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双一流”建设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世界一流学科为支撑，而“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学术性”与“制度性”的综合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当这套知识体系被完整地继承、传授并创新发展以后，学科就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1]。可见“知识”与“制度”是学科的一体两面，“学科的成长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2]，前者是学科建设内在规律，后者是学科建设的外在限度。“学科知识”与“学科制度”只有在良性互动中才能共生卓越开放、美美与共的一流学科生态。然而，现实大学学科建设场域中过分充斥着权力元素，导致“学科制度”的外在支撑功能演化为“学科制度化”下的权力规训，甚至连“大学的主导价值被一种通过追求知识产品和信息产品以换取资金、声望和权力的观念所取代，一心想颠覆合理话语以获取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馈赠。”^[3]100知识本身的演化逻辑遭到权力的解组，使得学科知识分化与重组过度依靠权力运作的逻辑。为此，一流学科建设理应由内及外，从学科知识本性这一价值之源出发，解构学科实践中的过度量化、资源抢夺、封闭僵化等现实问题，寻求学科制度的理性回归之路。

黑格尔认为“自为存在”就是“本质”，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终极^[4]。知识作为学科的精神内核，是人们改造和认识世界的中介，也是深化知识本体的中介，人类探索真理、发现奥秘，与世界和谐相处必然要经历这个“中介过程”，即“存在或直接性，通过自身否定，以自身为中介，与自己本身相联系”，且“在这一过程里，存在和直接性又扬弃其自身联系或直接性，这就是本质”^[5]111。可见知识自为不仅仅是知识生产过程，而是知识本身的辩证否定过程，更是潜在知识本性的发现过程。一流学科建设核心是高深知识的生成与应用，在知识生产模式Ⅱ背景下，我们需要“是什么”的经验知识上升到“为什么”的理性知识，“怎么做”的应用知识拓展到“在哪里”的知识集成。一流学科制度是否尊重知识限度、具备知识反思、把握知识关联，是走向“知识自为”的核心要义，也是一流学科制度建设最根本的遵循。

知识从原初哲学统揽全域的混沌整体不断细分，深化了人类的知识领域，推动了科学的繁荣与社会的发展，这种分化既是人类“有序认识”的理性产物，也应遵循知识本身的限度，这是知识自为存在的基础。黑格尔把“自在存在”的“变易”^[5]193看作是对“自在存在”进行有界规定的过程，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同时就规定性被设定为否定性而言，它就是一种限度、界限”。^[5]197知识自在于宇宙原初，本身并无界限和规定，对处于蒙昧阶段的人类而言知识是一种“空虚的无”，让“空虚的无”变为“具体的有”，是知识“具体可识”的开始，也是知识分化的开始，更是对知识进行规定(学科制度)的开始。因此，人类对知识的规定性需要，就是学科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这一规定性服从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一种由简到繁、由小到大、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马克思把这种规律概括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学科制度的历史嬗变可以发现，知识的规定性跃升是知识走向“自为”的根本基础。西方知识分类以“三艺”“四科”的“自由七艺”发展到更加精细的现代学科制度，“古中国的学术分类经历了‘六艺分科’到‘四部分类’再到‘七科分学’的发展历程”^[6]，最后并入西方工业社会的现代学科制度。这些知识分类规定是在人类认识的深化细化中不断修正前行，本身就是在否定中发展的辩证过程。这种否定并非是全盘否认，而是知识分类制度“变易”中的发展与拓展。正因如此，知识不断分化构成了一幅精深博大的知识谱系(知识规定更加复杂)，让学科知识变得更加具体、可视。与此同时，知识分化(具体化)成为学科知识，学科制度也必须符合具体的学科知识限度。尤其在知识社会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我们需要跨学科思维，但需要在学科知识本身的规定限度中去进行跨学科制度的实践，否则盲目的超越学科论调，就只能产生“跨而无用”的学科制度(组织)绩效。充分尊重学科知识限度，明确学科知识的“可能”与“不能”，是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前提。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言：“通往智慧的唯一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7]而享有知识自由的基础是知识的积累，它离不开知识被“充满想象”的传授。所谓“充满想象”的知识传授，绝不是直接经验的简单重复。具体而言，动物的知识传授无法穿越时空，只能是直接同时空的面传，人却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进行知识的间接传授和积累。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一种“否定的自身联系”思维，即反思性，这是黑格尔用以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人性的“知识”具有“反思本性”，推动知识在批判中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让知识在传播中不断辩证自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让知识活动内含批判与继承的统一；另一方面，正是人对知识的能动传播，创生各种媒介和符号，让知识分化和演进得以跨越时空不断积累进而形成宏阔的知识体系。而浩瀚的知识体系意味着人不可能全息透视，更不可能全景掌握知识的全部，这又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反思本性的合法性基础。“一流的学科必然是以一流的科研成果为标识的，其科研成果不仅要能够创造学科‘高原’现象而且要能够创造像诺贝尔奖级的学科‘高峰’现象”^[1]，通往这些知识“高原”和“高峰”的唯一津梁是科学，而非权力。^[8]所谓科学“更深一步的特点是它(知识)的论点随时准备接受任何批评”，且“谁回避批评，谁就是在根本上不想求知”^[9]49。一流学科的制度供给必须关照这种知识的反思本性赋予学者的批判本质，它需要更具包容力的制度文化。在这种制度生态下，哪怕是错误的否定也应被允许存在，这是一种更加真诚的学术氛围。要构建这样的学科制度必然涉及对传统学科进行资源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这本身就是在否定中重塑学科制度。这种重塑最大限度被体现在破“五唯”评价制度改革中，尤其以学科为基础的分类评价制度改革是大多数后发型高校实现“崛起”的重要手段，如果评价改革无法突破传统学科制度的“路径依赖”，在自我反思中实现蜕变，那么评价的指挥棒仍然会指向那些毫无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知识集成是以“活的问题”出发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一种新的知识演进方式，具备高度的社会性。“知识有一股超越其具体表现的社会结构、认知结构和文化结构之外的‘想象的’社会力量。”^[3]15即便是知识的“自在存在”，它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理性产物，毋宁说知识在发展中走向“自为”。知识固然具有自身的学术逻辑，但这种学术逻辑必然要与社会逻辑建立起“循环链”。因此知识本身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是简单的遵循社会需要逻辑，否则就会陷入“政治尺度”和“经济尺度”的参照系主导^[10]，而是要将社会需要内化于知识生产本身重构学科制度的“学术尺度”。传统的学科制度是建立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生产模式基础之上，遵循知识生产的“因果思维”，这种知识创新方式极大推动了工业社会的繁荣。随着后工业社会的临近，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性使能技术”，它们以极强的兼容力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催生了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即吉本斯(Micheal Gibbons)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由符号分析师——处理符号、概念、理论、模型、数据的人制造出来的，他们将这些知识进行配置，形成新的组合”^[11]。如果前一种知识生产模式还能让知识停留在“纯科学”的闲逸好奇之中，那么后一种则是问题导向下的“应用科学”。这意味着未来可以进行知识生产和创新的并非只有学术机构的学者，只要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工程师、技术员、管理者等都能够成为集成式的知识创造者。这使得“集成知识”的社会性更强，与社会需要联系得更为紧密。一流学科制度建设要理性审视知识的社会联系，以“关系性视角”将其内化于学科制度结构之中。具体而言，大学的学科制度要尊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尤其是基础学科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流大学，要摆脱“专业”的预设，理性审视和把握这些“局外”的“非专业”知识，将集成思维融入到学科制度创新之中，引领学术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此外，更要避免社会需要成为学科制度构建的“合法性”借口，这也是高等教育无法摆脱“社会变”所以“教育变”的跟跑命运的根源。尤其在高等教育从层次到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后发型的应用型高校、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联合培养”“跨组织学术机构”等集成式学术制度安排，要时刻警醒自身的自主性发展，避免学科制度成为被社会支配的手段。

现代社会中权力对知识的规训以学科“制度化”为中介逐渐走向“合法”，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学术证成方式。正如福柯对知识“客观性”“纯洁性”的否定，认为“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2]可见，知识与权力本身就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很可能因为制度建构者对学科制度的知识本性“不意识”“弱意识”，使它(学科制度)成为学科乃至大学异化的工具。具体而言，在权力的介入下知识生成的原初状态遭到解组，学科知识本性弱化，学科制度强化，逐步走向“制度化”。最终，学科制度与权力“合谋”，主宰知识规划^①、知识规训。尽管这一定程度促进了学科形成与发展，但也埋下了知识合理性危机、自主性弱化、竞争性隐患等种种异化之象。

在知识规划时代，存在学科制度盲目服从权力规训的现象，导致知识结构的合理性欠缺。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所规定的“学术”制度安排被公开合法化，不仅规定了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学科知识的产品内容，以实现制度化的持久规训。正是学术对政治的屈从使得“类型知识”在大学场域中趋于主流，这一主流符合知识规划初衷，进而形成具有较强政治因素的某种特定的“集体性”学科制度体系。譬如，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再到如今全面启动的“世界一流学科”，身处国家的公共政策视线核心的“学科建设”始终处于高等教育发展的龙头地位，成为国家层面关注的焦点。从国家和政治视域来看待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哪怕“纯粹的知识”也是在权力运作下促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规划”下是否存在理性的制度对权力规限，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事实上，高校学科制度建设更为倾向简单粗暴的“需要管理”“数字管理”，这极易导致学术人的权力盲从心态，危及知识的合理结构。这也导致“五唯”难破，“对比各式排行榜指标，我们不难发现，与论文、‘帽子’等‘五唯’相关的内容在大学排行榜指标中占去了85%以上的权重”^[13]，根本上源于排名的“量化思维”受到权力(资源)分配的青睐。权力顺从在一些亟需提升办学质量的后发型高校更加严重，研究表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科研人员更加倾向于忠诚于学科(知识)而不是学校(权力)，而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与之基本相反”^[14]。在工具主义笼罩下的盲目跟风与顺从的学科建设，导致学科为“生计”而存在，陷入政策跟风和资源争夺的恶性循环中，弄不清楚学科存在或发展的知识逻辑与内在依据，拒绝怀疑与超越，学科制度的合法性向功利主义跌落导致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危机：一是超越知识规定本性，削弱知识内在关联，知识的创造性价值缺乏。二是忽视知识反思本性，学术研究的责任取向与价值立场偏向。事实而言，学术人对高深知识的探索与追求真理的学术气质引领着学科的生成与发展，所有学科的设置与演化的初衷都是基于对真理知识的探索与解魅，对实践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在批判的思想中达成交往共识。而权力只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外力，学科制度要借助外力，但绝非屈从外力。然而，由于受知识规训环境的复杂境况影响，学科知识生成的应然逻辑(知识本性)遭到“忽略”，盲目跟风地学科裁撤与新建，盲从于数字和指标的制度取向，使得学科在“量化”和“内卷”中被一系列“卡脖子”的基础研究所困，缺乏高尚学术品性与学术信念的庸从心态削弱了高深知识的合法性寿命与学科价值逻辑。

在深化产教融合的宏观背景下，大学的科学角色与社会角色正在趋同，科学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化正在发生比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的互动。^[15]正如布鲁姆(Allan Bloom)所言，“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服务社会。”^[16]241在“规划”背景下，学科制度发展围绕“认识论”“政治论”向功利主义的“需要论”转向。学科知识为了“契合”社会需要，首先通过对权力的顺从方式抢占学术资源，迅速获得学术地位，继而确立学术霸权，知识的自主性顺势弱化。这一过程是通过功利化的学科制度供给来实现的。其知识生产活动与分化、传授、集成的任何一种知识演进方式都不相符，工具理性压制了学科价值理性，忽视了知识演化的时间逻辑，表现为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学术心态。任何具有创造性价值的学术生产都需要时间和机遇，如果社会需要是知识的外在机遇，那么时间则是内在条件。然而一味熨帖外在需要，而不考虑内在可能势必形成学科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近年来，为迅速进入国家主导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行列，各高校不得不弱化内培，强化“挖人”的外引大战，为高端人才开出天价待遇甚至为其中的“领军”“拔尖”人才组建学科和团队，导致一些西部高校传统优势学科的塌方式衰落，而问题在于这样的短平快学科建设方式并没有实现国家真正的知识创造力提升，只是蛋糕的切分方式转变。学科评估的建设周期规限也加深了办学者的紧迫感，“权威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国家级重大课题的立项数量”“决策咨询报告获国家领导人批示数量”等量化目标的追逐，让学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提升知识对组织和制度的“功用”建设上，甚至“临时拼凑材料，生硬地整合数据，比如哲学学科评估把文学院、历史学院教授的成果拿来用”^[17]，忽视了学术成长本身的时间需要，放弃了学科的启蒙理性与人文品性。高深知识的创生和应用是一流学科建设的根基，它是一流学科卓越品性的原动力。^[18]重大基础研究攻关任务，社会转型的变革使命依赖一流学科的知识力量达成，而重大科学与社会的创新并非一朝一夕，无法预设量化。目前的一流学科建设正处在这样的社会境遇之下，学科制度面临功利主义围猎，学科知识是维护学术尊严保持自主性还是攫取物质筹码成为附庸，这是一流学科制度理性要面临的重大课题。受权力支配的功利浮躁元素，遮蔽了学科建设与知识演化的内在逻辑，使得“冷门绝学”无人问津，基础学科的重大理论创见欠缺，致使应用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后劲不足。

学科分化逐渐形成了学科文化和一整套的学科权力体系，它圈定了学科问题域、限定学者的学术情感，进而形成知识群体间的竞争生态。大学学科门类在19世纪之前相对固定，独立的学科较少。19世纪后，随着学术专业化与制度化不断推进，新的学科数量逐渐增多，学科分化成为厘定新知识结构的一种必要方式。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而后各自继续分化形成了一整套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这种“知识的产生、分化都是权力、资源、生存空间激烈竞争的结果”^[17]为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原初个体化的知识生产方式逐渐被具有高度制度化的学科知识规训体系所取代，^[19]个体的知识生产在科系制度的规定下实现合法化发展。竞争也加快了学科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都是通过竞争性的制度设计来鼓励学科超常规发展，其效果也显而易见。可见，学科分化促进学术群体对有限的资源和权力追逐客观上能够促成学科本身的力量凝聚，情感认同。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分化制度一旦固化为学科专属领地，即制度化，对利益的竞争就走向异化。各学科在学术社群场域中形成一套自己常用的专门术语、句式、句法以及学科礼仪等游戏规则，通过竞争、博弈等方式展开与外界的交流，逐步形成自我保护的“学术部落”与场域惯习，以便在分化的学科门类中一争高下。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此有深刻的见解“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把自己视为某一学科的一分子，有的与学科关系比较密切，有的则不那么密切。他们宣称——至少是低调地不事张扬地宣称，他们自己的学科比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要优越。^[20]15学者对本学科的领地把控关涉利益的核心竞争，这极易异化为非理性乱象，突出表现在学者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滋生的抄袭、造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动摇了国人对中国学术的信任，人们开始怀疑真理背后的‘科学’”^[21]2这种学者间的过度竞争根源仍是“学术活动中的权利变性与异化的产物”^[21]46，变性的权力主导学科制度逐渐形成一种知识群体“重科研、轻教学”的学科生态，一流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一流的学生，一流的学问需要一流的传承，学科知识有限度，但学科制度不能有门户之见、知识壁垒，这也是跨学科协同发展需要面临的制度性课题。

一流的学科制度建设是国家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的理性建构关涉学科生命延续和创造价值，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现实中，学科建设乱象违背学科内生演化的知识逻辑，被赋予过多“实用”与“功利”色彩，资源抢占和竞争异化成为学术场域的核心关切，最终走向学科知识的空洞与知识体系的碎片化。学科乱象源于权力导向的学科制度异化，制度对学科的正向推力异化为反向压制。学科制度理性是对学科知识理性回归的呼唤，它承载的是科学的态度、独立的精神、辩证的思维，最终实现知识与人的生命相遇，推动人类社会的创造性发展。

权力规训下的学科制度化导致学科知识失真，元理论创生和真问题解决需要内涵“创新批判”的学科制度支持，也是知识回归反思本性的内在要求。学术组织是学科制度的重要载体，新制度主义甚至把制度等同于组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真谛在于形成基于知识创新的一流学科群(跨学科组织)，在批判与创新互动共生的环境下培育大学学术组织的“解放兴趣”，追求学科知识的创造价值。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解放兴趣”是人类对自由、独立和主体性的兴趣，其目的就是把主体从依附于对象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一切批判性的科学就是在解放的兴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科学饱含着解放的兴趣。^[22]学科制度建设需要关注学科发展的全生命过程，解放制度惯习，以更具包容力的制度精神凝聚学术组织的争鸣品性。高等教育作为复杂的系统与组织，需要在学术场域中形成有担当、有责任的高深学科与高深知识来观照高等教育现实问题。一流学科若想在国家推动的“双一流”建设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学术愿景，需要培育学科间在反思批判中的持续创新文化，保障学术组织的争鸣品性，确保学科发展不偏离知识反思的内在价值轨道。而学术人是学术组织的第一资源，制度的反思精神影响个体的批判意识并不是直接规训，而是一个激发学术人怀疑、包容、开放秉性的“自为”成长过程。这意味着：一方面一流学科制度的理性建构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要尊重其生成的时间规律，要科学布局学科建设的时间规划，杜绝时间规训。另一方面，一流学科制度构建是一个努力的社会(制度)创新过程，因为“批判性的知识态度要经过努力才能具备，由此个人才能摆脱心智上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世界观。”^[23]，这种努力是针对具体情境下的自反性实践，它既不是象征符号，也不是路径依赖与权威服从。学者的“自为”成长促进整个学术组织的“自觉”成长，表现为学术组织的争鸣之势，它将批判与创新品性完全释放于学术文化场域之中，唤醒知识的理性气质与创新品性。这样的一流学科制度最终指向的是高深知识元价值的强大能量释放，创生理性批判研究范式深入每一个学术人的灵魂深处，推动知识不断在“自反”中走向“自为”的解放之路。谨守政治权限与尊重知识本性的学术组织，才能不断产生学术新观点、开拓学术新视野，提升学术话语权，启迪学术人的心智，最大限度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性缺乏表征为没有考虑人的发展因素，最终只能带来人的非理性状态。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就会缺乏理性的、约束性的行动目的，就会缺乏个人和公共的理性精神。^[24]理性精神不仅仅是社会走向自由与公正的关键，更是社会中个体形成责任自律意识的行动自觉。理性的学科制度也是促进人的社会责任和全面发展的制度。一流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人的努力与倾注，学术场域中的个体用理性的思辨气质为学科制度建设倾注力量。理性变革是助推人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风向标，推动着学科知识与人在“共在共生”的制度交往空间内达成共识，这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从“人的管理”走向“人的治理”的最终要求。学科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首要动力，在根本的变革中需要观照人的力量，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借助学科制度人性化的理性追求去激发人的深层变革欲望和能力，因为现代社会中的知识结构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高深莫测、具有可探究性，需要在探究、变革中去思索与开拓，在不断修正中发掘不足与改进之处。基于学科逻辑的研究旨趣也远非停留在技术层面，更需启迪人去怎样探究高深知识，从启蒙顺从走向理性批判的变革，在理解学科人格的理性变革品性中激发人们去发现未知的知识，引领学术治理从科学管理走向人本管理。学科建设的指向是知识理性的探究之美，激发学术人自觉的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协调共生，在更具应变力和兼容力的学科制度中生成理性的思维品质与公平正义的学术旨趣。在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背景下，一流学者和一流学生是其发展的核心要素，学术场域的知识生态净化，必须正确审视人的发展需求，这与权力规训下“自上而下”的安排制度刚好相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构建过程。既然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建构，那么一流的学科制度建设就没有统一的“规划”“细则”和“标准”，一流高校的建设就并非一定要奉“国际惯例”和“世界标准”为圭臬。中国特色的一流学科制度应该根植于本土基因、历史传统，就应该观照研究人员、基层学术管理人员、研究生的发展需求。学术治理唯有观照到学术相关者的发展关切，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与承认，才能培育出“敢于说真话”的学者和学生，才能形成学科制度与学科知识的共融生态，维护学科尊严。一流学科才能形成卓越的学科文化底蕴，最大限度地释放学科育人的正义能量，从而推动人们在探究真理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学科制度理性变迁的良性循环。

知识分涉的所有学科构成了大学的教育内容，这些学科并非独立、对立，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交往的“生活世界”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整体系统。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言，“唯有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各个分支传递的知识才会准确，才会有价值。”^[25]“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就是交流，因为知识的提升(主要的认知因素)和声誉的树立(主要的社会因素)都必然依赖交流。”^[26]121这是知识关联下的社会本性使然。一流学科制度要观照知识的社会本性，就要把知识看作整体，在整体视域下构建开放包容的学科制度，创生学科“生活世界”间的互动交往契约，以“关系性视角”透视学科制度身处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培育的结果，而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的资源……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分为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部分。^[27]386-387”其一，“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富有共识的解释^[27]387。一流学科建设需要观照跨界、跨域、跨文化的现实需要，学科制度要搭建起学科间的文化共生机制，以强大的学科文化兼容制度促成学科间的交往与礼让，达成大学学科组织的共生旨趣。其二，“社会”是一种合法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27]387。一流学科建设本就是一种关涉多方利益的社会制度的建构，但无论竞争如何激烈，学科间的交往对话应遵守学科场域的自然法则，通过学术秩序形成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的理解与相互承认过程的契约力量，形成“他在共我”的学科赏识品性，在“求同存异”的学科发展生态中实现强弱互补，提升学科互涉的交往能力。其三，“个性”是一个用来表示习得力量的术语，有了这些习得力量，一个主体才会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才能在各种现成的语境中参与沟通交往过程^[27]387。一流学科在共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中需形成独立的学科话语体系、学科知识结构与学科使命感，以学科责任和学科视角审视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的同质性学科发展空间，增强学科自身的理解、包容与共生能力。建设一流学科是为了能够在大学学术场域中形成共生交往的学科群，实现学科优势协同共生的发展旨趣，“一个学科群体的职业语言和专业文献在建构学科的文化身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26]55，而个性元素的注入能够确保一流学科独有的理性与知识自反功能得以有效释放。在这一多元互动的学科交往生态中，学科与学科间通过跨界交往的方式传递知识的缄默精神，形塑以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为共商、共赏指向的学科组织群落，充分发挥知识创造价值的功能，^[28]打破学科“单打独斗”的狭隘性与封闭性阻隔，规避“信息封建主义(Information Feudalism)”，进而更好地实现多学科间的跨界交往愿景。

注释：

① 所谓知识规划，意指一种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或各种需要为依据的知识生产方式。引自：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