存在的情况下，导师指导行为三个维度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效果值(见表 7)，不难发现，在无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学术支持行为(AS)表现出了极强的影响力，不仅极大的压制了个性化关怀行为(PC)对创新能力(CRE)的影响，甚至让德行示范行为(ME)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当引入中介变量师生交换关系(TSX)之后，不仅个性化关怀行为(PC)对创新能力(CRE)的影响效果贡献比例有所提升(从21.3%上升到23.1%)，而且德行示范行为(ME)也发挥出了间接育人作用，且贡献比例高达25.6%，甚至超过了个性化关怀行为(PC)。这说明，师生交换关系的引入激发了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的作用，平衡了导师指导行为不同维度在博士生创新能力提升作用上的不均衡现象，有利于构建更加全面、和谐、健康的导师指导行为体系。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探讨了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验证了师生交换关系在二者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证实了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实证结果显示：(1)导师指导道德示范行为能够直接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师生交换关系的加入不仅可以在二者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并且提升了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的效果值。(2)当同时考虑导师指导行为不同维度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时，受学术支持行为和个性化关怀行为的干扰，德行示范行为无法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师生交换关系的加入在德行示范行为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间同样扮演了完全中介作用，让德行示范行为对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作用显现出来，并且在效果值上超越了个性化关怀行为的影响。据此，本研究建议如下：

(一) 提升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水平

实证研究表明，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为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开拓了思路并提供了可行方案。

(1) 重视导师德行示范行为的培育工作，建立健全师德培育长效机制。“立德先立师，树人先正己”，为更好地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加快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步伐，高校要坚持继续深入开展立德树人重要思想引领建设工作，注重对导师日常德行示范行为的培养与教育，建立健全师德培育长效机制。高校可定期开展导师立德树人专题培训与经验交流活动，加强理论学习和方法创新，不断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责任意识，提升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的理论和实践水平。

(2) 强化教师以教书育人为首要职责的评价导向，设计并完善导师立德树人考核办法。研究发现，在导师指导行为中，学术支持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但该结论不能作为导师仅仅为学生提供学术支持的依据。“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教师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校需尽快制定并完善导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执行情况评价体系。对于导师德行示范行为的考察可从“个性品质”和“示范管理”两个维度展开，关注导师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作风学风等方面的表现，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绩效分配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二) 促进师生交换关系高质量发展

实证研究表明，师生交换关系不仅在导师指导德行示范行为和人文社科博士生创新能力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还可有效增强德行示范行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该结论丰富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理论。

在本研究中，师生交换关系的质量高低由三个维度的内容决定，分别是“情感、忠诚、贡献”，从这三方面着手，提出对应的建议，加强促进师生交换关系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

(1) 导师要自觉提升指导过程中的德行示范行为水平，增强导生间的“情感”联系。“情感”是由导生双方通过个人相互吸引的方式而不是正式或者专业知识层面彼此之间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情感”更多表达的是一种个性化的体验而非专业化的评价。博士生对导师的“情感”不是来自于导师的学识和专业影响力，而是日常交往中导师通过“身正示范”所展现出的个性品质和道德修养。“亲其师而信其道”，只有让博士生感受导师道德品质方面的个人魅力，从情感上亲近导师，才能使得导师所传授的“道”发挥更大的育人作用。因此，从导师自身出发，在日常教学管理过程中，应严于律己，主动提升师德自觉性，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行为示范，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和引导学生。

(2) 导生双方要注意共同目标的建立，提升导生间的“忠诚”程度。“忠诚”指的是导生间的一方对另外一方的目标表示支持、信任和尊重的程度。因此，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要注意导生双方在研究志趣上的共同目标的建立。这有利于双方在今后几年的合作中就共同的科研目标展开积极有效的沟通，尽可能的避免在研究方向、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分歧。由于人文社科类跨专业报考的情况较多，因此更要从选拔环节就做足准备，导生双方对彼此的教育背景、研究基础、学术兴趣等方面要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沟通，便于在科研目标上尽快形成共识，形成互助互信的科研共同体。

(3) 导生双方要加强科研责任意识的培养，提高自身对科研目标达成的“贡献”自觉性。“贡献”表示导生双方对共同目标所付出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知觉。导师与博士生的关系不是企业中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传统意义上来说二者是师徒关系，从学术角度上来讲二者也是学术共同体。既然是“共同体”，就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为这个共同体的共同目标付出共同的努力。就导师而言，要定期开展学术研讨和汇报以掌握博士生研究进展，耐心听取博士生的研究问题并花时间与其共同寻找解决办法，对工作任务进行合理分工并主动承担导师那部分的工作量等。就博士生而言，要做到积极回应导师的要求，高质量的完成学业和科研任务，主动承担课题组或实验室的一些公共事务等。只有师生双方都保持强烈的科研责任意识，积极、主动、自觉地为共同的目标作出努力，才能不断促进共同体中的成员提升“贡献”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