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学关系是导师和学生由学术研究活动而结成的，以实现学术价值追求为目标的，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1]。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方面，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贯穿研究生教育过程始终，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引下获得知识和方法，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学术研究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导师则从教书育人中收获成就感，并在教学相长中实现学术的传承创新。此外，导学关系更是直接关系着我国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学关系，教育部在2020年10月出台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的通知》，强调要构建和谐的导学关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人文关怀，关注研究生学业、就业压力和心理健康，建立良好的导学互动机制^[2]。近年来，高校研究生与导师爆发冲突的事件屡见报端，导学关系的扭曲恶化成为引发双方冲突的重要导火索，导学关系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如何构建导学的良性互动关系，引导导学关系向着平等、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是当前研究者的重要责任，也已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关键问题之一。从广泛意义上来看，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形成是通过导学双方行为互动来实现的，导学关系的构建可以被视为一种由导师与研究生共同参与的互动仪式，基于此可以将导学关系的讨论置于互动仪式链的理论框架中，这为剖析高校导学关系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分析视角。

关于仪式的研究向来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作为仪式研究的先驱，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注重宗教仪式的研究，将仪式分为神圣和世俗两个部分，明确提出了仪式的社会功能；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从微观互动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日常生活中的仪式问题，并首次提出“互动仪式”这一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结合社会学理论传统，提出了著名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这一理论更好地展示了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微观和宏观研究之间的鸿沟，为许多社会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柯林斯指出，宏观社会现象是由微观情境构成的，而互动仪式是微观情境中的基点。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是际遇者由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程序化活动，无数发生于特定“际遇”中的互动仪式相互联结就组成了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同时，柯林斯认为互动仪式是具有因果关联与反馈循环的过程，由四个要素组成：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不论个体是否能注意到他人，都会通过身体的共在而相互产生影响；二是设定群体界限，参加者知道谁是群体内的成员，而谁被排除在外；三是相互关注，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对象或活动上，并通过相互交流，意识彼此关注到共同的焦点；四是情感连带，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3]。具备了身体在场、群体设限、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四个核心要素，一个群体就形成了生态化的互动仪式链。当四个要素有效地综合，并积累到高程度的相互关注和情感共享时，也会形成一系列结果：一是群体团结，它是个体坚定自己作为成员身份的感觉；二是情感能量，个体采取行动时更自信、热情、有力量；三是道德感，个体倾向于维系群体中的正义感，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四是代表特定群体的文化符号，使个体感到自己与集体的紧密联系，并主动捍卫群体符号。简言之，个体在情境中通过互动仪式可以激发情感能量，塑造群体团结的符号，最终生成道德感，推动着一轮又一轮互动仪式的开展(互动仪式链一般模型见下图 1)。

图 1

图 1 互动仪式链一般模型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当前关于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理论研究逐渐增多，实践探索也日趋丰富，但大部分研究是基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视角，互动仪式链为分析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也为寻找问题症结及其发生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互动仪式链理论更多地关注真实情境、情感能量以及群体符号，这三方面在导学之间体现为：真实情境是导学开展交流互动的线下空间，情感能量是导学凝聚学术焦点的持久性情感，群体符号是导学协同合作产出的学术成果。在高校导学互动的微观情境中，成功的互动仪式表现为导学之间通过创造有意义的会话际遇，以促进共同发展为共同焦点进行多维互动，不断深化共同建立的情感能量，最终形成代表特定群体的符号。但反观当下，部分高校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失败的、空洞的、强迫的仪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导学关系的建立，不利于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提升。综上，本研究以互动仪式链为理论主线，从情境、情感和符号三个维度审视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现状，分析导学关系的现实困境并探讨成因，为导学关系的有效构建提出可行建议，以期培养融洽、和谐的导学关系，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作为高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生导学关系是研究生教育的关键要素，影响着个人前途和国家未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解释了人际互动的动力与过程，对高校导学关系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以互动仪式链理论审视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现状，发现导学双方在情境仪式的创建、情感能量的激发、群体符号的塑造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柯林斯认为情境是互动仪式链的理论前提。互动仪式既包括正式的典礼仪式，如宗教仪式、升旗仪式、婚丧嫁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自然仪式，如朋友聚餐、家庭对话、工作交流等。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无论是正式仪式还是自然仪式都发生在具体情境中，导学的交往互动也不例外。真实的情境互动既是完成科研任务、提升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人际沟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但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学双方在网络社会中以“在线”交流所构建的虚拟情境，极大地冲击着互动仪式链中“身体在场”这一前提条件，网络社交的虚拟化模糊了真实情境的界限，阻碍了导学情感的凝聚。

国内一项研究表明，导师与研究生每周见1次占25.5%，半个月见1次为32.5%，一两个月见1次占35.5%，每学期见1~2次占6.5%^[4]，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导学之间在真实情境中的交往互动并不频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推进，各种网络社交工具层出不穷，微信、qq、钉钉、邮箱等使得线上交流成为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实然状态。现阶段，一方面，网络交往的间接性、隐匿性能够减少双方直接接触，可以随意创造出自我认可的“完美形象”，可以缓解现实交流的紧张感和焦虑感。部分研究生难以迈出真实互动的第一步，很大程度上是难以脱离网络虚拟遮蔽的怪圈，将理想自我虚幻为现实自我，无法正视自身存在的不足，因而倾向于借助网络交流在导师面前塑造“完美形象”，甚至出现线上线下判若两人的角色冲突。在线交流固然便捷了导学的互动，但也影响着研究生真实自我的展现，藏匿了导学交流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在研究生扩招的背景下，研究生总招生数由2000年的12.85万发展到2019年的91.65万，在研究生规模增长了9.51倍的同时，导师规模却只增加了4.2倍^[5]，“师少生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普遍。面对繁多的科研和行政任务，导师个人力量有限，难以分出过多的心力，而网络社交可以将碎片化时间加以利用，增加了导学之间的交流机会，扩充了导学之间互动的方式，成为当前导学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与面对面的、具体际遇相比，网络交流的情感强度往往是较低的，难以替代“身体在场”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柯林斯也强调亲身在场的重要性，指出“人类的社会活动越是通过远程媒介、以强度较低的互动仪式来开展，人们就越会觉得缺少团结感；也越会缺乏对共同的符号物的尊重，而且以EE(情感能量)形式所表现的热情的个人动机也会越少。^[3]”导学双方借助网络虚拟空间开展互动，很难产生亲近感、信任感，也难以在群体中产生情感共鸣、输出情感能量，继而对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降低。

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关键要素，也是维持互动仪式的重要驱动力。与高兴、激动、愤怒、恐惧等短期性情感不同的是，情感能量是一种长期的、持久的情感状态，高度的情感能量体现为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6]。对导学互动而言，稳定的情感能量能够增强双方参与互动仪式的热情和信心，为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组会作为导学情感联结的纽带，是导学关系的重要载体，但潜藏于背后的往往却是过度特定化的“流水线”，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导学在组会中关注的焦点，不断耗竭着个体的情感能量，进而使其越来越逃避这一互动情境。

师门组会(简称“组会”)是由研究生导师定期组织开展的师生共同参与的一种团队学术交流活动^[7]。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关键环节，组会的开展既有利于研究生学习专业知识和科研技能，提高自身交流协作的能力，也有助于导师对研究生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和指导，促进学术研究活动的健康、持续发展^[8]。但在组会实际开展中，导学之间往往缺乏一致的关注焦点，双方无法建立强有力的关联，使得组会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具体而言，整个组会流程一般为安排组中成员进行汇报，其他研究生在聆听汇报后针对其内容进行讨论，并根据自己疑惑的方面向汇报者提问，导师从中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总结。组会汇报的内容本应是全体成员的关注焦点，但对于部分聆听者来说，个体或对所汇报的内容缺乏准备，无法短时间听懂汇报的内容，或对所汇报的内容不感兴趣，还要以假装参与的姿态表现出全神贯注的神情，并非自愿地完成发言的互动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关注焦点容易转移至与汇报内容无关的事，继而游离于互动仪式之外，失去了仪式的参与感。也就是说，只有导师和汇报者能够在组会上形成相对一致的焦点，并产生积极有效的互动，而对部分聆听者来说，仪式互动的焦点被规范、程式所取代，个体成为“局内的局外人”而被迫参与到组会中，失望、拘谨等负面情绪驱散了群体情感能量的聚集^[9]，彼此无法形成有节奏的回应和理解他人的情绪体验，组会上的互动效果不佳，也偏离了组会召开的最初目的。当然，也存在极少部分导学之间很少甚至几乎不开组会的情况，当组会完全变成了一个摆设，一致的关注焦点更是无从谈起。

群体符号是情感能量与实物代表所结合的象征，国旗、文字、方言、姓氏等都属于群体符号^[10]。代表群体的符号是承载情感能量的现实载体，能够使成员感到自己与集体相关，充满集体团结感的人格外尊重符号，并会捍卫符号以免其受到局外人的轻视^[3]。具体到导学关系上，群体符号承载着团结意识和合作理念，能提升导学的组织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有助于双方构建平等、共生的关系。当前，功利主义等不良风气冲击了导学的合作共赢理念，无法达成基于集体利益的协作行为，因此也难以创造更多的学术价值、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群体符号在导学互动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双方合作的学术成果，包括科研论文、发明专利等。然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功利主义急剧扩张、集体团结被抛之脑后，人们开始热衷于追求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这一现象也不可避免地蔓延到高校之中，导师与研究生摒弃合作共赢的信念，导学关系失范的危机日益凸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体符号的生成，也影响了和谐导学关系的建立。一方面，部分导师在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影响下，过分追逐个人名利和前途发展，无偿支配研究生的劳动力，大肆侵占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如强制要求导师为论文一作或者以发表数篇论文换取顺利毕业等，这一系列行为极易引发学生对导师产生思想的抵触和行动的抗拒，无法达成互动共进的共识，从而引发了双方的矛盾冲突，使得科研成果的产出少或质量低；另一方面，一项对46所高等院校硕博研究生的调查显示，有68.6%的受访研究生读研的目的是获取更满意的工作，只有50.5%的表示对科学和学术研究感兴趣^[11]。部分研究生读研动机不纯、对学术使命认识不清也是导致双方无法开展良性合作的原因。当前，或着眼于短期经济效益，热衷于从事社会兼职的研究生，或沉迷于电子游戏、网红直播，深陷网络世界不能自拔的研究生，他们在学术上普遍表现出消极懈怠、得过且过的状态，对导师的学术指导视而不见，厌倦逃避导师分配的学术任务，自然无法与导师在学术上达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反过来也致使了导师对研究生的不满情绪，导学关系一度处于僵化状态。究其原因可能是导学双方在价值理念上的错位，忽略了个体与他人的有机联系，没能达成命运共同体的一致理念，也无法促成基于集体利益的价值行为，因而影响着科研成果等群体符号的产出。

导学关系的建立，始于热爱科学、探求真理的初心，合于共同的学术理想和研究志趣^[12]。和谐的导学关系是双方知识传承创新、情感交流互动的基础，是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提^[13]。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情境、情感和符号三个维度透析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面临的困境，同时它也为高校研究生导学关系的培育与构建提供了新的启示。

重塑导学的交往情境，引导双方从虚拟的网络空间互动向真实的物理互动情境过渡，要从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入手，以明晰的交往理念合理定位交往的前提、提高导学互动意愿，以丰富的情境活动增加情境互动的频率、拓宽导学交往途径，从而在真实情境中有效改善导学关系。

树立正确的交往理念是促进导学情境互动的认知前提。对研究生而言，应在现实和虚拟中找到自我认知的平衡点，正确区分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并进行客观判断和准确定位，不仅要发现个体价值和闪光点，还要学会接纳自我的不完美，积极地改造和完善自我，形成合理的自我期望水平。研究生还要克服害羞畏惧的心理，主动向导师汇报学习进展和思想动态，并在请教之前学会独立思考、尝试解决疑难，既可以珍惜导师的宝贵指导时间，又可避免因缺乏准备而产生焦虑不安。另外，考虑到导师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学生的每个要求或疑问都进行圆满的解答，除进行必要的面谈外还可借助校内外导师联动机制，切实发挥校内外导师合力作用，缓解校内导师指导压力，提高导学交流质量。此外，适当的面谈技巧是营造宽松愉快互动氛围的条件，导师应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认真聆听学生的真实诉求，减少学生不必要的紧张感和抵触感，双方从而进行高效率地互动沟通。

开展丰富的情境活动是改善导学关系的实践准备。高校虽然不是互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但却是互动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导学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高校层面来看，要创设更多贴近生活、规范有序的导学互动情境，采用多元化、立体化的活动方式来拉近导学的心灵距离，使异化的导学关系得以真正回归。比如设立导师开放日，邀请知名导师在图书馆、活动室等校园公共场所为研究生进行答疑解惑；或开设文体活动日，举办师生羽毛球赛、师生篮球赛、健步走等，在活动中增进师生感情；或开展导学心理游园会，为导师和学生搭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当然，强调真实情境的交往并不是对网络社交的否定或颠覆，但在“人-机-人”相对封闭的网络社交环境中，双方缺乏面对面的“情境现场感”，容易忽略现实的人际关系和真实的情感表达，而在真实情境中创造的会话际遇，更有助于导学双方亲密感和信任感的构筑，引导导学关系朝着融洽、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组会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载体，也是改善导学互动关系的重要媒介。实现导学的情感回归，不仅要做好组会的准备工作，提高组会成员的参与意愿，还要做好组会的反馈工作，提升组会成员互动的体验性，从而确保在组会中形成一致的关注焦点，在激发群体情感能量中有效改善导学关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组会开展而言，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组会认知准备上，导学双方要厘清组会目的，“认识到组会的学术浸润和情感联结价值^[7]”，组会既不是导师的一言堂，也不是汇报者的独角戏，而是一个促进学术能力快速成长的交流平台，全体课题组成员都应高度重视组会，并积极融入到组会的学习研讨中。在组会行动准备上，一方面，定时定地的开展组会是其规范性、严肃性的保障，必须落实组会开展工作，确保形成持续性的组会制度，促进学术研究活动有序发展；另外，汇报的选题要从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及兴趣出发，例如可借助前沿性文献介绍研究思路，引发对当前社会热点的关注，或进行科研软件工具、文献管理方法等的入门讲解；为保证学习效果，每位汇报人要提前将汇报内容和相关文献资料上传至公用网盘，方便大家提前进行预习^[14]，其他成员对所要探讨的内容有了一定的熟悉了解后，才能保证其能够且敢于在组会上讨论质疑，促使组会开展具有切实意义。

组会反馈贯穿于组会开展的全过程，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组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如果个体在组会中获得积极的反馈体验，则会主动参与到组会的学习研讨中；反之，则会成为被动的旁观者，失去参与的热情。具体而言，导师对汇报者的汇报内容和其他学生的与会表现要进行公正客观的反馈评价，让研究生感知到个人在组会中被重视，产生强烈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另外，柯林斯指出，“不太长的间隔就足以破坏团结的气氛，即使是很短的停顿也会让人觉得似乎打断了流畅的对话^[3]”，当说话者一方出现犹豫发言或说话停顿时，导师的引导和鼓励是十分必要的，从而尽量避免形成失败的会话氛围^[15]。而面对多样的提问，汇报者若因种种原因现场无法解答，可采用会后私聊的方式给予提问人及时、准确的反馈，保证每位与会者深度参与组会活动，将组会上集思广益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学习和积累，促进全体成员学术能力的快速成长，实现组会开展的目的所在。

群体符号的塑造需要高校、导师和研究生多方发挥合力，实现外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高校层面应构建导学权责约束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导学层面要提升自身思想觉悟，创造互学互鉴的学术生态，从而构建双方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创造更多具有学术性、实用性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有效改善导学关系。

从学校层面来看，一是要建立导学权责培训制度，通过举办针对性的专题讲座，强化导学的责权意识，增强导学对自身角色的自觉性和责任感^[16]；同时还要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管理体制，加强研究生导师的师风建设，对那些仅仅把职业当成安身立命的手段、将研究生当作附加任务的导师进行惩戒，情节严重者应取消其招生资格，甚至移交法律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从而营造高校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二是要加强研究生的法制教育，树立研究生的法律意识，组织安排普法知识讲座和主题班会，当自己受到导师的不公平对待甚至侵害时，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并建立研究生权益维护机制，畅通研究生权益申诉途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研究生申诉工作，保障研究生维权过程的公平性，确保申诉受理活动有效展开。

对导师而言，应秉持立德树人的初心，明确自身的职责和使命，彰显学术魅力和个人作风，为学生在学术和做人方面树立榜样；还要尊重研究生的想法意愿，给予必要的关心支持和自由的学术空间，而不能将研究生作为私人财产进行“过度控制”，要在充分考虑学生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和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为其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满足研究生多样化的发展需求，为后续开展相关合作奠定基础。对研究生而言，“学习探索新知识、新领域是研究生的主要任务^[17]”，要杜绝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摆脱虚拟网络无底限的泥淖，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明确自身的学习目标，接受、尊重与配合导师的学术指导，自觉维护学术的纯洁性和严肃性。此外，及时主动地与导师沟通也是开展合作的必要条件，研究生要将隐形期望转变为显性诉求，变被动逃避为主动交流，在此基础上推动共生成长机制的生成，形成团结协作的共同愿景，更好地实现双方教学相长、互利共赢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