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7日，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20年度会议暨第四届全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在哈尔滨召开。论坛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研教委)、学会会员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及《研究生教育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共同承办。论坛采用线下线上相融合的方式进行，30余位研究生教育的专家学者现场出席，近400余位专家学者同步参加了线上活动。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原副校长丁雪梅教授和研教委主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刘惠琴教授分别致辞。丁雪梅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更艰巨的使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从小到大的发展较易，但推动研究生教育由大到强，则需要建立更加完善、丰满的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刘惠琴教授认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发展需要搭建平台、构建学者共同体。

本次论坛设有“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建设与治理体系构建、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与质量评价、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三个主题，共有20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报告，线上与线下的与会人员围绕报告内容展开了深入讨论。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深入，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与治理体系也不断调整变化。在“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建设与治理体系构建”专题讨论中，与会代表关注研究生教育的规划、治理、建设、评价等问题，发言专家一致认为研究生教育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研究需要为规划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改革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引领。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体制纵向上由中央政府、省级单位和培养单位三级组成，横向上表现为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管理的制度交融，主要通过规范性文件、重点建设和宏观调控等政策工具推动改革和发展^[1]。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刘惠琴教授首先做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专题报告，她主要介绍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成就、挑战、发展动因、总体目标和方案特色。自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以来，我国逐步完善了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学位制度，建立了中国特色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人才，有力支撑了行业产业发展，形成了国家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高校主体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格局。但是，依然存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认识不足、结构与质量亟待调整提升、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滞后、人才需求与就业状况的动态反馈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2019年，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由清华、北航、人大、天大、北大等五所高校的专家和研究生院领导共同完成并形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该方案明确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以上，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进一步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更加健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衔接更加紧密，发展机制和环境更加优化，教育质量水平显著提升，建成灵活规范、产教融合、优质高效、符合规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方案以按需规划发展、提升培养质量、优化质量规格、注重实践创新、发挥行业企业作用为特色，涉及未来五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结构、布局、导师队伍建设、培养模式改革、职业资格衔接、评价评估制度、行业产业协同、就业动态反馈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政策引导效应。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建教授结合管理学，以“基于成长链的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建构”为题，分享了他对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思考。他认为，传统的行政管理正向现代公共治理过渡，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也将发生重大变革。政策是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内外及层级衔接式建构的天然介质，教育政策从政府顶层设计流出，结合国家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经由各级部门，传输到高校并扩散开来，政府、高校行政、学术系统、研究生、社会相互作用形成多元共治模式。从成长链的视角来看，测算政策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和政策执行绩效是优化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政策绩效评估要聚焦在“学生成长链”。基于此，保障政策应该加强顶层设计的党政引领，强化政策执行的层级协同，形成内部治理常态运作扁平化与非常态运作聚焦化的协同机制，并落实高校研究生教育治理能力持续现代化的实施策略。

随着研究生规模、经费、利益相关方的扩张，教育评估的意义和影响更加凸显，评估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受到瞩目^[2]。如何实现以评促建、科学评估？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杨颉教授分享了他参与评估工作时产生的思考。他指出当前研究生教育评估中，名牌院校和普通院校间、导师与学生间、过程与标准间、学术与学位间存在若干悖论，比如名牌院校导师的精力投入不足而普通院校导师的指导能力不足，又比如高年级学生容易为了顺利毕业获得学位而规避有挑战的学术工作。他还指出在评价方式方面，存在过程评价较难量化、综合评价则容易造成结果泛化模糊的问题。因此他建议，评估是指挥棒，但是要举重若轻，应该强调增值评价，从外控转为内控，才能更有利于质量提升；需要引导正确的价值判断，制定合理的评价方案，采取可信的方法手段，酌情进行评价投入。

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可以直观呈现国内外、各层级教育发展程度和态势，可以形成跟踪研究、动态监测，可以为评价和决策提供客观依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王传毅副教授对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与应用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研究展望。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的构建以系统论为基础，涵盖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个维度。通过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可以分析中国研究生教育整体、省域博士研究生教育、省域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变化。研究表明，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态势稳健，是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全方位良性发展的综合体现。省域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研究中，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天津、辽宁、黑龙江、湖南、吉林、辽宁、四川、甘肃、安徽、福建、山东、重庆、浙江的规模、质量和效益三个维度得分都相对均衡；陕西、河北、内蒙古、山西、新疆、云南、河南、江西的规模维度得分较低，但其质量维度得分高于效益维度得分；广西、贵州、宁夏、青海、海南的规模维度得分较低，其效益维度得分高于质量维度得分。省域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研究中，由于北京、上海、江苏占据了大量的资源，指数排名相对较高。无论是研究生整体还是单独的硕士研究生教育或者博士研究生教育，均可以证实，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和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与之相呼应，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黄海军副研究员介绍了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课题的研究进展。这项研究选取部分国家研究生教育为对象，以“本体—功能—保障”为框架，尝试分析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充分度、贡献度、保障度；并从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指数的理念、内涵与框架出发，诠释了研究生教育越来越凸显的战略地位。

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涉及招生选拔、教学科研、毕业评审、实践考核等多个环节，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是衡量大学、地区乃至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在“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与质量评价”专题讨论中，与会代表探讨了博士论文评审、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导学思政等多个热点问题，并分享了多个研究生培养的案例研究，为学校和专业培养高质量专业化人才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高深专门知识的生产和应用，高深专门知识往往具有前沿性、不确定性、多变性，这些特性使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培养过程与本科教育迥异^[3]。博士生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顶端，学术性与博士生教育密不可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以博士论文评审为切入点，介绍了目前博士生论文评审存在的问题，并对评价博士论文的新指标进行了介绍。博士论文评价标准的设立是导向性问题，关系到博士生培养质量。学术性的教育评价应该区别于形式化的教育评价，局部评价相加不等同于总体评价。他基于波兰尼对学术成果评价的三个标准，提出博士论文评价应该具备精确性、关联性、原创性。精确性包括逻辑的严密、结构的严密、论证的严密、材料的精准以及表述的精准，能反映出作者的学术思维能力、论证能力和表达能力。关联性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与已有研究的关联性及其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熟悉程度、选题的意义、问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等。原创性即论文在问题提出、方法或理论方面的新贡献，应作为博士论文的核心指标。第一和第二项指标注重评判论文的基础和过程，而第三项则评价论文的结果。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地位日益凸显，进行高质量培养改革的紧迫性更加突出。教育部及相关专家呼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核心进行深化改革，要坚持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加大联合培养力度、评价机制面向需求^[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马永红教授对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内涵与外延发展状况等做了介绍。广义的科教融合指知识的传播、应用与创新，一般在政策文本的表述中，学术学位要推行科教融合、学术创新，专业学位要推行产教融合。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已逐渐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体，产教融合已经成为衡量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水平重要维度和评价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信息、资源、制度等要素相互整合。她带领课题组测度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发展状况，结果显示，专业学位研究生拥有双师型导师指导的比例逐年增高，案例教学深度得到明显改观，但实践基地制度实施效果有待提升。同时，研究结果也充分表明近年来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产教融合发展紧密相关，展现了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断提升的良好势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赵世奎研究员分享了关于研究生教育科教融合的几点思考。他认为，科教融合有多个层次，从宏观来看，科教融合是不同主体间资源的共享互补；从中观来看，是一种科研和教学职能的融合；从微观来看，是以科研为纽带、以探究为核心，教学活动和学习活动的融合。科教融合的理念应该从模式探索到体系构建，从支撑到引领，从管理到赋能进行转型。他提出进行科教融合的四项举措，一是优化科研评价资助导向，加强项目实施过程中支撑人才培养效果的考核，建立常态化的研究生科研资助体系；二是健全科研人员聘用制度，建立与科研分工相适应的科研岗位体系，把博士生从服务性、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三是改革研究生导师评聘制度，推动招生指标从按科分配到按教分配，推进跨学科、跨学院、跨部门的集体指导；四是探索高校扁平化管理改革，弱化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刚性归属，鼓励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兴趣建立虚拟学术组织。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素质影响着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对研究生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导师的指导行为个体特征鲜明、形式多样，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耿有权教授从研究生教育中的“因材施教”问题出发，谈及孔子根据学生的性格、智力、志趣、特点等进行差别化教育。但当今现状，执行因材施教对导师的能力考验很大，需要考虑更多技术和素质因素，比如性别、性格、基础、修养、智力、志趣、意愿、能力，层次、学科、专业、创新偏好、职业追求，以及国家来源、民族来源、地区来源、家庭环境、定向单位等。他认为，要提高研究生导师的综合素质和“识人能力”，完善定期和不定期培训制度；要对导师进行因材施教能力考核，充分发挥优秀导师传帮带作用；学校要为导师因材施教提供充分的时间、空间、权力和条件，以确保能在全校范围内形成因材施教的育人精神、育人文化和氛围。此外，他还建议加强研究生导师学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顶明教授介绍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导师队伍建设的发展历程，并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导师培训现状。以博士生导师遴选为例，在1981-1984年，博士生导师是由各学校推荐，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最终受国务院批准的；在1986-1993年，直接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1995-2010年，放权实行各学校自主选聘导师；2010年后，部分学校允许学院组织导师选聘。当前，导师遴选的基本条件包括思想品德、职称、年龄、学历、科研成果、教学指导经历等，但是品德和教学指导质量并没有切实考察的方法^[5]。在此背景之下，导师制度建设、开展导师培训成为保障导师指导能力和指导质量的重要内容。从导师培训的国际经验看，英联邦体系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岗前培训模式，强制要求导师在正式指导研究生之前参加相应培训，内容包括介绍学校相关制度和导师职责等；二是采取过程性的培养，主要针对已经在岗的导师，开展导师指导技巧工作坊；三是岗前培训与过程性培训并举。最后，他从时间、空间、内容及主体四个维度对我国下一步开展研究生导师培训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师生关系在研究生教育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多位学者研究认为，师生关系对立德树人、创新能力、个体发展等具有积极影响^[6]。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马杰博士汇报了她与别敦荣教授共同开展的“我国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调查研究”。该研究将师生关系置于人际交流行为理论框架，从影响力和亲密性两个维度测度师生关系的“权威—平等”和“疏离—紧密”程度，划分若干师生关系类型，并分析师生个体背景、互动情况以及环境制度等因素与不同师生关系类型的关联性。他们的这项研究发现，平等紧密是研究生教育师生关系的理想型和主要类型，研究生与导师的群体类别特征不太影响师生关系类型，交流质量是发展平等-紧密型师生关系的关键因素，环境条件对研究生发展和导师的平等紧密关系影响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7]。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党委书记李娟研究员的报告探讨课程思政的设计与改革方案：在课程设计方面，内容应涵盖立德树人的思政元素，体现国家同向同行的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培养批判性的思维、系统性的分析、逻辑推理判断能力；在教学改革方面，应该创设情境，引导和启发研究生自然而然地形成情感认同；教学考核的指标也要有相应变化，从知识点到价值、情感、思维、逻辑、自主观点等；同时，对于教师的培养，需要强化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意识，提升应对前沿热点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争论中发挥价值引领效果，并在管理绩效上体现出对教师这方面工作的激励。

关于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术学位研究生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教育目的、方式、审核等方面有不同标准和要求，因此案例研究十分必要。对于艺术类研究生，研究能力并不等同于科研能力，而是强调思维对实践的指导作用^[8]。中央音乐学院原研究生部主任丁凡研究员主要分享了艺术学科学位体系面临的两个困境。首先，艺术学科学位体系的评价标准常将文字表达的理论研究成果列为首要标准，而把艺术实践成果放在次要地位，这实际脱离了艺术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其次，我国缺少表演、创作、教学等领域的专业型博士学位，使得大量优秀的硕士毕业生流向国外深造。因此，她呼吁遵循艺术人才培养规律、健全中国艺术学位体系，这是国家文化战略对高层次专业实践型艺术人才的需求，是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与国际平等对话的需要，是国内高等艺术院校和普通高校相关人才及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人才分类培养目标及口径扩大和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需要。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顾建民教授的研究关注博士生招生方式与培养结果的多重关系。他基于案例大学两年博士毕业生培养数据，分析直接攻博、硕博连读、普通招考、“申请-考核”制下的短学制生源与长学制生源的培养结果差异。数据显示，长学制生源优势显著，申请考核方式优势显著。从三种培养结果的角度来看，延期时间受招生方式影响最大；分学科角度看，招生考核方式对应用硬学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另外，除纯软学科外，申请考核的方式加大了对考生前置学校的考察，但前置学校对培养结果却没有显著影响。他建议博士生招考既要关注效果也要关注公平，还要考虑学科的差异，才能选拔出高质量生源。

实践能力是培养专业硕士的核心，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培养过程之中^[9]。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谢颖主治医师介绍汇报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实践案例。鉴于传统的临床教学中，临床思维培训模式多为带教老师言传身教和知识讲解，学生处在被动的接收状态、缺乏主动性，且带教师资水平、实践过程中的临床案例、教学医院的优势、劣势科室条件存在异质性，其所在的课题组尝试在线上开展以案例为基础的整合式教学。课程教学以临床真实病例为基础，学生在课前根据提供的材料进行自学自测，课中学习小组进行充分讨论，老师则负责引导讨论方向并在出现分歧时答疑解惑，课后基于学生总结老师可以精准施教、进行反馈。通过对比研究发现此教学模式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提出整合教学可在疫情防控常态下，长期、有效、有序地组织实施，并促进住院医师临床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

深圳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讲师王远汇报了深圳大学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所做的努力。深圳大学结合地缘优势，将“创新、创业、创意”的三创概念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在交叉学科、产学研融合、在线课程、通识教育等方面推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当今，我国正处于创新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生教育是最高层次的国民教育，是培养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科研潜力的重要标志。研究生教育高质量的发展是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内在支撑，同时也充分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在“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题讨论中，与会代表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着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意义。

“十三五”期间，我国明确了“走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形势下，对农业高校和专业学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10]。中国农业大学李健强教授的报告围绕“研究生教育与乡村振兴”展开，以农科研究生为切入点。他指出，新时代的研究生教育需要契合国家战略、服务社会需求，靶向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他通过四个研究生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展示了多学科多类别研究生参与乡村振兴，研究生教育服务时代进步的意义与可能性。他还提出打造研究生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共同体不应有边界概念、建立教育系统内部新循环发展新机制及架构志愿服务和实践育人并举新路径三点建议。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彭湃副教授通过分析研究生教育的产品属性、需求属性、供给属性、投资属性、生产属性，阐述了研究生教育在经济学上的独特性。首先，研究生教育是具有一定正外部性的私人产品。其次，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可以总结为五种——复杂劳动需求产生的派生需求、前置教育需求不满足时的补偿需求、职场“做中学”需求的替代与互补需求、与经济波动逆向的反周期需求、就业市场准入可能导致的教育盲需与刚需。再次，研究生教育是高度受控制的供给、是结合了需求的供给、是结构不平衡的供给。研究生教育是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是兼具直接生产功能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兼具直接生产功能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具备较强信号作用的人力资本投资。最后，研究生教育既可以收获载于头脑中的隐性、无形的知识，又可以直接生产载于各种出版物的显性、有形的知识。同时，由于研究生教育的组织形式非常灵活，其生产成果更具显示度。

研究生教育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持续人才供给，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环节。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仅直接关系着高校的创新成果，也影响着区域和国家的科技创新、经济增长^[11]。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杜帆汇报了他和自己导师李立国教授的研究。该项实证研究基于横向创新(水平创新增长理论)与纵向创新(熊彼特质量阶梯理论)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空间布局和区域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创新与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在地理空间的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的倾向，虽然研究生教育对区域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正向的溢出辐射效应却是有限的，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和累计规模的溢出辐射效应均在300公里附近达到峰值。基于上述发现，他们建议在优化区域研究生教育布局中，要充分利用羊群效应、溢出效应、空间特征，在热点区域形成协同创新发展，在冷点区域推进产学融合、留住人才。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李锋亮副教授的报告为研究生教育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该研究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作为因变量，将研究生教育规模作为人力资本的分指标作为核心自变量，以国别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研究生教育规模与国家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对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以及创新领先国家、创新新兴国家和创新落后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这项研究实证发现，在短期内，硕士毕业生相对规模对国家创新能力有更为显著的作用，且这一作用主要发生在创新领先国家与创新新兴国家；从长远来看，博士生教育对各类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均有着积极影响。研究者建议，为了提高国家创新能力，需要继续稳步扩大研究生规模；同时，还需要注重结构的协调，需要注重硕士与博士的衔接与配合，让两者构成一个有序、和谐的体系，这就需要在定位、目标、培养各环节上都要做出有针对性的设置。

最后，刘惠琴在总结发言时发出呼吁：希望广大专家学者能够结合教育实践和实际问题，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教育规律的研究。因为，规律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研究，目前学界对共性研究、个性研究的学术成果还较为薄弱，需要不断扩大专门研究队伍，将改革实践向理论体系升华^[12]。

自从研究生教育恢复招生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长足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服务于国内经济社会建设的高层次人才，完善了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和培养体系，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的高校和学科，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质量保障机制，扩大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国际影响力^[13]。同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和产业加速更新，全球治理体系和秩序不断变化，党和国家对掌握精深知识的优秀人才有着越来越迫切的需求。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4]”。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的成功召开，开启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篇章。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要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研究生教育的规划、治理、改革、评价、保障、培养、研究等仍面临新挑战与新使命。

本次论坛主题明确、研讨充分，专家学者通过扎实的研究与实践，回应了政府、学校、社会对于在纵深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疑问，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未来，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结合实际加强规律研究，逐步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探索完善高质量人才的培养模式，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组织机制和治理方式，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