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第十一条指出，各高校应“大力推进高水平实质性国际合作交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顶尖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建立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推动中外优质教育模式互学互鉴，以我为主创新联合办学体制机制，加大校际访问学者和学生交流互换力度。”^[1]

众所周知，“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人才的培养。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而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育教学质量的高低，因而对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研究甚为必要。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生教育，要求学生具有更多的创新思维，而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导师的有效指导。

人才的培养不仅限于国内高校，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赴海外攻读硕博学位。帮助中国海外留学生尽快适应其留学高校的学术氛围和科研模式，处理好与其外籍导师之间的角色关系，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意义重大。

二、影响研究生与其导师关系的主要因素

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不仅是一种导学行为，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互动行为”^[2]。通常情况下，影响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类。客观因素包括课程体系、培养机制和学术环境等外部变量；主观因素包括导师的素养、态度、科研能力、指导风格和指导水平，学生的学习动机、态度和能力等。抛开个人无法改变的环境因素，已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师生个人角度去分析师生关系的三因素理论框架。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导师付出的时间和精力。Heath发现：学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和师生会面的频率正相关。见面频率高，学生接受导师指导发表文章、完成学位论文的机会就会增多^[3]。第二个影响因素是导师的指导能力和态度。Denicoli提出, 除了专业领域的知识水平, 导师的情绪正向积极，能给予学生支持、鼓励和理解是优秀导师的重要特质^[4]。国内研究也有类似结论，如罗英姿等认为导师的学术人格、学术造诣、学术能力和学术指导是影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支配性变量^[5]。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学生个人因素。Abdullah等的调查发现，学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除了与导师指导质量有关之外，还受其个人心理属性影响，如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独立学习能力等^[6]。

近几年国内学者针对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影响也开展了不少研究。王蔚虹所做调查显示，在所有博士生培养质量影响因素中，“导师指导”和“学术氛围”两项的权重最大，是博士生培养的关键要素^[7]。徐巍华的研究发现，师生关系不协调、缺乏导师指导以及指导方式不被学生接受都会对博士生的心理健康和毕业产生消极影响^[8]。胡娟的研究也证明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机会与指导水平是影响指导效果最主要的因素。此外, 研究生选择导师的方式与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也对指导效果有一定的影响^[9]。于晓敏等的研究揭示频繁的科研合作是促进师生关系的重要基础。师生关系质量显著地影响研究生的科研创新绩效^[10]。

美国研究生院协会(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CGS)也把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列为影响博士生培养计划完成质量的六大因素之一^[11]。Lunsford的量化研究发现社会心理指导与学生对导师的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职业指导与学生的学术出版和学位取得显著正相关，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增强指导有效性^[12]。

三、国际留学生与其外国导师之间的跨文化沟通

多年来，陆续有国外学者针对其本国研究生和国际留学生与其指导教师的关系进行研究，报告经常发现学生抱怨导师对其指导不充分、对其关注度不高、学生看待学习的视角发生变化以及学生与导师的距离拉大等问题^[13-17]。Spencer-Oatey以文化差异为切入点，研究了不同类型社会，即高权力差距型社会(如中国)和低权力差距型社会(如英国、美国)学生与导师对不平等师生角色关系的看法^[17]。社会权力差距是指该社会对等级制度中权力与差距的容忍程度。在教育领域，在诸如中国这样一个高权力差距型社会，教育过程大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跟随教师为其设定好的路线进行学习。相比之下，在诸如英国这样低权力差距型社会，教育过程则主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鼓励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质疑和批判^[18]。Spencer-Oatey在研究中发现，与英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感觉他们与其中国导师关系更加紧密，权力差距也更大^[17]。中国学生将权力差距归因于中国文化和习惯，而英国学生则质疑这种权力差距的合法性。

Elsey针对在英国高校学习的亚洲留学生所做调查发现学生心目中的“理想导师”是那些能够“在科研项目初期阶段对其进行指导”的导师。然而，Elsey在报告中却表示这种“理想导师”在实际生活中非常少见^[14]。

除抱怨导师对其指导少、关注少之外，研究生们还普遍反映他们很少能按规定时间与自己导师见面。Channell也在英国高校对亚洲留学生做过类似研究。她在研究中发现研究生们觉得“导师很难理解他们这些新来英国求学的学生可能对科研一无所知”。许多亚洲留学生期待导师为其列出“必读书目”。他们对于导师“让学生自己回去读一些与课题相关的书籍”之做法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从与导师接触频率来看，多数学生感觉他们需要更多接触导师的机会。Channell还注意到由于受到自己之前所在社会的教育模式影响，许多亚洲留学生因怕“丢面子”而不愿意去拜访异国导师。她总结说学生与导师对彼此的期待存在文化上的“不相称”^[13]。她的发现与Elsey相似。Elsey曾表述说英国学者对国际留学生希望导师对其投入更多时间及关注的需求倍感压力^[14]。这两项研究均发现导师对其指导的留学生所归属的不同学术文化缺乏理解，而这点从一开始即给师生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Aspland和O’Donoghue在归纳了之前20年所有关于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文献之后，强调英国本土研究生对于导师以下做法表示不满：在研究设计方面导师对学生指导不够；导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定期碰面机会；对学生科研的核心问题缺乏导向；学生论文写作不够清晰、完成率过低^[15]。

上述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留学生经历的理解以及对于导师指导的担忧。然而，关于中国留学生与其外国导师之间的跨文化交际顾虑还鲜有研究，而这一群体的这个特殊需求越来越值得关注。

四、就读于英美国家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与其外国导师之间的跨文化沟通 (一) 研究目标

本研究旨在考查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经历以及他们与其国外导师之间的角色关系。此外，本研究还涉及中国学生初到留学目的国时对那里的学术环境持何种态度、在学业方面存在哪些需求以及对其国外导师怀有怎样期待。

(二) 调查方法 1. 受试对象

笔者任教于国内一所“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主要面向理工科博士生讲授学术英语课程。笔者教授的许多博士生都在准备出国留学或与国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其中6名博士生已在国内获得硕士学位并通过了GRE考试。在征求其意见后，这6名博士生同意参与本项研究。此外，讲授硕士英语课程的同事为笔者推荐了6名即将出国深造的理工科硕士生参与本项研究。于是，笔者所在高校12名硕博研究生作为受试参与了本项研究。在这些研究生陆续出国之后，笔者通过电子邮件、QQ和微信等方式与其保持联系。所有受试参与本研究的主要方式包括回复相关调查问卷以及按照约定时间接受后续访谈，访谈形式涉及语音聊天和视频采访。

有研究表明，精心挑选少量学生并深入研究其留学经历要比调查从统计学角度具有代表性的庞大受试群体所获得的相关信息多^[19-20]。鉴于此，笔者计划选择少量能够开诚布公接受访谈的海外留学生，首先其英语水平要足够好，其次他们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经历，如不愉快的求学经历、成功或失败的个案等等。因此，笔者在选择受试对象时目的性非常明确，即选择一组情况各异的留学生群体，因为他们更有可能为本研究提供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多种视角。Olesen曾表示收集相互冲突的数据能够提高“教学有效性”，因为教学有效性就是探讨差异、冲突以及不确定性。这样相互冲突的数据能够为数据收集工作提供新的信息并且能够提高数据的可信度^[19]。笔者在选择受试对象时尝试使用了以下原则：男女生数量相等、硕博研究生数量相等；故意挑选彼此导师(所有导师均为男性)不一致且经笔者了解会提供不同类型经历的留学生。

这12名受试均在自愿基础上参与本项研究。他们被提前告知本研究目的及需要他们投入的时间。他们同时被告知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随时退出研究。幸运的是所有受试均完整参与了本项调查，无人中途退出。为保护受试个人隐私，笔者在文中使用虚构名字指代不同受试。

2. 质性研究方法

由于本项调查受试太少，仅6名硕士生和6名博士生，所以调查问卷数量以及统计结果在统计学上意义不大，因此问卷调查结果仅作参考。

在调查留学生经历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即开放式访谈方法，目的是引导被采访留学生以一种聊天方式参与访谈。所有访谈均用英语进行。下面是一则访谈问题的例子：

(1) 请你回忆一下，自从你来到留学目的国(这里包括英、美两个国家)，可否描述一件发生在你求学过程中且与你导师有关的重要事情(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均可)？

(2) 你是如何应对那件事情的？你采取了哪些措施？

(3) 可否描述一件上周或上个月刚发生的与你导师有关的重要事情(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均可)？

笔者在六个月期间，即2019年1月至2019年7月，分别对每位受试进行了两次访谈，每次访谈持续时间约一小时。初次访谈结束后，笔者将访谈笔录交给受试学生过目。第二次访谈相对于第一次更加框架式，主要内容包括：(1)请受试学生浏览并确认第一次访谈内容；(2)针对第一次访谈中需要解释的地方进行沟通；(3)针对浏览第一次访谈笔录受试突然想起并希望进行补充的某些内容展开讨论。至于其他方面，笔者完全按照初次访谈流程进行，尽量使访谈自然展开，以使受试学生在非常放松的环境下讲述其留学经历。

3.数据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集的访谈录音或视频总时长约24小时。笔者将访谈录音转成文本信息，采用的是由Glaser和Strauss^[20]首先描述过、后由Strauss和Corbin^[21]详细阐述的建设性方法。为确切了解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接受外国导师指导的真实体会，笔者尽可能采用严谨且有效的方法解读整理访谈信息，并对访谈数据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掌握12名受试在留学期间与其外国导师的跨文化沟通情况。

编码过程第一步是分析每一名受试的数据，以识别该受试所表述的关键评论和信息。在数据分析这第一步，笔者反复阅读由录音转换生成的文本信息，重点标注重复出现的关键词语和潜在主题。此外，笔者使用备忘录形式对计划在第二次访谈中继续追问的问题进行标注。这些问题通常与第一次访谈中需要受试澄清的信息有关。后续追问那些问题是为确保笔者充分理解受试学生的留学经历。当笔者对单个受试的分析整理完毕，便开始进行交叉对比分析以找出不同受试所表述的相似之处及差异所在。通过整体比较所有受试的文本信息以及随时重听并核实这一受试群体所表述的信息和编码模式，笔者试图找出能够体现受试学生共同经历的编码以及编码之间的差别。例如，当笔者发现与“缺少指导”“缺乏引导”“欠缺讨论”“独自搞科研”相关的数据编码竟如此频繁且有规律地出现在所有受试的表述当中，笔者便建立了一个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延伸数据文档。总之，经过多重思考并核对转换生成后的编码，笔者确信“边缘化”概念在所有受试心目中已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几乎贯穿于他们所有人的表述之中。

(三) 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与后续访谈，笔者发现“学生与导师关系边缘化”成为本研究中受试学生的主要经历。学生对其与导师关系的期待基于他们所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经历。由于受试学生在国内高校就读时普遍习惯与导师一起做研究并且建立非常密切的师生关系纽带，所以当外国导师让他们独立搞科研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做好准备。在进入这种新型师生关系过程中，受试学生经历了独立开展科研工作、与导师距离比预期要远、学习角色的转变、与导师沟通困难等焦虑。表 1是笔者参照受试提供的数据归纳出来的多维度边缘化概念。

1. 师生关系边缘化

在师生关系中，“边缘化”概念首先是指学生在适应新型师生关系以及新的教学和学习方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焦虑情绪。再者，这种焦虑情绪还来自于学生是否有能力独立开展科研工作以及是否能够向导师表达自己的学习需求。此外，“边缘化”概念也指导师在研究领域是否具有专长以及能否在学生科研中投入足够时间和兴趣等方面带来的压力。

2. 关系不够紧密

中国学生在国内习惯与导师一起工作，而且在与导师一起工作中往往会建立亲密的关系纽带。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在师生共同参与的许多活动中更是不断得到加强，比如在传统佳节等重要场合师生经常一起聚餐。本项调查中8名受试纷纷表示他们与所留学国家的外国导师关系不够紧密。

在中国，老师可能不是特别出色，有时甚至教授也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们就像你的朋友，他非常关心你。你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父子。然而在这里导师与你的关系非常遥远。(王海)

导师经常会来到你的实验室。其实我与导师通常在同一个实验室做课题。事实上学生与老师都住在校园里面，所以我们见到老师的机会特别多。在节假日，老师有时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在这里的某些中国教授偶尔也会这么做，但是不经常这样做。(董亮)

3. 合作研究不足

在国内，学生与导师的语言文化背景相同，有助于他们建立更加融洽的师生关系。共同参与由导师严格指导的科研工作也有助于师生建立较为亲近的关系。鉴于此，本研究中9名受试分别表示期望与外国导师共同开展科研工作，这样他们可以更容易与导师沟通。

在国内, 由于我们一起做项目，所以导师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工作。(李斌)

多数时候学生以团队为单位开展科研工作，所以将工作持续做下去也相对容易。但是在这里，每一名学生都是单独工作。(祝华)

4. 引导不够

受试学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需要一种归属感，需要得到导师关心。他们期待导师能够对其专业学习进行详细引导。而导师们则是期待学生能够自己承担科研工作和责任。这种互相冲突的期待导致8名受试觉得导师对其指导不足，关注不够。

在这里自由时间很多，自己过于独立，几乎没有导师指导。虽然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做事情了，但我还是希望有人关心我(笑着表达)。(刘慧)

多数导师就是指导学生，没有引导。尽管我们是研究生了，可以自主学习，但是如果导师能够多加引导，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节约很多时间。(董亮)

5. 邮件往来焦虑

西方国家在学术研究领域强调独立开展科研工作，而在中国文化背景长大的中国学生则期待导师像父亲一样与其共同完成科研工作。这种差别使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感到困扰。7名受试表示为讨论科研话题需要以电子邮件形式与导师沟通这一点时，他们感到焦虑。

你必须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当你想给导师发邮件时，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笑)。有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要跟导师谈。就像在军队，如果你想见司令，你就不得不…(笑) (王海)

在国内，导师经常与我们学生在一起，我们有问题可以直接问他。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有问题，就必须写邮件或者打电话跟导师预约时间才能见到他。(李斌)

6. 英语沟通焦虑

语言困难是导致中国留学生与其外国导师缺乏沟通的一个额外因素。7名受试表示他们用英语与导师沟通有困难，尤其在其刚到留学目的国的前三个月。如果导师能够使用汉语交流，他们在沟通不畅时便会使用汉语交流。

在国内时，因为是用汉语交流，所以我与导师沟通十分顺畅，而且我与导师的关系也非常好。但是在这里我与导师之间交流很少。(李斌)

我觉得这里的导师可能把我们的英语水平与科研能力挂钩。例如，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第一次与其美国导师交流时，导师对其英语不是很满意，然后就把科研工作给他加大一倍的量。后来他改用汉语与导师交流，因为他导师懂一点儿汉语，结果这个导师却表扬了他的科研进展不错。(笑)(董亮)

7. 独立开展科研的愉快经历

从学习者独立开展科研这个角度，受试学生的经历与感受则大不一样，有人享受，有人难受。3名受试表示他们很开心在国外搞科研，因为自己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在国内时，研究方向以及核心思想均由导师制定，你只要去做就可以了，不必质疑对与错。在选题方面也没有太大自主权。但是在这里，情况完全不一样。首先你要选择你感兴趣的课题，然后自己设定核心思想。我倒是很喜欢这样。(笑)(林峰)

我很喜欢这里的老师对待我的方式，感觉很自由很友好，这与国内大学很不一样。据我所知，中国的导师总是告诉学生去做很具体的事情。他们向学生详细阐述其思想，然后要求学生照他说的做。在这里，情况很不一样，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这里的做法，但是逐渐适应后，我觉得这里的方式更好，可以充分拓展学生自身的能力。(宋宁)

然而，绝大多数受试还是觉得国外大学要求学生独立开展科研的方式让他们感觉不是很适应。

许多人说，“导师就是指导一下，你不能依赖他”。我也明白这点，但是至少他要对你有兴趣。我对这边的科研氛围有些失望，我觉得导师引导非常重要。(建明)

多数中国学生对这边的导师都不是非常满意，因为导师就是指出方向，然后让学生自己动手去做。有时导师对该方向也不是很熟悉，所以不能给你很有价值的指导，你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李斌)

8. 指导经验不足、时间不够

7名受试表示，最初步入这种新的学术氛围时，他们认为自己之前的教育背景与适应新型师生关系和应对科研压力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觉得导师不愿指导他们是由于导师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而且也不愿在学生科研上投入自己太多时间和精力。

我觉得中国导师比这里的导师指导得要好，因为中国导师非常了解我的研究领域。假如我做错了，他会让我退回去，按照他指定的方式重新来做。但是这里的导师不会这样。(申凯)

这里的导师不会给我们清楚地指出方向。我觉得作为导师他们应该对研究结果很有把握，作为学生只有刻苦努力并且足够聪明，才有可能取得理想结果。但是这里的导师有时也没有把握，他们就是告诉你努力去做并希望你能取得好结果。(李斌)

9. 与导师按需见面

7名受试表示在新的学术氛围中，他们不愿意频繁与导师见面，一是因为自己正在进行的实验没有实质性进展；二是担心导师会很忙。所以这些学生是按照实际需求与导师见面，即只有当他们确实需要与导师讨论某个问题时，他们才会通过邮件或电话预约导师见面。

我约见导师不太频繁，有时一个月一次，甚至更少。也许是我比较懒，有时是他比较忙。(刘慧)

我导师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花在我身上。他负责指导6个学生，而且每周他还得讲课。我觉得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所以见他很难。我经常在实验室与同事聊聊。关于如何做科研，反倒是他们教会我更多。(祝华)

建明同学感觉其导师对他兴趣不大、引导不够并且支持也不多，所以他也经历了“边缘化”问题。他觉得在科研方面他一直是一个人在奋斗。由于对自己独立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感觉信心不足、动力不够，他已决定从攻读博士学位降格为读完硕士学位便作罢。

如果能有一些支持或者导师对你有些兴趣，或者可以做一些对我未来事业有用的课题，我都能接受。但是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忍受不了了！我转读硕士，因为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完全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解决，要么是默默忍受，要么是选择逃避。所以我就选择了逃避。(笑)(建明)

10. 与导师定期见面

5名受试一直与其导师定期见面。但是有一名博士生感觉与导师定期见面对其科研工作反倒产生了负面影响。她感觉其导师不信任她有能力独立完成科研任务，所以导师会限制她的自由度。她觉得导师不断监管她的科研工作，以至于使她有种被边缘化的感受，随后导致她打算换导师，尽管这意味着她之前6个月的工作前功尽弃(因为她也换了研究方向)，而且如果她不能在之后6个月内完成第一年学术报告，她很可能把奖学金都弄丢。

我是一个酷爱自由的人，我之前导师让我严格按照他规定的时间节点做事情。他总监督我做课题，他几乎每天都待在我实验室里，因为他有一门课就在实验室上。他总跟我说，“你必须每天都努力工作”。不久，我就自我感觉神经紧张，无法专心上课。我喜欢自己安排事情做。如果他希望我做什么，我可以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但我不需要他天天告诉我，“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李倩)

显而易见，李倩导师这种过度指导的做法跟建明导师那种放羊式的指导均使学生感觉边缘化，因此这两种极端指导方式均不可取。事实表明，不同学生对导师指导方式期待不同，既有人高度依赖导师的指导，也有人对科研工作自主权怀有较高要求。

11. “好”导师会引导学生少走弯路

11名受试认为“好”导师的专业素养体现在通过定期与学生见面向学生提供必要指导，并通过及时给出合理建议确保学生少走弯路。此外，导师个人素质也非常重要。6名受试评价说当学生经历困难时，导师应该表示理解、进行鼓励而不是给他们施加压力。

“好”导师应该了解你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比其他都重要。假如他能给出的反馈不够多，那么他就不应仅仅给你回复邮件，等你自己处理，而应约你见面谈谈，以帮助学生立刻解决问题才对。(王海)

“好”导师不一定告诉我所有细节但他会给我指明方向，以免我走弯路、浪费时间。这一点很重要。再者，“好”导师必须理解我可能自己解决不了某些问题，这时他应该鼓励我而不是逼迫我、催促我。他应该首先尝试了解我，然后鼓励我。(林峰)

由此可见，多数受试在留学目的国所经历的导师指导都与其最初期待多少有些不一致。

12. 对导师指导表示满意

然而，3名之前没读研的硕士研究生，由于对导师没什么期待，反倒对各自的外国导师很满意。2名博士生也表示对其导师很满意，其中之一是李倩，她主要表示对自己新换的导师非常满意。

由此可见，中国留学生从国内教育步入西方学术模式不仅要求他们在学习方式上发生转变，而且在科研方向及科研管理方面他们也应承担更多责任。唯有如此，在西方国家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才能尽早适应那里的学习生活，如期完成学业。本研究中个别研究生在学习和科研模式上比其他人转换得早一些，因而经历的不快也就少一些。

(四) 中国留学生在英美国家高校留学现状分析

本研究一个明显发现就是中国学生在与其外籍导师跨文化沟通过程中经历了严重焦虑期，尤其在他们初到留学目的国的前三个月。这些学生进入国外新环境所产生的兴奋往往伴随着因两国导师指导方式不同而不得不经历的多种焦虑。之前在国内有过读研经历的学生负面感受尤其强烈。此外，那些过于纠结语言困难的学生负面体验也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与外籍导师定期见面的学生则相对感觉轻松。由此看来，有些学生步入新环境时自身便具备应对各种困难的能力，而不具备该能力的学生则必然会经历一段考验、甚至煎熬，直至其最后逐渐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学术氛围。本调查结果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不同学生对师生关系怀有不同期待，由高度依赖导师到在科研方面希望充分自主。

参与本研究的受试对各自经历边缘化程度的认知随其科研工作进展和环境改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们逐渐明白自己必须从之前的教育和文化背景跳出来，以不同视角看待国外学习环境。随着科研不断取得进展，直至第一学年末在学术上得到认可，他们觉得自己不得不承认一点：若要在新体制中获取成功，他们必须发展较高层次独立解决科研问题的能力。

本研究没有发现性别和婚姻状况会导致任何实质性差别。学生们对“好”导师的指导怀有高度期待，认为导师的及时引导可以避免其走弯路。11名受试学生就此进行了评论，所以这一点可以被看作诸多变量中一个重点。

由于本研究反映的仅仅是12名中国学生在个别西方国家的留学经历，时间跨度也只是一年左右，所以在论述海外留学生的学习经历时本研究结果仅供参考。尽管存在不足，本研究进行期间，受试学生在个人优缺点方面发展了高度自觉意识，且他们取得成功的决心也得到加强。本研究发现的师生关系紧张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中国学生将对中国导师的期待投放到新的留学环境不够现实，所以也就没有得到满足。本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之前的研究发现一致，即师生对彼此的不同期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文化差异所导致，尤其是不同文化看待教育领域里的权威与学习概念有所不同。

五、结语

本研究验证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留学生出国之前如能了解到留学目的国对研究生的学术要求，他们就会自行调整内心对外国导师的期待，其留学经历也会更加顺畅。建议国内高校在派送学生出国之前对其进行相应培训，提醒他们有些目的国高校对研究生独立学习要求很高。这样赴国外求学的中国学生对其外国导师的期待会更现实，他们也会在某些高校的独立科研氛围中受益更多。

本研究还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即留学生对其留学高校怀有一种归属感期待。鉴于此，国内接收国际留学生的高校可以组织新入学留学生开展入学教育系列活动以示对其表示欢迎。这样一来，国际留学生将有更多机会与其留学高校的老师、同学以及教职员工打交道，了解该大学规章制度以及他们将要攻读的学位等相关事宜。这个过程对留学生所就读高校也是有利之举，一来可以彰显其对国际留学生非常关心，二来也显示该校各部门做事有章有据、井井有条。

诚然，若要切实满足国际留学生需求，接收留学生的高校还可采取以下办法。首先，定期对指导留学生的导师进行跨文化沟通相关培训，增加其对留学生所属文化、所习惯的教育方式以及留学生个人特点的考量，建立“因人而异”的导学关系。其次，对导师定期考核，不断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同时，要鼓励留学生不断调整对不同导师的期待，积极建立“因师而异”的多样化师生关系，助力自己顺利完成学业。此外，应在学校或学院层面制定一些关于指导国际留学生的具体规则。最后，与国际留学生定期交流，使其掌握与外籍导师的沟通策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同国籍师生之间的沟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