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意义。中国研究生教育“走什么样的路”，既决定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规格，也决定了研究生教育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2]自革命建设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各民族和人民摸索开辟出一条既根植于历史，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研究生教育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从研究生教育弱国到如今的研究生教育大国，再到研究生教育强国的目标制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始终坚定决心，始终保持信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的成功密码。“自信，是建立在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高度认同基础上的一种高度自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蕴含了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超越自我的本质属性。推进研究生教育道路朝向内涵式发展，助力中国梦的实现，就必须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历史逻辑和形成逻辑，并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增信路径。

自1917年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开启国人自办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至今已逾百年。百年来，中国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研究生教育规模由小到大，从模仿与借鉴中逐步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式的中国特色研究生发展道路。中国研究生教育在实践史中体现出的历史自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首要依据。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的最高层级，高层次性是其显性特征之一。古代中国十分重视对高层次知识人才的培养，其传统由来已久。战国时期齐国设稷下学宫，定期举行“期会”，兴学术自由之风，学宫集讲学、育才、著述、咨议等多功能于一体，蕴含了后世研究生教育的基因。汉代创设太学，置五经博士传授儒学予诸生，学问传承严守“师法”和“家法”，重视学生自学兼重指导下孜孜矻矻以穷一经；西晋兴办国子学，时至唐朝，形成了以“六学二馆”为主干的中央官学教育体系，高层次人才培养机构类型丰富多样，其培养方式又显现出了研究生教育方式中强调学生自学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特征。“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4]两宋时期，大儒学士竞相入驻书院讲学育才，出现了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以书院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机构，注重培养学生自学和独立研究的能力，鼓励学生在学期间开展各类学术性质的研讨活动，往往既是教育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构，甚至是某个学派的学术研究与传播基地，研究韵味浓厚，透露出研究生教育的部分特质。“若就教育层次与受教育者学养而言，明清两代入翰林院深造的庶吉士更可以比拟今日之研究生。”^[5]虽然说中国古代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虽与今时研究生教育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视为等同，但却又实现了某种会通，即都肩负着学术研究的使命，且在教育过程中都蕴含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可见，一直以来对于文化学术的钻研、传承与传播，对于具有“研究型”意味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重视，都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独有的历史财富。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促使其时仁人志士纷纷踏上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变革传统教育、创办新式教育开始成为其时救国方案之一。随着先进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外教育制度的宣传与倡导，20世纪初期，具有“后发外生型”特征的研究生教育方才在中国出现。鉴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改革后所取得的成效，中国最早选择的研究生教育道路即模仿日本。清末时期，梁启超、康有为、姚锡光、王国维、罗振玉等有识之士，最早向国人引介日本的学制体系设计，其中就包括了研究生教育体制的内容。1901年起，清廷施行“新政”，相继制订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其中分别设定“大学院”与“通儒院”作为研究生教育机构，首次从国家立法的层面使研究生教育得以确定。这一时期以日本教育体制为蓝本，推动设立研究生教育制度，其开创性意义值得肯定，但随着晚清政府的灭亡，走日本式的研究生发展道路并未付诸于实践。

民国以后，郭秉文、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胡适、廖世承、孟宪承等一批留美生归国，成为革新教育的领导者和主力军，并对英美法德等欧美国家的教育进行广泛的介绍。如商务印书馆集结各海外留学生合著《各国教育谈》一书，当中就涉及各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自1917年北京大学率先创办国学门研究所，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也先后设立相关研究院所，推动了近代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实践。这一时期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从模仿日本到借鉴欧美转向。例如，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来看，民国前期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模仿德国和日本的“学徒式”培养；而民国后期的研究生教育又主要是学习了英美的“专业式”培养。客观地说，受时局的限制，民国以后学习欧美式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却也无法改变道路移植和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中国研究生教育大都是各校根据自身情况，通过相应的措施，保障研究生教育在战火中得以延存。所以，近代中国研究生实践的起步是受学习欧美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的影响，但保障研究生教育在战乱硝烟中仍未断绝甚至有所成效的真正原因，绝不是因为借鉴了哪个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而是应该归功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特殊的时代情境下，我国提出“全面学苏”的号召，中国研究生教育走上了学习苏联的道路。中国向苏联派遣大量留学生；苏联也向我国派遣专家指导研究生教育的开展，中苏教育交流密切。建国初期，国内研究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研究生学习计划”，并学习苏联“建立教研室作为培养研究生的组织机构”。^[6]学习苏联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确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高层次人才。但是，1957年起，中苏关系恶化，大批苏联专家全面撤离中国，我国不得不开始自主探索研究生教育模式和发展道路。综上，百年来中国在研究生教育道路的选择上，从模仿日本到借鉴美国，再到学习苏联，期间或多或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过度依赖国外研究生教育道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就是对以往研究生道路选择成功与失败的科学总结的充分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研究生教育道路的原点始于延安时期。其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公学开办过相当于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高级研究班，培养战时所需的人才。其他诸如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华北大学、中原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实践。解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于研究生教育道路的摸索与探寻，虽“较之于随后的同类型教育显得粗放”，但“不仅获得了宝贵的办学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还为共和国建立初期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5]341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中国研究生教育开启新征程。1956年，随着毛泽东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中国人才培养工作也提出要“注意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来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7]的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教育模式的态度由“照搬照抄”向“理性选择”的重大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道路选择，开始了对新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中国模式的探索。与此同时，科研院所开始培养研究生，使我国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组织机构类型从“单一”走向“多元”，壮大了共和国研究生教育道路上的组织队伍。当然，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也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岁月，1977年，《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的颁行，使中国研究生教育逐步走上正规化、常规化的发展道路。研究生学位制度确定并付诸实践，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日益完善，研究生招生类型丰富、培养规模扩大，等等。1992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便适应社会改革和改革开放加快的现实需要，并积极探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步入新时代，“研究生教育的战略地位更加明显，质量提升的紧迫性更加突出，研究生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8]，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成为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李克强总理高度肯定了共和国研究生教育取得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9]。仅从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发展情形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的这十七年间培养研究生数量不足2.4万人，而2020年一年我国就招收研究生110.66万人，研究生数量呈跨越式增长。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化和质量化发展成就显著，这为坚持道路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底气与信心。

从对研究生育人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到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调试与反思，再到研究生教育理论的深究及其理性认识，我国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形成，既受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相互作用的影响，也源自对中国研究生教育强国、研究生教育现代化、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不懈追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自信，使我们愈加坚信中国研究生教育能走向“优越之路”“强国之路”和“内涵之路”。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内在支撑。中国研究生育人文化根深脉远，并随着时代任务的发展而充实其中的内涵。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使儒家思想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受此影响，学校教育主要以传承和播衍儒学为主体内容的传统文化为己任，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近代高等院校自办研究院(所)开启研究生教育实践，最早也是创办国学研究所，培养“国学”学科研究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条件艰苦，研究生育人文化主要是以战时文化为标志，其时研究生育人资源、育人方式、育人目标等皆与抗战需要密切联系。例如，较之于抗战以前重点培养文科研究生，抗战期间则扩充了理、工、医等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生教育在“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下，其育人取向突出为国家需要和社会主义性质。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并多次指出立德树人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要求“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10]。习总书记关于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指明了文化作为育人活动的精神基因，赋予了教育生命力和影响力，而且标志着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育人使命从为政治服务和为国家需要，向立德树人和以人为本渐变。

从研究生育人文化发展与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内在关系来看，其一，研究生育人文化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延续性、发展性等特征，是在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中、对战时文化的发扬中、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中，不断丰富起来的。研究生育人文化既渗透于研究生教育实践，又浸润于研究生培养活动当中，能为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提供文化基因和灵魂。其二，研究生育人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精神培养高层次人才，其功能是为了实现研究生的主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就这一点来说，把握研究生育人文化的丰富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道路自信的基本目标一致，且研究生教育道路进行的大量实践也能为研究生育人文化的发展提供现实素材和基础。

故此，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研究生教育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解放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老路”，而是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优越性的“新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条道路是以中华优秀研究生育人文化为根基，“在旗帜鲜明反对照抄照搬、简单移植的崇洋西化倾向，也坚决反对故步自封、闭目塞听等文化保守主义”^[11]，不仅正确处理了文化的历史性与文化的适应性、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输入了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所需的价值观和文化观，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国研究生育人文化自信中彰显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道路自信的有力保障。制度本身所具备和表现出的优越性，不仅影响着人们对于制度的认识程度，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于道路持续性的认可。研究生教育制度是保障研究生教育得以进行的基本规则和组织模式，其构建过程体现了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的规律性。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的起点源于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介绍，研究生教育建制成为“教育救国”思潮的重要内容。1927年以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主要是以北大、清华等高校颁发的根据各校情形所制定的相关研究生教育规章说明，缺乏从全国范围内的系统性、规约性、完善性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法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直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研究生教育迎来了发展的十年黄金期。在中央政府主导的模式下统筹规划，《大学组织法》《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学位授予法》等相关法规陆续颁布，才陆续有了从国家层面建设研究生教育的制度的文本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1年6月11日，中国科学院联合教育部发布了《1951年暑假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标志着新中国研究生教育逐步进入国家统一管理实施阶段。此后，教育行政部门接连颁发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高等学校研究生部的现状及其调整意见》《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暂行办法(草案)》等系列涉及研究生教育建制内容的文件，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相关构架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并未涉及研究生学位制度。直到1956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标志着“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开始”^[12]。尽管后期受“教育大革命”的影响，研究生教育建制受到一定的冲击和限制，但国家仍然对研究生招生考试、修业年限、管理方式、培养任务、毕业审核等制度体系内容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建制成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颁布，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设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形成了更加紧密的联系，研究生教育发展开始走向系统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道路。研究生学位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招生制度，中外研究生合作培养制度等内容日益完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的实施，确定了由“学士—硕士—博士”组成的三级学位制度；“建立了政府主导、省级统筹、培养单位自主办学三级管理体系；形成了以学位授予单位为基础，教育行政部门监管为引导，学术组织、行业部门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的‘五位一体’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基本建成了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单位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13]，等等。可见，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百年来在认识、尝试、调适、建立与反思中不断摸索中取得发展。

新形势下，一方面，国际范围内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加剧，国家之间在科技、经济等领域的竞争愈加激烈；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和“两个一百年”的重要交汇点，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4]，不仅对培养高层次人才、承载科技创新重任的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对研究生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作用方面有了新期许，而且也对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保障机制建设提出了新任务。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制度是在摒弃了“西方化”和拿来主义式的建制模式，不断反映出制度创新的中国思维、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是立足于本国实践中摸索建立的一种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新模式。而构建并施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制度，本身也折射出一种创新自信、实践自信和道路自信。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道路自信的持续动力。研究生教育学科的建立推动了研究生教育理论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研究生教育数量在高等教育人数的比重愈加增大的同时，“研究生教育实践的逐渐积累和现实的需要使得研究范畴和知识边界日益强化，这种逐渐强化的研究范畴和清晰的知识边界使得研究生教育对象逐渐超越了原有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15]，研究生教育学科有了独立的可能和基础。20世纪90年代起，建立“研究生教育学”逐渐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一批教育学者专门从事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对“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构建的逻辑起点、学科内容与结构、学科性质、学科构建的理念、学科构建的原则与学科构建的方法”^[16]等内容做出大量的摸索和探讨。不仅涌现了研究研究生教育理论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研究生教育逐步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论体系”^[17]。研究生教育基本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有效推动着研究生教育实践与改革的发展。一方面，既有研究生教育理论成果揭示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定时间内仍能对研究生教育的变革进行科学指导，使研究生教育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理论直面研究生教育结构性不足、研究生教育质量与公平不平衡等重大问题，尝试并完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释，从“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逻辑理路出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提供学理支撑。

深化研究生教育理论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要点。新时代下坚持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虽基本形成，但还处于初级阶段，推动研究生教育理论研究从“初阶”走向“高阶”，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例如，赵沁平虽然肯定了学界对于研究生教育教学和管理改革等方面的探究，却也指出研究生教育基本问题领域还留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要想使“研究生教育改革逐步建立在更加理性和符合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要深化这一方面的研究。^[18]只有明确了今后研究生教育理论的研究任务和使命，才能为“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廓清道路”^[19]，使其获得学科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法性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而推进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快速发展。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也就是基于对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的既有成就和尚存不足的理性认识。

中国从研究生教育弱国发展到研究生教育大国，今后的目标是要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研究生教育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对研究生教育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有以学科为中心，才能更好地聚集研究力量、规范研究行为，真正实现对研究生教育实践的有效指导和智力支撑”^[20]，才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增进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耦合统一和良性互动，引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实践，才能在行动与理性中增强自信，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的“内涵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价值指向于实践，服务于人才培养、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强大的正向作用力。要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的自信，关键是要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在实践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质量、认同、影响和生命力，其基本路径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增进对新时代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的自信，首要的就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思政”意蕴，突出其中的“中国特色”。李政涛教授认为，凝练和彰显中国特色，包括“努力学习并适当取法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尤其是教育智慧；能解决当下实际的中国教育危机与难题；能让中国特色本身具有世界胸怀、国际视野与长远目光，成为世界认同的优质特色”^[21]。依据党中央所提出的“九个坚持”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目标，就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接班人。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科学思想体系，研究生只有在接受了意识形态教育后，“才可能与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认同”^[22]。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研究生教育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党对研究生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初心未变，对研究生教育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目标未变，对发展高质量高水平的中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愿景未变。所以，更要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研究生教育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课程思政建设，促进研究生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显性育人和隐性育人的和谐统一，实现新时代研究生教育为党育才的目标深化和道路认同感的加强。二是要大力发掘和弘扬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优秀育人文化。研究生育人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重要组成和价值内核，既要弘扬以百折不饶、不畏艰难为特色的战时研究生育人文化，也要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广大研究生，使他们能自觉地利用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风尚和凝聚力量，从历史到当代，从个体到社会，从部分到整体，从中国到世界，“加强文化自塑，建立文化自信，以主体身份参与全球文化建设”^[23]，在世界文明中画上中华文化的绚烂一笔，把科研报国的决心落实在行动中，把研究成果落实在中国大地上，进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信心。

迈向一流研究生教育道路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必然要求，要想实现一流研究生教育道路则必须基于中国立场和中国实际，切实推进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之所以能越走越稳、越走越行，其关键就在于始终是从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明确又坚定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宏伟目标。“追求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是研究生教育现代化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24]发展一流高等教育，建设一流研究生教育和培育一流人才，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事关中国在世界各国竞争中的排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生命线，轻视不得，也马虎不得。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确立一流研究生教育道路上的中国标准和中国意识，都需要通过提高研究生教育的综合实力和质量来维持，也就需要在“强本、强基、强治”上下足功夫。

所谓“强本”，即加强本科生教育。本科生是研究生教育队伍的后备军，发展好本科生教育是为了保障好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质量，要进一步促进本科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实现本科教育对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对接，推进本研贯通式培养，让更多富有创新潜质和研究潜能的本科生更好更快的进入研究生的专业化研究训练，构建“以一流本科教育，促一流研究生教育”的一体化、衔接化和系统化的高等教育结构。所谓“强基”，即加强基础学科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力度。发展一流学科或新兴交叉学科都依赖于基础学科的建设，“不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不把基础学科做强做实，发展新学科也就无从谈起”^[25]，要在基础学科选拔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推进高校优势基础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基础学科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带动高校新兴交叉学科和学科群建设，形成“以一流基础学科，育一流研究生”的学科研究生协调发展格局。所谓“强治”，即加强研究生教育治理水平。要关注到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内部矛盾、问题和冲突，“在宏观维度关切研究生教育理念及其整体的制度性框架；中观维度主要考虑组织(场域)层面的宏观制度执行方案和制度设计及其执行效果；微观维度主要聚焦导生关系和研究生培养的整全性，”^[26]同时，树立整体意识，坚持立德树人的研究生教育任务和使命，“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27]，打造“以一流研究生教育治理水平，建一流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的理想模式。

创新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建设的不竭动力。只有不断激发研究生教育的创造活力，不断推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创新，不断优化研究生教育相关体系建设，才能增强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信心。新时代，创新和完善研究生教育道路设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其一，创新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要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地完善研究生招生计划动态调整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本—硕—博”连读培养制度、硕士研究生“推免”制度、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度，综合考察学生的思想素质、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外语水平和创新意识和能力等，以公平为前提，打破“唯分数”录取的机械化标准，真正做到“唯才录取”、为国选才和为党育才。其二，创新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评价要回归“教育本体”，回到“教育本身”^[28]。研究生教育评价同样要指向人的多样性、可持续性和社会适应性发展，以此创新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具体而言，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破五唯”的政策初衷，切实改变片面化、单一化的研究生教育评价制度；要加强对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年度考核、中期考核和资格考核等方面的过程性评价，避免“填张表、签个字、盖个章”的形式化评价；要把学位评价考核的重点由对期刊论文的硬性规定，转移到毕业论文的资格把关；要做好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的系统设计和统筹兼顾，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研究生教育管理评价体系、研究生教育质量检测体系等内容。评价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只有不断创新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改革，不断破解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和痼疾，方能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自信和底气。其三，创新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要根植历史、立足国情，开拓视野，加强对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内涵属性及构造、运行方式及规律等基本问题的探究，善于运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提炼我国培养研究生的成功经验，并将其上升至理论层面的高度，以此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同时，“话语体系是概念术语的体系，是特定主体的理论、政策与实践的系统表达”^[29]。创新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既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内涵提升的必要之举。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长处，并从他们失败经历或改革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的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绝不是道路自封与自闭，盲目排斥其他国家研究生教育道路发展优势的自大与自负，而是能吸收利用好整个人类所创造出的文明成果和精髓，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为我所用。“引鉴”的思维模式是以“本土—国际”二分的方式展开，即在历史学习中茁壮成长，在文明借鉴中汲取养料。

一方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不能从历史中脱离出来，否则将掉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吸取研究生教育道路发展的国际经验的前提，就是要立足于本民族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历史。例如，古代书院教育制度对文科人才的培养，近代各大学研究院对各类研究生的教育，等等；也包括了对清末民国时期学习日本及欧美等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中照搬照抄等失败经验的借鉴。只有勇于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经验教训，才能以清醒的头脑，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放、包容、合作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同样具有兼容并包、开放自主的显著特征，且“‘中国经验’一定是一个本土化与国际化相互交织融合的经验。”^[30]。故而，要立足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凝练、总结和借鉴各国研究生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加强和促进二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与平衡关系，让世界文明发展成果在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上得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和亚太区域研究生教育中心”^[13]。我国在积极寻求自身与外部世界适应性发展的同时，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将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战略等国家对外战略理念融合，使他们真切的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独特性、优越性和先进性，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攻读研究生，以此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外教育交流中提升道路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意识和心理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其通过加强对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的体认，以及增进对未来研究生教育发展走向的基本判断，既扎根中国本土，又融通中外趋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辩证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并非局限于对研究生教育发展阶段性成效的满足，而是着眼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整体性目标达成情况；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对研究生教育发展道路上所遭遇的问题和难题进行解答的方法论，而是为了厘清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指向标，其关注的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生命力和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毫无疑问，在全民族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历史自觉，明确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自信的形成逻辑，既要自信，也要增信，通过建立起对新时代中国研究生教育道路的心理认可和情感认同，坚定不移地深化研究生教育体系改革，更加自信地发展具有中国标识、中国立场、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生教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