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织理论是一种由突变论、耗散结构论等组成的系统理论，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展起来，逐步走向理论的繁荣。自组织理论重点研究的是自组织系统的基本规律问题，探寻系统的运行机理，揭秘系统自发形成的有序的结构。著名学者哈肯对自组织这一概念曾经给出了一个界定，自组织是区别于他组织的一种形式，一个系统要成为自组织系统，那么，就要求它在时空中并无系统外在的其他东西加以干涉。^[1]学科组织到底是他组织亦或是自组织，如何利用自组织理论进行学科治理，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但成为了认识学科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我们当下进行学科治理的关键所在。

自组织理论来源于化学、物理等自组织的现象，并且在这些领域中经常能够找到典型范例。法国贝纳德对流花样的发现成为了自组织理论的最早范例。通过实验发现，缓慢加热一个放一薄层液体的水平容器，加热到一定程度，液体中会忽然出现规则的多边形图案。贝纳德对流表现出在有上下两极温度差即系统与外界高温，低温热库交换能量的前提下，系统会自发地实现由无序向有序运动。^[2]因而，贝纳德的这一发现为人类进一步认识自组织现象奠定了基础。此外，20世纪60年代，激光器的发明成为了粒子从无序走向有序游动的另一个自组织范例。而在生物领域中，生物从最初的胚胎一直到成熟个体，同样是自组织的重要典型。正是这些来自物理、化学、生物等领域的现象，人类逐步认识到了自组织及其基本的特性，这是自组织理论产生的渊源。^[3]

自组织理论认为，在没有外部因素驱动和影响的条件下，系统能够基于自身演变规律，自发实现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调和运转。自组织理论关乎系统由外在混沌无序状态向清晰有序状态的机理，它基于协同学、突变论、耗散结构等理论，对系统理论的整合和发展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耗散结构创始人普里戈金和他的同事(G.Nicolis and I.Prigogine, 1977)在创立“耗散结构”理论时也使用了“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1977)的概念，而从哈肯(H.haken)和普里戈金开始，学者们对自组织理论进行持续的探索，从而形成了包含诸多理论的系列理论群。^[3]哈肯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区别，一群要素在没有外在规定和外部命令的情况下，凭借着彼此之间的协同、整合，共同完成系统的自发运行，这一过程是自组织；而如果系统要素是外部命令下根据确定的目标、遵循既定的方式方法而进行的行动，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为。

基于自组织对学科进行探究，我们可以看到学科组织是一个耗散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学科组织发展要依靠于学科系统外的物资、信息等输入，如果学科系统失去了外界环境的支持，那么系统就容易陷入无序状态，从而失去了发展的动力。^[4]因此，进一步探寻学科系统内外部的诸多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运行，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学科内外因素实现整合。

学科自组织化是自组织理论在教育管理学的拓展与进一步延伸。学科自组织化是基于动态的观点，倡导学科的治理要基于学科自我维系和自我发展，通过平衡学科内外部诸要素，实现学科系统的开放和协同发展。学科自组织化体现了学科治理的创造性和独立性，追求开放、自由、独立、有序等目标，这一价值追求和现代管理的精神相一致。^[5]自组织理论为当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建设和治理的复杂形势提供了一种方法选择。基于学科治理中人、财、物等要素的投入，为学科自组织化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基于学科系统内外诸多要素的整合、竞争，为学科自组织化提供不绝的动力；基于学科治理的环境创设，为学科自组织化注入强大的动力。哈肯所提的他组织则是一种依靠外部驱动的过程，学科自组织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并非绝对的独立，而是社会大系统的重要构成，因而不可以将学科组织绝对化地割裂为自组织和他组织，二者泾渭分明，而要在二者共同作用中实现学科的有序发展。^[6]

学科自组织化遵循知识系统自身的演化规律，也是学科治理的自我演进。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十三世纪时就被授予特殊的自由权，带有行会团体的性质，大学作为学生组织或者师生组织而存在，从而逐步为大学的组织形式提供了基础。而现代大学继承并发展了古老大学，大学学术自治成为了延续至今的大学精神。^[7]中世纪大学受当时城市自治、行会自治等社会环境影响，同中世纪其他的行业类似，大学带有行会的性质，享受学术自治的权利，学生之间或者师生之间构成了学术的共同体。^[8]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成为了学术自治的出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教师具有学术权威，拥有从教的特权，大学有权力授予学位。大学逐渐得到了独立于政府或教会的身份认同，大学获得了特许状，从此，大学组织逐步发展成为了学术性行会系统，学术自治成为社会中得到认可的权力。中国近代时期，将学术自治的理念与精神引进国内，20世纪初出现的《大学令》，首次赋予了教授治理大学的权力，随后学术自治有了相应的制度，教授会有权力决策学校事务，左右大学发展的方向。

学科的自组织化并不意味着学科治理无组织，而是学科的组织秩序主要通过系统自发形成，而非预先设定的，在知识的自我发展之下，学科由最初无序状态逐步走向了有序的状态，发挥出系统的协同效应。学科自组织化具备的基本特征在于，共享、协同。所谓“共享”，既包括信息资源的共享，又包括利益的共享，学科的发展通过自主治理，利益共享实现；“协同”意为，学科中的学人共同发挥其创造力，人人参与，基于共同的规则制定与遵守，追求一定的价值目标。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知识性是大学的根本属性，大学的一大重要责任在于创新知识、生产知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性组织，必须基于自身运行和发展的逻辑，尊重知识的地位，尊重学者们对学科的治理，尽可能地避免外在非学术力量对学术事务的干扰。因此，学术自治理念上要重新回归大学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答，而制度上要基于组织体系、制度机制的创设和完善保障学术性组织决策权。^[9]

学科的出现也是源于高深知识的创造，知识和学科构成了大学的重要基础。在知识与学科的分化过程中大学基础学术组织也发生着分化，学科是大学基础组织运行的根本逻辑。在早期大学中知识的总量有限，并且知识是混沌整体的，还没有得到分化。^[10]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尤其是机器化大生产时代以来，知识总量逐渐扩大，学科进行了逐步的分化，需要专门对某一领域的知识进行深入钻研，进入二十世纪后，学科进一步分化之后，深受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影响，又出现了知识高度综合化的新形势，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不能依托于某一学科领域，而要立足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因此，现代大学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新兴学科的培育、交叉学科的发展成为了一大发展任务。^[11]

学科自组织化的主要运行模式是，学术共同体内学者之间进行互动往来，平等参与到共同体中各种问题的决策，秉持着平等、民主，实现学术共同体之间共同的学术追求、学术自由与权力共享。当下大学治理中基础学术组织同样保留了中世纪大学这一决策的传统。^[12]

学科自组织化反映了大学教师作为学术主体进行自我治理的方式。学术共同体以高深知识的探究和传播为主要任务，因而对于涉及高深知识的相关问题，需要让学者单独对该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解决，唯有学者才能够理解，学者们构成了自治的组织，这也就是学者行会组织。^[13]在学术领域中，每一个学术行会里均有着师傅与下属，构成了庞杂的系统。就如同现代大学治理中，从系、研究所到院到整个大学。从中世纪以来的民主决策、平等协商等大学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学科自组织化在一流学科治理中，重点涉及教授这一群体在学科具体事务中所享有的权力，教授是大学学术水平的重要代表，是学术自治权行使的主体。学术自治的落实有助于大学学科治理的改革，通过基层学术组织的建设，推进学科治理结构变革，促进大学和学科的一流发展。学术自治也成为了一直以来大学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真正通过学术自治触动学科治理深层次改革，平衡行政与学术权力，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促进知识和学科的繁荣。^[14]

学术自治、自由发展成为了学科治理的一大标准，也是考察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成效的重要指标。自由自治从大学产生之日起，就是大学运行的基本条件，作为大学发展的一个规律存在，学术自由和自治成为了大学永恒的精神追求。^[15]随着大学的发展与进步，学术的自由和自治逐步拓展其内涵与外延，逐渐向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环节渗透。^[16]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生产与发展的价值追求已是世界公认的一大准则。大学要成为自由探讨高深学问的学府，在这里，学术人的思想是自由的，思维是开阔的，富有创造性。此外，学术的自由和自治成为了学者们责任履行的重要保障，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学者的责任感。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形成离不开学术自治与自由提供内生的动力，世界上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对其办学与发展的评价无一不以其学术自由作为重要的考察标准。^[17]

自组织理论视野下的组织与人的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成为了管理的主客体，在组织的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科自组织化为人参与学科的治理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权，学科之中的学人得以在一个宽松、自由、民主的氛围下从事着自由的学术探究，通过自主创造最终为人的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所以，要认识到，学科自组织化治理实质是一种基于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带有情感性的，在学术共同体的保障下的一种新型治理。它与传统对大学和学科治理主要来源于外在权力不同，也区别于学科的市场化治理。此外，学科聚焦于某一具体的知识领域，学科中的学者遵循着共同的学科规训，具有相同的学术信仰和价值取向，其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呈现出特定的群体特征，学科自组织逐渐地呈现边界特点。因此，学科治理不但涉及到治理结构，还关系到学者的问题，学科的治理怎样通过学生人的聚合，充分创造条件帮助其发挥自由权与决策权。自组织理论视野下学科治理的困境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6]

学科的治理必须理清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根据，尤其是学科组织的使命与发展目标，只有目标使命清晰具体，学科的治理才能够逐步地完善，走向成熟。最初的学科治理依托于学术自治组织，西方国家遵循着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理念发展出了诸多学科治理的制度性设计，产生了大学治理尤其是学科治理的有效模式。而中国大学对学科的治理与西方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学科治理大多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基于国家需求与国家的政策导向而进行学科的建设，大学和学科获得了迅速地扩张，缺乏了自下而上的自发自治传统，这一学科管理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学学科的建设缺乏独立自治的意识，学科的建设和管理在人、财等资源的获取中均需要高度地依赖于外在力量，比如政府和大学，学科发展围绕着行政指令转，学术共同体难以形成，缺乏学科自治的运作机制，导致了学术权力不断被行政权力挤占。尤其是在当前“双一流”建设浪潮下，大学面临着内外部的压力，大学着力通过统筹协调以及对其办学绩效的评估来激发办学效益，最大程度地提高大学和学科的排名，因而尽管大学和学科的发展或许得到了部分资源以及资源配置的权力，但是学科的治理仍然难以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形成，难以借助组织内外的畅通获取更多物质、能量等自主配置的权力，学科治理的自创生成机制难以形成。^[6]

学科自组织化事实上涉及学科中“学术人”头脑中的意识以及学科组织条件。知识的多元化促进了共享性与创造性，学科中的成员存在着合作关系，然而受中国传统社会长幼秩序、权威等文化的影响，学科治理中资源的配置往往以圈子为单位，深受人缘、学缘关系影响。尤其是在当前知识高速变革的时代下，学术劳动分工发生着剧烈的变革，学术权力逐步在行政力量干预下失去它的独立性。学科知识难以整合，碎片化、壁垒化的特点阻碍了不同学科组织之间的协同合作，从而使得组织自运行，学科间自协同受阻。^[6]

大学的学科和专业鸿沟拉大，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壁垒也越来越高。学科治理的关键点在于，通过体制、制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推进大学学科和专业的整合，实现整体合力，进一步增强大学和学科的竞争力，然而，中国有不少大学内部学科专业隔离，难以进行交叉学科建设，跨学科合作面临层层障碍，大学的学科和专业建设与相应成果自发合作机制难以运转。似乎不同学科只顾自身利益，导致科学研究方面，视野狭小，局限某一研究领域，缺乏对其他学科专业的关注，视野狭隘造成跨学科合作难以实现，教学方面只关注自身所授课程，复合型人才培养困难重重。种种现实激发了学科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不少学科和专业的交融流于形式。

学科交叉融合的协同性机制缺乏，教授/学术委员会等组织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这些组织是大学学术权力运行的重要依托，也是学术人参与学科治理的关键载体，尽管中国有不少大学设置了教授/学术委员会等组织，然而，这些组织存在着操作规程欠缺，规章制度缺位，决策、议事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在实际运行中未能发挥出其对学科治理的效力，不少组织活动时间和活动内容并不固定，充满着随意性，整体而言等同于形同虚设，对学科的治理往往落到了学校与学院的行政决策层面，多数情况下教授委员会的决策权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更多发挥的是咨询的作用，依附于行政管理机构中。^[18]

从本质上看，学科治理是一种对契约关系的处理，它基于制度和机制的设计对各种矛盾关系进行协调和规范。而制度作为一种理念和模式的综合体现，反映了制度设计者在组织治理方面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自组织理论视野下的制度是规则与系统的运转，促进系统的有序发展。传统学科建设遵循着外部行政指令，在这种外生路径之下逐步形成学科的管理制度和模式，凸显的是学科治理思维的整齐划一与求同发展，使得大学学术自由缺乏必要的保障，难以充分地实现，学术缺乏应有的活力，甚至对学科中的“学术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无法发挥其创造性。在当前“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的建设注重效益，凸显绩效考评，而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针对学术事务进行外力控制的思路，通过一个个可见的数据，进行着精细化的计算、比较和排名，学科中的人受利益导向，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已发生了偏向，学科中的人作为学术共同体对知识的共同追求已发生变异，进一步影响了学科独立性发展。^[6]

此外，长期以来的科层制文化强调效率、整齐、服从，这与知识创造过程中强调精神、自由、共鸣等不相适应，科层制文化对人在管理中的价值诉求未能充分关注，久而久之，人的自由精神容易受到等级分明的官僚化管理所限制，工具理性压倒了人文理性，个体逐步被物化了，鲜活灵动的人的自由创造精神在科层制扭曲下逐渐失去活力，因而，大学学科建设和管理容易演变成禁锢学术自由、阻碍知识创造的活动。^[19]

行政权力文化挤压了大学的自由独立精神，从根本上说，大学是生产传统高深知识的组织，求真求实，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力量。但是当下大学行政化文化的基本要义在于对上级领导、对行政权力的服从。大学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甚至成为了大学发展中的阻碍，^[20]学术契约与学科文化有待进一步凸显。

当前大学和学科的一流建设面临的是充满着竞争和变化的环境，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想要屹立不倒，需要进一步增强自我调节能力，对外部环境能够具备适应能力，对自身发展具备自我修复的能力。学科的治理过程要成为一个信息不断被反馈，自我逐步调整和修复的再生过程，这是学科治理应对外在变换的要求。此外，学科的治理需要进一步转变传统的外部型控制的管理方式，以进一步应对学科内部结构型调整的需要。自组织下学科治理的重点在于，进一步提高学科组织的自我运作，促进其开放，充分利用系统内外资源，最终实现由外部治理转向内部治理；此外，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与学科的生态秩序，由无序转向有序；进一步提高学科活力，增强学科对产业行业的适应性，促进其一流发展。

正式的组织是一种有目的的人际之间的合作。自组织视野下学科治理既有助于提高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提高人对组织的归属感，又有助于实现学科中的人的权力，保障学术权力作为一种专业力量参与学科治理的合力，进一步增强其在大学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不少大学在学科治理中学术集群不足，学科组织弱化，学术共同体不完善。这种局面对于学者履行学术权力构成了较大的障碍。因此，学者的权力行使需要立足于学科组织才能得到坚实的保障，学科组织的优化也才能具备条件。自组织视野下学科治理需要重视学科治理结构与学科治理过程，将二者有机集合，最大程度地保障学术的决策权力。

传统学科治理中基层学术组织通常以单一学科为主，缺乏学科之间的互通，重点表现在学校、学院、系所等，这一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双一流建设的新形势，也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相适应。因此，基层学术组织需要基于学科系统内外融化，促进学科平台整合，形成一流学科群。当下学科的治理可以内见学术团队，外连国家与地方创新平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自组织理论提出一个系统唯有持续与外界发生着物质能量交换才能不断运转，在开放互通中获得源源不绝动力，实现有序发展。所以学科的治理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学科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持续和外在进行着信息和能量的交换，维持着系统的平衡。对于一流学科治理来说，充足的经费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为学科的治理提供了能量，而设施设备等投入是重要基础，为学科治理提供了物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离开了这二者的补给，就容易造成学科规模难以扩大、一流学科数量不足、学科发展速度缓慢等问题，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势必难以实现。此外，缺乏了物资与能量，学科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学术团队就难以形成，学科建设中涉及人才的培养以及科学研究均会受阻。可见，系统孤立的最终结果就是走向衰亡，学科作为一个整体性、开放性系统唯有实现内外部互通才能够维持其基本运行并提供其发展的活力。因此，构建与完善学科系统内外部的开放融合机制，既成为了学科自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成为了一流学科形成的关键。首先，学科的生态与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是相吻合的，一流学科的形成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国家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学科治理要真正发挥作用，实现一流人才与一流成果的涌现，同样要求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为学科系统外部提供服务，积极同行业企业建立联系主动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实现自组织下学科治理最终效果的实现。

自组织理论提出系统由无序转变为有序依靠的并非简单的外在物资能量的投入与交换，而要保障这种内外的能量交换足以达到阈值，因此考察系统中的结构是否有条件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系统某种产物持续性的增长，缺乏了它，那么系统的变化尤其是系统结构的改变就很难实现。^[21]

当前一流学科的治理需要注重学科的交叉，培育出一流的学科群，根据学科的特点，培养优势新兴学科，实现学科的突破和转型发展。针对当下学科组织和管理中学术权力过弱而行政权力过度干涉的现状，尤其要把握学科界限的突破，进一步基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重整学科资源，发挥学科特色^[22]，构建学术共同体，对学术与学科事务进行自主的管理，进一步畅通学者们参与学科治理的路径，通过制度机制的建立，实现学术权力的自运行。^[23]自组织理论下学科治理要重视不同学院、不同科系间的界限，构建共享合作机制，允许在课程、教学、科研等方面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最终促进不同学科系统的融合对话。进一步鼓励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逐步下放学术权力，由大学层面向院系下放，由院系向学科负责人下放，实现学科治理中人、财、物等合理化配置，健全基层学术组织。^[6]

推进学部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学科治理体系。随着学科规模的逐步拓展，当前大学学科治理中普遍存在学科结构不完善，跨学科研究困难，交叉学科难以发展，新兴学科难以培育和生长等问题，^[24]加之，传统学科亟需转型，大学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一流学科群的形成，尚有较长的一段路。通过学部制改革进一步扭转大学行政化倾向，学部成为了学科治理平衡行政和学术权力的方式。学部重点开展学术事务管理、学科建设等工作，促进学术组织中重心下移，协调而不干预院系学术工作，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职责，通过功能定位的重塑，促进学科治理中权力的下放，优化大学学科治理的体系，打通大学和院系的通道，建立“大学—学部—院系”三级治理模式。^[25]

自组织理论视野下学科治理的推进必须基于学科的发展，在治理中培养学科文化，进一步改善学科生长的环境，通过学科生态的平衡，逐步实现一流学科的交叉融合，打通学科壁垒，逐步增强学科活力。尤其关键的是学术文化氛围的培育，形成学科的文化生态。在学科治理过程中，要通过学科规训，引导学科内部成员认同学科信仰，维护学科声誉，营造出学术共同体文化。^[26]从根本上看，学科治理中学者们拥有学科和专业的话语权，这一学术权力和大学行政权力和科层制治理相互博弈，需要依靠学科组织文化的创设，增强学术权力持续得以运转，帮助学习共同体找到合理理性根据。因此，只有在大学和学科的治理中重视学科文化的营造，重视学者与知识的作用，引导学科内外部因素回归到对知识、学术、学者的尊重上来，才能进一步巩固大学学科的治理成效，弘扬大学学术精神和学生文化，从而真正推动一流学科的长足发展。^[27]

重视学科治理中文化的作用，基于学术文化发展的机理，逐渐强调学科治理中自治、自由精神。学术文化强调大学知识与学术创新，而知识的创造、学术的创新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环境。学术的自由是探究高深知识，追求真理的重要前提，只有坚守学术自由精神，逐步在求真中，才能进一步彰显大学的精神和理念，更好地进行学科治理。自组织理论视野下大学学科治理需要平衡好行政文化和学术文化的关系，通过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精髓在学科建设和管理中的渗透，落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精神，回归学术本位，为现代大学学科治理营造理性的学术文化，彰显知识本位价值取向。

进一步营造宽松、民主、自由的心理环境^[28]，凸显大学学科治理中学术至上的精神，引导竞争与合作良好风气，逐步培育学科治理中浓郁的学术文化，崇尚尊重知识、尊重学术、尊重人才的风气，通过学者对知识孜孜不倦地求索与传播，凸显大学求真务实的精神，进一步弘扬学科文化，促进大学精神长盛不衰。^[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