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杭州 310058
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我国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是国家在新形势下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由此可见,人才培养是“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和高校发展的中心任务。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突出特征。[1]世界范围一流大学的发展也证明了高水平研究生教育在以大学实力、大学声誉为核心的竞争优势形成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导学关系是研究生教育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教育关系,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有效运作及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关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导学关系这一问题背后的含义在于,高水平学校建设和学科建设在遵循人才培养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人才培养中最核心教育关系的构建及发展。
从导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来看,Busch(1985)面向大学教授发放了包含69个与导学关系相关的行为和定义视角的量表,统计结果显示,教授的年龄对导学关系有着显著的影响,年轻导师的导学关系更加深入,但各年龄段的导师均从导学关系中收获了内在成长和支持。[2] Green & Bauer(1995)面向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连续研究,对导学关系的积极作用提出异议,认为导学关系和谐对学生未来在职业上的表现没有显著提升作用。[3] Paglis等(2006)则用长达5.5年的观察期进行考察,认为导学关系对学生未来的工作效率、职业认同和自我价值有显著提升。[4]Berk等(2005)以霍布金斯大学护理学院为例,研究了学院内部正式和非正式的导学关系,认为导学关系对于效率的提升有一定积极影响。[5]Noe (1988)从控制力、工作认同、职业规划、关系重视程度和导学沟通质量与频次等角度分析了优质导学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6] Busch(1991)面向学生研究年龄因素对导学关系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受到职业发展方面的帮助显著减弱,同时导学双方的性别因素在模型中并不显著。[7]王海林等(2015)基于导师与研究生的双主体视角,从导学关系中指导制度、日常关系、科研关系等方面考察和测量导学关系的满意度和忠诚度。[8]林彦红(2018)则将师生学术共同体作为“团体”,根据团体凝聚力模型对团体的人际整合凝聚力、团体的任务整合凝聚力、导师/学生对集体人际交际的关注和导师/学生对集体事务的关注进行测量。[9]
二、高校“双一流”建设及其对导学关系影响的调查分析“双一流”建设聚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支撑和引擎。“双一流”建设的使命引领、战略规划、资源配置、体制保障、环境优化等,攸关研究生教育的境界追求、科学发展、要素优化以及改革成效。[10]这也必然影响研究生导学关系的构建及发展。研究生既是导学关系双主体之一,同时也是“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建设的重要客体。从研究生层面对学校和学科建设及发展进行评价,并就“双一流”建设下的导学关系进行透视,不仅可以为“双一流”的学校和学科建设提供对照和参考,同时也为学校和学科建设影响导学关系的逻辑理路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一) 问卷设计及有效性分析问卷调查主要对标“双一流”建设要求,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研究生为调查对象,基于学生的环境认知和自我评估,针对“双一流”建设下学校和学科发展以及研究生导学关系进行调查。问卷设计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基础数据方面,主要涉及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类别、学位类型、学习环境等,共13个问题。二是学校和学科建设方面,主要根据2017年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相关指标设计,确定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共29个问题作为考察指标(见表 1),从研究生视角考察学生对学校和学科建设的总体认知情况。三是导学关系方面,主要借鉴Noe.R.A.(1988)和Mainhard.T(2009)的问卷,设计3个二级指标、共19个问题作为考察指标(见表 2),从学生角度对“双一流”建设下的导学关系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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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校及学科建设评价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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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导学关系评价指标 |
在问卷设计基础上,首先通过预调研考察研究指标与问题设计的合理性,结合预调研分析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开展正式调研。问卷调查主要面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共回收有效问卷1158份,其中56.91%为男生,43.09%为女生。问卷覆盖了除农学门类和建筑学相关学科外的全部学科类别,以及全日制博士(17.36%)、非全日制博士(0.26%)、全日制学术型硕士(36.18%)、非全日制学术型硕士(1.38%)、全日制专业型硕士(36.1%)、非全日制专业型硕士(8.72%)等全部学位类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学校和学科建设方面题目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超过0.76,导学关系方面题目系数值均超过0.80,题目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问卷整体信度较高,题目设置、变量设计均较为合理,问卷所得数据可以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二) “双一流”学校和学科建设评价分析针对“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建设与发展情况,主要围绕师资队伍与资源、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维度开展具体调查,每个维度涵盖不同的细分指标,期望透过问卷调查了解研究生对“双一流”建设中学校和学科发展的主观认知及评价。
师资队伍与资源方面,主要从师资质量、师资数量、支撑平台三个层面开展调查。调查显示,70%左右的学生认为所就读专业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较为合理,大部分教师具有海外背景,在教学科研过程中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素养和学术水平。但也有7%左右的学生认为本专业的师生比有待提高,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本专业除导师外的其他专任老师。就学科支撑平台而言,参与调查的学生中,65.37%有固定的学生实验室或研究室工位。大多数学生认为实验室环境良好,学习气氛较为浓厚,但针对实验室设备和仪器的评价则相对略低。调查中大部分学生认为实验室、科研基地或研究中心的情况是其进行专业选择时着重考量的要素。
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分别从研究生课程、国际项目交流、学位论文要求、毕业生情况、成就与机遇等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就研究生专业课程而言,90%的学生认为教学过程实现了纪律严格、目标明确的原则,国际交流达到了提高能力、拓宽视野的目的,但两成以上的学生认为专业知识教学与科研实习的适应性仍需加强,希望有更多课程能够提供实验实习、外出访问交流的机会。95%以上学生认为本专业具有拔尖的创新人才培养水平,学生专业基础扎实、社会评价较高,但仍有一成学生认为本专业就业竞争力较弱。相比较而言,针对成就与机遇方面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仅有不到五成的学生持乐观态度,低于问卷的平均结果,特别是对创新创业大多认为面临的挑战很大。
科学研究水平方面,具体从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科研团队和科研成果等角度进行度量。科研水平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培养,由于低年级调查样本较多,可能存在正在进行课程学习、还没有机会大量参加科研课题组的实际情况,对本学科科研成果情况缺乏足够了解,导致科研部分的调查结果得分低于平均得分。这其中,对于科研团队的评价最佳,五成以上学生认为本专业的科研团队实力雄厚、成员结构合理。另外,对科研经费和产学研一体化情况的评价也较好。但是,也有20%左右学生认为本专业没有足量的固定科研项目合作单位,也较少有机会在研究生期间参与高水平论文的写作。
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方面,社会服务主要结合学术会议和公共贡献进行衡量,学科声誉通过社会评价、人才引进和学科规划来衡量。有六成以上学生对所在学院过去三年举办国家及国际学术会议的情况、所在学院老师参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及行业标准制定的情况不了解,说明在这方面学校和学院应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学生的参与度。近70%学生认为本专业社会评价高,培育并引进了充足的高水平和高层次人才,对学科建设的规划也明晰合理。
(三) “双一流”建设下导学关系评价分析导师和学生作为导学关系中的主体,二者之间的交互性和协同性直接影响导学关系的运行及发展,而且其影响超出二者的边界范畴,对植根于一流学校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人才培养机制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从大学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来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质量与师资水平等具有协同共生效应,是一个相互支撑的体系,世界一流大学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11]“双一流”建设聚焦大学组织的学校和学科建设,势必对学校及学科的内在建构和外部环境带来直接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导学双方的期许和需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学生的主观认知和感受有助于对导学关系进行更为直观的观察和评价。
调查具体围绕导师专业素养和学识、对学生专业的帮助、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三个维度进行调研。其中,前两个维度作为导学关系传统的评价指标,主要考察导学关系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即“教”与“学”的作用,属于“硬指标”;最后一个维度主要偏重学生心理感受方面的评价,反映导学关系更深层次的影响,属于“软指标”(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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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导学关系评价细化指标 |
经过问卷选项赋值后,可以看到,在导学关系涉及的三个层面中,导师专业素养和学识平均得分最高,平均分达到4.19分,这表明学生高度认同导师的专业特质对于导学关系的影响最大;平均分最低的是学生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说明在学生心理发展、支持帮助和交流沟通等方面还有加强的空间。在三个层面内部细分指标中,评价最高的是学术道德,学生对导师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方面非常认同;评价最低的是时间管理,导师较少会指导学生学业和科研方面的时间规划和管理(见图 2)。另外,参与问卷调查的研究生中有近70%的学生属于理学、工学门类,从不同学科类别导学关系的评价来看,理工类学科导学关系的平均分相比于问卷总体情况以及其他学科的导学关系平均分情况要明显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理工类学科在导学关系方面仍需更多的关注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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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导学关系三级指标平均分散点图 |
从理论上来说,在学校和学科建设更优质的情况下,应该具有更良性的研究生导学关系,两者应为正向影响关系。为验证其相关关系及实际效果,利用问卷调查结果构建回归模型,通过实证推演进一步考察“双一流”建设对导学关系发展的影响,探究其内在联系和演化逻辑,进而为政策演绎提供实证依据。
(一)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基于问卷调查的指标选择及调查结果,主要通过建立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考察“双一流”建设与研究生导学关系之间的联系。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回归分析,综合衡量“双一流”建设对导学关系发展的影响情况。在变量选择上,以“双一流”学校及学科建设评价指标(师资队伍与资源Fm、人才培养质量Pn、科学研究水平Sf、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Ag)作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以导学关系评价指标(Relationshipsi,分为三个分量:导师专业素养R1、对学生学业的帮助R2、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R3)作为被解释变量。
除了解释变量学校及学科建设会对导学关系带来影响,培养过程中学生的相关情况也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为了使模型结果更加准确,将问卷调查中向被调研者收集的相关信息包括性别、科研兴趣、文章发表、学位类型、学科类别等因素设置为虚拟变量Dj,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建立回归模型如下,其中ρi为常数项,εi为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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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虚拟变量对导学关系的影响,在开展总体回归前有必要对虚拟变量的影响进行评估。其中,性别因素D1的引入主要是考虑到不同性别主观感受存在差异性;科研兴趣D2直接影响学生在专业学习及心灵成长方面的感知;文章发表情况D3作为专业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导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学位类型D4分为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其在导学方式及体验上存在不同;学科类别D5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确定,主要考虑到本次问卷样本集中在理工科高校,学科特点不同,培养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将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科研兴趣D2、学位类型D4和学科类别D5影响显著,可以纳入总体回归模型。在变量的具体设置上,(1)科研兴趣:将对科研“非常感兴趣”“感兴趣”和“有一定兴趣”赋值为1,对科研“不太有兴趣”和“没兴趣”赋值为0;(2)学位类型:将全日制教育形式学生赋值为1,非全日制教育形式学生赋值为0;(3)学科类别:将“理学、工学门类,不含统计学学科”赋值为1,将其他学科类别赋值为0。从具体的参数结果来看,有科研兴趣与全日制教育对导学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理工类学科与导学关系状态呈负相关关系。
虚拟变量的评估也显示,性别因素D1和文章发表情况D3对研究生导学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性别方面,学生的性别对导学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问卷仅收集了学生的性别情况,缺乏导师性别情况的信息,也可能是由于性别因素在导学关系中具有不确定性影响。文章发表虽然是学习和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之一,但不显著的统计情况说明学生对导学关系的认知并不是唯结果论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占据了更关键的地位。
(三) 导学关系影响因素识别为揭示“双一流”建设下学校和学科建设对导学关系的影响情况,利用问卷调查结果构建学校及学科建设与导学关系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对导学关系分量的影响效应。通过对OLS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3)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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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OLS模型估计结果 |
1.师资队伍与资源建设与导学关系总体建设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这是解释变量中对研究生导学关系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其中师资质量的影响尤为突出。这也符合导学关系建设的基本要求。从其对导学关系三个分量的影响程度来看,师资队伍与资源对导师专业素养/学识、学生学业帮助、学生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三个分量的影响同样非常显著。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师资队伍与资源不仅是导学关系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导学关系良性发展的有效保障,在导学关系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人才培养质量对导学关系建设显示出相对复杂的影响
具体来看,“在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对导学关系的影响呈现两极化。“在校生质量”与导学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特别是对学生学业的帮助、学生心灵成长的主观感受两个分量的影响非常显著。而“毕业生质量”与导学关系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其中对导师专业素养/学识、学生学业的帮助两个分量的负向影响相对明显。究其原因,“在校生质量”对导学关系的即期影响相对较大,对于学生个体在学业和心理成长方面的正向影响更为直接。而“毕业生质量”往往在导学关系建设中扮演着参照系的角色,学生在选择导师以及对导师和专业培养能力进行了解和考察时,“毕业生质量”成为重要的考察指标。但优秀的毕业生质量,使得学生对导师水平及专业培养能力预期很高,有可能导致现实落差,进而对导学关系产生负向影响。
3.科研成果对导学关系建设及学生学业帮助的影响较为显著且明显正相关
相比较而言,“科研项目”则只在导师专业素养/学识这一分量中表现显著。这表明导师高质量的科研项目虽然会使学生对导师专业方面的认同感产生影响,但对学生成长帮助不明显,而科研成果对提高学生专业学习、拓展专业视野很有帮助。另外,学科声誉对导学关系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良好的学科声誉对学生专业素养和专业学习均有帮助,这也侧面反映了学科声誉的重要性。
四、结论与建议“双一流”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机遇期,而高水平研究生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导学关系建设作为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取决于导学主体的共同作用,同时也与学校建设和学科环境有着重要联系。为此,在促进高校“双一流”建设与导学关系协同发展上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师资质量提升和师资资源优化配置。研究结果显示,师资队伍与资源建设对导学关系建设的影响最为显著。师资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导师水平,也直接作用于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对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是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动力之源。导学关系建设是围绕教与学不断延展和丰富的过程,通过完善导师遴选制度、评价制度和淘汰制度促进师资质量的不断提升,进而带动导学关系建设的质效提升。研究也显示,学生希望在培养过程中能够接触导师之外更多的专任老师。这就需要在提升师资质量的同时,协调师资资源配置,优化师资队伍梯队建设,加强团队指导和协同合作,为研究生在学科知识以及专业技能教育方面提供更多的可供选择的优质资源。
第二,突出导师在导学关系中责任定位和引领作用。研究表明,研究生在针对导师专业素养和学识评价上将学术道德排在首位,这显示出学生对导师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非常认同。研究也显示学术声誉对于导学关系建设具有正向影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 同时要发挥导师对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12]因此,要突出导师在导学关系中的责任定位,明确权责关系,强化学术道德和学术责任,将师德师风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生的成长。要强调导师在研究生教育中的思想引领和行为示范,向学生传递积极正确的价值理念,促进导学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重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研究表明,导学关系中导师专业素养、对学生学业帮助等体现教学水平的“硬指标”评价较高,心灵成长感受等体现师生深层次交流影响的“软指标”评价相对较低。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在专业学习、科学研究、环境适应、未来发展等方面都面临很大压力。而高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其心理焦虑。因此,导师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倾听和了解学生的心理困惑和成长诉求,兼顾教书和育人的重要职责,在关注学生学术能力和专业水平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的心理变化,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注重学生的人格塑造和心灵成长,构建互信互动、和谐共生的导学关系。
[1] |
刘延东副总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6(3): 1-6.
|
[2] |
Busch J W. Mentoring in graduate schools of education: Mentors' perception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985, 22(2): 257-265. DOI:10.3102/00028312022002257 |
[3] |
Green S G, Bauer T N. Supervisory mentoring by advisers: Relationships with doctoral student potential, productivity, and commitment[J]. Personnel Psychology, 1995, 48(3): 537-562. DOI:10.1111/j.1744-6570.1995.tb01769.x |
[4] |
Paglis L L, Green S G, Bauer T N. Does adviser mentoring add valu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mentoring and doctoral student outcome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2006, 47(4): 451-476. DOI:10.1007/s11162-005-9003-2 |
[5] |
Berk R A, Berg J, Mortimer R, et al.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faculty mentoring relationships[J]. Academic Medicine, 2005, 80(1): 66-71. DOI:10.1097/00001888-200501000-00017 |
[6] |
Noe R A.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uccessful assigned mentoring relationships[J]. Personnel Psychology, 1988, 41(3): 457-479. DOI:10.1111/j.1744-6570.1988.tb00638.x |
[7] |
Busch J W, Candace G S. Mentoring in graduate schools of education: Mentees' perceptions[J].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1991, 59(2): 165-179. DOI:10.1080/00220973.1991.10806559 |
[8] |
王海林, 卢小慧. 高校导师与研究生导学关系调查研究--以南京地区为例[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5, 19(04): 60-64. |
[9] |
林彦红. 研究生培养中导学关系凝聚力量化评估方法初探[J]. 中国高校科技, 2018(08): 55-58. |
[10] |
耿有权. "双一流"建设视域中的研究生教育[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6(8): 1-5. |
[11] |
马廷奇. "双一流"建设与大学发展[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6(9): 9-14. |
[12] |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EB/OL].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22_zcwj/201307/xxgk_154118.html.
|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