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产业链条的升级调整，世界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日益由创新驱动支配。创新驱动的关键在高层次人才，拥有高深知识的博士将日益成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主力军。国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博士教育要逐步建立以质量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这意味着我国博士教育正式进入以质量和内涵为主题的发展阶段。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使命，加强博士教育质量评价，既是衡量“双一流”建设成效的标尺，也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内在需求。

现代博士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传统的博士教育以培养学术职业的承继人为主要目标，其质量标准也单一而明确，即主要以学术创新的能力为衡量指标。但随着博士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结更加紧密，博士教育的目标也逐步衍展，尤其是“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使得博士教育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上发挥着“头部效应”，博士培养的成效日益为不同社会主体所关注，评判博士质量的维度也更加多元化。

学术性是博士教育肇始的根本，也是支撑其存续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传统的认知视阈中，博士教育是“学者养成”的过程，知识的再生产能力是衡量博士价值的主要指标^[1]。为学术机构培养智力和道德融合发展的年轻学者，实现学科发展的承继是博士生教育的根本任务。作为专业学科的“守门人”，博士的质量取决于其学术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对于所在学科知识发展的贡献。在此视角下，学术原创性、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誉是评价博士质量的基准，博士生只有经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对所在学科领域的特定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学位论文得到学术同行的评价和认可，才意味着获得了学术职业的准入资格，可以在学术职业的范畴内从事相关工作。与此同时，在实行同行评议、影响力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也被视为评价博士质量的重要依据。随着多元媒体的发展和现代计量学的兴起，学术评价模式更趋于国际化，论文影响因子、H指数等都成为评价博士学术水平和质量的衡量标准。

博士生教育是高层次人才的“蓄水池”，表征着国家科技文化的发展潜力，不断提升博士教育质量既是吸引高质量的国际学生、实现教育价值理念输出的前提，也是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对于开展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升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具有支撑作用。博士培养过程主要是高层次人才的训练阶段，实施有效监测和管理是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基于人才培养衔接性的维度，在现代学术体系架构下，只有按照规范的培养程序，加强博士教育各环节(招生、课程学习、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答辩等)的管理，及时对影响培养质量的相关因素进行评估改进，才能使博士生完整获得学科知识的“规训”，确保博士教育质量达到既定的标准。随着学位论文匿名评审的全面实施，以及学位论文抽查机制的常态化，也促使高校管理部门更为倾向于不断规范博士生教育过程，实现培养环节的有效衔接，藉此完善博士质量保障体系，进而争取更多的招生指标，提高院校的办学层次。与此同时，关注博士生的学术成长体验，重视博士生个体对培养过程的认同感、满意度也成为提升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改革方向。

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学术职位需求的相对稳定，传统的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就业去向的模式受到挑战，博士职业路径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近1/3的学术型博士毕业生从事非学术职业^[2]，其中以技术创新与应用为主旨的企业研发部门成为吸纳理工科博士的重要机构，有20.4%的博士毕业生选择到知识密集型企业任职^[3]。但现行的博士培养模式主要聚焦于学术训练，偏重于对学科学理知识探索，使得博士生不仅对于缺乏高校学术岗位所需要的教学能力，对从事非学术职业的相关技能同样准备不足。社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变化，意味着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结构日益向非学术机构溢出，这就要求高校积极关注高层次人才就业市场的变化，回应科技产业对博士在产品研发、团队合作等多元能力的需求，将职业胜任力作为衡量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拓展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和知识结构，以期有效对接用人单位对于复合型博士的需求。

教育成本分担作为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逐步走向以市场为主的配置模式。博士教育的投资者不仅包括政府、高校、博士生及其家长，部分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开始通过合作研究、捐赠等方式介入到博士培养中。投入成本的多元分担机制意味着外部问责制的增强，对提高博士教育的效率和效益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博士生的整体毕业率、就业率、平均修业年限、生均培养成本、学术产出的质量与数量等都成为利益相关者对其评价的重要指标。且高校当前博士教育效益的高低与未来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外部经费投入直接挂钩。与此同时，博士教育的收费制度改革也增加了博士生个人及其家庭的教育投入，博士生求学过程中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等都成为影响个体选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居高不下。最新调查显示，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其中，未入选“一流学科”博士生的延期率相对更高，达到了41.9%^[4]。尤其是今年以来，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在内的30多所高校清退了数百名超期博士生，引发了社会对于博士教育投入效益的关注。且相比海归博士，多数本土培养博士在学术职业起点、薪酬待遇等方面不占优势，高学历带来的收益预期相对不明确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硕士生的读博动机，进而影响着博士的生源质量。

高等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后工业时代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尤其博士教育与现代科技创新发展的联结，对博士教育导向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面对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党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坚持创新驱动、供给侧引领。在此背景下，博士教育对于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凸显。博士教育追求知识本真的传统价值与现实需求的冲突交合，强化了博士教育的多元目标，由此形成了博士教育质量评价导向的互构逻辑。

开展原创研究和创造知识是传统博士的培养目标，不同高校在招生标准、研究训练、结果评价等方面表现导向存在着较强的一致性。现今，博士教育以纯粹学术理性为单一价值的导向已受到挑战。在不少学者看来，现在博士生教育价值逻辑需要拓展，应该拥有更丰富的内容与多维度的结构^[5]。即博士教育的目标已不应囿于培养学术研究者，而是强调通过学习、研究的过程使博士做好充分的教育准备，形成探索新知识、解决新难题的有效能力，成为行业精英和科技引领者。近年来，博士毕业生就业的行业分布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以C9高校为例，进入企业的博士总体上处于增长趋势(图 1)，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生物等战略行业的研发岗位。尤其是随着创新集成要素的深入融合，知识的生产力属性已经不再局限于狭义的拓展学科知识，更多的体现在运用知识，促进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方面，因此，有效平衡博士教育导向的学术逻辑与应用逻辑，强化博士培养过程与科技产业的衔接，是博士教育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要义。但目前以“师徒式”为主体的培养模式使得教师形成了固化的指导习惯，而且学术共同体总体上仍坚持传统的质量观，对博士生培养难以提供有效的实践训练。面对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变革的现实，迫切需要博士教育既要坚守学术的理念和价值，又能加强与外部产业界的联系，根据现实的社会情境，加强“学用一致”型的科创、研发人才的培养。

图 1

图 1 C9高校2014-2019年博士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的百分比变化

由于现代知识的分化，不同学科依据自身发展的逻辑性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体系，建构了学科特定的研究范式。学科的发展与分野造就了不同的“学术部落”和“学术领地”，学者们围绕学科开展学术工作，组成了专业化的学术网络，孕育出多元的学科文化^[6]。现代博士教育主要是基于学科而进行的，博士生被作为“准学者”进行培养，其训练过程通常按照相应的知识体系进行组织，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知识模块与教授课程。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塑造了学者对学科的忠诚，现行的学术评价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大科学”时代知识发展与应用的“集成效应”愈发明显，而创新一般都产生于异质性、跨领域知识的耦合，现今过于狭窄的学科分类无形之中造成了不同学科交流的藩篱，知识的区隔难免会在未来引发“知识的危机”^[7]。虽然在制度层面上跨学科合作的需求日益增大，许多高校也制定举措来引导跨学科发展，博士教育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学科教育的限制：博士生的入学资格、课程和质量标准都受到院系和指导教师的严格管控^[1]，学科建制造成了培养资源的分割，都制约着改革的推进。如何超越传统学科和专业的框架限制，建立基于研究课题的跨学科培养制度，成为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导向。

评价制度影响着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内容，也是其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博士教育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培养制度体系和评价模式。由于评价指标“科研化”的嵌入性影响，博士教育中更为重视学生科研项目的参与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在博士的培养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学理探究与论证的文化，即更为关注博士生在校期间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由于科研成效在各类大学排名指标中所占的权重都较大，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学术评价的“科研化”。在高校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现实背景下，博士生的科研发表也成为高校院系和研究生管理部门的主要关注内容，课题参与、论文发表等是博士生获得资助和奖励的重要资本，也是影响博士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关键因素。而当前，以“单一导师”为主体，相对封闭的培养机制，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依附关系，“重使用而轻培养”成为影响博士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8]，导致博士毕业生创新能力普遍不强。近年来，我国的专业博士教育有了较大发展，但专业型博士和学术型博士的培养呈现出较大的同质化，缺少校外联合培养主体参与，存在着博士生能力提升与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9]，影响了培养的成效。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博士生对于未来职业的关注和追求，也要求博士教育“面向市场”，提升培养的知识溢出效应，增强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力和教育收益。

博士教育质量是测度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彰显着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实施，进一步聚焦了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发展导向。作为高等教育顶层的博士教育，被政府、高校、社会寄予了更高期待，并在制度、资源、环境等方面给予了诸多支持，从而构成了博士教育质量改革新的动力机制。

高校作为我国博士培养的主要机构，其制度行为很大程度上受行政管理体制的规约。长期以来，博士教育总体上体现出政府一元主导的特征，即博士教育的招生规模、学科分布、培养经费划拨等，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规划与部署，相关的管理和培养制度，主要由行政机构供给。统一招考、导师遴选与学位审核等多项具体制度为博士教育质量提供了重要保障，但也形成了博士教育的“国家性”^[10]，政府与高校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高校改革的内在动力不强，在博士教育上倾向于遵循统一的标准进行，培养目标相对单一。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相关的管理权力逐步下放，高校在博士培养上有了较大的自主权。下放学位审核权，实现从“国家学位”到“高校学位”的转变成为博士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不少高校基于自身的办学特点和学科优势，调整博士教育的培养方案，通过修订学业评价指标和奖助金等制度强化质量导向，积极探索博士教育目标的多重面向。与此同时，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使得更多的外部主体在博士教育质量标准上有了话语权。通过科研项目合作、捐赠、人才筛选机制等途径，社会主体对于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培养制度供给的多元化，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增强，推动着博士教育培养模式不断改革。

高质量的博士教育对于国家经济、文化发展，乃至总体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11]。将博士教育与科技创新紧密连接，汇聚全球基础学科的杰出人才，成为卓越的科学研究中心，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生命科学等为代表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加剧了世界各国对于高端创新人才的争夺。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开始实施“精英大学计划”等，通过改革博士教育，积极布局前沿学科领域，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与此同时，在各类大学排名榜的指标中，博士生培养都占一定的比重。如在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中，有两项是关于博士生数量的，分别为“授予博士学位数/授予学士学位数”(2.25%)，“博士生数/教师数”(6%)，两项权重合计占8.25%；在U.S.NEWS排名指标中，高校授予博士学位数和师均授予博士学位数分别占比5%；在上海软科发布的大学排名指标中，博士点数在学科水平中所占的权重为10%。由此可见，博士生数量多对于提高大学的排名比较有利，且博士生已成为论文发表的重要力量，对于提高学校的办学声誉和影响力有重要影响。基于提高自身竞争优势，以及大学排名的诱导与推动，不少高校积极争取招生指标，扩大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双一流”建设战略的出台，强化了高校办学水平的竞争，很多高校积极推行各种制度来强化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在招生制度上全面“申请-考核”制，加强培养过程中的淘汰与分流机制等，希冀依托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强化办学实力，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知识生产从以学科和大学为中心的“模式I”，转变为以跨学科、基于应用为导向的“模式Ⅱ”，知识创新的社会弥散性特征日益凸显，这意味着大学知识生产的封闭性已被打破。在此背景下，博士教育如何应对知识生产的新情境，实现知识生产和现实应用的互动衔接，成为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而博士生规模扩大和新的学术岗位增长有限，学术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现象开始出现，“走出学术界”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博士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12]。近年来，我国的博士毕业生转向非学术岗位的比例持续增加，以往的博士教育提供的训练主要指向是学术职业^[13]，已然不符合现实境况。在人才培养绩效日益嵌入生产力的社会宏观环境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高校以统筹提高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为目标，调整完善学术型博士教育^[14]。与之相对应的是，外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政府机构、科技企业成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吸纳者，且这些主体是高校经费的重要资助者，对于高校的“智库”功能发挥、科研成果转化和专利应用等有着重要的需求，基于资源投入回报的问责机制，高校充分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及时调整博士教育的培养方案，加强高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效能。

“双一流”建设战略实施后，我国博士招生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已达10.52万人^[15]。博士生教育能否实现质量与规模的同频共振，直接关系到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效与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随着高校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结日益紧密，使其外向性的组织特性逐步加强，作为人才培养顶层的博士教育，在由“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的发展背景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从重视数量化的扩张转向强化质量内涵、市场导向，成为改革的重要路径。

在世界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自主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拉动经济社会的核心要素，也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葆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作为国家创新人才孵化器的生力军，博士生教育是造就高端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培养质量直接影响到我国科研人员梯队建设，乃至国家未来的科技创新水平。将培养质量作为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阶段后提升创新要素驱动的路径。从欧美国家的具体实践看，建立和完善基于高校自身特点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和评估制度是确保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的管理，秉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规划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关注博士生的成长过程，是应对新形势下提升博士教育整体成效的举措。首先，完善博士生课程体系建设，丰富博士生课程资源，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探索在线课程形式，定期邀请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等机构的专家开设相关讲座，实现博士生课程的多元化；其次，基于学科差异构建课程质量评价制度，增加实践性课程的比例，如在人文社科课程中重视田野调查的开展，在理工科课程中适度引入项目教学，定期展开反馈调查，以便及时调整；再次，加强博士生中期考核的力度，全面实施“预答辩”制度，将其作为提高博士培养质量的重要抓手，促进评价的透明化和可预见性。通过全程监测的结构化培养模式，促进博士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

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创新发展的关键特征，也不断重塑着学科的整体生态结构与高校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多学科交叉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博士教育的质量既体现在其对于学科发展纵深层面的精细钻研，也体现在其广泛的跨学科知识架构中，只有实现知识深度和广度的结合，才能有效建构博士毕业生的专业化身份，促进个体社会价值的增值。尤其是在前沿学科领域的博士生教育中，亟需将跨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发展创新性思维，以提升其在科技产品研发、解决复杂性问题上的潜力。在以知识集群、创新网络为核心的发展动力模式下，世界一流大学纷纷设立跨学科研究项目，利用学科的交叉协同，实现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先后成立“Bio-X”研究项目，通过生命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凝练重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数百名博士生、博士后参与其中，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16]。有研究表明，高质量项目的参与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有显著影响^[17]，通过构建新型的跨学科组织或打造多样化的跨学科项目，基于项目资助支持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是提升博士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面对科技发展的新趋势，高校要积极顺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立足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搭建多学科交叉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与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等合作，在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制度上优先支持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推动“人才-学科-科研”的联动发展^[18]；在博士生培养计划中增加跨院系选修课程的赋分，探索关联学科实验室的轮转政策，强化博士生跨学科视野的科研能力训练；加大博士生联合培养的力度，通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引导博士生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提升可迁移能力，应对未来多元化职业的发展需求。

实施博士生分类培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博士教育自我更新的重要契机。相对于其他教育阶段，博士教育具有高度专精化与个性化，也是在学者专业身份养成的重要阶段。随着博士职业发展日益多元化、异质化的趋势，突出科教融合和产学合作成为博士教育改革的重要导向。以美国为例，为应对产业格局调整的需要，高校积极优化博士教育结构，加大专业博士的培养规模。根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最新的统计数据，专业博士授予数量是学术型的近2倍^[19]。其中，工程类专业博士十年间数量增长超过25%。2019年，伊利诺伊州布拉德利大学甚至开始推出在线博士学位教育^[20]，积极拓展专业博士教育培养模式。我国自2009年设立专业博士学位以来，形成了“双轨并行”的博士教育体系，但从实际培养过程看，其学业评价有“论文化”的导向，其培养效能受到质疑。有研究者认为，专业博士学位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实践应用的基础上，以学术独创性为检验标准显然不合适^[21]。专业型博士设立与扩散是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回应，应关注知识生产与行业发展的有效联结。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新兴行业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将会持续增加，迫切需要高校完善博士生分类培养模式，依托“双一流”和新工科建设的契机，在博士的招生指标分配上，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学科，以及医学、公共卫生等社会急需专业倾斜。加强高校和外部主体在博士培养过程中的协同，通过相关与企业、专业协会的合作，以高校科技园为基地，积极吸纳高科技企业、校友企业设立实践基地，为提升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创新实践提供平台；改革单一导师制，着力打造校外导师队伍，逐步建立博士生培养的“双导师”制度。围绕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标准，从职业定位、实践能力优化培养方案，建立专业学位与行业衔接的培养制度，实现博士教育培养与经济发展的有效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