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 Issue (5): 84-89   PDF    
大学学科调整的驱动逻辑研究
张松    
上海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444
摘要: 从现实历史反思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资源投入发生波动能够极大地加速大学学科调整进程;从高校权力运行旨归的角度看,学科调整是影响大学生存和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虽然在个性化和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下,学科调整的决策过程对外并不透明,但仍要遵循以下主要驱动逻辑: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能否获得足够的外部需求;在教育评价定位下的学术地位是否与学校愿景相匹配;学科知识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是否具备未来发展预期。当学科受到"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三重驱动逻辑的共同作用时,将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学科调整。
关键词: 学科调整    驱动逻辑    外部需求    学术地位    发展预期    

学科布局调整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这不仅是关乎学科自身存亡的现实问题,在其深层次概念上,它还是一个关于大学乃至区域学科生态如何建构的高等教育结构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坚持'四为'方针,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1]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不断深入,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是当前破解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路径,是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合适的人才保障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学科调整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大学规划学科布局、决策学科调整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一、教育资源投入波动引起大学学科调整的剧烈加速

从早期中世纪大学围绕文、法、医、神四科来组织教学活动开始,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一直是专业教育,大学按照学科专业分类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大学建构高度依赖于学科知识体系的划分,学校定位和发展愿景都要以自身的学科设置为基础,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均围绕学科建制而运行展开。

学科布局及其调整是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顶层设计,学科调整包括学科增列和学科撤销两种举措。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当社会稳定且经济快速发展,教育资源投入明显增长时,会出现大范围的学科增列;当遭遇经济危机,教育资源投入萎缩时,大学迫于压力会大幅度撤销学科。无论教育资源投入的明显增长或萎缩,都会剧烈加速大学学科调整的动态进程,这是学校为了应对特殊境遇和危机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在外部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内部激烈学术竞争的双重驱动下,大学为了追求全面卓越而不断扩张。这种"只增不减"的无序繁殖发展方式制造了大量的"多元巨型大学"(multiversity)[2]。大学为了追求自身学术地位而不断无序扩张,当遭遇到外部环境恶化和资源投入不及预期时,就会陷入生存困境。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经济衰退期,美国高校出现高等教育史上首次引人注目的大规模学科调整。期间,美国的35个州共撤销本科和研究生学术项目约600个,其中研究生层次的学术项目占65%[3]。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界共经历了三次学位点撤销潮[4]

我国大学的整体学科规模也经历了学科数量先稳步增长,然后大规模调整的历程。我国1981年开始建立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国务院批准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专业点812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学科、专业点3185个,合计3997个[5]。此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学位点数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2001年,全国共有博士学位授权点139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8970个,合计10367个[6],与1981年相比,增长了2.6倍。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不断完善[7],全国学位点数量保持基本稳定,到2018年,全国共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49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含具有博士授权的硕一点)9587个[8]。我国政府从2016年起主动开展全国高校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历年《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从2016年至2019年,我国大学共新增学位点987个,撤销学位点1598个,撤销数量明显大于新增数量,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进入了调整优化阶段。如果没有外部教育资源波动的影响,学科调整可能因为学科自身的自然老化消亡和新生迭代而发生,教育资源投入波动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容易导致把学科调整笼统的归因于资源投入,实则掩盖了学科调整的内在逻辑。资源投入波动迫使大学领导层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学科调整的选择性决策,这种决策是大学权力运行的重要体现,而在具体到某所大学和某个学科时,又会存在历史因素、人为因素、非理性因素等原因导致决策过程对外的不透明。但是拨开个性化和非理性因素后,学科调整仍然具有明显的核心驱动逻辑。在对美国大学学科调整的相关研究中,Druker Marvin的调查显示,大部分高校评估学科时运用了4个关键指标:学科在院校使命中的地位、学科质量、学生需求、与大学战略规划的相关性[9]。Robert认为,学科布局调整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院校使命、外部需求与内在实力[10]。这些研究都表明,大学作为一种资源依赖型组织,外部资源投入波动会导致大学办学规模变动,从而加速学校领导层对学科调整进行决策,但是学科作为大学内部的结构单元,大学自身具有一套完整而独立的驱动逻辑来决定其内部的学科布局调整。

二、知识生产价值链中的外部需求是学科调整的第一重驱动逻辑

20世纪90年代,吉本斯等学者提出知识生产的模式1和模式2[11],是对人类科学知识生产模式逻辑演进范式的系统性总结。人类科学知识生产随社会变革而剧烈演变,从传统的以学科为本、大学为中心的模式1转向跨学科性、应用情景的模式2,并正在转向多特征、多形态并存的模式3[12]。知识生产模式的迅速演进发生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和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在实践中获得反复确认,并得到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大学作为社会知识生产的重要主导机构,其在学术价值追求上的冲突益发凸显,即科学研究是基于工具理性导向还是基于价值理性导向,但是在全球知识经济浪潮下,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已成为大学的重要任务,大学只有努力融入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关键环节才能更好地应对时代发展。

在知识经济社会,大学、政府、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依存的一体化生存格局。"产业—政府—大学"正在融入统一的产教价值链中[13]。Michael Porter在1985年提出的价值链理论指出,价值链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在价值链中,总价值包括价值活动(value activities)和利润(margins), 由于价值链差异,企业形成了不同的竞争优势[14]。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等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任何国家和组织都无法置身事外,"产业—政府—大学"所组成的价值链就是一种典型的以知识为重要产品的知识生产价值链。"正确审视竞争优势的方式是分析价值链,而不是分析附加值"[14],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基础性结构单元,必须要融入知识生产价值链并占据关键性位置,才能取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学科承接政府和企业的研究项目、推动专利转化、获得科技奖励等都是以知识为产品的重要价值活动,能否顺利获取政府和企业的外部需求,是价值链中的重要内部关联,也是学科竞争优势的关键。除知识外,学科为社会和企业提供的产品还包括学生,学生作为未来生产者能否融入社会和企业也是重要的价值判断。虽然知识和学生都可以看作是由大学和学科所产出的特殊产品,但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才培养体现了大学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区别于单纯的经济行为,它是大学存在的根本任务。这也意味着包括大学在内的知识生产价值链所产生的利润超越了经济价值本身,大学和学科为社会发展所提供的知识和人才的附加值具有更广泛的价值意义。

除了从知识生产价值链中的政府和企业两个环节获得外部需求外,学科生存还需要从学校、学校内部的其他学科处获得需求(图 1)。学校和学校其他学科同样处于知识生产价值链中,如果说"产业—政府—大学"是知识生产价值链的大循环,那么学校内部及其各个学科就是知识生产价值链在大学中的小循环。大学是学科生存的主要依托环境,学科必须要成为学校整体规划中的重要组成,在学校发展愿景中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比如成为学校学科布局中的主干学科,或者是主干学科的重要支撑学科。在学校内部,学科与学科之间同样存在相互需求,积极发展相关联的新兴交叉学科有助获得校内其他学科的支持。在以上各类复杂的价值活动的综合作用下,将标定学科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所处的价值地位。

图 1 能否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获得足够的外部需求是学科调整的重要驱动逻辑

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不仅存在正向需求,还存在"反向需求",即不利于学科生存的负面需求。1992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高等教育委员会认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社会工作学院学生培养供大于求,于是向州政府建议撤销该学院及人才培养项目,这种"反向需求"推动学校考虑撤销社会工作学院[15]

学科在知识生产价值链中所能得到的外部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当外部需求成为学科调整驱动逻辑中的决定性因素时,就会出现同一学科由于外部需求变化,发生时而增列、时而撤销的情况。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在第三轮学科评估后,决定对部分非优质学科进行调整,撤销了兽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6]。七年后,在2020年的学位点动态调整工作中,学校又计划增列兽医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兽医学是一个传统学科,学科本身主要依托基于上海农学院建立的农业与生物学院,科研实力在全校整体学科中处于落后位次,在没有其他要素支撑的情况下,外部需求是其发生学科调整的主要驱动逻辑。在当前后疫情时代,生命健康的重要性急剧凸显,多项研究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动物[17],学校出于加强生命科学大学科群建设的目的,重新开设兽医学学科。因此,学科除了要积极获得外部需求以外,学科生存必须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实力和学术地位,否则就可能随外部需求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

三、教育评价定位下的学术地位是学科调整的第二重驱动逻辑

在高等教育哲学中存在认识论和政治论两种哲学观[18],如果说外部需求更符合政治论哲学观的范式,则教育评价定位下的学术地位就是认识论哲学观的外在体现,是"知识本身即为目的"[19]的古典大学观在当代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种新的演绎。

教育评价始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政府问责制度,并扩散到公立高等教育领域。1979年美国田纳西州首先制定和推行高等教育绩效评估制度,将财政拨款与大学绩效指标表现相关联[20]。在政府支持下,各类第三方教育机构也日益活跃,跟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步伐,THE、US News等第三方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起推出大学排名,并逐渐涵盖全球高校。目前主流的THE、QS、ARWU和US News四大排名均包含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两个排名体系,既充分体现了学科在大学中的重要办学实体地位,同时也把办学压力直接传导到学科一线。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评估工作,在学科领域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评价体系,其中包括学科水平评估、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学科合格评估、专项合格评估等,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组成。

发展至今,全世界现有的高等教育评价种类繁多,指标体系差异极大,评价目的各不相同。从评价主体进行区分,可以分为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两个类别,由政府部门及其咨询服务机构所开展的教育评价是为了落实包括绩效评价在内的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第三方机构则把大学排名作为一种信息产品进行经营活动。目前各种教育排名在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每年相关排名发布都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排名既是学校学术声望的重要体现,还关系到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是大学高度重视的关键性办学指标。

基于绩效的资源分配模式是当前和未来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也益发凸显教育评价的重要性。教育评价引导资源分配,资源分配影响办学策略,办学策略决定学科调整,在这样一个链式反应下,原本只是体现办学水平的教育评价成功的影响到学科这一大学基础办学单元的存在性。学科开展学术研究仍然可以坚持"知识本身即为目的",但是为了保持自身存在,需要在同行竞争中获得足够优秀的学科排名,即"学术地位",这是认识论哲学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异化,是科学研究从好奇心驱动向竞争驱动的转化。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机制正在不断转化和复杂化,新的动力机制并不是对原有机制的否定,而是在与原有机制并存的情况下赋予科学研究更大的"加速度"。

由于同时存在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的双重学术排名,必然会出现学科排名与学校排名不匹配的情况,学科需要重视自身学术地位与学校学术地位之间的差异性。学科排名领先于大学排名,学科能够给学校带来学术荣耀和学术地位,学科地位相对稳固;学科排名落后于大学排名,学校就要考虑学科在其他方面的存在价值。据统计,2016—2018年全国动态撤销的学位点中有45个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上榜,其中C+及以下学科达到31个,占69%[21],这还不包括未上榜的排名后30%的学科。学科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学科与学校两者之间学术地位的不匹配是学科调整的第二重驱动逻辑。

四、学科知识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未来发展预期是学科调整的第三重驱动逻辑

学科概念存在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科双重内涵[22],学科本身来源于人类对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主观划分,通过对知识进行分类,"建立起次序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知识世界。"[23]前文第一和第二重驱动逻辑都是从学科组织形态的视角出发,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学科组织的存在同样具有关键作用。

这里需要引入学科的生命周期理论,宣勇首先在大学学科组织中提出生命周期理论,并分成生成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蜕变期四个阶段[24]。学科的知识形态同样存在生命周期,根据学科动态发展观,可以分为孕育期、成长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蜕变期[25]。对学科的知识形态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所显示的突破原有学科界限的新趋势,在分析各种物质运动形态相互转化的基础上指出,原有学科的邻接领域将是新学科的生长点。经济学家于光远指出新旧学科的转化关系,"所谓新学科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正在建立的学科"[26]。2021年,我国学科目录再作调整,"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27]。可以说,新兴交叉学科、前沿学科、边缘学科一直是学科体系中的研究热点。

处于"青年"阶段的新兴学科之所以会获得广泛关注,在于人们对其在科学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领域未来广阔前景的巨大预期。纵观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在某一门新兴学科上取得重大科学技术突破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信息科学作为当时的新兴前沿学科,最终实现了以全球互联网络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人类社会,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新兴学科发展能够为人类社会进步带来巨大增量,甚至是突破性的社会变革,这已经是社会各界的共识。比如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及其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长期高度关注新兴学科发展,先后策动了1993年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2012年"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2016年"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等一系列国家级新兴学科发展战略,专项研究经费投入动辄数亿美元。

正是基于新兴学科的未来巨大发展预期这一重要驱动逻辑,大学能够主动在新兴学科的外部需求和学术地位都从零开始的情况下,投入资源建设新学科,人工智能学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自2017年5月中国科学院大学设立首个人工智能技术学院以来,国内人工智能学院、研究院、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2018年我国首批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大学为35所[28],2019年进一步增加到180所[29]。人工智能学科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是因为目前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引擎和核心科技,包括语音识别、智能驾驶、图像处理等为核心技术在内的人工智能学科正在迅速影响整个世界。除了人工智能学科,近年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石墨烯等新兴学科也由于相同的驱动逻辑而得到大量资源投入,从而获得快速发展。

与生命周期阶段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新兴学科相比,处于生命周期"中老年"阶段的成熟学科会面临发展预期有限的问题,可能遭遇学科知识经过多年探索后未知领域枯竭、社会需求衰退和产业过剩等一系列挑战,当学校推动学科调整和学科资源分配时,会慎重考虑相关要素。有实证研究指出,资源获取能力较弱的传统学科是撤销重点对象[4]。因此,根据学科知识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做出相应的未来发展预判是学科调整的第三重驱动逻辑。

五、"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三重逻辑共同驱动下的大学学科调整

在学科调整的"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三重驱动逻辑中,外部需求和学术地位均作用于学科的组织形态,发展预期则作用于学科的知识形态。对于学科的组织形态,外部需求关注的是学科在整个知识生产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及所处位置,要同时考量"产业—政府—大学"的大循环链,和大学内部的小循环链两种情况。学术地位则是学科自身学术实力在教育评价中的具体定位,还要关注学校与学科在学术地位上的差异性。对于学科的知识形态,从更宏观的全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视角出发,根据学科知识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预判。当三重驱动逻辑共同产生作用,或者某个驱动逻辑起重要主导作用时,学科就有可能进入学校学科布局调整的战略博弈中(图 2),虽然最终决策还会受到人为和历史原因、权力偏好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失衡状态将始终把学科置于学科调整的候选名单中。

图 2 学科调整的"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三重驱动逻辑

学科调整的"外部需求—学术地位—发展预期"三重驱动逻辑是基于效益优先的经济理性主义视角下得到的,努力把事物中的全部差异归类还原为一种单纯精确的逻辑关系,这既是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也是对古典大学观的进一步颠覆。近年来,过于追求科研产出已经导致学术研究"短平快"盛行,然而很多重大科研成果的产出往往需要研究者常年潜心学术,数十年如一日的甘坐冷板凳。大学领导者要对基础研究等关键领域的学科抱有充分的耐心和信心,即使关键领域学科的组织形态暂时处于一种不利位置,也要在对人类科学知识体系进行整体宏观把握的基础上,谨慎决策学科调整。

与学科存在生命周期相类似,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也存在生命周期,随着人类对自然和客观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当人类知识体系跨越快速发展阶段,进入平稳的成熟期时,是否会如同成熟学科一样面临知识生产效率降低的困境,此时大学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学科布局应该如何展开。我国在经济生产领域,近年来已经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后逐渐下降的转折,并且成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重要原因[30]。在学术研究领域,新的学科未知区域是否存在极限,虽然在当前科研空前繁荣的时代来看,这一问题似乎还很遥远,但仍有必要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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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riving Logic of University Discipline Adjustment
ZHANG So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stic historical reflection, the fluctuation of resource input in higher education can greatly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discipline adjust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rpose of power operation at higher-learning institutions, discipline adjustment is a major decision influencing the survival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university. Although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academic discipline adjustment is not transpar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ized and irrational factors, it still follows the main driving logic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ether enough external demand can be obtained i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value chain; whether the academic status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matches the university's vision; and whether the discipline knowledge at present life cycle stage has the expecta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When a university is under the joint influence of triple-layered driving logic of external demand, academic status and development expectation, it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djustment.
Keywords: discipline adjustment    driving logic    external demand    academic status    development expec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