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9日，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21年度会议暨第五届全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在盐城召开。论坛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研教委”)、学会会员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研究生教育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盐城工学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承办。论坛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余位研究生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现场出席，70余位专家学者线上出席，共有5000余人线上同步观看了本次论坛的直播。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 副会长、研教委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丁雪梅教授主持。盐城工学院校长方海林教授首先代表盐城工学院致辞，对在盐城工学院召开此次会议表示感谢，并就盐城工学院的办学特色、育人理念、建设成果等向与会专家进行了介绍。她表示，承办此次论坛对于盐城工学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与会专家继续支持盐城工学院的发展。之后，学会副会长、研教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副校长张淑林教授代表总会致辞。她表示，在此重要的历史时期召开此次会议，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研究生教育适应新时期的要求；此次会议对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对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会专家围绕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适应新发展格局，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新发展格局下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题讨论中，与会代表关注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满足研究生教育发展要求的问题。与会专家认为，高等教育已经迈入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也随之迈入了新阶段，面对新的发展要求。因此，研究生教育研究需要为未来的研究生教育提供发展全局的战略方针和发展路径的设计构想，为研究生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引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1]。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把握时代特征、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研教委主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惠琴研究员以此为背景，分享了关于推进博士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博士生教育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结合教育领域现状，实现其高质量发展。我国博士生教育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强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探索有利于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博士生招考制度，创新导师评聘制度，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人才支撑。但是，我国博士生教育仍存在立德树人需进一步加强、导师责任没有充分压实、对课程建设的重视不够、协同育人的机制尚不健全、博士专业学位有待加强发展、培养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等问题。因此，博士生培养应以创新为核心，推进分类培养、分类评价，着力提升博士生教育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构建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多方合力汇聚机制，推动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与普通高校共享发展经验，全面提升我国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研教委委员、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耿有权研究员指出，我国大学研究生教育必须走引领性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有三层境界，分别是适应性发展、推动性发展和引领性发展，其中德国19世纪初、美国20世纪都进入了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引领性发展阶段。在教育系统内部，引领性发展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引领着其他阶段的教育，表现在知识领域方面的创新成就上；在教育系统外部，则表现为研究性人才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列。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我国研究生教育要走引领性发展道路，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必须进行深度改革，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理念、培养模式、教育文化、教育条件、国际交流方面都要进行重大改变，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研教委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杨颉研究员分享了他在培养博士生学术能力方面的思考。学术能力是博士生培养的关键内容，在学科培养内容精心设计、导师因材施教进行教学实施的基础上，阅读文献、参与课题、撰写论文等培养过程将转化为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他指出，博士生的培养过程是从培养专业认知到形成专业自觉的过程，是从学习者到研究者的身份转变过程，是使无用之用成为有用之用的实践过程。了解所学学科的内涵和伦理纲领，培养博士生理论创新等高阶思维能力，引发博士生对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决策探讨，有助于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建设培养未来学术大师。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50%，在规模上迈过了普及化的门槛^[2]。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意味着我国研究生培养也需要建立新的发展形态，积极探索转型之路^[3]。结合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探索、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战略方针进行理论研究与实际部署，是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新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

研教委副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马永红教授通过引入“在学研本比”(the graduate-to-undergraduate enrollment ratio，GUR)等指标，从规模、结构、支撑条件、国际化程度四方面，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下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情况。研究基于毛入学率年均增长率的大小，选取了英国、美国、韩国三个典型国家作为分析对象。数据显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尽管各国研究生教育具有多元变化特征，但GUR的变化呈现出了明显的共性。在不同国家，研究生教育大众化存在先行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进程、同步推进与滞后发展的三种次序关系，并在内部结构变化方面彰显出了不同的国家特色。她指出，至2035年，规模与质量并重将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应在适度加速扩张研究生规模的同时，加速调整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持续改善研究生教育支撑条件，着力提升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程度，以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

研教委副主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教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特点、要求及其发展的战略选择。研究生教育是普及化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教育的表现、构成、地位及作用随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变化而不同。在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形成了完善多元的办学体系，支撑着国家经济社会创新协调发展，并服务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存量不足、区域失衡、文化薄弱、培养模式趋同化严重、拔尖人才培养成效不明显等问题。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敦促着研究生教育加速解决现实问题，在保证“量”的同时，着力提升研究生培养的“质”。因此，研究生教育的战略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应注重填补发展洼地、提升办学水平、开创新的空间、树立国际声誉等，以促进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和水平提升。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体系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应对全球人才需求的基础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招生培养模式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4]。在“研究生培养规律探索与模式改革”专题研讨中，与会代表们探索了不同国家、不同政策、不同专业背景下研究生的培养规律与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典型案例、总结实际经验，为我国培养高质量、专业化的研究生人才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普通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即推免政策，是我国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上的一次探索，也因此产生了推免生和统考生在教育产出上的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彭湃副教授围绕这一话题，对推免生和统考生进行了全过程的比较分析。他的实证研究发现，推免生就读高校的学术层次和本科来源高校的学术层次较统考生更高，且呈现出同层流动的特点。总体而言，推免生相对于统考生具有更好的学业基础、更多的学习投入，但内部动机更弱，相对更偏向外部动机。同时，推免制度没有使“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推免生呈现出成果产出上的优势，且在推免制度下，高校更可能选择利用“一流大学”高校当作就业筹码的学生，导致推免制度的政策初始目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因此，应注重推免政策中多元化竞争的制度优势，选拔具有学术志趣的拔尖创新人才，以适应国家创新发展的需要。

在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中，各个国家都对研究生培养规律和模式开展了积极的探索，这对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意义。研教委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陈洪捷教授在报告中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为例，总结了其在科学技术领域培养博士人才的路径方法。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作为从事“应用性科研”的高等学校，获取了博士授予权，打破了传统的德国高等教育体系。在高等学校功能多样化的战略背景下，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培养规模大幅增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培养模式，例如给予学校期限制博士授予权、给予整体科研水平弱的高校局部博士授予权、灵活规定博士生导师的聘用要求等，都为我国博士生培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在大国竞争时代，为适应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需要，对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教委副秘书长、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健教授在报告中从供给侧改革角度出发，分享了他在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方向上的探索。他构建了“教学—科研—实践”的需求侧三角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的供给侧倒三角相匹配的沙漏模型，并研究如何通过调控要素供给，畅通治理层、执行层和需求层间的供需链条，实现培养要素供给与社会价值需求的匹配。在制度设计层面，我国缺少政策设计上细节化的改革指导，而爱尔兰的科技大学项目具有独特完善的建设形式，值得借鉴学习；在制度执行层面，不同国家高校通常都具有改革的自主设计权，主轴内容相仿，但又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总体而言，建设供需协调的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需要围绕管理团队、导师队伍、实训基地、治理机制和培养方案五个方面开展，通过政府形成完整的指导性建设方案和考核评价，从而满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时代发展需要和国家在关键领域技术创新的需求。

研教委委员、中央音乐学院丁凡研究员汇报了艺术专业工作小组对增设艺术博士专业学位的意见，并对艺术博士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增设艺术博士符合国家文化战略对专业实践性人才、艺术人才的需要，符合建设一流大学学科、保障国家与国际平等对话的需要，符合国内高等艺术院校和普通高校建设相关人才和师资队伍的需要，符合人才分类培养目标。长久以来，我国艺术学科在表演、创作、教学等领域专业型博士人才的缺乏，导致艺术教学主体的缺失，生源流失严重。因此，她建议应加快艺术体系建设和创新，加快建立并完善专业实践型高级人才培养体系，扩大艺术博士专业学位培养规模，解决我国艺术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发展中的平衡问题，为我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人民文化生活繁荣、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服务。

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提出“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并着重关注研究生教育评价与保障体系建设情况。在“破五唯”背景下，本次会议的与会代表高度关注“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改革与保障体系建设”话题，针对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评价、学位论文评价、“双一流”高校建设与评价等话题发表了观点看法，为提高和保障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水平提供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研教委副秘书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社长周文辉研究员首先对研究生教育评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关于研究生教育评估改革的设想。目前，我国的研究生评价机制存在对研究生教育内涵的认知差异大，以及重排名、重科研、重帽子、重数量、重学历、趋同化等价值观念错误的问题，有必要进行研究生教育评价改革。研究生教育评价应以政府为主导，联合高校、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主体，破除社会错误导向，制定针对教育资源和管理能力的有效评估策略，包括精简评估步骤、公开评估信息、培养高校教育质量自觉等。他重点分析了研究生教育督导评估这一教育行政评估手段，认为作为对教育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政府机关应加强对教育督导评估重视，加强督导的规范性和引导性，从关键法规执行度、研究生教育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另外，他还报告了研究生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研究生课程体系合理性及前沿性不足、学术含量及科研补贴额度偏低、管理与服务薄弱等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教育评估学科建设、培养和选拔评估专业人员、推进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专业化等改革设想。

在“破五唯”背景下，北京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院人文社科处处长李娟研究员以史为鉴，总结了我国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40年变迁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构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她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评估起步于1995年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展至今，评价体系发生了由主观至客观的演变，也出现了注重论文发表数量、查重和盲审等评价“异化”现象。她指出，为在高校中形成平等、开放、循环往复的理想的学术共同体，需要破除原有的粗放化管理模式，创造基于新的历史条件的评价手段和方法，深化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在课程评价方面，应改变“见分数不见人”的现状，利用专业教师进行课程的同行考核，并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应用情况；在论文评价方面，应建立重视过程评价、全面评价和学术贡献的多维度、多元化、多尺度评价体系，建立对评审专家的责任体系、信用体系，构筑全链条的责任体系。

以培养未来研究者和科学接班人为愿景，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建立于知识生产，并服务于知识生产。因此，研究生的知识生产创新能力是评判可否学位授予的关键依据，也是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重要标准^[5]。从知识生产视角出发，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骆四铭编审分析了以学位论文评价为抓手的培养质量评价措施。研究生形成学位论文的过程需要经过开题、同行评审、答辩、进入论文数据库等环节，在此过程中，有新的知识得以生成、扩散并得到验证。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产出，是研究能力的物化表现，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评价的可观察、可测量的指标。因此，他建议应以学位论文评价为抓手，强化和改善学位论文评价体系，综合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影响力评价等多种评价措施，缓解论文发表与期刊的供需矛盾，督促师生集中于课题研究，回归知识评价本身，以达到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目的。

自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至今，以“双一流”为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为评估“双一流”政策下各类高校的发展情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李锋亮副教授使用PSM-DID方法对“双一流”的政策成效进行了实证研究。这项研究以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的“双一流”高校为研究对象，选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数据作为政策成效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双一流”政策显著提升了“双一流”高校的大多数发展成效指标，且政策对“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好于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了“双一流”大学遴选与分类的正当性。但他也表示了这一政策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大学分层的疑虑。

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的顶端，是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重要体现，是国家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表征；研究生教育通过提升创新能力，能够间接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6]。不断完善和落实研究生教育的现代化治理，已成为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的应有之举。^[7]在“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专题研讨中，与会代表探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从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生导学关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提高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的具体路径措施。

研教委委员、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侯怀银教授分享了有关如何建设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考。首先，建设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应准确把握学科特点，做到服务实践需求，推动研究生教育学分支学科建设；探寻自身学科逻辑，推动形成成熟化的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内容；完善学科建制，推动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规范化建设。其次，建设研究生教育学学术体系，应强化理论实践交互生成，做到聚焦重大问题，形成研究生教育学的学术成果；拓宽学术视野，扎根各学科研究生教育领域；呼唤多角色主体参与，打造研究生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研究生教育学话语体系是指在交往过程中对研究生教育学的全部学术成果进行言说的言语表达系统。建设研究生教育学话语体系，应做到立足中国本土市场，统一适度借鉴与自主创建，坚持文化自信，并争取国际认知和认同。

研教委委员、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梁传杰研究员总结了高校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模式，并提出了重构分配模式、构建理想研究生招生制度体系的一系列建议。我国的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包括了条件性资源要素主导型、激励型政策性资源主导型以及稳定型政策性资源主导型等三种模式。依据马克思资源配置理论，目前的招生指标分配模式存在缺少对导师内部要素的关注、缺失对社会需求外部要素的考量、缺乏对导学方式的关联、欠缺对教育资源配置特殊性的认知等问题。他建议，重构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模式，应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以人为本、稳定和谐”作为制度设计和改革的价值取向，做到兼顾供需双侧，将社会需求纳入指标体系；关注系统质量，将导学方式融入指标测算；明晰要素类型，构建合理因果分配模型；适度增加研究生招生规模权重，以保证改革的稳定有序推进。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王梅教授则以多源流理论出发，指出了目前研究生教育治理在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方面的发展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和解决路径。研究指出，研究生教育治理方面的焦点问题包括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挑战、导学关系频现不和谐情况、研究生教育质量亟待提高等。政治源流方面，研究生教育治理的主体由最初单一的中央政府逐步发展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的三级治理主体，权力产生矛盾。政策源流方面，政府部门与学界专家学者、一线教育人员形成的政策共同体在推动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提升方面的作用有限，也造成了研究生教育治理的发展困境。因此，她建议，政府关注问题源流，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高校融合政治源流，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治理方式；导师参与政策源流，提出研究生教育治理完善之策，共同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开启政策之窗。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各行各业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培养过程中更应注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提升研究生的就业质量，为国家发展贡献可堪大用之才。在“研究生教育与就业”专题研讨中，与会代表通过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探索研究生教育与就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研究生职业发展评价、就业发展的性别差异等话题展开了讨论，为提升研究生整体就业质量、改善研究生职业发展前景提供了有力证据与政策参考。

研究生教育可以提升研究生的就业素养能力，开拓其国际视野，培育其创新思维，提升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研究生就业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为改善研究生教育提供了理想目标与实现途径，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南京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罗英姿教授构建了基于人与环境匹配理论的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评价体系，并以此对涉农学科研究生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人与环境匹配理论强调人的个体特征与职业环境特征的兼容性，其中包括的要求—能力匹配、需求—供给匹配、一致性匹配模式分别对应了“毕业生对任职要求的回应程度”“对职业期望的实现程度”以及“毕业生与工作集体的融洽程度”这三个研究生职业发展评价维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针对涉农学科毕业生设计了职业发展情况的调查问卷。结合访谈和学校调研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农业推广硕士(农业硕士)毕业生在职业发展质量方面总体高于学术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总体而言，毕业生群体对人际关系、心理素质、受人尊敬等方面较为满意，对薪资、福利、晋升制度等则有不满现象，其中尤以博士毕业生最为突出。

研究生就业质量受到了研究生培养阶段多方因素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教委委员、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考察了2017—2019届陕西高校毕业研究生的科研经历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为全面评估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了证据支持与事实参考。这项研究控制了个体与家庭背景、学校情况、社会环境等变量，选取导师指导、研究氛围、技能发展、研究设施、论文评审、目标与期望等6个维度对研究生科研经历进行测量，选取就业状态、收入水平、专业匹配度、就业满意度、就业保持率等维度对研究生就业质量进行测量。结果表明，陕西高校毕业研究生的科研经历水平较低且呈现下滑趋势。由于科研经历对就业存在影响，因此，需优化毕业研究生在校期间的科研经历，以进一步提升其就业质量。

近年来，教育与就业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愈加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在本次论坛中，研教委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沈文钦副教授汇报了工科博士在获得精英学术职位方面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这项研究以2017届博士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不同性别的毕业生从事学术职业时，在就业意愿、就业状况和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女性博士都有继续从事学术职业的意愿，并且从就业结果来看，男女性博士获得学术岗位的概率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女性获得精英学术职位的几率比男性低30%。进一步进行差异分解分析后发现，男性博士获得精英学术岗位的概率比女性博士高出11%，且几乎100%都被归为“模型不可解释的部分”。结合问卷调查中有60%的女性博士认为在就业过程中受到了性别歧视对待，可谨慎认为，就业过程中的性别歧视仍以某种难以观测的方式继续存在。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会之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研究生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于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提升、从内涵性建设向卓越化构建的历史性转折和划时代跨越的重要时期，研究生教育的战略意义尤为凸显^[8]。2020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也提出了加大研究生教育改革力度、强化政策供给保障、简政放权、转变治理方式等举措，明确了研究生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完善研究生教育评价机制和治理体系建设，使研究生人才更好地适应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本次论坛研讨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新举措。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研究生教育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着力解决研究生教育领域现存问题，提升教育整体水平，在保证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基础上，实现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与会专家的报告既有对过去教育建设的经验总结，又有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意见；既有对国内研究生教育的关注，也有从国际视角对其他国家研究生教育经验的总结。与会专家的报告结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方面，通过逻辑推导和实证分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在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更应在持续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注重提升教育质量、教育治理水平及教育评价水平，并持续关注研究生的就业与职业发展情况。研究生教育迈入新阶段，意味着对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生教育学需适应当前时代社会发展需要，为研究生教育学领域培养更多具有综合素养、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研究生教育界应团结合作，扎根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勇于创新，通过共建、共通、共商、共创、共享，共同推动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在招生规模、政策支持、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之才。在未来，希望研究生教育能更好地推进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实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