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在提升高校办学质量的压力下，学术职业的竞争性不断加强，评价、晋升、薪酬发放等过程开始带有锦标赛的制度特征，^[1]高校建构了以学术产出效率和学术生产力为核心的学术评价制度，博士生培养单位设置了将发表一定级别和数量的学术论文与博士学位授予相挂钩的制度，在各种评奖评优和未来求职、晋升中，论文数量成为判断和识别博士生学术能力和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在“不发表就淘汰”的规则导向和“生产加速”的时间规训下，博士生不得不无限延长工作时间、加快工作节奏，“为发表而发表”，陷入“内卷化”困境。聚焦博士生群体中的“学术内卷”现象，探讨其内涵表征、成因机理及其时代流变，可以为博士生培养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促进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内卷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他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提出了“内卷理论”，并与“内向演化”现象相区分。^[2]随后，这一概念被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Coldenweise)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分别引入学术界并将其定型，前者用“内卷化”形容某种文化模式在既定形态下的内部自我复制和精细化的现象。^[3]后者以爪哇岛水稻农业生产为例，指出“内卷化”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4]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则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之中，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5]此后，“内卷化”一词凭借其超强的解释潜能加之网络媒介的传播，引起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并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学术概念。

作为当今时代的社会热词，“内卷化”已经在教育领域中广为流传、屡次出圈。“内卷化”这一概念强调在有限发展空间内“无法达到质变的量变”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在教育过程中通常表现为内向收缩、创新停滞和模式固化。^[6]当前教育“内卷化”现象的讨论大都围绕基础教育阶段升学导向的教育竞争、高等教育阶段评价导向的教育竞争，以及学校治理与教育发展模式固化等问题展开。近年来，随着功利主义极端化下的全民教育焦虑现象愈演愈烈，“内卷化”以“模糊表达”的方式恰到好处地概括了现实社会中人们面对竞争时的某些心理感受和精神问题，^[7]竞争现象成为教育“内卷化”研究的主要切入点。竞争本是好事，学生之间形成的良性竞争能够促进其发挥学习潜能，然而，随着社会加速发展，人们在严格限定的条件和时空下面临的零和竞争愈发激烈。出于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克服现实压力的考量，教育“内卷化”之下参与者陷入不断证明自己的焦虑当中，而这种教育焦虑是具有传染性的，即在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影响下，不论是感觉自己没有价值的“失败者”还是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成功者”，他们都在无止境的竞争中付出额外成本却收效欠佳，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背离教育自身规律的低效学习行为。就像人类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内卷”之下人们需要不断抽打自己以实现空转，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非常耗能。^[8]

由于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博士生的“内卷化”集中体现在科研方面的“学术内卷”，具体表现为博士生在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存在一种低效的、非理性竞争。所谓低效，并不代表其论文产出没有任何意义，而是指缺乏学术创新，即数量上的增长并未有效推进实质创新；非理性则包括个体看待“内卷化”的两种不同态度和选择，一种是“主动功利型”，个体为获取可见的资源福利、谋求自身发展而主动追求数量逻辑，另一种是“被动裹挟型”，个体受群体内部成员影响、基于现实压力而被动服从数量逻辑，二者均是在外界因素的一定阻扰下做出的行动选择，它们共同催生了学术场域内部博士生之间的非理性竞争。与强调分数至上的一般性学业竞争不同，博士生“学术内卷”更加关注能够为个体提供科研资助和奖励、促进未来学术职业发展的论文数量；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在牺牲自由时间和精力后陷入“无效努力”的焦虑状态，其论文的过程投入与创新产出不成正比，学术劳动的高度理性最终在“学术内卷”的过程中渐行渐远。

学术场域是社会空间中以学术为根本属性的场域，它依托于大学等机构，由学校、院系、教育科研人员、期刊、学术活动、教育管理活动等各种要素建构而成。博士生“学术内卷”现象的本质是学术场域绩效主导导致学术行为“异化”，即市场逻辑超越了学术逻辑。当知识进入市场并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商品属性，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性质就不再纯粹，大学成为生产具有可操作性、可计算性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知识的场所。^[9]市场力量的介入逐渐削弱甚至超越了学术自在自为的内在逻辑，学术场域与社会场域的关系失衡，大学在绩效理念的指引下出现“学术漂移”现象，内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和学术资本竞争日益激烈。作为场域竞争中的关键武器和特定产物，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功能开始“异化”，本是学术共同体间进行知识创新和传递的载体逐渐演变为价值判断和资源竞争的工具。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对一个场域进行研究分析必须涉及三个必不可少且内在关联的环节。具体来说，首先要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位置，明确场域中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与其他权力场域间的位置关系；其次，勾画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最后，还要分析在学术舞台上参与场域竞争的行动者的行为惯习。^[10]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博士生“学术内卷”的场域特征及其本质。

场域是一个“高度配对的”关系性型构，^[11]部分的干扰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反响。学术场域作为社会权力场域的一部分，必然要与其他场域发生联系。受不同立场或基于客观位置的主观态度的影响，来自外部逻辑的空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场域间的平衡关系。布尔迪厄认为在学术场域中存在着文化的“掌管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对抗，^[11]即拥有一种可能性，学术场域内按照固有评价体系筛选出来的科研成果，并不一定是真正有效的科研成果即有效知识。^[12]随着与外部场域的联系日益密切，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被规训并渗透市场绩效的影响，学术场域充斥着功利主义色彩。政府将部分学术评价权力让渡于市场，市场竞争和分配机制引入学术场域，推动“唯论文”导向的学术评价制度的形成；由“校—院—系”构成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其运行方式同样在于通过“授权和激励”提升管理绩效，^[13]此种模式下的学术治理机制同样会影响知识生产和科研产出。总之，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同时伴随一定意义上的自我矮化与放逐，^[14]最终导致学术场域特征日趋式微，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被忽略。大学在无止境地追求科研产出的过程中出现“学术漂移”现象，学术研究在迎合市场绩效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精神气质”，阅读与写作开始走向一种“景观束缚”和“符号崇拜”。^[15]

结构是一个场域运作和转变的原动力，同时还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10]不同位置的利益主体间存在的客观关系为学术资本生成提供了一定空间，处于场域内的行动者受到“场”的约束和激励，这种约束和激励的程度就是不同位置间力量相互博弈的张力。^[16]在进入学术场域前，博士生首先需要经历招生选拔的第一道门槛。在“申请考核制”逐渐成为博士生招生主要方式的背景下，申请者如若不握有一定的文化资本如核心期刊论文，将很难突破招生单位的重围。同样，初入学术场域的博士生仍然缺乏一定的象征资本，他们难以取得与教师对等的制度性认同和支持。然而，在研究生培养的实践环节中，一些原本用于磨砺博士生在学术场域的生存能力、保证培养质量的制度性结构却发生“异化”，成为“学术内卷”的主要诱因。由于市场逻辑的干扰，很多培养单位要求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必须在规定的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在该硬性制度的规定下，本应是同仁关系的期刊与作者形成了一种评价与被评价的分化关系。除此之外，场域内位置相近的人共同构成了“学术门户”，导师或出于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责任、或出于巩固学术地位的需要，也开始加强对博士生在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的“魔鬼训练”以顺应“数量为王”的市场逻辑。总之，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行动者在学术场域中影响了自在自为的学术逻辑，博士生在与院系、期刊、导师等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博弈中身不由己。

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和抵抗的领域，受市场逻辑影响的学术场域亦是如此。站在学术舞台上的行动者在“剧场效应”的作用下进行“表演”，“顺应”与“服从”成为每个游戏参与者基本的生存策略。其中，学术舞台上的“表演”即为学术场域中行动者的行为“惯习”。博士生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与他人的关系和所拥有的权利往往取决于所掌握的学术资本，当学术与资本联姻，个体在行为上表现出攀比性和功利化倾向，^[17]他们通过积累自身学术资本从而取得竞争优势，竞争的强度和成功的门槛也因此不断被提高。师承关系、学缘关系等影响下的“学术门户”形塑了他们在参与场域竞争的行为“惯习”，博士生为追逐自己想要的利益，通过科研合作形成了初步的学缘关系网络圈，这些实际或潜在的资源将利于进行学术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场域在争夺实施“符号暴力”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垄断性权力。进退之间没有平衡点，维持现状就等于落后。面对本不平衡的学术权利空间，博士生为了获得学术资本积累优势不得不违背知识生产规律，追求顺应市场逻辑的短平快研究，逐渐陷入对论文“数量”和“级别”的自我陶醉，最终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被彻底“异化”。

场域特征的分析从关系、结构和惯习三个层面揭示了博士生“学术内卷”的本质在于市场逻辑对学术逻辑的超越甚至颠覆，知识商品化带来了市场竞争和分配机制，在学术场域各行动者之间的博弈环境下，博士生为积累学术资本不得不参与低效和非理性竞争。可见，“学术内卷”源于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共同作用，是制度与行动者相互建构下的产物。博士生面临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的复杂影响，他们既要接受“社会加速”时代对于学术时间的规训，还要在数字的标尺和期刊的控制中经历朋辈间的群体裹挟，其学术行为与角色逐渐发生“异化”，并最终陷入论文写作与发表的“内卷化”困境。

生产技术的变革使得人们感受到生活节奏的加速和时间的紧迫。正如当代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罗萨(Hartmut Rosa)所言，加速不仅仅是一种现代生活快节奏的表层现象，它已然升级为一种自洽的现代社会的加速结构。^[18]在“加速社会”中，人们开始通过合理利用时间的程度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速度”获得本体论地位，加速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感知。在高等教育生产加速的背景下，学术场域中的“时间竞赛”已成为常态。生产力、效率和学术成果都由时间构成，时间被包装成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速度和效率正成为学术人持续有效进步和成功的显著标志。^[19]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或达到目标期望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996”式的时间规训和漫无止境的“最后期限”(Deadline)使学术人承受了双重压力，他们即使竭尽全力也很难追上社会加速的步伐。与此同时，信息通讯技术和工具的革新在打破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边界的过程中给人带来一种全面的时空侵入感，制造年龄焦虑的“社会时钟”让人无法停下脚步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而博士生这个群体同样脆弱，他们“既要面对经费的短缺，还要承受工作前景渺茫的煎熬，特别容易成为速度文化的俘虏。”^[20]在追求速度和效率的管理主义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有限的自由时间逐渐被挤兑和蚕食，因此不得不将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论文写作与发表。在“时间不足”的恐慌感下，熬夜“加班”成为博士生群体的常态。如果无法有效适应“内卷”这一加速规训，博士生将极易产生对学术场域的疏离感甚至排斥感。

当前我国大学科研管理采用公共管理的绩效模式，量化考评成为学术场域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学术评价制度。然而，“当某个东西从测量工具转变为目标时，它就不再是测量工具。原本或许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的质量指标会迅速成为人们竭力追求的目标，并由此导致行为扭曲。”^[21]面对量化评价和晋升制度的数字依附现象，大学的科研导向从认知转向指标，学术人逐渐从传统的富有公共性的“精神贵族”向后现代的颇具专业性的“知识工人”转变。^[22]研究生培养制度同样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在“211”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政策推出之后，大学自身进入了激烈的竞争场域，培养单位更加注重博士生论文的发表数量，博士生不得不投入“学术内卷”以尽早积累资本优势。久而久之，做学问等同于按照规定“打怪升级”，其学术热情逐渐被消磨。另一方面，“以个人为单位”的量化评估方式使得以“合作互助”为取向的学术共同体转向为“封闭孤立”的竞争对手，^[23]来自朋辈的学术竞争压力将再一次强化数字依附现象。由于身边同学论文发表进度较快，导致最初没有直接参与“学术内卷”的博士生如若维持原有的学习方式和写作节奏，将很难获得与之前等价的学业评价与绩效。为了克服“害怕落后的恐惧”，获得相对安全的优势，他们开始琢磨期刊的偏好，并主动缩短写作周期。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文章提出了未经仔细分析的新观点，进行了相对粗糙且不完善的试验以抢先发表，^[24]此种“短枪科学”并不意味着具有好的学术价值和质量，反而更有可能催生学术不端和投机行为。此外，部分网络媒体以“精英思维”塑造了一大批学术领域的“完美典型”，^[25]“内卷者”所栖身的群体干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数字崇拜的侵扰，从而导致了学习目的的偏离。此刻，数字已然具有了非理性的特质，数字标尺与评价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论文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此种模式下培养出的学生可能看上去很“成功”，但离学术创新却可能很远。

“学术内卷”的本质、特征是共时的，同时，它也具有历时性，其发生、发展过程折射了教育场域尤其是学术场域的时代流变。在回答本体论问题的基础上，探讨“学术内卷”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实现学术精神、学术育人价值的复归，有助于从方法论意义上深化对博士生“学术内卷”现象的理解。

教学与科研活动既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又是大学人才培养、尤其是博士生培养的主要途径，二者关系的变化揭示了“学术内卷”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巴尼特(Ronald Barnett)认为大学是一个活跃的变化的空间。大学空间中的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是不断变化的次级空间，它们之间不同的组合型构着大学空间的样态。其中，教学与科研是大学最主要的空间。由于教学与科研都是变动的，二者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动，它们有时分离，有时结合甚至重叠，使得大学空间的样态呈现出多样性。^[26]换句话说，两者所指向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它们在中心与边缘的距离范围内来回摆动，并对组织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影响。最初，大学的科研活动主要是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大学的唯一合法性角色是知识本身。但随着知识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学在与社会的密切交流中开始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和控制，科研活动逐渐走出“象牙塔”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并最终脱离教学活动而独立存在。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绩效管理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知识生产呈现商品化倾向，大学内部的教与学活动不得不向被赋予更高经济价值的科研活动看齐，论文发表借此获得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比较、评价和分类权，久而久之，作为学校日常中心工作的教学活动因无法为学校、教师创造显性价值而逐渐“漂移”。重科研轻教学，教师将有限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相对更有利于职业发展的科研活动。而作为科研活动的主要载体和方式，论文写作与发表的目标和功能在评价导向中开始“异化”，其学术精神和育人价值逐渐远离，这种绩效化的科研和绩效化的管理建构了“学术内卷”现象形成的历史逻辑(见图 1)。

图 1

图 1 “学术内卷化”时代的历史逻辑

场域概念表明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个体，个体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27]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学术场域的系统环境、内部结构及成员自身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精神及其育人价值的复归。

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同，知识生产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知识产品的价值很难在短时间内见到收益；另一方面，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无法有效预见或控制生产结果。^[28]因此，知识工作应由一种完全不同于物质生产的方式来衡量。当前学术场域内部呈现出过分关注论文数量或其他具体成果产出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参与者眼中，唯有这些东西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资源和平台，^[29]进而在未来取得更好的发展。对此，需要划定学术场域与外在社会的关系界限，坚守学术价值，弱化市场场域的控制性，摒弃功利化学术价值取向。政府和高校首先应在政策导向、评价标准、资源分配等方面尽量减少功利性倾向，淡化绩效对于论文发表、评奖评优、学业毕业等涉及博士生切身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科研的育人价值，最大程度减少市场绩效的挤压。学术工作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而探索未知的精神活动具有不规则和非计划性的特点。因此，学术人需要有时间上的自由。^[30]大学要主动克服、减缓外部社会加速的裹挟和影响，遵循科研自身生产规律和研究者本性的慢节奏、慢心态和慢话语，^[31]按照正确的学术时间观构建宽松适合的培养环境，形成跨越周期较长、允许“失败”的学术研究氛围，为博士生群体提供一个可以相对自由掌控其学术工作的“慢时间场域”。

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高度一体化”，即“目标上的高度单一，价值评价体系的高度单一，竞争方式的高度单一”，^[8]博士生“学术内卷”的消解需要完善研究生的学术评价与考核机制，淡化学术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优化学术场域中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事实上，不少大学已经开始了博士生培养制度的改革，探索破除“唯论文”。2019年清华大学率先修订新规，众多高校纷纷取消了学校层面对博士生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2022年4月，南京大学跳出“内卷”，重新考虑以论文数量、国际排名为参考的评价标准；学科评价的变化必然会传导到博士生培养环节，促使博士生培养回归教育规律。更重要的是，政府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部在2020年发布的《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有关学术论文发表与毕业、授予学位之间的强制挂钩正在逐渐取消。当然，应正确对待和区分不做研究与正在从事难度较大、时间较长的研究而尚未完成的研究者，还要允许学科差异的存在。一方面，科研成果不应局限于论文发表，课题项目、调研报告等都应视作博士生的科研成果。对此，学校应该继续加强科研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指导，落实培养单位对博士生培养的主体责任，增加“学术代表作”分量，更加关注文章质量，以摆脱唯数量的工具价值培养目标，同时更要强调发展性评价，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综合素养。另一方面，针对不适合博士阶段学习和科研工作的学生，学校和院系应探索构建有效的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有针对性地加强可雇佣性和职业素养训练，构建博士生多元成长环境，最大程度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

科学研究，归根结底应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大学本身就是由一群有生命的人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这里，学术人遵从共同的学术规范，并且可以防止市场等外部力量的过度干预。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市场逻辑和功利原因，学术成果在不断被低价值生产，组织内部原有的学术秩序和规范被损害。对此，学术共同体必须形成和引导和谐良好的学术氛围，完善学术系统内部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大力倡导“以学术为志业”的学术价值理性行为，摒弃数字崇拜。论文写作理应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过程，作为博士生培养的直接责任人，导师应潜心向学、自省科研态度和学术品位，增强科研创造性和原创性，同时与学生相互扶持、再塑“从游”关系，积极引导博士生能够将追求学问内化为一种学术自觉行为，鼓励养成深度探索的思维方式、知识储备的归纳逻辑和长线推理的演绎逻辑，实现深度学习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更需要依靠学术人的行动自觉，博士生应立足“读写实践”建构“专业心智”，^[15]将知识内化为一种学术精神力量，培养科学创新的志趣和爱好，塑造“诗意生活”。除此之外，博士生更应时刻自我监督、自我问责，自觉防范学术失范行为，杜绝浮躁功利的学术研究风气，坚守“抱朴守真”和“尚善尚美”的初心与动机，拒绝低水平和无意义的“学术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