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培养质量是建设高水平研究生教育的目标^[1]，改革研究生质量管理和评价机制是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在新一轮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口，教育部在2020年8月26日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中，对人大代表提出"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予以肯定和采纳^[2]。这一消息公布后迅速引起社会对"给予导师决定硕博研究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以下简称导师自主权)的热议。支持者认为这有利于"压实导师责任""增强研究生的科研自主性""全面真实地评价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研究生创造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3-4]，但质疑者则担忧这会导致"导师滥用职权、师德败坏""研究生更加弱势""加剧师生矛盾和冲突""侵害研究生的合法权益""增加研究生的压力"^[5-6]等问题。导师的角色、职责与师生关系相互交织，已有研究基于导师角色认知和职责履行对师生关系的讨论较为丰富。如Lechuga基于导生关系提出了导师角色和职责的三个隐喻：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的同盟(Allies)，包括专业技能训练、心理健康和情感支持；帮助研究生在学科框架下树立学术标准和规范的使者(Ambassadors)；为研究生指明方向、训练其成为独立研究者的师傅(Master-Teachers)^[7]。但在现实情境中，导师和研究生在伦理、经济、话语等方面存在严重的权力不对称，这种权利势差全程制约师生关系的发展，使混合了师徒制和"老板—员工"制特征的导师责任制存在将师生关系异化为主奴关系的风险，一旦双方的消极行为倾向所引发的"失望情绪"积累到一定阈值，将爆发师生矛盾与冲突^[8-9]。因此，和谐的师生关系是导师正确履行权责、保障培养质量的关键。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承担着学术训练、科研指导、情感支持、资源提供、思想教育等多元职责。已有丰富的实证研究证明导师是研究生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如尹晓东通过访谈，发现导师的充分指导全方位地影响研究生创新的学术兴趣、研究习惯、治学态度、学术品格等^[10]；岳昌君等通过"首都高校学生发展调查"，发现导师指导对研究生创新精神培养有显著的积极作用^[11]；赵彩霞等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导师的学术水平与指导方式对研究生创新产生直接影响^[12]。研究生创新的相关研究亦对评价标准和培养条件等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如袁本涛等基于三次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发现培养单位规定的毕业考核标准对研究生创新的影响无法从"保底"走向"激励"^[13]。

导师自主权以加强师生关系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强化导师指导责任和评价权力，最终指向研究生培养中的创新能力提升。不少学者对导师自主权如何落实发表见解。如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导师自主权严重涉及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师生各自的权益保障，需充分论证、谨慎行使"^[14]；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健全导师制、落实制度权、建立约束职权机制三者缺一不可，"赋权导师的同时也必须赋权学生，学生应有监督权、申诉权和选择权作为救济途径"^[15]。作为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研究生对该政策的态度与意见至关重要。本研究对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研究生展开调查分析，呈现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态度和对自身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认知，以揭示导师自主权实施后可能引发的研究生培养问题。

本研究中的导师自主权，指的是《答复》中"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的政策提议。导师兼具多重角色和职责，在招生、培养、评价等研究生质量管理的各个环节均拥有一定的权力。导师自主权指向导师育人评价权力的强化，即由导师在研究生学业水平的评价环节来做出研究生能否毕业的决定，使研究生毕业不受论文发表要求的限制，而以导师的评价意见为准。

导师自主权在研究生质量管理与评价改革的背景下被提出，以改革研究生学业水平评价标准为外在表现，所指向的深层问题是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培养质量：其一意在打破学术论文发表的硬性指标，促使研究生科研评价标准的转变；其二意在改善"唯论文"倾向下限制研究生创新的外部环境，促使研究生能够不受拘束地潜心科研；其三意在加强导师权责，促使研究生能够在导师指导下释放研发能量，进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因此，研究导师自主权实施后可能引发的问题，需结合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态度和自身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认知进行综合分析。

针对给予导师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自主权政策提议，本研究设计了包含四部分内容的调查问卷：第一，研究生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培养层次、学校类型、专业类型等；第二，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基本态度，以"支持""反对""不清楚"三种方式呈现，以及研究生对学术环境、指导方式、培养质量、师生关系等政策影响的认同度，以"1很不认同""2不认同""3说不准""4认同""5非常认同"进行赋分后呈现结果，分数越高表示受测者的认同度越高；第三，研究生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认知，结合前述文献梳理中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导师自主权所指向的相关因素，涉及个人科研水平、导师指导、制度约束等维度的题项，以多项选择的方式呈现；第四，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配套政策的认同情况，相关配套政策包括严格导师选聘与退出、导师团队建设、明确导师权责、建立学生申诉途径、加强培养环节等，同样依据认同度赋分后呈现结果，分数越高表示受测者对相应配套政策的认同度更高。后三个部分的顺序安排层层引导受测者基于对政策的理解和对个人情况的反思作出判断，因此具有内生逻辑。问卷在最后设计开放性问题，以收集更多针对该政策的富有个性的创见。

调查问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样本范围覆盖东、中、西部的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共计发放问卷1205份，回收有效问卷925份，有效率达76.8%，其中男性455人，女性470人；硕士生669人，博士生256人；理工农医类研究生401人，人文社科类研究生524人；就读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其他院校的研究生分别为526人、176人、223人(详见表 1)。

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项目类别 频数 百分比 基本信息 项目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55 49.2 培养层次 硕士生 669 72.3 女 470 50.8 博士生 256 27.7 高校类型 一流大学 526 56.9 专业类型 理工农医 401 43.4 一流学科 176 19.0 人文社科 524 56.6 其他院校 223 24.1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基本态度偏负面，并存在群体差异(见表 2、图 1)。从总体上看，导师自主权在研究生中的反对率(44.0%)远高于支持率(31.6%)，且对导师自主权会"使导师对研究生有生杀大权(3.93)""令研究生更依赖导师(3.71)""加剧师生关系的紧张(3.67)""增加研究生的毕业压力(3.64)""遏制研究生开展研究的自主性(3.49)""降低培养质量(3.17)"等负面影响的认同度，相较"使导师更负责任(3.70)""提高培养的灵活性(3.37)""提高导师的指导积极性(3.22)""提供宽松的学术环境(3.18)"等正面影响的认同度更高。这说明对研究生而言，导师自主权更加剧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担忧，尤其是对师生关系的顾虑。

表 2

表 2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政策的态度及差异(%) 项目 支持 反对 说不清 x2 培养层次 硕士生 29.7 45.0 25.3 3.763 博士生 36.3 41.4 22.3 高校类型 一流大学 27.4 49.0 23.6 14.877** 一流学科 39.2 35.8 25.0 其他院校 35.4 38.6 26.0 专业类型 理工农医 24.7 51.9 23.4 20.862*** 人文社科 36.8 38.0 25.2 总计 31.6 44.0 24.4 注：***p＜0.001, **p＜0.01, *p＜0.05.

表 2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政策的态度及差异(%)

图 1

图 1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政策影响的认同度

从群体差异上看，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及其政策影响的基本态度在高校类型、专业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反对率(49.0%)显著高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35.8%)及其他院校研究生(38.6%)，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反对率(51.9%)显著高于人文社科类研究生(38.0%)，且均对政策负面影响的认同度更高。结合开放性问题所收集的质性数据来看，他们认为，部分导师一旦拥有自主权，"可能会利用研究生的'廉价劳动力'，为自身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会进一步加大导师的权力，甚至产生'生杀大权'，实验项目都在导师的一念之间"，从而加剧师生地位的不对等，导致师生关系恶化和矛盾产生。

研究生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认知不一，并存在群体差异(见表 3)。从总体上看，大部分研究生认为难以开展实质性创新研究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的科研水平不足(62.6%)"，其次是"学术论文发表要求(40.2%)""用人单位招聘要求(33.0%)""奖学金评选要求(26.2%)"等制度约束，最后才是"导师指导不足(23.5%)"。这说明，在研究生的自我认知中，内部因素对其创新能力的限制远远大于外部因素；在外部因素中，制度约束所造成的限制更大，且以毕业考核中的学术论文发表要求为最甚。

表 3

表 3 研究生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及差异(%) 项目 导师指导 自身水平 发表要求 奖学金 招聘要求 培养层次 硕士生 23.3 68.2 36.2 27.8 26.3 博士生 23.8 48.0 50.8 219 50.4 x2 0.012 31.210*** 16.423*** 3.442 48.6*** 高校类型 一流大学 25.3 58.6 41.1 24.5 32.5 一流学科 19.9 67.6 40.3 27.3 32.4 地方院校 22.0 68.2 38.1 29.1 34.5 x2 2.486 8.510* 0.612 1.877 0.310 专业类型 理工农医 28.7 59.4 37.2 30.7 30.9 人文社科 19.5 65.1 42.6 22.7 34.5 x2 10.710*** 3.112 2.690 7.545** 1.310 总计 23.5 62.6 40.2 26.2 33.0 注：***p＜0.001, **p＜0.01, *p＜0.05。

表 3 研究生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及差异(%)

从群体差异上看，研究生对其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认知在培养层次、高校类型、专业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博士生(48.0%)、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研究生(58.6%)受"自身科研水平不足"的限制更小；博士生受"学术论文发表要求(50.8%)""用人单位招聘要求(50.4%)"的限制更大，结合质性数据来看，更易出现"将主要精力用于发表论文而影响学位论文的进度和创新性"的情况；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受"导师指导不足(28.7%)""奖学金评选要求(30.7%)"的限制更大。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各项配套政策均表示高度认同(见图 2)，按认同度高低排序，依次为"明确规定导师职责(4.47)""严格导师选聘标准和退出机制(4.43)""加强导师团队建设(4.40)""建立常态化的研究生申诉机制(4.33)""严格预答辩、答辩等的质量管理标准(4.29)""严格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等培养环节的管理(4.28)"。对比具体得分，研究生对与导师能力建设和职权约束相关的体制机制、与自身权益保障相关的救济途径的认同度更高，从侧面印证了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自身处境的担忧，以及对加强导师师德师风的期望。这说明，研究生普遍认同保障导师自主权的合理运用需要加强制度规范，引导身兼培养人和评价官双重角色的导师恪守师德、审慎用权。另外，畅通研究生在遭遇导师权力滥用时的救济途径对研究生而言同等重要。保障研究生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是减轻他们顾虑的重要举措。

图 2

图 2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配套政策的认同度

一方面，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反对和质疑不仅直接体现为对政策本身及其影响的负面态度，还间接呈现为对各项约束机制的高度认同，这源自对权力势差下的师生关系异化的担忧。另一方面，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因素以内部限制为主，但"唯论文"倾向下的外部约束对博士生产生更深影响。导师自主权直接指向的是研究生培养中的导师环节，因此在实施后可能引发加剧导生关系异化、促进研究生创新的效果有限等问题。如何规范导师在获权后的合理用权？如何有效发挥导师对研究生创新的指导？如何破除研究生创新的外部约束？这一系列指向研究生创新能力与培养质量的问题需要有关政策进一步思考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优化导师指导、发挥综合评价改革的系统作用。

研究生对导师自主权的反对背后是对赋权后师生关系异化和自身处境恶化的担忧。在日益严苛的毕业标准和导师负责制下，导师本就掌握着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的决定权，这种权力势差令研究生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在"技术理性"的指导模式下，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必须挂靠在导师的科研项目下、在集体研究环境中开展研究实践、完成专业学习，较人文社科而言，导师的管理更严格、学术权力更大、指导形式更官僚化^[16]。师生关系的学科差异令理工农科类研究生面临来自这种权力势差的更多威胁。且由于导师的治学品格和师德水平不一，导师自主权的实施可能加剧部分导师以"严格指导"之名行"压榨剥削"之实，将研究生视作科研劳动力、行政助理、生活秘书，分派大量与学习、科研无关的事务，甚至引发抢夺科研成果、恶意卡人等失职渎职行为，激化师生矛盾。近年来，高校师生关系问题层出不穷，师生矛盾与冲突甚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事件。仅2020年内已发生4起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高校研究生自杀事件，涉事高校均为双一流建设大学。

在毕业标准中削弱成果量化的硬指标而改由过程性的软指标的研究生质量评价改革令导师身负研究生毕业的"一票否决权"，这对"评价官"的师德师风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杜绝权力滥用行为不能仅凭导师的道德自觉和自我管理，完善的研究生导师制度对导师的不规范行为发挥着重要的约束作用^[17]。政策必须主动回应研究生所重点关切的师德问题，严格导师选聘和淘汰机制，实行师德师风问题的一票否决制；建立监督、申诉和责任追究等研究生救济途径，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清晰界定导师权责，制定导师指导行为准则，通过完善制度规范将导师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引导导师恪守师德、审慎用权，基于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有助于研究生潜心学术的氛围。

研究生认为自身的科研水平不高是限制其开展实质性创新研究的最重要因素，具体包括对相关领域及前沿研究缺乏了解、专业兴趣不高、问题意识薄弱、思维能力不足等。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承担传授知识、指导科学研究和毕业论文等职责，对所指导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创新意识、学术思维、研究技能、科研实践等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相关实证研究已充分证明导师对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作用^[18]，具体表现为导师通过带教和指导的过程，为促进研究生创新提供智力、情感、物质上的支持，营造积极的学术环境。导师自主权的实施能够强化导师在研究生质量管理输出端的权力，但对于促进研究生创新而言，加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中的"引路"和"监护"责任，优化指导水平和指导投入显然更加关键。但高校中存在部分学术水平有限、指导能力不足、责任意识缺乏的导师，令部分研究生仍不能获得良好的科研训练。

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仅是其释放研发能量的主观因素，亦是研究生创新质量的基础保障，这要求"第一培养责任人"具备较高的创新素质和指导水平。创新素质指导师个人的学术功底和科研能力，而指导水平则侧重于"组织"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和"教授"学术知识、研究技能的"带教"工艺。政策应将"赋权"转化为"强责"，推动导师自觉、主动、积极地承担培养责任，杜绝"散养""放养"现象；进一步关注带教与科研相长，对导师的指导能力和指导水平高标准、严要求；完善导师育人的发展平台和激励措施，建设一支科研功底过硬、指导水平高超、育人态度积极且作风优良的一流导师队伍，通过加强培养责任和内部能力建设，优化导师的指导能力、指导水平和指导投入，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我国现行的研究生毕业考核体系中，学术成果的发表情况是硬性标准之一。其本意是为了规范和保障研究生培养的流程和质量，却因"要求高""发表难"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而成为限制研究生创新能动性的重要因素。尤其对博士生而言，因未达发表要求而延期毕业已呈常态化趋势。导师自主权是研究生质量评价改革的其中一环，其实施有助于促使评价体系从量化指标、结果导向转向综合指标、过程导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博士生的毕业压力。但是，科研单位招聘中对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依旧倒逼博士生为谋求更高的学术职业起点和发展平台，积攒学术履历、增加竞聘筹码而重视论文数量、忽视创新质量，甚至由于将大量时间精力用于学术论文发表，而忽视学位论文的实质性创新贡献。可见，外部"发表压力"与内部"研发能量"之间的张力并不仅仅源自培养单位，其根源在于长期的科研评价"唯论文"倾向。

研究生质量管理与评价改革中，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评价权重应从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转向学位论文的创新性贡献和学术生涯的成长潜力，但并非对科研成果完全不作要求；以高校现有机制为基础，合理发挥年度报告、中期考核、学位论文、学位评定等各个评价环节的作用及配合，严格规范培养流程；以高校为抓手，引导全社会破除"唯论文"的不科学评价倾向，通过发挥综合评价改革的系统作用，修正研究生创新的外部约束，创设聚焦创新质量的积极环境，释放研究生开展实质性创新的研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