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Immanuel Kant)言道：“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1]”。教育创造了“成人”的内在结构，丰富着人的文化记忆，它在内核上是一种文化教育。因此，“育人”离不开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根。“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2]，”乡土文化应是我国教育中的重要关照。文化的实质是一种生活方式，乡土文化教育的困境根源在于传统乡土生产、生活方式的瓦解。^[3]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镇化趋势逐步吞噬乡土文化格局，改变着旧有的生活方式，也加速教育“离农时代”的到来。“离农”是指离开乡土的传统、观念、生产、生活等特有土壤，主要包括时空离农、身份离农、文化离农。相对于前者，文化离农更为复杂艰难，甚至交叠在时空和身份离农中。

文化离农是乡土教育研究的重要话题。早期，陶行知关注文化离农现象并直言“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4]实际上，长期生活在本土文化中，乡土少年可以习得特定的文化符号或文化特征，如方言。^[5]乡土文化构成了特定的身份识别，是一种特有的乡愁。更有甚者认为，文化维度的离“农”不是农业、农村、农民所承载的有形“农”，而是文化层面的“小农意识”，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狂热。^[6]关于文化离农有两种观点：一方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现代语境下，学校教育通过文化离农帮助农村儿童为未来城市生活做准备，促进社会流动。^[7]对个体而言，农村学生在文化离农的实践中完成角色期望、角色获取、角色扮演、角色认同等路径选择。^[6]但更多方持否定态度，潘光旦批评这是一种“忘本的教育^[8]”。有研究描述到，“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9]”。教育上的文化离农被视为是文化离根，将加剧乡土人才流失，阻碍乡村文化振兴。

关于“大学”与文化离农，已有研究注意到大学教育存在文化离农的事实。上大学改变了农村学生的个人命运，其在学习方面甚至超越城市学生，而就业结果上也能追赶上城市学生。^[10]但是，这种向城市看齐的努力是有付出的。农村学子通过大学实现阶层流动，同时也付出向上流动的文化代价。^[11]教育系统运行着一条以“离土”为逻辑的流动链，大学是流动链的关键枢纽，“上大学”成为乡村学生“离土”的第一选择。^[12]大学教育赋予学生城市化导向的知识体系，使得他们远离乡土社会，难以传承乡土文化。^[3]更有甚者指出，大学要通过提供角色实践机会来帮助农村学子完成“文化离农”。^[6]综上所述，大学教育中存在“文化离农”现象已有多次确证，但“上大学”背后文化离农的机制却少有提及，即大学场域是怎么推动农家子弟做出“文化离农”选择的。随着研究生教育发展，农家研究生得以接触更长的教育，面临大学“文化离农”的影响也越来越多。

本研究聚焦农家研究生，考察他们在学期间“文化离农”的发生过程。试图回应以下问题：大学场域中的元素是怎么驱动农家研究生做出离农选择的？背后原因为何？对此，教育系统能做些什么？

“过程性问题”注重研究情境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考察研究对象的意义建构和情境发生过程，因此适合质的研究。^[13]为了深描大学场域的各种元素是如何影响农家研究生进行意义解释进而做出“文化离农”行为选择的，本研究采用走进个体、走进叙事的案例研究法。

在资料收集上，“案例”分为个案和多案例，前者对象只有一个案例，后者常用于考察一个大案例中所属不同个案或多个案例的重复观察。^[14] “文化离农”并非是某个农家研究生的自身问题，更像是“农门学子”的共性问题，他们可能有着相似的农家元素和大学体验，因此本研究选取多案例。在资料处理上，通过对叙述材料的内容分析，揭示叙述者如何在叙述经历中建构意义，以及这种个人意义如何与社会世界相联系。^[14]为了解释农家研究生各种离农行为的意义，以及这些个人行为与所处大学场域中诸多元素的关系，本研究主要采用叙述分析。将分析农家研究生的经历、经验、事件、观念、态度等，从中挖掘关键结构、意义和互动。

为了描绘大学场域驱动农家研究生“文化离农”的过程，本研究选取在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四省就读的17名农家研究生为对象。具体包括：“在读”的高年级学生。他们正身处大学场域，有着更深刻的体验印象，同时相对于低年级学生其大学经历更多，叙述故事会更丰富；“农门”学生。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门”样貌也会有差异。这里选取持有农村户籍，父母从事过农业生产，有过乡土经历的学生为代表。通过访谈采集资料，分别以F1至F17来标识各对象资料。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了一个网络，即场域，不同位置上的行动者在当中展开实践。^[15]“场域”概念下，大学不是一种平稳的静态环境，而是充满各种差异、牵制的动态场域，身居其中的学生并非自由施展而是处于等级关系的互动中。行动者凭借各自资本和惯习，在一定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环境和结构中，不断建构自己与所处社会。^[16]有研究也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是高度等级化的，本身有特定场域的内在特质。^[17]因此，视大学为一种场域，学生“上学”实际上是走进了一套特定环境与结构里。在大学日常图景中，隐喻着各类场域元素，推动农家研究生选择“文化离农”行为。

上学是一种机会权衡，学生不得不面对“大学里什么在吸引我”的问题。“每个场域都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这些利益是人们对游戏中所争夺目标的价值心照不宣的认可 ⋯⋯ 由于每个人位置不同，对他们来说，利益也是千差万别的。^[15]”在这里，大学场域的“利益”就是吸引学生的东西。1998—2021年，我国在学硕士生从15.36万人增至282.29万人。越来越多的农家研究生得以“跃龙门”，企图通过大学寻得种种所获，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路途。纽曼(Newman)认为，大学价值应在于理智的精熟，即哲理性知识增长、心智的扩散或觉悟。^[18]但是，市场化意识控制着教育系统，就业能力中心、知识商品化等让教育患上了“恋物癖”。^[19]“大学”不只是满足农家研究生的知识诉求，更刺激着他们产生其它别样的利益幻想。

F5出生于安徽北部的一所乡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亲戚大多住在附近。从记忆开始，“读书上大学”便是她成长中的信条，通过上学去更远的城市。在中小学阶段，她努力学习，成绩好坏是她最在意的，而很少花精力去做其它事情。考上一所211大学后，F5没有像高中一样一味看书做题，也注意起了日常打扮。她竞选过班干、参加比赛、通过活动获得加分、跟室友去聚餐 ⋯⋯ 而今的她甚至嘲讽自己：“感觉以前就是书呆子，就顾着成绩，现在想找张像样的照片都难。”

进入大学，各种相对独立的子场域分化出来，不再是统一地追求“成绩”。宿舍、社团、班级、朋友圈、讨论组、比赛团队等都有各自场域的利益点，它们成为“大学吸引我”的新地方。随着利益诉求的分化，农家研究生也被从乡土文化中抽离出来。宿舍要的是和谐，他们都学着打扮，我要还像个村姑一样，那很难玩到一起(F5)；课堂是很正规的，讲方言可能会被笑掉大牙，讲英语就显得高端大气(F2)；开会时候人人带电脑，你要是没有可能会被觉得是乡下人穷，伤自尊(F11)。在大学，吸引农家研究生的不只是曾经的救命稻草——成绩，而可能是同伴关系、课堂认同、自尊心等利益点。随着功能理性蔓延和实质理性的减缩^[20]，大学吸引农家研究生的利益点也出现异化：一是带有“他者”的规训色彩。这样的利益点会掩盖农家研究生的固有文化，忽视他们生命样式，把他们圈入外在的“他者”世界。正如F5为了获得和谐的宿舍友谊，就要放弃乡土装扮，附庸于他人要求，也逐渐沦为乡土文化的“局外人”。二是呈现“媚俗化”。媚俗是指迎合世俗、浮躁功利，缺乏正直的理智。大学若甘于媚俗，又岂能期望培养出一身正气、有进取精神与有创新能力的人？^[21]然而，大学里吸引农家研究生的诸多利益点正走向媚俗化，使他们沉迷于功利世界，追求形式而忽视信仰、人格成长等，也弱化对乡土精神、文化传承、在地情感等的需求坚守。一场乡土竞赛中，他们可能寻求的是加分利益，而非重温乡土记忆。因此，上学是农家研究生寻求种种场域利益的过程，也是他们文化离农的过程。

曾经一篇网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激起热议，讲述了寒门学子奋斗改变人生的艰难。从农村到城市，农家学子跨越的不只是物理距离，更是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身份等多方抵牾，要经历由内到外的阵痛洗礼。^[12]布迪厄指出，相对独立的场域构成了社会世界，它们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整合。^[22]这里的“机制”就是各个场域的运行规则，而参与者要遵守这种规则。在苏格拉底看来，“只有城里面的人的知识才有价值^[23]”，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如今，大学不只是一处场所，而是蕴含着一套城市导向的规则集合。进入大学，城市意识不断吞噬着农家研究生，引导他们遵守一套套城市化规则。

F9出生于北方农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妹。骨子里带有“老大”的使命感，他从小就是别人眼中很“懂事”的孩子，甚至会帮家里开农机，编织菜篮子，比同龄人显得能手。到了大学，他没有感到得心应手，反而有种格格不入。学校有很多活动，如Cosplay、摄影、太极拳、做沙拉等，但少有跟乡土有关的。有门课涉及地铁讨论，他特意去附近的南京尝试，那是他第一次坐地铁。从进站到出站，在老师眼里那是常识，对他而言是学习。当室友规划暑假去哪玩时，F9却想回家，室友的那句“你们那边人都很恋家吗”刺痛了他。“感觉他想说的是：你跟不上我们城市人的生活。”

作为大学的“外来者”，农家研究生早前习得的乡土规则意识不断被打破，不断远离乡土文化。现代教育是一种离土教育，在其框架下，实践智慧、本土知识、传统知识等都被降低为“不值一提的地步。”^[24]“向城市导向看齐”是农家研究生正经历的“大学对我的要求”。那么，这种规则是怎么一步步将“文化离农”变为现实的呢？

一是“元素”的挤压。在大学的各种场域规则中，似乎已经很难看到、听到跟乡土有关的元素，大学宛如城市的独角戏，疏远乡土。只在申请助学金的时候提到自己是农村人，想这样可能会博得同情，其他情况不会透漏(F1)；几个人聊天，只会谈北上广大城市是多么好，有哪些新鲜事物，但没人会提某某乡沟里的东西，那些仿佛被默认是难登大雅之堂(F14)。在没有乡土气息的大学规则中，农家研究生已然有了文化离农的处境。二是思维的抽离化。大学教育似乎是让学生“只生活在与水泥、钢铁、电线、计算机等联系之中，几乎不让他们体验任何原初现实。^[25]”大学的场域规则更关注抽象的、形式化的世界，而忽视具体真实的经验与感受。人家听到“农村”两字就会联想到你落后、小家子气，很少会真正听我们讲乡土东西。他只看大印象，不看你具体情况，其实我们并不差什么，反而有很多他们没有的方面(F3)。在疏远生活，过度执着于理性、标准、程序等抽离出来的东西时，这种场域规则让很多农家研究生活生生的乡土故事不被重视，被迫与过去割裂，也走向文化离农。

随着研究生教育扩大，加速了学生群体的多样化，“面对什么样的人”时刻浮现在农家研究生眼前。但大学场域中人“是以行动者的方式存在，而非生物性的个体、行为人，这些行动者都拥有在此场域中发挥作用的必需禀性。^[15]”学生多样化其实是拥有不同禀性的行动者在增多，他们每个都暗含着一套早期文化、经历等内化的心智模式。在城市导向的大学场域中，有城市禀性的学生更能匹配，他们成为主流文化的宣讲者，而习得一套乡土禀性的农家研究生则沦为次文化者，是受挤压的对象，难以传扬乡土文化。另外，一些农家研究生的禀性系统中缺乏足够乡土元素和丰富的乡土经验，难免走上“文化离农”。

F1出生于江西的一所乡村，早年家人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务农经历，在田地间玩耍是她小时候的记忆。但上学以后，自己很多时候是在市区度过的，假期短的就住在城市的亲戚家。家人很少会让她做农活，也很少让她学一些乡土技能。随着爷爷奶奶去世后，家人也在县里买了新房，她对老家的乡土感觉逐渐淡化。虽然她出生时挂着农业户籍，但现在生活中已没有多少乡土元素。在大学里，谈到乡村、农业、乡土节日，F1只有淡淡的儿时印象，已不能算是一个“正宗”的乡土人了。

作为一种心智模式，可以根据过去经验来处理当下情境。但诸多农家研究生过往的乡土经验早已退化，其心智模式仍是城市化经验的内化，很难给他们乡土化的行动指引。因此，他们本身就没有携带牢固的乡土文化，更难谈对乡土文化的坚守。除此外，当外部情景与形成惯习(即禀性结构)的情景之间不匹配时，会引发惯习的缓慢修正。^[26]农家研究生的乡土禀性不是永久的，它们会主动调整以适应大学场域。

F16住在老家，房子还是儿时的样子，只多了些装饰。父亲在家看庄稼，闲时在附近做临时工，母亲外出厂里打工，农忙时回家帮忙。直至当前，他还能看到父母春耕秋收的身影，每次回家就是乡土记忆。本科硕士在一所985大学就读，学习之外他积极参加活动，担任班干和学生会成员，认识了很多人。“我们这里有很多优秀的人，城市精英，想向他们看齐，多接触外面世界 ⋯⋯ 我也改变了很多。有时回家会看不惯乡里人做法，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家人聊天，感觉我们是两个世界了。虽然我也知道不该这样，不能忘本，但是上了大学后可能有些东西我已经回不去了。”

“在跨越学业阶梯过程中，农家子弟的文化世界与其原生家庭更容易渐行渐远。^[27]”也正如唐纳德·杨所言，种族内群体的美德可能是种族外群体的罪恶。^[28]农家研究生为了向“城市精英”看齐，成为大学场域中的优势者，他们会主动远离原生的乡土文化，并内化为自己新的惯习(即禀性)，让自己按照城市化的心智模式来行动。因此，农家研究生不仅面临城市化学生的挤压，还面临自身乡土禀性匮乏和主动向城市求适应的困境。总之，“我面对的”是种种乡土淡化的行动者。

在布迪厄眼中，教育场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竞争过程。良性竞争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但“当学校时时处处被竞争渗透甚至肆虐时，天生携带‘破坏性狂热’基因的竞争就容易产生‘灵恶’^[29]”。进入大学，农家研究生可能会发现在这片“神圣净土”上并不是围绕着精神振奋、灵魂洗涤，而是充满着过度的、功利的斗争。大学场域也变成了罗洛·梅所说的“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聚到一起，整个文化系统都在鼓吹自我察觉，方法是要胜过他人。^[30]”携带乡土基因的农家研究生极易在这种追求等级化、唯利是图的大学场域竞争中湮没原初文化。

F6来自西部一所乡村，性格也算大方，外表举止上看上去并不像一个农家子弟。在刚入学的班干竞选上，她唱了首家乡的山歌，表演了当地的一些技活。但这是她苦恼的事，“很后悔，当时脑热让所有人知道我来自农村。这几年感觉很有压力，有些东西她们就直接不带我玩了。”后来，她也没有表演过山歌，也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乡土生活。F6讲述了一个自己牢记的例子——两个室友打游戏，农村室友赢了城市室友，农村室友在自喜的时候，城市室友随机回了句“除了游戏，你还有什么比我好”。在她看来，“越是无意的一句话，其实暴露了人家一直比着你的出生。”

教育原点是育人，理应视农家研究生的不同为“差异”，但异化的竞争却将这种不同视为“差距”，演变成了竞争手段。大学场域充满着“灵恶”附体的竞争，“竞争”行为本身的异化也影响了农家研究生个人，大致从三条路径上助长他们选择“文化离农”。一是同一化路径。在城市精英的逻辑下，大学里的场域竞争也向城市文化看齐，一些农家研究生逐渐抛弃乡土文化，学习城市标准。甚至有的打算做出“文化自杀”，抛弃乡村的优秀文化，如农民的朴实、勤俭等。^[31]我太天真了，申请助学金时以为把老家情况写出来就行，后来知道有的家在城市的，通过找关系开证明，反而拿到了。乡下人太傻了，没有他们会操作，后面我不会再这么老实巴交了(F15)。二是对城市优先规则的规训路径。在布迪厄场域理论中，“竞争”也包含争夺对自身资本有利的规则体系。在规则上建立共识，将不合理变为合理，正如“要实施文化侵犯，就必须使受侵犯者深信自己天生低人一等，他们就会承认侵犯者高人一等。^[32]”农家研究生从小便接受“走出去”的离农教育，被城市优先所规训。大学竞争中，他们觉得要改变的是自身的乡土气息，而不会质疑大学的场域规则。三是道德冷漠化路径。功利主义的竞争让农家研究生成为抽象的、单向度的人，除了实际名利，对其它文化意义陷入冷漠。上学就是为了跳龙门的，农村的东西没多少好骄傲的，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出生在那才住农村(F7)；对具体的农村文化不是很感兴趣，上课也没想去分享什么，就是正常背知识点，通过考试就行(F12)。因此，“竞争”是“在大学我要做的”，异化的竞争让农家研究生逐步远离乡土文化。

在场域中，“行动者的形式、力量和影响都是由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15]”进入大学，农家研究生面对的是一套不同位置之间构成的客观关系集合，他们的“文化离农”行动会受到所处位置差距的影响。正是这种“位置差”推动农家研究生在大学场域的利益点、规则、参与者、竞争中进行活动，生成“文化离农”。那么，“位置差”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源于四类资本的变化。

大学场域分为有限生产次场和大生产次场，前者追求学术资本，后者则比较注重经济资本积累。^[33]进入大学，“成绩”不再是论英雄的唯一标杆，但多样的利益需求下，“钱”仍然是研究生的重要支撑。“代际抚养”是我国的传统，家境决定了农家研究生在经济资本上要弱于出生富裕的学子，他们显然处于位置差中的低端。富裕学子可以凭借高位的经济资本宣扬城市文化，高谈“钱”下面的精英世界。弱势的经济位置限定了农家研究生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让他们背后的乡土文化陷入空虚、不自信状态。因此，经济资本限定了农家研究生的生存境遇，是其“文化离农”的物质基础。另外，经济资本也造就了农家研究生的自闭心性。出生富裕的学子对大学里的文化情境往往如鱼得水，感受到的是正常体验，但农家研究生在“钱”的稀缺下习得的是克制、节省的行动方式。随着大学场域分化，农家研究生会经历很多“超常规”体验，“容易将当前的生活视为一种不恰当的享受而心生不安^[27]”。于是，他们更容易掩藏身上的乡土文化，避免被提醒自己的农家身份。经济资本形成的位置差让农家研究生陷入一“钱”一世界，成为“文化离农”的经济根基。

在“考”的制度下，好成绩为农家研究生塑造出荣耀，他们曾经站在优异文化资本的光环下。然而正如布迪厄所言，文化资本可区分为身体化、客体化、制度化三种形态。^[34]在大学，农家研究生可以继续通过储备书籍、绘画等物品来增加客体化文化资本，也可以通过加大竞选头衔、获取资格等来形成制度化文化资本，但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取身体化文化资本。身体化文化资本是内化到学生身体上的禀性，表现为动作、语言、气质等，是通过耳濡目染方式而习得的，需要大量时间与金钱。这种资本“总是被烙上最初条件的痕迹。通过这些痕迹可以辨别出行动者来自于场域的哪个具体位置。^[16]”在城市精英文化前，只靠学业苦修的农家研究生仍然是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弱势方，而这种弱势位置也持续提醒着他们，逼迫他们刻意在身体禀性上进行“文化离农”。我喜欢吃红烧肉，但几次跟不熟悉的人组饭局时，我都没点，会让人感觉你们乡下出来的，只想大荤大肉的填饱肚子，没品味(F9)。在大学场域，身体化文化资本是农家研究生在文化资本上处位置弱势的关键表现，也是其要进行“文化离农”的禀性动机，即要从动作、语言、气质等上远离乡土文化。

社会资本嵌入在关系网络中，是行动者可以调动的社会关系规模和这些关系中所含有资本的质量与数量。^[16]在大学，各种熟悉的、陌生的关系网络会包围着农家研究生。社会资本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需要农家研究生通过不断笼络、长期经营、反复协调等投资才能形成，以成为一种强关系。然而，长期遵循学业本命的农家研究生在社会资本投资上似乎有心无力或者无所适从。一份调研指出，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寒门学子几乎无社会资本可用，即使通过请客、送礼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其作用也小于长期形成的稳固圈子。^[35]农家研究生处于社会资本的弱势位置，这也导致他们拥有的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在林南论述中，弱关系可以强化工具性行为，但弱化情感、文化等表达性行为。^[36]缺乏足够的关系经营，使得农家研究生难以获得可靠的关系团体，找不到真正的文化倾听者，也难以进行乡土情感文化上的表达。在弱关系下，农家研究生容易建立功利性或表层的关系网，交往中遮掩文化底色，封闭乡土，进而推动“文化离农”产生。

萨特论述“他者”时指出，“他人通过‘注视’使我的世界发生了位移，并占据了这个世界的中心位置。^[37]”农家研究生不仅活在自己的努力中，更活在他人的注视中。符号资本代表声誉、威信等象征性元素的积累，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通过得到他人的共识而发挥作用。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格局使得乡村、农民异化为一个污名化符号，来自农家的青年学子似乎也与贫穷、小气、封闭等符号挂钩。进入大学场域，这种乡土污名侵蚀着农家研究生，使其宛如大学里的二等公民，遭遇心理排斥，乡土文化似乎成为了羞耻的符号。然而，这种符号资本具有先赋性，并不是个人所能改变的。农家研究生可以通过成绩优异、交往广阔等来提高自身后天性资本，但出生农家是不可变的，社会对城市、乡村的符号认知也很难因为个人而改变。在乡土污名化前，农家研究生是符号资本的弱势者，他人注视会加剧他们的文化不自信。于是掩藏骨子里的乡土气息，用城市化形象来包装自己，避免被人注视到身上的乡土色彩，这成为了农家研究生选择“文化离农”的动力。

接受高等教育，农家研究生实际上是进入了一套关系集合的场域空间，也让“文化离农”似乎有了必然性。大学里，成绩不再是唯一诉求，诸多他者化和媚俗化的利益点让农家研究生忌讳乡土身份。大学以城市导向为规则，向城市看齐淹没了农家研究生活生生的乡土故事。大学里满是乡土淡化的人，农家研究生不仅面临挤压的城市学生，且自己也是乡土禀性匮乏和主动向城市求适应。异化的竞争充斥着大学，追求差距而忽视差异，逼迫农家研究生逃离乡土文化。大学场域的利益点、规则、参与者、竞争推动了农家研究生的“文化离农”，而源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所构成的“位置差”是其深层起因。

虽然农家研究生“文化离农”是多方面失序的结果，需要多面出力，但教育系统仍可有自己的所为。本研究认为，大学可以从行为主体、教育空间、制度转向上进行努力。第一，形塑农家研究生的乡土自信，促进文化表达。要让农家研究生自己表达乡土，而不是只借助外在“专家”来描绘乡土文化，邀请他们成为乡土文化弘扬的话语主体，帮助梳理乡土知识，回味乡土情感，以形成对本土文化的自信。第二，丰富大学场域中的乡土元素。诸如创建乡土性的社团、举办农村文化的竞赛、组织本土习俗的群体交流、走进地方开展自然学习等。除了在物理空间融入具象的乡土元素，更重要的是要在心理、认知等空间中引入，避免大学成为城市的独角戏。第三，弱化大学“走出去”的制度取向。弱化以考、评、记录等为取向的大学制度，鼓励交流、倾听、互动等制度取向，减少大学是为了“走出去”的极端思维，重视差异而弱化差距，让乡土文化在鼓励“差异”的环境中成长。农家研究生有着乡土根脉，是乡土文化的极可能继承者，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但是，这并不表示要把农家研究生捆裹在乡村，阻碍他们“走出去”，而是企图促使农家研究生成为乡土文化的自信者，把乡村也视为成功的大门，能够在大学进行乡土文化的交流与弘扬，进而减少极端的“文化离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