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评估实施至今已走过18个年头，是学科评估“成年”的年龄，当然也不负众望地具备了相对成熟的品质：求真、反思、再塑。在学科评估的推动下，我国的学科和学科建设也逐步走向成熟，并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有必要厘清正在进行的第五轮学科评估是如何实现理性回归的，厘清回归的机理有利于我们站在新的高度精准把握学科建设的规律再出发，更加顺利地朝着世界一流的目标奋进。

要厘清回归的机理，解释和理解“学科”“学科建设”及其内在联系是回避不了的问题。学科与学科建设似乎一直处于混沌状态，源于学科与学科建设在学界没有固定的定义。要研究两个“混沌”之间的联系，本身就不太可能或者说是有多种可能性。学科是一门学问的知识集成，是系统性的知识体系^[1]，是围绕知识体系建立的组织^[2]，是知识存在的基本形态^[3]，是分门别类的知识集合或开放而非封闭的知识载体^[4]。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境通过不同的视角就有不同的定义，每一个定义都蕴含着特定的哲学假设和价值取向，并导引着不同的建设实践^[5]。“学科建设”单从字面理解就能体会出两层意思：“已存在的学科要建设”和“建设产生了学科”，若从存在的先后次序看，其二者的关系无异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问题总是在不断的争论和探讨中得以清晰。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后来者更多地关注“路的尽头”，而贫于思考“路的由来”。人的趋同心理为语义场的辐射提供了媒介，促进话语体系的不断扩张形成语言习惯和思维惯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并塑造出代表时代的标志词。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是主流的政治话语，以“革命”为中心的语义场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度造成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冠以“革命”的称号；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百废待兴，以“建立、设置”为本义的“建设”成为社会的话语体系中心。^[6]其动因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指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等横空出世，以“建设”为中心的语义场毫不例外地波及到高等教育领域，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相继诞生并得到大众的追捧，并就势从“一般表达”上升为“文件用语”进而转化为“政府语言”，实现了学科建设词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革命”的“孪生兄弟”是“运动”，“建设”的“同胞兄弟”是“计划、工程、项目”。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其背后的语义无不体现着“建设”，预期达到规划制定的目标，其结果是“屡试不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造就了今日中国经济之辉煌，证明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性，同时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秀基因“计划”与“市场”。作为“建设”的成功典型，其示范效应拓展至社会的方方面面。建设逐渐演变成为“成就目标的过程”，只要规定了目标，就需要建设过程，随之而来的就是“计划、工程、项目”之系列手段。其实，从“学科”的本意“建立和设置”来看，随着1983年学科目录的初步建立，“学科建设”的任务就基本完成，现在“学科建设”之“建设”更多的是在使用其“成就目标的过程”的衍生意义，即“成就学科目标的过程”。以前这个目标或许是“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现在或许是“世界一流学科”“国内一流学科”。

学科建设作为政策话语独具中国特色^[6]，在国外甚至找不到固定的与之相对应的外文翻译。学科建设一开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犹如一个未开垦的未知领域，人们既兴奋又忐忑。面对“一头雾水”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借鉴国内外前人的认识进行探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解纷至沓来，但总觉得未能切中要害。直至1986年第一轮国家重点学科启动，人们才从遴选条件中找到了“标准答案”，似乎豁然开朗。在这之前人们研究学科建设，讨论的主题主要还集中在学科的“建立和设置”问题。这之后以“学科方向、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条件建设、学术气氛”为核心的学科建设浪潮在中国大地开启了“雨后春笋”和“风云迭起”模式。学科规训制度顺利得以贯彻落实。当然，规训制度的实施，还有一个前期铺垫和后期推手。学科目录的设置作为前期铺垫或许只是个“意外”，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范学位授予按知识分类构建的专业目录，其分类的基点是“成熟知识的相关性”。虽然分类标准是否适用于“未来知识”的探索，还存在争议，争议的有力证据是“科技部与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往往不一致”，但高校作为学科建设“天然战场”，其主管部门教育部所做出的学科目录的划分方式自然被学科建设者们认可，其意义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于是教育系统中，“任何个别的规划和设计均难以逃脱国家层面的宏观知识规划以及学科专业目录制度的约束”^[6]“在学科专业目录和国家重点学科评选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约束下，大学的学科建设活动只不过是在为国家的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政策‘背书’”^[6]。巩固学科规训制度的有力推手是“学科评估”。虽然第一轮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与第一轮国家重点学科遴选指标体系在表述上稍有区别，但基本保证了“要素”的大相径庭。在2002年第一轮学科评估的“推波助澜”下，学科建设的内容得以固化成形，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演化。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作为学科建设“成就学科目标的过程”之要义的“开拓者”和学科规训制度的有力“推动者”虽然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只“隐形大手”的“后作用”还将继续发挥。

在人们看来，一个结构只要有“输入”和“输出”那就是系统，中间的“黑匣子”只是“运行机制构成的整体”，作为宏观管理部门那不属于他们该关注的事情，应该交由系统的具体运营者负责，这是社会分工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企业是典型的系统，经济效益是主要的目标追求，绩效则成为衡量“效益”的标尺。不变的投入，降低成本或提高产品质量是提高绩效的途径。企业对效率的追求取得了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在类比思维的作用下，其成功经验发挥了辐射效应。学科在不知觉的情况下也被定义为“一个由人、财、物等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7]，是一个通过“投入”获得“产出”的过程”^[8]。学科建设一定存在着自身的规律，以“建设”为话语体系的经济发展的方式是否适用于学科建设，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规律探讨”还不够明朗时，借鉴类比的成功经验未必不是一条路径，人们认识世界的初选方式无不都是借鉴已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计划”是资源相对匮乏时为实现既定目标作出的无奈和明智的选择。“985”“211”高校及其学科建设创造的成就无不携带着“计划”的影子，资源相对富足的今天，“双一流”建设虽然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着“计划”的基因，但整体上正朝着“计划”与“市场”调和的方向发展。

虽说学科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学科的“知识说、组织说、规训说”在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知识说认为：学科是关于一门学问的知识的集成，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组织说认为学科是围绕知识体系来建立的组织。规训说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社会的规范，学科主要表现为一种规训制度。^[9]知识说似乎才是学科的内涵表达，组织说是学科引导功能的表达，规训说是学科管理功能的表达。这为我们深刻理解学科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方向线索。

世界原本是有规律的，在人们还未认识它之前表现为混沌，或者说世界本来是清晰的，只是人们现有认识水平造就了一块“毛玻璃”，人们在透着毛玻璃看清晰的世界。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是客观的存在。而知识是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的结果总和，是符合文明方向的^[10]。知识是人类智识生活的结晶^[11]。这些来自哲学或者是社会科学的“形而上”解释，为我们理解规律和知识提供了方向。规律存在于“人”之前，“知识”存在于“人”之后。规律本就存在，等待的是人的探索。“单一系统”下运行的规律更像是“规律碎片”，在人的思维功能的作用下，“规律碎片”朝着正确方向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整合形成知识，继而被人们再利用，对世界进行再认识，如此反复，人的思维功能不断被训练被强化，认识水平被提升，“毛玻璃”才慢慢变得清晰。学科建设正是寻找碎片链接逻辑的“操作”，在规律探索基础上形成的“有用创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知识是人创造的工具，也是创造人的工具。“知识论”为清晰勾勒学科画像奠定了逻辑起点。知识本身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其实用性表现为“建自螺旋循环”和“促它螺旋循环”。“自螺旋循环”中，人创造知识是为了教化更高层次的人从事更多知识的创造，达成自我满足感，“它螺旋循环”中，不断升级的人可以改造升级世界向更高的文明方向发展。“自螺旋循环”构建动力来自于人的本性，对未知的好奇。“它螺旋循环”更像是“自螺旋循环”被利用的衍生品，成为了人改造世界的工具。“自螺旋循环”与“它螺旋循环”中的本质关系指导了“基础理论学科”与“工程技术学科”的分离。“基础理论学科”看似不知道“为什么而研究”则深耕于“工程技术学科”，“工程技术学科”看似有明确的“应用目的”，实则基于“基础理论学科”。

学科的“知识”特性，决定了只要是有构建、丰富、发展、创新知识活动的主体都应该具有学科建设，如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也可指政府组织或民间机构等。但现实情况是学科建设成为了高校专属的标签。这恰恰源于知识实用性构建的两个螺旋循环：“自螺旋循环”的“教化更高层次的人从事更多知识的创造”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决定高校同时具备“知识”发挥作用的两个“循环”的生存空间，而立于成于高校，构建起了学科与高校的“血缘”联系。当然规训制度也在其中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原理倒推”，人们进而对学科有了更多的认识，还原了学科本该有的样子。学科方向：知识领域众多，任何一个高校都不可能面面俱到，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向是学校顶层设计的需要；师资队伍：从事知识创造专业人的组合，是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的主体。科学研究：探索新知识、探索新知识的组合方式、运用知识到新领域的过程。人才培养：传授知识教化更高层次的人从事更多知识的创造，服务人类改造世界。条件建设：创造知识、传授知识所需的必要的物质、制度和文化建设。社会声誉：知识创造、知识创新、知识传承、知识运用过程中作出的贡献及社会反映。所有的一切似乎均与知识相关。学科似乎“就该”围绕知识展开，甚至是知识的“化身”。从学科目录的设置原理看，学科的确又是知识划分构成的“知识体系”。这或许不是逻辑的巧合，而是已经存在的事物规律被人们发现。并以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被认为是正确的，也恰恰是政府部门需要的，顺理成章地成为有关学科的一种“知识”。随着“学科画像”不但被勾勒清晰，其学科建设的内涵也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历史就是这样在“螺旋上升”中走向文明的更高级。

柏拉图认为知识被确定的标准是：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而且是被人们相信的。衡量“正确”的标尺把握在管理者手里。管理者认为正确的、被验证过的，且被人们普遍认可的知识是管理者实施学科建设的目标，管理者试图构建一定的规训实现拟定目标。另一方面，人们总希望把“黑匣子”的具体结构弄得更加清晰，但无论是探索规律还是创造知识都逃离不了从“模糊”到“模棱两可”到“清晰”的“宿命”，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或许相当漫长，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依赖思想不断“作祟”，总希望有人能提供“一缕阳光”指引前进的方向，管理者的“企图”和“执行者”的“依赖心理”似乎是“瞌睡”遇到了“枕头”，二者一拍即合，管理者的规训想法顺利得以实施，而且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执行者的依赖诉求。

“建设”的“同胞兄弟”是“计划、工程、项目”，学科建设也逃脱不了“魔咒”。“评估”是人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世间任何事物都难逃脱人的理性“计算”或直觉“判断”^[12]。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下，在资源有限的今天，“计划、工程、项目”的出发点就是效益，只有提高效益才能基于现有投入创造更多的资源，服务更大的梦想。基于精准评价的“绩效评价”从经济建设引牵至学科建设。在这里我们不对“学科建设绩效评价”的适应性做过多探讨，因为在还未找到更好的评价方法前，成功的经济建设绩效评价是唯一值得借鉴的工具。“对标”是实施评估的基本遵循，管理部门总希望制定科学的标准来精准落实“投资回报”，指标体系在目标调整中得以调整，这种调整依赖于主管部门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对目标追求的不断升级，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也不例外。依托学科内涵构建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落实规训制度指导高校进行学科建设，扬优势补短板，这是评估本应该有的原始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在高校间形成竞争机制，促进执行者不断改造“黑匣子”结构，探索更为高效运行的机制。功利主义甚至认为：作为政府主办的高校，政府的投入作为输入，其响应(输出)就应该是其希望得到的结果，至于“黑匣子内部如何运行，如何提高绩效”那是高校作为专业者该研究的课题。管理者只关注绩效如何和如何依据绩效进行针对性再投入两个问题。然而，这是被现实困境所局限的“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实困境是眼前的形势：一是我们的资源还没有足够丰富到可以实施均衡配置的程度，二是只有差异化投入才能形成竞争，进而发挥“领头羊效应”，引领整体奔向资源更加丰富的程度，这两个困境形成相互促进的闭环，螺旋上升，最终实现困局的解困。

大学本是制造和传授高深知识的机构，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方面降低了人们对高校的崇敬程度，大学从高不可攀的神坛跌落，就像是义务教育一样“人人接受、人人参与”人人都是“专家”。“评头论足”间对大学的要求愈加严格，也弱化了社会对大学的原本“信任”。“交钱读书、投资办学”就应该“产出绩效”，大学也被假想成了市场。家长需要成绩单来指导志愿填报或获得荣誉和认可；社会需要成绩单来指导寻求合作对象或获得纳税回报认可，政府部门也需要成绩单来指导资源的再投入，面对政府和社会的“问责”，大学也迫切需要排名不断提升的成绩单来回应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多方需求具有趋同性。共同的目标需求，提供了“评估”生存的土壤。理论本应该是指导实践最有力的工具，学科建设已经被高等教育接纳认可，自然也是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其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本应该是指导学科建设实践的首选工具，但相对于晦涩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而言，信息简洁、数据精准的排行榜似乎更科学客观^[12]，更适合作为“成绩单”给各方提供“证据”。在这种强大合力的烘托下，评估变得“更加残暴”，“唯排名”似乎唱了主角。功利性的异常强大，将评估本应该有的“建设指导功能”逼到了“墙角”。国家需求、社会需求、学校需求或者是其他个体对于学科评估需求在不知不觉间产生了矛盾冲突，这种冲突阻碍了评估理性作用的发挥，“为评估而评估”本不是政府部门的原意，因为他们的初衷是获取“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的“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调和这一矛盾，需要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部门保持“头脑”清晰，在保证满足各方需求的同时，通过评估方式的调整，实现“天平”的平衡。

2002年至2020年学科评估进行了五轮，走过了18个年头，其指标和方式一直在演变，释放了政府部门愿意向“真”靠近的“诚意”，虽然向真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方向已经明确了未来。学科评估的逐步归真得益于人们对学科和学科建设认识的深化。聚焦立德树人、突出诊断功能、强化分类评价、彰显中国特色的评估原则无不体现了“学科建设”的理性回归，第五轮学科评估长成了“成熟模样”。这里我们只例举第五轮学科评估的几个重要转变来说明改变的正确。首先是人才培养一级指标的前置：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知识构建的自螺旋循环”“教化更高层次的人从事更多知识的创造”本身也是学科建设的本属意义。人才培养前置回归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首要目标的本意。其次是“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指标的首次提出：“为谁培养人”是高等教育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源于学科的“知识”定义。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知识是“规律碎片”的人为加工。“规律拼接”的逻辑遵循有用性，适应于政府部门的目的需求。所以以知识传授为途径的人才培养首先要明确“知识”的指向性，并以知识的指向性确定人才“形状”的指向性。三是淡化人才“帽子”和“成果不随人走”：人才“帽子”是对科教人员“已创造知识”的肯定荣誉，不是对其“再创造”知识能力的总结，“帽子”代表的是过去，不是未来。但“帽子”却是成果“换来”的，成果诚然是学科评估的指标，人才的引进会带来“成果”和“帽子”两个指标的双重利好，功利主义的盛行一定会造成人才的无序流动，造成学科运行体制的混乱。成果的流动带来的只是“知识所有权”在系统间的流动，并不符合学科建设的本质要求“促进知识总和的增加”。淡化人才“帽子”和“成果不随人走”两条举措将扼杀人才无序流动的“元凶”，回归学科建设的本质。四是以学术成果为牵引的学术论文展现形式。学术成果是人们创造知识的结晶，学科方向是大学既定的“开垦领地”，学术论文是学术成果的展现形式之一，不成体系的“支离破碎”的学术论文无法按照知识的逻辑实现“相加”进而形成有用的知识和知识体系。以“论文数量是从”的评价机制，滋生了“唯论文”，游离在既定研究领域之外的所谓学术论文是基于“数量评价”的结果，容易滋生学术泡沫。基于聚焦的成果评价方式将促进对知识的“深耕”。五是以“提供社会服务案例”留白形式：给不同类型大学和学科提供了“自我供述”的空间，只要是知识创造过程中的成就都有载入的机会，包括那些不可计量的成果。这些都是学科建设认识升级带来的改变，“学科建设”有别于“经济建设”的认知一直都被政府部门所接受，只是这种改变需要随时间推进的更高层次的指导。

第五轮学科评估虽然“沿着学科的本质”作出了逐步“归真”的表现，但毕竟学科评估目前只走出了前半程。后半程还需要警惕几个问题。一是将评估作为已知印象的求证。历史上对大学好坏的评价大多依赖分散、相互独立的“专家意见”，经过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所谓的“声誉”^[12]，声誉容易先入为主成为认识事物的“刻板印象”，学科评估专家会不会依据“刻板印象”倒推“学科的优劣”，进而旨在评估材料中寻求有利于“印象”的证据。那么评估则失去了现有的意义，“先有定性结论，后有证据支持”的评估，不可能将学科绩效评价出来，不利于大批“黑马”出现，也产生不了“鲶鱼效应”，政府部门希望得到竞争效果也不会产生出来，这需要政府部门对专家的“谆谆教诲”。二是排名方式的公布形式，虽然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中指出，多元呈现评估结果按照“统分结合”的思路，先公布单项特色指标评估结果，再分层分类发布总体评估结果。但如何实现确实是一个值得长期探索的命题。毕竟学科类型不一样，学科规模不一样，学科功能不一样，很难用统一的标准进行名次划分，但排名又是各方的真切需求，相信在“现实需求”与“理性回归”之间政府部门能做出理性选择。政府部门不直接公布单项指标排名和综合排名结果，而是依托学科评估报告，重点对学科发展现状及其优势和不足作出分析，客观分析各项指标相对第四轮学科评估的进退情况，并“点对点”地给出本学科的单项指标排名和综合排名，高校自然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成绩对外公布以满足社会的关切。只有政府部门掌握全部“成绩单”，而“成效”又以“支离破碎”的方式得以公布，不断满足了各方的需求，才能引导媒体和社会更多地关注“成长”而不是“身份”，这或许是目前最好的方式选择。只有有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学科评估才真正摆脱了评估陷阱，还原“以评促建”的评估本意，推动学科和学科建设走向更高水平。

在我国，学科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特定语义场的引伸，逐步从建立、设置学科演化为“成就学科目标的过程”，其逻辑起点源于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一开始学科只是学科建设的“黑匣子”，其内部结构并不被人认知，只知道其原点是“知识”，而对于学科怎么建、建什么还所知甚少。基于对效益的追求，学科作为一个系统被列入建设和评估的对象，相应的指标在探索和实践中被“生产”和“制造”出来，作为学科规训制度的抓手，在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指标和学科评估指标“界定”下的学科建设内容被学界慢慢接受。“被界定”的学科建设，在“知识”生产实践过程中得以验证有效，反作用于学科，使得学科的轮廓更加清晰，进一步指导了学科建设内容的优化调整。“双向螺旋循环”推动“学科”和“学科建设”走向更高层次，推动了学科建设成效的辉煌。知识的“实用”属性，造就了“自”“它”两个螺旋循环，“建自螺旋循环”的动力来自于人对未知领域的好奇，目标是教化更高层次的人从事更多知识的创造，达成自我满足感；“促它螺旋循环”是“衍生品”，被人利用成改造世界的工具，从而决定了学科的本性是分类进行“探索新知识、探索新知识的组合方式、运用知识到新领域”，而不论哪种类型，其本质都是在“创造知识”。随着学科“黑匣子”的不断清晰，一个“借鉴—反思—再塑”的过程得以完成，学科评估由最初的指导建设工具、评价绩效工具、检验成绩工具逐步向“指导知识创造工具”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