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随着媒体的不断曝光，研究生师生矛盾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热点话题，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本是文明的前沿阵地会产生如此诸多的恶性问题，是教师的不负责，还是学生的忤逆？行成于思，要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刻审视与剖析，而思考的逻辑则可以继续从对以下四个问题的追问来展开。

教育是精神生产活动，它以师生的伦理关系为结构基础，目的在于教人成“人”。孟子云“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为何要进行人伦教育呢，孟子解释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人与兽有异，皆在于人要明伦理、奉人伦。孔子也讲过“犬马皆有所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所以，教育就是教人成为有别于动物的“高级动物”，这就需要知伦理、守伦理。那么，伦理的标尺又是什么呢？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兼教育家荀子有过论述，他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荀子·王制》)“义”是人组建社会关系、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何谓义呢？《文王》中讲“义，善也。”《中庸》讲“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墨子·天志中》曰“义者，善政也。”可见，“义”之内涵深厚，范畴广阔。无论人与人的关系构建，还是国家治理，皆可以以“义”作价值底色。如何获得“义”呢？《三字经》中讲“人不学，不知义。”按照这个逻辑，伦理教育构成了教育的核心内容。

明义即修道，而道又不局限于义，教育以师生的伦理关系为结构基础，教师要帮助学生修道。《中庸》讲“天命谓之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万物皆可育人，人亦可自育。《说文解字》便将“师”解释为“教人以道者”。朱熹也指出“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续近思录》)西方学者也认同教育是修道之伦理实践，黑格尔指出“教育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它把人看做是自然的，它向他指出再生的道路，使他的原来天性转变为另一种天性，即精神的天性。”^[1]斯普朗格认为“教育为之教育，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2]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教育就是让人对一定的伦理观念产生认知和认同，而教只是过程，最终目的还是让学生以伦理价值规范自身行为，即杨雄所强调的“学，行之，上也。”(《法言·学行》)

既然教育是伦理活动，这就赋予教师以伦理之权威地位，同时也要求教师必须是“得道之人”，师与道同体，所以古人言“敬业所以敬师，敬师所以敬道也”(《礼记·曲礼上》)。这要求教师要“育人”先“育己”，“成人”先“成己”。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任务，好的教师——“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学记》)能否“继其志”成为检验教师及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是从结果上来考量的；从行为上来看，善教者还应“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吕氏春秋》)即好的教师要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做到有教无类，这又要求教师奉行“善”道，既要有人格善，又要有行为善，善的价值在于促进师生伦理关系和谐化。

伦理的异化是由于伦理关系在多种力量拉扯下造成的失衡，这些力量有来自外界的压力，也有来自主体自身的能动力，也正是在这些力量的拉扯下造成了一些师生伦理关系的错位、虚置等。从当前的状况来看，存在于研究生师生交往中的伦理张力主要有以下几种：

“传递知识是师生间最重要的交往”^[3]，无论是传统的“师徒”制关系，还是现代研究生的师生关系，专业知识都是其结合的根本纽带，师者肩负着对学生传道授业的职业责任。对于研究生导师来说，只有获得了特定教师职业身份后才具有“招生”资格，所以师生结合的本质伦理应是职业伦理，这也是社会对研究生师生伦理的根本定位。职业伦理伴随各自的职业身份及有效组合而确立，“它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育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共同体关系。”^[4]有效组合指师生名分正，名分正而后才能礼法到，如果“师弟子之分不正，则学之意不诚；学之意不诚，则师弟子之情不亲，而教不行。”(《礼记·曲礼上》)“名”指的是关系，“分”指的是责任和义务。有名无分，则师生职业伦理关系便虚置了，相应的礼数会减弱。古人讲“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记·曲礼上》)，礼数减弱则亲近感也会消解。另外古人讲“德行之实事，皆在六艺，艺失则德行俱失。”(《大学辨业》)这就说明教师如果不具备相应的职业水平或者不尽到授业的职业责任，则师之德也便失去了。

目前，很多师生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导师利用职业权力谋取私利，且利用自身在伦理位上的优势，以一种近乎软暴力的方式无偿支配着学生的劳动力，这给学生的职业成长带来了一定困惑和焦虑。另外，中国是一个注重“熟人”关系的社会，对于很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群体，他们在报考之前一般会通过某种方式(熟人介绍、自己联络等)与导师成功建立较熟悉的私人关系，“友”之伦理先于“师”之伦理建立并无不妥，但“熟人”观念的影响，在师生化的职业伦理确立之后，很多人也会有意通过各种方式将朋友化的私人伦理措置在职业伦理之中。此种现象在中国并不罕见，例如从小学开始，一些家长就会通过各种方式与老师搭建多网络的“熟人”关系，以期在职业伦理中享受到更多私人伦理带来的“红利”。当老师对学生有额外的“关照”时，当事人或者公众甚至更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私人伦理带来的“红利”。所以，当导师让学生多干一些“额外”工作，甚至是习惯性指派学生帮助其完成一些私人事务时，部分学生起初可能认为这是自身在私人伦理上的潜在“投资”，学生的默许和其情绪上的积极在行为最初时可能会纵容和助推导师的滥权行为，最终私人伦理带来的负面效应阻碍了职业伦理的正常作用，或破坏了职业伦理的固有结构时，二者的矛盾张力也变将得异常紧张。

新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人格平等的共同体合作关系，然而现实中很多却异化为学生对导师的人身依附型关系。此种错位伦理导致了两种更严重的后果，一种是人身依附导致的导师极权化，一种是现实与心理期望落差太大而带来的负面情绪。

中国从最早的吏师到后期的塾师，“严师子敬”的观念牢固树立并得到延承，当其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师生伦理关系。时间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观念将师的伦理地位等同于父亲，赋予其高度权威的合法性和长效性。同时“师徒关系的这种拟血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两者关系于空间上的拓展奠定了基础。”^[5]古代官场中以同门及同一学术流派缔结社交网络的现象并不罕见。正所谓“学贵得师，亦贵得友。”(《潜书·讲学》)时至今日得师即得友的观念仍被很多求学者奉为圭臬，学术权威确实能在学术交流、论文发表、就业及职业发展等方面为学生带来一定实惠，这促成了学生因依赖资源而对导师产生人身依附思想。同时，现代教育制度中导师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学生职业的“生杀”大权，这又加剧了依附关系的紧密程度。而且研究生一般是处于以导师为核心的小范围群体中，组织内成员之间通过相互促进这种认知会使得依附思想得到强化，正如勒庞指出的“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6]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功利主义对人的伦理定位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很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甚至在当初选导师时就默认了此种伦理观念，而当现实回馈与心理期待产生较大落差时，会刺激和加深他们的心理焦虑。如很多导师忙于社会交往而忽视本职工作，无暇顾及学生甚至虚置了彼此间的师生伦理，或者有的导师更是实行金字塔式“高年级带低年级”的模式，自己成为“甩手掌柜”，也有的研究生导师自认为掌握着学生的职业命运，对“不听话”的学生动辄呵斥，学生敢怒不敢言，这些都造成了人格平等与人身依附之间的伦理张力变得愈发紧张。

玛格丽特·米德在《代沟》一书中提出了前喻文化与后喻文化的概念。前喻文化又叫“老年文化”，指长辈比晚辈具有更多阅历和知识，所以晚辈应向长辈学习，这是传统社会中知识传递的常见结构。而后喻文化则正好与之相反，指知识呈现出年龄代际上的倒序传递。师生关系中常见的代际伦理有自然代际伦理和文化代际伦理，自然代际伦理即按照年龄顺序进行伦理建构，教师由年长者担任。文化代际伦理指不考虑年龄，师者由道高者担任。传统师生关系中这两个伦理往往吻合，协同作用，即教师既是年长者，也是得道者，这就契合了前喻文化。而当文化代际与自然代际发生冲突的时候，师生伦理的建构是以文化代际为圭臬的。《朱子家训》讲“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显而易见，学生向老师学习的是老师擅长的“术业”，老师只需要在这方面比学生强即可符合师生伦理建构的内在要求。但是，如果当年长教师的“专业”水准满足不了年轻学生“术业”提高的诉求，而教师又受到传统师徒中伦理价值的影响，认为年长者即权威，学生就应该服从教师，这时矛盾就容易出现了。现在的研究生专业都是固定的，但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便捷，学生在知识的成长速度和知识的宽度上甚至是强于教师的。而年长教师由于思想上、精力上等因素的制约，囤于旧思维与原有知识层次，学生却凭借掌握的前沿技术、智能工具、先进理念与新知识等，不断冲击着教师原有的认知。所以教师建立在文化代际伦理上教育话语权威经常受到挑战，而自然代际伦理赋能的身份权威也必然遭到削弱。这也体现出后喻文化与前喻文化的矛盾，信息时代，科技发展的越快，知识更新的速度便越快，矛盾的冲突也越频繁和尖锐。

其实，中国的“导师”一词泊自西方，源于英文“Advisor”，原意指在某一方面的“顾问”，而“导师”一词则比其本意有更广泛的内涵，如果此时再用传统心理期许导师富有更多权威，诸如各方面专业知识、技能、道德、经验等，势必会产生矛盾。从当前社会发展来看，人类知识处于高度动态变化之中，教师无法将一个稳定的知识体系承诺给学生，学生也不一定在情绪上对教师传递的知识、观念等表现出兴奋，同时，后喻文化也倒逼着研究生导师要在多方面保持进步，否则自然代际伦理与文化代际伦理之间的张力只会越来越紧张。

当前一些研究生师生间伦理关系的异化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师生关系的不良发展态势，在以导师为核心的师门组织中，伦理关系的形成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其伦理氛围往往会随着某个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尊师”是中华美德，传统社会，师生之间的等级观念经过长期传承已经根深蒂固。如百家争鸣时，每家虽学说各异，但对师生的等级观念可谓高度一致。儒家讲“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学记》)道家讲“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道德经》)到了宋代，朱熹面对“五伦”中未及师的状况指出“师与朋友同类，而势分等于君父。”(《朱子语类》)在朱熹看来，师是属于友的范畴，但是地位要绝对高于友。及至明代更有“师也者，提君父之纲以替天地之化者也，不亦重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即天下有“五大”——天地君师父，师居其一，并且师更有“提纲”与“替化”之使命。可见，古代师生结构中师对于生的伦理地位是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且伴随尊师观念的强化，“重礼”也得到强化，如“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学记》)显然，古代对师生关系的认识无论在伦理结构上，还是在日常交往的行为规范上都形成了牢固而系统的观念。时至今日，教师仍隐喻着独特的文化符号，即便将教师比喻成“园丁”或“灵魂工程师”等，也足见其中对教师主体地位的重视，暗含了学生在师生交往中的被动地位。

现代社会，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多元文化所消释，它们体现在新生代青年身上的影响力式微。而且师生伦理冲突的实质也是利益博弈，学生更倾向选择用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思想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传统社会地缘性、亲缘性对师生关系的形成影响较大，而这种模式也使得师生文化认知结构更具稳定性，但是现代社会师生关系早已摆脱了地缘性和亲缘性的限制。如费孝通在“差序格局”理论中指出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7]传统社会地缘性、亲缘性限制了人不可能跨越太多不同价值观的圈子，但是现代社会，很多学生实现着短期从一个价值圈跨越到另一个价值圈的过程，如果两个组织的价值观差异较大，则学生势必在急速的变换过程中产生不适或焦虑。

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好的制度能促进良好秩序的生成，甚至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制度对研究生师生伦理关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显性关系本就是制度化的职业组合，好的制度能促进此关系的良性发展。目前，从教师角度看，很多学校在评定研究生导师时只看一些硬性量化指标，并没有严格的师德考评标准，教师师德短板成为了师生关系中的暗礁。而且，科研机构一般对研究生导师有较高的科研产出要求，导致很多教师在面对多方面业务压力时，往往通过“分派”任务给学生的方式来完成目标。

从学生职业发展视角看，研究生是应该具备一定科研抱负和学术能力的，然而这项基本要求在实际招录时并不作为核心考核标准。从目前状况看很多研究生报考动机背离了学术深造的指向，据中国教育在线调研统计，2019年研究生报考人数达290万人，而这其中只有21%是出于深造的目的。^[8]对于博士生，教育部网站公布2018年中国博士招生5.4万人，毕业7.4万人，而在校生高达33万人之多，这就说明很多博士生未能按照预期时间完成学业，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数量越积越多。古人讲“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学记》)，学生自身天赋及努力都有所不足，学术收获少但却归因于教师能力不足或者对自己的帮助太少，这就导致了矛盾。另外，“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吕氏春秋(卷四)》，意思是学生做学问马马虎虎，但是“目标”又很远大，简单来说即求学动机背离了求学问，而聚焦到了求学历或其它事情上，这与师生伦理建构的根本价值是不相符的，嗔怨由此易起。所以，学生应然水平与实然能力出现了越来越大的裂痕，导师又欠缺弥合这个裂痕的职业素养，自然促进了师生矛盾激化。

市场经济影响下，一切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标准变成了“是否有用”，教育也不能例外，正如休谟指出的：“一般而言，有用性这个因素具有最强大的效能，最完全地控制着我们的情感。因此，它必定是相当一大部分可归于人道、仁爱、友谊、公共精神以及其他这类社会性的德性的价值的源泉。”^[9]在有用性的价值导向下，教师尽管兢兢业业，但其伦理善要求下的“实然”行为会变得越来越窄。传统认知中靠知识、道德赋能的教师话语权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主导下被削弱，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其话语权被提升，这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关于话语权的博弈变得激烈。另外，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借鉴其它国家教育改革经验的同时，存在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在平衡教师专业素养能力、学科知识建设要求、学生诉求等各种关系的过程中难免出现矛盾。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我国现阶段频繁发生的师生冲突事件，恰在暗示我们，部分学生在错误的价值观和师生交往伦理原则的指导下，目无尊长，没有底线，任意践踏教师的尊严。”^[10]另外，市场化背景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功利主义弱化了师生间契约的道义精神，相互尊重的正和“博弈”思想被扭曲。古人讲“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吕氏春秋(卷四)》)但是，功利化驱使下，一些教师忙于“跑项目、拉关系、搞副业”，无力主业成长，故将科研任务压给学生，又缺乏相应的辅导与支持，收益的不对等促使师生矛盾变得尖锐。另一方面，学生个体情况不一，在市场化背景下有“实力”的学生可以“借用”导师的力量获取更大收益，这造成本该纯净的师生关系、师门关系变得污浊，这点从近些年一些导师腐败事件可窥一斑。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错位、关系异化，是师生伦理的扭曲，也可能使教育走向危险。

人工智能与人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机之间的伦理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师生的伦理情感。第一，师生传统的交流方式以面对面交流为主，过程中不但有知识交流，还有情感的互动，师生间的亲密度在共同空间中得以培养和升温，人工智能时代虚拟空间挤压了现实空间，师生之间交流的目的性变强，而传统中生活式的“唠家常”变得减少，师生情感因为同处一个空间的机会变少，所以情感的促进机会也相应减少。第二，学校作为师生伦理建构的重要空间，其功能在弱化，网络成为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载体，学生在任何地方只要有设备有网络就能与知识世界互联，学校作为知识传递空间和价值培育空间的功能被消解。学校在学生心中的知识圣地地位被弱化，导致其对学校空间中产生的一切伦理关系的认同度都会降低。第三，智能时代冲击了师生间的业缘关系，传统教育方式，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有限，教师传递的知识就是“真理”，而智能化社会学生获得知识的途径多元化，获得知识的成本变低，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地位受到消解。同时，学生对教师传递知识的重视度也在变低。第四，学生的交往资源被机器“抢夺”甚至“霸占”，这就导致他们对与教师的交往兴趣减少，也导致他们对教师的交往在能力和机会上都在减少。

结合主观和客观二重因素，构建和谐的师生伦理关系既需要从外在的规则上进行规范，也需要从内在的文化氛围上进行塑造，以教师为主要抓手进行师生组织和谐伦理氛围的营造。

从目前研究生师生伦理关系表现来看，相似个体事件频发，这说明伦理异化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行业惯例，所以对策上就得注重从整个行业着眼，对教师群体的专业伦理进行重点建设。所谓专业伦理是指“职业群体为更好地履行职业责任，满足社会需要，维护职业声誉而制定的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一套一致认可的伦理标准。”^[11]教师作为专业人才群体的代表，历来被社会所尊重，尊师重教已经成为中华传统美德，“严师出高徒”的理念也被社会高度认可，然而这些思想观念在传统社会一直被高度共识，这其中暗含了一个前提——教师在专业知识和师德情操上都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准，《荀子·修身》中就有“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的相关表述。教师要做到有“正礼”的能力，即德匹其位，才能获得尊重。而现代社会很多研究生导师只是延承了“严”的行为，却忽视了业与德是其基础。对于已经站在了很高专业位置上的研究生导师，在师德和技术上更应该过硬。2018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2019年教育部又专门以教研厅〔2019〕1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2020年教育部继续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系列文件强化了师德师风建设，对师德师风存在问题的导师实行一票否决，同时提出了教师不得安排研究生从事与学业无关的事务等要求。近几年规章制度的密集出台，体现了国家用制度强化师生伦理规范化的意志和决心，有助于促进师生伦理的和谐发展，但关键还在于高校等基层单位要对政策落实到位。

专业技术是师生伦理建构的纽带，从目前来看，由于多种原因很多研究生导师在专业技术上参差不齐，各机构在促动机制上也不尽相同，导致很多教师在评上研究生导师后，在专业提升上产生倦怠、逃避等消极情绪，在和学生交往时不是秉承平等的共同体合作理念，而是投机性的学术搭便车和学术剥削的心理，这些也导致了导师的专业技术不是始终处于更新进步的状态。教师作为传道受业解惑之人，本身就要进行知识结构的自觉，如果自身不学习、不成长，便不足以支撑师生伦理结构的稳定性。再者，时代向前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普及，被机器取代几率低将成为“优秀老师”的重要标准，包括沟通能力、亲和力、真诚与共情等将越来越成为教师必备素质。其实，教师要具备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书匠”本身是一类匠人，工匠精神是一种求精尚善的价值品格，教师用工匠精神涵养自身，能使其在专业技术上不断提升，在人格修为上不断完善，做到乐业、乐生，给学生传递积极的正能量，同时通过自身在技术伦理上的绝对优势强化自己作为师者的话语权。聚焦研究生导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学校在引导、促动和保障机制上，也应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和倾斜政策，减少其在处理日常琐事(如填表检查、经费报销等)上的精力，“学校和学院要配备充足的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处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日常事务，提升科研和教学服务水平，构建研究生教育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在线化服务和一站式服务，让导师和研究生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工作中。”^[12]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i Levinas)曾提出“他者”中心的责任伦理结构，即师生关系中，教师要认同的是：“‘我’与他者的关系实质是一种责任关系。”^[13]在师生交往中，教师作为主导者要摒弃“以‘我’为中心，以‘我’的尺度衡量外在世界，建构属于我的霸权世界的野心。”^[14]研究生导师首先是职业角色，服务学生不但是其义务而且是其必尽责任。但同时，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身心成长、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等各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是不能通过机械化的规范来完成的，需要导师主动的以情、以礼、以心、以德、以力等付出交往养成。所以一方面要加强导师服务精神的认知和认同，包括思想上、情感上、意志上、行为上都要深化，避免导师对研究生的“放养式”管理，提高导师与研究生的交流频率。当然这里的服务不是机械化的完成任务，而是以爱为基础的。孔子讲“仁者，人也。”人与机械的不同在于人有爱，爱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形式，对于导师只有“爱其生”，才能“尽其责”，对于学生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另一方面，要用制度规避研究生导师精力的分流，学校也要积极从多维度展开对研究生导师的培训，针对不同类型的导师群体要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和内容，创建导师、学生、管理人员三者之间交叉组合的交流平台，通过学习或沟通让导师和学生诉求及时得到解决，进而使政策制定更有针对性，导师在服务学生上也更加明确方向。再就是为导师学术发展创建多维渠道或平台，提升导师的业务能力，间接增强其在指导学生学术上的服务能力和质量，推动师生关系积极向前发展。

当然，这里面以提升服务为切入点强调研究生导师的人格完善，也不能忽视其自身的实际利益诉求，要将师德、业务能力的提高与他们的自身实际利益诉求结合起来，促动研究生导师更加自律、自觉完善自己，让其在精神提高与物质回报上形成协同促进机制。

规则相对于道德来说作用更直接，好的规则能塑造好的文化环境。如今美国在处理高校师生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有效的规则制度，在民间诉讼、行政诉讼、高校内部申诉等方面美国都出台了详实有效的针对性制度。除了纵向上的制度，横向上美国也形成了多种职业伦理的自我规制。如高校教授协会的《性骚扰政策》，高校人力协会的《伦理原则》，由高校教师组成的“咨询联合会”的《伦理准则和实践标准》等。这些规则细节明确、涉猎广泛且界线清晰，便于参照和实施，对高校教师认知自身伦理行为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从中国青年研究生与其导师的交往过程来看，规则的制定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首先在选定导师阶段加强制度保障。第一是对研究生导师的聘任标准要全面严格要求，从道德、能力、精力等多个方面进行考量，细化标准，选出德才兼备的复合型研究生导师。第二是在学生选导师方面创造一个足够相互了解的缓冲过程，目前很多师生结合的过程简单且仓促，很多是采用学生和导师进行随机组合的方式，大部分研究生导师和自己学生接触之前并不了解，后续接触发现性情不合、学术理想不一致等，这也是导致师生矛盾的关键因素。其次，完善研究生导师的伦理行为规章制度，用制度引导良好师生关系的养成，保障师生交往中的民主、平等、沟通高效，建立合理激励机制，使师生合作实现共赢。最后，完善学生申诉制度和公众监督制度，保障学生权益，使其有话敢说、能说，定期对学生与导师进行双向考核，实行学生与导师利益协同，及时了解学生的职业成长状况，建立奖惩机制。对研究生导师实行定期测评，在专业技术上、师德上实行独立、公平的考核，对于不合格的研究生导师及时终止其招生资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