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言及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它首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是世界性的，既然如此，就必然存在着某些共性，这也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前提；然而，任何一国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根植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又无不打上本民族的烙印，展现出与他国世界一流大学不同的个性和品格，这也是各国世界一流大学生成的逻辑基础。对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来说，它不仅应该具有那些普遍具有的“共性”，也应该展现与他国不同的“个性”。通观全球的一流大学，都深深地烙着本土的印记，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的特色。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究竟具有哪些共性特征？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在立足本土特色形成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本文主要以大学三项基本职能为分析维度，通过对这些问题深入地思考和探究，不仅进一步深化对世界一流大学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也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路径。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色 (一) 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

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它应该有一个国际认可的衡量标准，不然，任何国家都可以言说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说，它具有某种国际认可的共性标准。如有学者就坦言，如果否认共性仅强调差异性，也就不存在“世界”这样的限定词，甚至是否为他者认可为“大学”可能都是一个问题^[1]。那么，究竟有没有世界公认的标准呢？在定量上，有的认为大学排行前20名或前50名的为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关于大学排行榜的争议较大，而且不同的国家均有不同的大学排行榜，各个排行榜因选择的指标及其权重不同，致使大学排名秩序差异较大。国际上有些大学排行榜已经把清华、北大二校排到全球前50名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们确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包括北大校长也说“我们已经是一流了”，但是中国的学者并不承认^[2]。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同时也说明了光凭数量指标还难以判断一所大学是否是世界一流。

世界一流大学反映的是大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综合实力的最强状态，核心是有强大的学术话语权，能够引领世界学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具体地说，一所大学是否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在科技领域有没有重大突破，如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如果在基础研究领域不能进行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没有取得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如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和图灵奖等世界顶级奖项，很难被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二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创性文化思想理论，形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思想文化观念、话语体系和全球治理方案，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三是通过科学研究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做出对国家乃至人类有原创性贡献的领袖人才。如果说我国已有世界一流大学，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人类的知识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如果我国大学既没有对世界科学发展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也没有培养出为人类思想文化的进步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我们只能是以自说自话的方式言说世界一流。因此，世界一流大学应是具有全球的视野，主动承担促进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以科学的办学治校育人理念和治理机制，创造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和先进思想文化观念，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大任、参与全球治理的领袖人才，为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学^[3]。

(二) 世界一流大学的个性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除了具有上述概念特征之外，还内涵着民族特性，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从外部世界看，西方大学表面上似乎只有一种模式，实际上，这一模式却大相径庭，各具特色^[4]。从根本上说，大学的发展离不开本土现实环境和文化传统，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当今各国世界一流大学，无不蕴含着本土文明的底色，因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而得到世界认同。如德国的大学因创造性地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实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成就了本国大学的辉煌；美国在其实用主义哲学主导下，通过莫雷尔法案，创办赠地学院，开创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先河，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等等。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应该遵循这样一个逻辑进路，创建自身独特的大学思想理念和治理模式。

为什么要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呢？因为从起源上看，一切国际标准寻其根源都来自某一国家和民族，比如阿拉伯数字则由印度人发明经阿拉伯人传播至世界，它们由于对人类具有共同价值而为国际社会所认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标准。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及的“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它表明，一切优秀的本土文化，都可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不必跟随西方大学亦步亦趋，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脱离本民族文化精神，总是存在形似而神不像的问题。可以肯定的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对中华传统教育文化的深入挖掘、深度认知和创造性转化，那将是“失去灵魂的大学”，不仅难以繁荣兴盛，更难以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加拿大著名高等教育学者许美德教授就建言，中国应建立以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有自己特色的大学。中国目前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如何创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大学发展模式，是提高中国大学国际影响力的关键^[2]。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是建立在共性基础上的个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们强调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特色，突出其建设路径的独特性，并非否定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共性规律，也不是要否定学习和借鉴他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经验，恰恰相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正是在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精神、立足当代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实践、借鉴他国一流大学建设经验、面向大学未来发展创建而来的。因此，所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包容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果的综合范式，是古今中外一流大学建设经验的结晶。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

二、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意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本质性力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它应该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标识。

(一) 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中华文化精神的大学教育品格

一个国家的大学办学理念是与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中西各国概莫如此。“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作为有着绵延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尽沧桑、久经磨难中造就辉煌的历史，沉淀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积淀了深沉厚重的文明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文化思维是一以贯之的，它虽然是传统的，但也是现代的，它今天依旧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丰厚的思想资源，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灵魂。所谓中国特色也就是要扎根中国文化、体现中国人文精神和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肥田沃土之中，遵循历史逻辑，展现中华文明的精神意蕴。

我国独特的文化决定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品格和运行机理，也决定了不能照搬别国大学发展经验来解决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他国办学治校育人的先进经验，但更应珍视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今天是所有昨天合力作用的结果。过去总是在现在被找回来，目的在于为未来提供一个方向^[5]，深入挖掘、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将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深厚基础。纵观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在历史上已经积淀了丰厚的教育资源，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礼记·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这就是一种以追求卓越为核心要义的教育境界，也是教育的终极追求和至高目的，以至于当今一些大学仍然以“明德”“止於至善”为校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它以明道修身为核心，强调在人性完善的基础上，以内在的超越带动外在的风化，由道德而事功，成为经国济世的人才。这也是自尧舜以来古圣先贤教育智慧的凝练与总结，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不仅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也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又如北宋儒学家张载所倡导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深刻展现了学人理想情怀、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激励着历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铁肩担当道义，建立名垂千古业绩的宏大理想和抱负。这种家国天下的视野，经国济世的情怀，责任担当的精神，成为历代人才培养的核心价值追求，也锻造了知识分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意识和“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和灵魂的核心要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是以明德为核心，“以教化为大务”，以胸怀天下为旨归；此外还有“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思想，“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实践精神，等等，建构了富有民族特质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方式。这些教育思想理念和文化精神清晰透彻地表明了中国古代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认识，历数千载而不衰，闪耀着恒久的思想光芒，是中华民族高等教育优质文化基因，在当下必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应该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文化根基和思想资源，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特质和独特标识。因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应深入发掘其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土壤，展现中华教育文化的思想品格。

当前，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却存在着盲目仰慕西方大学的倾向，甚至渴望通过直接移植西方大学的理念、制度和实践模式来建成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忽视本国体制制度文化，忘却我们自己的大学传统，势必会窄化自身发展的视野。事实上，如果我们模仿西方的大学，跟着西方大学走，最多只能建成二流大学，很难建成一流大学。如果我们的大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尤其是在人才培养中消解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认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将不再属于中国。

(二) 根植于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与实践，展现对我国大学科技发展的价值

高水平科学研究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支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主要进行人文学科教育，几乎没有科技教育，更没有自然科学研究，科技研究是民间分散的个体的偶然癖好，但中国历史上却产生了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甚至推进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国的重大发明还不仅如此，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列举了26项，查洛纳在《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中列举了31项，而坦普尔从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角度则列举100项成就。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从公元前6世纪至16世纪，世界上的重要发明或创造共有298项，我国有173项，占总数的58.1%。这既证明我国古代科技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显示了世界科技的“中国高度”，也充分表明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同时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科技文化，形成了经世济用的学术品格。深入挖掘古代科技创造资源，弘扬科技发展的民族传统，对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古代科技的一些先进理念能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养料，应深入挖掘古代的一些科技理念，传承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精华，建立和丰富中国大学的科技文化，为中国大学科技创新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奠定思想基础。事实证明，科技创新离不开前代的积累，充分挖掘古代科技资源也可为当代科技创新提供借鉴和素材。如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创造灵感就来自中国古代，1700余年前古籍记载，青蒿曾被用于治疗间歇性发热。她在继承传统中医临床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提取出抗疟疾新药——青蒿素，可以说，青蒿素是传统医疗技术在现当代的延续，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贡献。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她因此在2019年1月14日英国广播公司公布“20世纪最具标志性人物”票选名单中，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图灵三位杰出的科学家一道，成为科学领域的候选人，理由是：在艰难时刻仍然秉持科学理想；砥砺前行亦不忘回望过去；她的成就跨越东西^[6]。她深有体会地说，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通过继承与创新，一定会产生造福人类的新发现。屠呦呦可谓是中国科学家基于中国传统科技思想文化做出世界级科学贡献的典范。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传统科技思想的局限性。一是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大多是靠对技术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主要来自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乃实践智慧的直观表达，具有实用性、技术经验性、直觉整体性，不具备现代科学所具有的分析式逻辑论证的特征。正如著名科学家吴大猷所说的：“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7]二是封建皇权专制统治抑制了创新思想，扼杀了科学的自由精神，导致思想僵化和思维缺乏理性，使科学缺乏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在清代，封建专制残酷禁锢思想，科技创新跌入谷底，268年间无一项重大创新成果^[8]。而在这一时期，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解放了思想，诞生了近代科学，促发了多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使我国科技水平至今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截止2018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获得诺贝尔数分别为264项、80项、70项和33项，邻国日本近来也出现“井喷”现象，获奖总数达23项^[9]。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仅仅依靠传统科技思想无法承担当下科技变革的历史重任。因此，中国大学要迎头赶上和超越西方国家生产更多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还需要对中国传统科技思想制度进行批判性重构，融合当今世界先进科技文化对其创新性发展，使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三) 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彰显大学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担当

世界一流大学无不与本国的建设与发展同向同行，始终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联的。19世纪初德国为救民族于危难而创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大学，这些大学在崛起的过程中有力地推动德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德国的大学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纷纷仿效的榜样；美国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世界地位，直接得益于它拥有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如果美国没有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产生的科技优势，它将不会有今天这样经济文化优势和强大国力。我国现代大学是晚清在国家“时事多艰，需才孔亟”中应运而生的，创建了船政学堂、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等，为救亡图存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和专门人才；新中国建立后，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为目标，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设置单科院校，为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促进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之后，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建设现代化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自上世纪20世纪90年代经过“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实力得到迅速提升，在全球主要大学排行榜中位次不断上升，大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中国大学也由此声名鹊起。纵观高等教育史，大学发展同国家发展相辅相成，所有世界一流大学也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在新时代，我国大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奠基性、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快速变化发展的时代给大学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新挑战，需要有合乎时代精神的学术话语引领社会实践变革，需要原创性科技成果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应责无旁贷担当起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的使命与责任，进一步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

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担负起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还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这也是大学作为“一个具有坚固的民族根基的国际机构”^[10]的本质要求。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应将民族传统与国际化视野相结合，培养胸怀世界、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将中国传统科技思想与人类科技文明相融合，生产更多原创性科学研究成果，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难题，在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使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果惠及全人类，这样的一流大学方能为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

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路径

历史发展表明，仅仅依靠人的理性能力设计未来、改造未来的试验，很少有成功的案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这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一) 树立高度文化自信，坚持用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铸魂育人

中华民族文化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魂，是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中国百余年的探索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和现代化道路，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现实国情所做出的正确选择。中国经济的腾飞、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正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如果看不到我国的制度优势，既难以解释中国7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也难以保障已经取得的成果，更难以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巨大发展也正是我们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这种显著特性决定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能照搬他国模式，一定要蕴含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基因，坚持“中国特色”的应然内在特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涵，扎根中国大地，坚持本土文化本位，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根据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具有现代生命力和普遍解释力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现代性诠释，与时俱进地对传统教育文化进行深刻批判和创造性转化，对百年来积累的教育学术传统、教育实践系统梳理、提炼和升华，积极推进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治理机制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为中国大学建设提供营养，在此基础上生发出体现新时代特征的现代大学思想与文化、制度与模式，建立体现中华文化的大学理念和精神，诠释大学存在的价值以及人才素养的核心要义。在大学办学方向和治理制度上要突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内部治理机制，科学合理地构建党的领导权、行政执行权、学术自治权、教工民主参与权、社会参与权的运行机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治理体系，进一步激发大学发展的生机活力。在一流人才培养上，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功能，注重“明德”“至善”，从古代到近代至现代亘古不变、一脉相承，不仅要很好地传承，还要发扬光大。在新时代，大学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加强对民族精神的研究阐释和传承，进一步厚植理想信念的思想基础，坚持将立德树人置于首要地位，将传统与现代相贯通，将忧国忧民与追求真理有机结合，使大学生不仅有复兴中华的远大抱负，还有福祉全人类的深厚情怀，培育立志民族伟大复兴、践行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的新时代国家建设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毋庸置疑的。也应该承认，中国有能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我们文化的自信，但自信不等于自大，要避免“独特性陷阱”。就世界一流而言，不可否认，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相比还有差距，那么发达国家的大学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认识，我们应该以宽广的视野、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世界大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学习借鉴他们先进的办学治校育人经验。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大学仍然需要走出中国，面向世界，以积极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对话，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和超越。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指出的那样，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2]。

(二) 深入挖掘中华传统科技思想，促进我国大学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无论对世界一流大学如何界定，生产具有原创性知识成果，对人类知识总量增加有重大贡献，无疑是排在首位的^[13]。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科技研究曾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积累了深邃的科技思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鲜有对世界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技成果。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我国科学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大学的科研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据2019年nature指数全球大学、机构学术综合排名，中国有18所大学进入前100名，有5所大学进入20强^[14]，但在基础研究方面还缺少“从0到1”原创性突破，最显著的标志是我国大学系统至今还没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等世界级奖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多受制于他人。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集中资源，攻坚克难，努力取得国际学术界公认的突破性成果。

科学技术成果虽然是世界性的，但也与一国文化传统有关，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学术体系是创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任务。我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提取出抗疟疾新药——青蒿素，就是对我国传统中药深入挖掘的结果。事实上，“每个国家，每个地方，甚至每个大学，它们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虽然都由同样的科学基础推导而来，结果却往往迥异”，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将其原因归结为，除了制度和经费投入不一样以外，更重要的是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地方的科学家对自然界有不同的感受^[15]。也就是说，社会历史文化和人的价值观参与了科学的解释和建构，自然科学如此，哲学社会科学就更加显著。民族复兴必然首先是传统学术的复兴，中国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有特色化的学术话语。因此，中国一流大学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立足中国学术传统，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在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滋养下，回答中国的问题，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样的科学成就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共同体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科技文化的局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重实践理性，轻理论理性，缺乏对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制约了我国科学理论的发展，中国古代虽发明了指南针和地震仪，建造了都江堰，但物理学成就不多；虽是发明造纸术、瓷器烧制术、中药、火药的国家，但化学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农业技术、中医诊疗技术高度发达，但是生物学生理学理论却相当薄弱。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我国科学家对“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贡献不多，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中，绝大部分是西方科学家的名字。对此，李约瑟也指出：“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儒家是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同时还不同意对技术做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推广。”^[16]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探索、追求普遍真理的机构，为培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人才，必须有新思想、新理念，必须发展真理性知识，因此可以说，它不仅适于承担基础研究任务，也更需要基础研究。评价一所大学是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基础研究水平或实力是否达到世界一流。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以强大的基础研究为后盾。因此，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除了关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外，还要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技术的理论基础，用传统科技思想文化建构科学理论、解释科学现象，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勾股定理”，为人类科学发展进步做出世界级原创性的中国贡献。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还必须改革大学学术治理机制，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特点的学术生态。在学术制度安排上，要破除千百年遗留的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继续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与自主，提倡学术批判与争鸣，避免学术问题的行政过度干预和学术体系的官僚化、等级化，将学术自由、学术自律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营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学术生态，为创造世界一流研究成果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宽容、富于探索的发展环境。

(三) 在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形塑大学独有内涵，由本土而世界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色内涵是在服务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这前所未有的时代，我国一流大学必须承担起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他强调：“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因此，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主动融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扎根中国改革与发展实践，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发挥好智库作用，为国家发展作贡献。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国际上影响力还不大，甚至还不能被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大学要加强对我国史无前例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提炼，生产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知识体系，用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为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提供参考；同时，还应胸怀世界，构筑世界大学学术共同体，建构广阔的、多样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的交流与对话，携手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面对关涉整个人类社会根本性的、长远的利益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发展。

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它将全面地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科技革命将带来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抓住这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创新竞争力虽然得到迅速提升，但就科技整体水平而言，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中美经贸领域的冲突升级到科技领域中，显示我国科技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还有许多“卡脖子”的短板，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进程。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对美国由贸易战而引发科技遏制战，力争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上通过自主创新取得重大突破，为培育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做出贡献。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用本民族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国际社会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知和未来做出公认的重大贡献，以此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普遍认同，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四、结语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既要充分吸吮中华传统文明的养分，又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有批判的发展，同时还要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集东西文化之精髓，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在坚持“共性”突出“个性”中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化精神，形成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民族特色。当下中国加快了世界一流建设步伐，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为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未来将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成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一流大学建设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