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学科的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大学发展水平和国家高等教育水平。梳理学科发展史，我们发现无论是来自学科之间还是学科内部的竞争，都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竞争催生了学科知识的分化，加快了学科建制的完善，促进了学科资源平台的搭建，推动了学科情感的深化。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演进，随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新时代的到来，经济、文化、科学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融合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学科发展方式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弊端和矛盾，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国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积极推进教育强国战略之际，廓清学科发展历史，分析学科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寻找更恰切发展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竞争：学科发展的传统路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学科生态体系中同样适用。学科发展的历史是各种因素相互碰撞、各方力量互相角逐、学科之间彼此博弈的历史，竞争推动了学科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与进步。学科发展并非一个不辩自明的概念，要界定什么是学科发展或确立学科发展的表现指标，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学科。从词源学来讲，学科"种种意义的历史衍延，多于能够为它立下确实定义"。^[1]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一词discipline，在古拉丁文中为disciplina，意指知识和权力；古英语时代的discipline指知识；在现代英语语境中discipline除了学科之意外，还有训练、纪律、行为准则、知识领域等含义。通过梳理学科的词义演进，我们可以看出"学科"一词意蕴丰富，学科发展的界定也可以围绕"学科"词源学意义上的核心要素展开。有学者认为"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2]也就是说学科发展是知识不断增进进而产生自我知识领域认同，规训不断完善进而形成整套权力体系的并行发展过程。费孝通先生认为学科的发展需要具备5个要素：学会、专业研究机关、各大学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专门出版机构。^[3]其中，学会、研究机关和学系是遵循一定的规训制度约束、基于一定的情感认同、按照特定的学术权力分配，形成的以生产知识和扩大知识再生产为主的机构；图书资料中心和出版机构则是知识传播和确立知识权威的必要组织。沃勒斯坦(即华勒斯坦)认为学科发展可以从三方面内容来考量：学术范畴的清晰、组织结构的完善和学科文化形成。^[4]其实，学术范畴即是指和知识有关的领域、界限、研究方法等，组织结构即是指学系、学位、教席、学会、刊物等，学科文化即是指团体成员之间由于共同阅历、共同目标、共同学术背景形成的亲和力和由"人造血液" (man-made blood) 缔结而成的"亲缘关系"。

虽然学科发展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学科何种形式、何种层面的发展，竞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学科发展的关键要素，诸如，知识、制度、组织、机构、文化等指向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当然，推动学科发展除了竞争之外，合作亦是重要途径，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竞争起了主要的作用。

(一) 竞争催生了学科知识的分化

知识是学科产生的原点，"是组成学科的细胞，是学科的核心和命脉，知识造就了学科，学科成就了知识"。^[5]但是，知识并非价值中立，也非生而平等，"知识背后隐藏着阶级的利益，知识与权力是紧密相连的"。^[6]在知识极度匮乏的时代，出于对知识的崇拜和敬畏，知识成为权力的象征，只属于少数上层统治者所有。谁拥有了知识，谁就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地位，掌握了资源，占领了生存空间；即使是现在，知识生产也"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1]所以知识的产生、分化等都是权力、资源、生存空间激烈竞争的结果。

在中世纪，由于神圣教权至高无上，神学统摄一切，成为霸权学科，虽然中世纪大学也设有文学、法学、医学等学科，但均笼罩在神学的光环之下，成为服务神学、阐释神学、弘扬神学的仆役，在权力的分层下，知识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随着世俗皇权力量的壮大，国王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效忠王权的管理阶层和能够为自己辩护的能言善辩之才，于是培养绅士、训练思维的文学、法学等学科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最终超越了神学。柏林大学把文学部改为哲学部后，哲学逐渐成为学科之王。

文艺复兴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人性取得了对神性的压倒性胜利，欧洲社会开始重扬人性大旗，被神学压抑了近千年的知识分子摆脱了对于神性世界的迷恋和尊崇，开始关注和追求被神学所遮蔽的关于自然世界、关于人类本身的知识，学科门类由此日渐丰富。出于对外在自然、社会、人类等客观领域探究的需要，从哲学当中分化出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分化出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学科。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盛行，文化霸权、学术霸权主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分化，西方世界在经济、文化、学术上的绝对竞争优势决定了由他们来"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互相分割的学科。这套学科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1]以西方学术视野为前提，研究西方文明世界的过去为历史学，研究西方世界特有的市场现象为经济学，研究西方国家治理为政治学，研究西方公民社会为社会学，研究他们认为落后野蛮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为人类学和东方学。如果对文化霸权的竞争最终划定了现代社会学科的主要分类体系、理论系统和研究范式，那么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物质世界与价值理性、人文主义、意义世界之间的竞争并最终胜出，则刺激了19世纪中后期直到现在的众多应用学科、新兴学科的萌生，例如工程、新闻、计算机、生物科技乃至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无一不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和快速发展的。

(二) 竞争加快了学科建制的完善

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学科内在的制度规训、体系架构、教学形式、培训制度等自身建制的完善，其中教席和学位点的设立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某种意义上，教席的设立即意味着学科的确立。教席的设立权是通过激烈竞争而获取的，因为掌握了教席的设立权，就可以通过控制人事任免从而培育效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控制大学对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的选取，就可以通过推动图书分类等内在体系的制度化进一步确立学科边界，让边界内的学者独享学科资源及各种权力，边界外的学者或日渐消亡或另谋他路。19世纪爱丁堡古相学家败于解剖学家，前者没能进入大学教席是主要原因之一。掌握了教席的设立权在实际上就掌控了大学，这是一项十分具有诱惑力的权力。1546年，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神学、希伯来语、希腊语、民法、医学等五个钦定教授席位；1575年格雷沙姆(Gresham)学院建立，设立数学、天文学教授席位；1583年爱丁堡大学设有数学、自然哲学教授席位；1619年牛津大学设立萨维里(Savilian)几何学教席；1621年牛津大学设立色得来(Sedleian)自然哲学教席、萨维里天文学教席；1663年剑桥大学设立卢卡西(Lucasian)数学教席；1669年牛津大学设立植物学教授席位；1702年剑桥大学设立化学教授席位；1704年剑桥大学设立天文学教授席位。^[7]细查16-17世纪英国大学教席的设立，可以清晰的看出学科知识背后激烈竞争留下的痕迹：神学与希伯来语、希腊语等四大教席的并立，打破了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世俗王权、新生阶级力量与教会神权努力竞争并占据上风的结果；数学、天文学、化学、植物学等教席的设立是自然人性战胜神性，世俗知识通过竞争赢得生存发展权的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也是各种力量不断角逐的产物。学历是晋升某一阶层的通行证或资格证，颁发学历则是决定接受对方进入某一阶层或给予准入资格的特权。在中世纪，学士起初并非正式学位，"大学中获得学士称号者则是介于学生与教师身份之间、边在大学学习边辅助教师担任教学的人"。^[8]此时的教师则是指大学毕业后获得硕士、博士、教授学位的人，这三种学位没有等级高下之分，只是称呼不同。后来权力的大小分化和知识的高低分层，导致"硕士逐渐用于低级学院成员，博士、教授用于医、法、神三个高级学院的成员"。^[9]随着学科漫长的分化发展，学科内成员为了取得各自学术世界里的认知排他性，获得相应执业资格，逐步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学历制度。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硕士、博士孰高孰低的激烈争论，直至1900年, 美国大学联合会(AAU)确立博士"金本位"(gold standard), 自此，博士成为学位层级中的最高学位。后来，为了应对高校之间的竞争、市场的竞争、生源的竞争、就业的竞争，美国又衍生出副学位、从业学位等其他学位类型，英国"相继设置了教育博士、工程博士、建筑博士、工商管理博士等专业博士学位类型"。^[10]英国的新制博士、实践博士，我国的教育专业博士等等也都是主动适应竞争态势而设立的。

(三) 竞争促进了学科资源平台的搭建

"学派的竞争、学科理论的争辩会成为学科繁荣的先声。"^[11]学科的发展还体现在它赖以生存、借以明确巩固自己势力范围并与其他学科竞争和辩论的实体组织和物质资源，拥有自己的学会和权威出版物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学会是因学科内成员为了捍卫自己的知识领地、促进知识的生产、抵抗其他学科的入侵而联合成立的学术团体，正如有的学者所言，"16世纪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悲壮时期，自然科学刚刚摆脱宗教的桎梏，科学家个人的力量很难抗衡顽固神学势力的反攻，不仅为了发展，更为了生存，科学家必须联合起来，依靠团体的力量与之抗衡"。^[5]1560年意大利自然科学社(Academia Secrcto rum Nathrae)，1603年意大利山猫学会(The Academia de Lincei)，1657年意大利"齐芒托学会"(The Academia de Cimento)，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1666年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等学会的成立，虽然体制不同、形式各异，但都在学科发展初期激烈的竞争中有效地凝聚了力量，壮大了队伍，巩固了地位，推动了发展，并且随着学会自身实力的日益强大、功能的不断完善和拓展，到了19世纪，已经成为和大学一起垄断知识生产传播的强力组织形式之一。

学科的发展是学科知识自我认同、学术规范和话语体系逐步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权威期刊、专著、教科书、论文集等为主要形式的出版物起了关键的作用。学科之间竞争、学者之间论争的主要阵地就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以当下学术期刊为例，彼此之间的竞争近趋白热化，省级期刊、国家级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旗舰期刊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的声望等级、不同的学术影响力带来的是差异巨大的权威和资本，不同层级的期刊纷纷通过增加引用率、转载率，邀约学术大咖文章，举办各种论坛组稿等各种方式力争扩大影响、进位升级。每次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都会吸引整个学界的眼光，因为每一次榜单的产生都经历了惨烈的竞争过程。

(四) 竞争推动了学科情感的深化

学科发展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最持久的动力源泉是依附于人和组织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最深沉部分是学科情感。"各种学科就是具有各自思维风格的思想群体"，^[12]这个群体有学者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理智共同体等不同称谓，无论哪种称谓都强调了学科内组织成员基于一定的学科情感而联结在一起互相支持的重要性。共同体成员具有相似的历史境遇和研究方向，形成了共同的学术理念、价值取向和表达方式，在对惯常的争论上有相似的学术立场。这种共同体的气息和生命"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所蕴涵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 在每个学者身上流淌"，^[2]绵绵不绝，历久弥新。由于学科发展从来不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而是"科学及社会内外部多重因素冲突、碰撞和博弈的产物"。^[5]所以不断出现的外部竞争、其他学科随时随地的攻击挑战、其他学者形式各异的商榷诘难、对于有限生存资源和更高学术权威的追逐，促使共同体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加强团结与合作，刺激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忠诚、彼此关照的情感的产生与深化，唯有自己内部成员心意相通、步调一致，才能赢得外部竞争的胜利，才能推动本学科的发展。

二、危机：学科竞争的异化倾向

竞争在多个方面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中国的学科建设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国家构建的竞争机制，比如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都是激励学科通过积极竞争进入国家支持序列，实现超常规发展，其效果也显而易见。2001年，"985工程"学校"仅有40个学科被选进入ESI数据库，而到2008年，进入ESI数据库的学科数量就翻了近两番，已经有34所学校的140个学科被选进入ESI数据库"；^[13]根据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统计，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程/技术与计算机科学分别由2007年的全球排名第67位、88位跃升至2016年的全球第4位和第16位；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然科学与数学在2007年的时候还都在全球110名之外，到了2016年，排名上升至全球第22位和第29位。^[14]如此跨越式发展与竞争的推动密不可分。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且凡事过犹不及，竞争并非都会带来积极的结果，竞争突破界限后便会产生异化。近一段时期以来，为了学科排名，为了学术"GDP"，为了学校声望，更为了获取国家资源分配，出现了过度竞争、无序竞争甚至恶意竞争的现象，部分学科发展偏离了其内在逻辑和正常轨道，导致诸如"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异化怪象出现。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但使学科发展面临着危机，且和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甚至水乳交融的学者、学术、学校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一) 对学科的影响

过度的竞争让学科的发展逐渐背离了其探究知识、传播知识的初心，放弃了"内涵建设而陷入‘GDP崇拜’的泥潭而不能自拔"，^[15]为了竞争排名和评估等级，有的学科主动迎合各种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粉饰数据，甚至弄虚作假、无中生有，第四轮学科评估时，曾出现有的高校把评估时限之前的成果拿来充数的情况；有的学科盲目整合资源，单纯为了"把与评估主体学科相关的成果纳入评估指标"，^[16]临时拼凑材料，生硬地整合数据，比如哲学学科评估，把文学院、历史学院教授的成果拿来用，数学学科评估使用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的相关数据，用完材料后，依然各自行事；更有甚者，采用购买科研产品的手段来提高学科在各类排名中的位次。凡此种种现象，让学科发展丧失了公平的环境，造成了学科生态的恶化，从长远来看，损害的无疑是学科自身的利益。另外，对ESI学科数、SCI论文数、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数、发明专利数、国家级省部级获奖数等各种数据的竞相攀比，导致了学科发展的急功近利。对于科研成果几近压榨式的获取，刺激了容易出成果的学科迅速发展，而很多基础性学科、"冷门绝学"因其需要长时间的科研积累、学术成果产出周期较长而被忽视，甚至无人问津。长此以往，基础性学科日渐萎缩，而没有基础理论支撑的应用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等其他学科也将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学科生态系统必将失衡。

(二) 对学者的影响

在种种不良竞争态势下，被功利主义围猎的学者群体面临的是选择维护学术尊严还是攫取经济利益，是选择坚守真理还是贩卖知识的困境。大多数学者选择了前者，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变得心浮气躁、心理失衡、行为异化，没有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执着，一方面追求短平快的成果产出以赢得各种物质奖励，一方面忙于积攒换取更高价码的资本，等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和学术声望，尤其是有了各种人才称号的"帽子"后，便会选择待价而沽。一旦时机成熟，则不顾及所在学科的长远规划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某一学科的塌方式衰落，而频繁跳槽，逐渐由大学高贵的主人演变为受聘的雇员。过度的竞争也让学者们的生存压力骤增，有的学者担心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或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更大优势，铤而走险、捏造数据甚至出现论文抄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学术道德滑坡现象严重。陈进"汉芯一号"事件、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期刊107篇中国学者论文撤稿事件、南京大学梁莹事件等严重损害了中国学者的整体形象，也充分暴露了当前唯利是图、唯名是图、学术道德沦丧的现象在部分学者身上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学科间、学者间弥漫的硝烟气息，让学者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科研当中，而忽视了学生、忽视了教学、忽视了作为教师应该秉承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尊严，丧失了作为一名教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自豪感和神圣感。

(三) 对学术的影响

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根本逻辑和基本前提，学术的发展既需要空间的自由，可以在浩瀚的知识领域内自由的探究；也需要时间的自由，应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和学术生产周期。过度的竞争让学术自身发展被喧嚣杂乱的世俗功利所牵制，被各种考核、评估等隐形的脚镣所捆绑，既没有选择自己知识领地的自由，也失去了学术本身应有的淡定从容。盲目追求学术绩效必然会降低学术品位和学术质量。学术的精进需要竞争元素，但更需要田园牧歌式的心灵宁静；学术研究需要有效率，但"更需要有品质，而品质提升如陈酿，需要好的文化与环境来发酵，时间上急不得，否则适得其反"。^[17]学术者，天下之公器。学术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的福祉，也是以服务国家、社会和民众为旨归。但是有的力量妄图把学术据为己有，把学术视为自己独享学术霸权的资本，加剧了无序竞争、恶意竞争，导致知识壁垒、门户之见，甚至互挖墙脚现象在学术界屡见不鲜，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系统完整性的割裂和知识领域的碎片化。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源头活水，学术创新是学科和大学水平的根本标志。良性竞争会激发创新活力，但非理性竞争会诱使学术的非理性发展。当前学科发展中充斥着短视效应、利益至上等狭隘的视野和偏执的倾向，这必定会严重破坏学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生存土壤，最终扼杀创新活力。

(四) 对学校的影响

"在激烈竞争的高等教育市场上，大学与大学之间的角逐不只是实力的竞争，更是品牌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将导致大学地位的变化。"^[15]大学为了应对无处不在的竞争, 为了保持位次进而提升位次，为了学科排名、大学排名，不得不大搞"军备竞赛"，争夺资源，扩大地盘，尤其是对人才的争夺异常激烈甚至惨烈。有的高校对有各种称号的人才趋之若鹜，"送房子、授帽子、给票子"，重金挖人，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育公平发展。对此，教育部专门下发《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明确要求："高校之间不得片面依赖高薪酬高待遇竞价抢挖人才，不得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18]重金引人必将导致了大学办学成本的提高，必定不利于教学、实验、民生等其他基础设施的改进。大学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每所大学的发展应独具个性，应与其所在地域独特的经济和文化氛围密切适应，但是大学之间对名次之争的高度关注和尊崇，让自身的发展拘泥于或迎合于统一的指标体系，最终只会导致大学发展的严重同质化。"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大学是道德的高地，大学是良心的堡垒，"^[19]大学是坚守价值理性最后的神殿，但是有的大学在纷繁竞争中迷失了自己，失去社会良心的责任担当，为了在评价中获取高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搞公关，搞"串亲交流会"，在利益竞争面前，斯文扫地，令人唏嘘。

三、协同：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非理性竞争带来的种种危机不但影响到国家"双一流"建设成效，也对整个高等教育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非理性的排名竞争"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助长大学急功近利，助长忽视学生和教学的倾向，助长淡化办学特色，助长大学盲目扩张，助长不道德竞争，助长西方文化中心"。^[20]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推动我国学科健康发展，让更多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进而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是当下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摒弃无序狭隘的过度竞争，转向协同并进的双赢共生，是当下及未来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范式选择。

(一) 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协同论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哈肯教授认为，无论是非生物还是生物都有集体运动的自组织现象，这种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竞争活动，第二个是"协调各个部分之间的行动，它的主题是协同"。^[21]哈肯从物理现象得出的协同规律恰切地适用于学科的发展。

除此之外，协同发展还具备其他理论基础。从系统论角度看，学科发展面对的外部客观世界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多层次多因素多过程的大系统"。^[22]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内各要素的密切关联性决定了学科发展应走综合化、整体化路径。知识的分类、学科的分化或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或是为了学习研究掌握知识的需要或被权力阶层人为划分，从本质上讲，外在知识世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纽曼也认为"知识的所有分支都相互联系，因为知识的研究主题是相互紧密的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就像造物主的所有行动和作品那样。因此，各门学科(可以说，我们的知识是在其中形成的)彼此之间有多种多样的关系，而且还有一种内在的和谐，它们允许，更不如说是要求进行相互比较和相互调节。它们相互完善、相互校正、相互平衡"。^[23]在此意义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可分割，学科未来的协同发展是必然趋势。其实，从20世纪中叶开始，跨学科、多学科、超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等概念的出现就预示了这种趋势的日益临近。

博弈论同样对学科协同发展有着启示意义。博弈的实质不仅是单纯指向不同主体间的竞争而导致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更蕴含了由于彼此之间的合作而产生的"双赢"效应。由于学科处在一个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知识系统内，每个学科的发展都不可能孤立的进行，而是以其他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为前提，自身的发展也构成其他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学科发展的本质要求。健康科学的学科发展范式应该是在"他者中心主义"理念指引下的协同发展，"博弈论告诉学科发展战略管理者不要固执地坚持巧取豪夺的传统观点，在博弈目标定位方面，要实现从双损到双赢的转变"。^[24]中华传统思想精华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即是这个道理。

(二) 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

2018年8月8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积极参与、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研究和解决全球性、区域性重大问题，在更多前沿领域引领科学方向"。^[25]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推动社会进步、科学发展、技术突破、经济增长、文化传承创新等越来越多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形式出现，解决问题的理路不考虑学科的界限，而是综合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把相关的学科结合成一个创新性的科学共同体，各学科的成果融会贯通，各学科的方法交相辉映，以解决大工程、大生产、大经济、大环境等大问题为目标。"采用多种学科的方法研究某一物质客体或某一课题，这是当代科学研究的一大特点。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研究的对象和课题大都具有多学科的特点。"^[26]基因工程、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经济、生态、战争等重大问题的破解都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协同攻关、取长补短。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需要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不同学科的知识要形成一个特定的知识结构并内化于受教育者身上"。^[27]碎片化的知识、封闭式的学术难以造就担当时代重任的复合型人才，难以担负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德育为例，只有充分挖掘不同学科的德育养分和价值，多学科相互补充、相互衔接、共同促进，形成全方位的完整德育体系，才能取得实效。另外，学科本身发展的互补性与不均衡性，提升学术资源整合利用的有效性等，也需要学科的协同发展。

(三) 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学科的战略规划。非理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盲目跟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尤其面对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着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迅速兴起、日新月异，学科发展必须进行科学的战略规划，从顶层进行设计，树立"大学科"理念，无论是国家层面、高校层面还是学科层面都应在准确研判学科发展现状、精确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安排，避免盲目竞争、重规模轻质量、过度趋同、以自我为中心等缺陷，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学科互补、交叉融合，推动学科协同发展。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信息化交叉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学科、科研良性互动，实现大平台、大项目、大基地、大学科整体布局、协同发展"。^[28]当前，国家审时度势，站在全局高度，围绕全面发展，积极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趋势、大机遇、大挑战，大力实施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全新战略，就是推动学科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但是如何通过建设新工科提升国家硬实力，通过建设新医科提升全民健康力，通过建设新农科提升生态成长力，通过建设新文科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必须总体战略布局，"重新梳理组织关系，在知识上形成协作网络"，^[29]打通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壁垒，推进学科跨地域、跨领域、跨国界、跨文明的深度合作，整合各学科分散资源和各方力量，以"问题"为导引，在攻关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学科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和生态环境。

创新融通的学科文化。"不同的学科都会形成有其特定的学科文化传统，并且学科借助这些文化传统的薪尽火传而建构起其处于动态稳定之中的‘学术部落’，瓜分着其‘学术领地’"。^[24]学科文化凝聚着一个学科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在云(云计算)物(物联网)移(移动互联网)大(大数据)智(人工智能)时代，万事万物互联互通已是大势所趋，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吸收也是必然。学科文化与学科知识水乳交融，学科文化的融通推动了学科知识的融合，学科知识的融合也反过来推动学科文化的融通。学科文化因交流互鉴而精彩、而不断产生新的文化、而不断推动学科的协同发展。建立融通的学科文化，要充分汲取先贤的智慧，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对外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态度承认学科文化的差异，放弃傲慢和专制，善于发现其他学科的优势和特点，尊重各异的学派风格，在情感上善待和吸纳不同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对内要"保持谦逊的态度，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局限性，准备接受别人的援助之手，也准备伸出自己的手帮助别人"。^[27]在创新开放融通文化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界限打破、藩篱取消、门槛消除的多学科协调协同发展。

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指挥棒，对学科的发展起着引领作用。当下的学科评价"为了方便政府的量化管理、评估机构的定量评价和媒体的学科排名，学科知识的整体性被抛弃或忽视，学科诸要素均被指标化或定量化"，^[30]普遍存在重指标轻质量、重结果轻过程、重时效轻长远、重共性轻特色等现象。不合理的评价体系和有失偏颇的评价导向是导致学科非理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根植于中国教育生态系统和中国大地的学科"要想真正立于世界一流学科之林，必须构建自己的评价体系"。^[31]政府部门也已经注意到了现在学科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在关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就明确提出要"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32]虽然有了政策支持，也有理论支撑，但是具体到实践层面依然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评价失去了原来本真的意义，评价存在的基本价值被扭曲，评价成了助长非理性竞争的帮凶。要实现学科的协同发展，改变现行评价方式和导向，必须重新审视和明确评价的目的和初衷，让学科评价回归服务学科发展的初心。把学科发展的前瞻性、情境性、引领性、整体性、互补性、特色性、开放性等要素纳入指标体系，真正发挥评价的诊断调节、激励引导作用，让学科发展回归本来轨道，以此推动学科生态系统的优化协调协同发展。

四、结语

总之，在学科发展的进程中，竞争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33]的新时代的到来，学科发展需要竞争，更需要协同共进。协同并非否认竞争，而是建立在良性竞争基础上的协同。竞争与协调不可偏废，通过协同能够形成更强有力的竞争，通过竞争可以达到更高层次的协同，最终不断提升包括"一流学科"在内的国家学科建设整体水平，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