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乌尔里希·贝克曾直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1]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再一次暴露了中国在社会高速发展进程中的转型风险与现代性危机。新冠所引发的社会疫情成为了近年来距离个体最近、情绪蔓延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公共危机。危机之下，研究共同体既深受影响，又当仁不让成为危机化解的重要科学支撑。而期间研究型人才的“角色”又因其行动差异而呈现出二元范畴之间的紧张对立：一些研究者在新冠公共危机之下因“不作为”乃至“乱作为”而形象塌陷，一些研究者因“自觉作为”“大有作为”而重塑角色内涵。新冠疫情危机之下，社会公众对研究型人才的角色透射和角色期待，使得“培养什么样的人”的终极问题再次摆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面前。

一、角色异化：风险社会下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挑战

角色是行动主体借助主观能力以适应社会环境，满足客观期望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社会常态下，角色作为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常常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的特征。但是，但凡社会情境出现某些不可控因素，角色的扮演者将会面临角色异化的风险。在新冠疫情危机之下，社会的秩序感、稳定感被破坏，研究型人才(尤其是广大科研工作者)在我国特殊时期下的角色定位、文化价值、行动规范备受关注。这其中研究型人才的角色期待和角色扮演，将会引发目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有关人才培养问题的反思。

(一) “德”与“才”的缺位：研究生作为学术人才的角色挑战

风险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风险，科学的理性精神将成为人类化解危机的重要手段。正如新冠疫情的防控，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专业知识以及专业知识的承载者——广大研究型人才的支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要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组织动员全国科研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方面的科研工作，注重科研攻关与临床。”研究型人才的角色地位在新冠疫情危机下受到空前重视。这也对研究生作为学术人才的角色提出挑战，并体现在“德”“才”两个方面。

其一，风险社会对研究生“才”的挑战。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吁求危机治理者的现代化，而危机治理者的现代化需要满足知识的现代化。研究生教育不仅是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更是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在的学术性和研究性是研究生教育的内生基因，也是研究生教育的天然属性。^[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明确了研究生作为潜在学术者的身份属性，“掌握基础理论和系统知识”“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角色要求的基本要义。可目前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欠佳、训练过于狭窄、创新批判能力不足等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3]顾秉林先生曾在世纪初直指我国研究生科研创新意识薄弱的问题，认为我国研究生习惯了以接受、理解、掌握现有知识并在固定思维框架中思考问题，由此相对缺乏在学术科研上的创新意识。^[4]反观今日，我国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与能力依旧没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他们大多满足于导师交给的任务，依赖于导师的选题和研究设计，将“科研能力”等同于“学术成果”。^[5]风险社会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必然需要科研人才的专业权威和治理想象力，而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欠佳与创新意识的不足，无助于为今后应对公共危机提供“用得上”的后备科研人才。

其二，风险社会对研究生“德”的挑战。“现代性既是威胁，也是许诺，即许诺脱离由它自己制造的这种威胁。”^[6]科学技术的进步，增加了未知的风险，但风险的降临往往又需要科学技术的治理，科学成为了风险因果关系的联结。当下市场经济和社会价值观念对学术道德的挑战，极有可能引发科研人才的学术道德失范，进而导致社会的失序。可是在应对社会危机过程中，科研人才所表现出的道德情操又将影响社会的公信力与舆论的正面导向。这背后回归至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构研究生在风险社会的学术道德与学术信仰？目前，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评估相对注重考察外部指标，很多高校将论文发表量、科研项目参与数作为衡量研究生质量的主要指标。人才评价对工具性的偏重，造成了“研究生们专注于学历而淡漠于学问，许多研究生的刻苦努力仅只是为了不断积累其今后在社会上的竞争砝码。”^[7]这些现象隐含的是研究生培养制度和社会导向的偏颇，倘若学术人才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得到道德境界的提升，其学术性便会沦为利益动力下的驱使，以学术为轴心的道德规范、精神信仰随之式微，由此必然导致风险社会下的信任缺失。

(二) “量”与“质”的失衡：研究生作为精英人才的角色挑战

新冠疫情的突发，不仅是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考量，更是对我国医疗、政府、经济、教育各领域精英人才专业素质的考量，“钟南山”“李兰娟”“张宏文”这些名字已然成为了精英人才的符号象征，引发社会公众的角色赞许。毋庸置疑，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专业能力超强、理论与思想水平高超深邃、学识高瞻远瞩的精英人才，因为他们具备去评判当下尚不能使普通民众明了的风险及其症结所在的心智与能力。^[8]《西方教育词典》对“精英教育”的解释是：“社会中极少数人集团，通常称为尖子集团，应该得到与他们人数极不相称的庞大教育经费——既因为他们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又因为通过对这些特殊的尖子的培养，领导和探索创新，能期望他们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9]精英教育暗含人才数量与人才质量之间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对目前我国研究生作为青年精英人才的身份地位提出了挑战。

一是风险社会对研究生“量”的挑战。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至大众化发展阶段，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更是持续扩大。可是，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并非意味人才内涵的发展，“一个社会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质量都将一定趋于下降。”^[10]因为在实际情况中资源配置未达到与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同步增速，无论是导师数量、科研经费、教学需求等资源都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张面临严峻考验，研究生所需的资源配置无法满足，研究生的发展质量会随之走向低效化，出现本科化的倾向。正是基于对研究生教育平庸化风险的忧虑，对高等教育“小而精”培养模式的吁求从内隐走向聚焦。^[11]

二是风险社会对研究生“质”的挑战。国家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在客观上能缓解风险社会中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也能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公民素质。但是这种“开闸放水”，是否会造成研究生生源质量的标准降低？是否会因为规模与资源的不匹配，造成培养质量的下降？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研究生教育着力培养具有创造性、批判性的高端专业性人才，他们担当着引领同类人走在时代前列的任务。^[3]社会对研究生的质量标准将会伴随风险危机日益增值。因为，人才的质量水平将决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这考验着高等教育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发展？目前，国内存在一些大学将研究生报考率和录取率作为衡量办学质量的指标，一些大学生盲目为追求文凭报考研究生，这些现象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是在人才选拔时对“质量”入关口的降低。同时，在培养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生人数的扩张，培养模式将会愈加走向同质化，研究生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专长便难以得之满足与尊重。研究生作为精英人才“质”的要求无法达成，必然会导致他们与社会需求的脱轨，无助国家在风险社会的自如应对。

(三) “公”与“私”的对立：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角色挑战

面临风险社会带来的威胁，个体与他所依赖的环境会进行抽离，个体将会越来越生活于一系列独立存在、相互重叠而没有缝隙的制度之网的世界。^[12]此时，公共社会固有的伦理道德和思维认知将会遭遇诸多挑战，公私关系的二元对立将愈加紧张。个体往往会为了规避风险，出现非公形态的私人行动逻辑。因此，面对迅疾变迁的高风险社会将考验科研人才的公民素养和公共责任意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是我国高等教育三大功能的基本设定，而社会服务功能的设定则要求研究生人才不仅需具备超越以个人利益为主的文化思维，还要将私人行动架构于社会关怀中的身份认同。可是风险社会中个体的私人化行动逻辑与外界公共性结构的变迁将会对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身份提出挑战。

一是私人化行动逻辑对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空间的扩大、发展中心的转型，致使中国人固有的文化心态和身份模式产生诸多不适。面对快速变迁的高风险社会，人们精神世界处于自我与社会断裂，私人欲望膨胀发酵。在侧重私人化表达的社会情境中，研究生无论是在道德选择还是行动逻辑上，亦在用私人行动彰显学习和学术的工具理性和操作化效益。首先表现在研究生就读目的功利化。近年来，我国考研热度持续升温、考研人数屡创新高。但有研究揭示：为了好就业、拿名校文凭、获得高学位等非学术目的而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占了92%，而研究生在就读期间最大的学业压力并非来自于学术学习，而是来自于就业。^[13]长此以往，研究生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塑造和理想追求便会在学历的功利性追求中日渐削弱。其次表现在研究生就读过程浮躁化，出现知识观上轻视“无用知识”且安于“确定性知识”、方法论上囿于“思维定势”又依赖“维持性学习”、实践观上追求“高深理论”和习惯“被动实践”。^[14]长此以往，研究生私人化的行动成为了他们安于现状、规避风险的价值取向，也导致了他们作为服务人才的角色异化。

二是公共性结构变迁对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挑战。某种程度上私我行动的根源并非仅由个人的思维逻辑、价值选择、心智品性所决定，它更多会受到公共制度、规则、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挑战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角色扮演。这种公共性结构对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社会功利性价值导向严重，教育的文化信仰供给不足。在快节奏、高压力、多风险的社会中，公民责任、社会信仰、道德秩序都会受到削弱，研究生的社会心态会在结构紊乱失序中显得颓废困顿、虚无脆弱。正如当前社会上对“佛系青年”的符号化戏称正是指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但是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感普遍较低的青年群体。^[15]可是，面对如此境况，研究生教育却忽视了对学生内在生长动力的供给，过度展现人的工具理性。在人才培养上过度注重外部指标的量化表征，淡化了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致使一些研究生身上存在着理想信念模糊、公益观念淡薄、学术道德失范等问题。^[13]面对私人化逻辑与风险化情境并兼的现代社会，研究生教育对社会服务的道德期望何以可能，将会成为推动研究生角色身份变革以应对风险社会危机、实现社会转型的重要议题。

二、角色定位：风险社会下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面向

研究生的角色身份不是既成物，它将会随着社会情景的转向不断被解构和重构。风险社会的意外性、失序性、破坏性将会扩展研究生的角色内涵，形塑研究生的角色定位，这给我国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面向提供了反思空间。

(一) 德才兼备：研究生作为学术人才的角色定位

诚如贝克所言：社会中新近出现的风险，完全逃脱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科学的“感受器”——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为的是使他最后变成可见和可解释的危险。^[16]在此次新冠重大疫情防控中，“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盒”“一键快检新型冠状病毒”“筛选多种药物”“新型冠状病毒大数据交叉研究平台的组建”等多项科研成果及时揭开了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潜在危险，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分析。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北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讲话时特别提到：“防控新冠肺炎斗争有两条战线：一条是疫情防控第一线，另一条就是科研和物资生产。”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科研的重要性被凸显，科研工作者用厚实的专业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研究生树立了作为学术人才的角色标准。而这种角色标准涉及两大特征：一是专业的学术能力，二是良好的学术道德修养。

公共危机治理的现代化集中表现为危机治理工具技术的进步和创新^[17]，而工具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究其根本是人才的科研能力的进步与创新。研究生教育相比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更偏向理论和研究，学习过程更强调专业性、探究性、学术性与自主性，最终指向于培养具有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高层次研究人才。^[18]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增值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面向之一，这也契合了风险社会现代化治理对人才知识素养所提出的要求。为达成专业的学术能力，研究生一是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理论基础，具备对社会活动中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规律做出判断辨析的能力；二要具备从事独立科学研究的能力，能通过有意识的科学研究，发展自身的创新、批判、问题意识，以此增加自我与国家抵御风险的知识能力；三是要能够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将先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能驱动国家发展，帮助国家化解危机的智力支撑。

倘若学术人才的学术知识缺失了道德的依附(即“有才无德”)，反而可能增加社会的风险性。因此，风险社会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修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首先在理性范畴上，研究生要具备长期致力于科学研究，对学问的好奇，敢于献身真理，甘愿成为本学科守护人的精神追求；其次，在实践范畴上，研究生在进行科研实施和活动中遵循伦理规范，将求真、求实、求善的态度价值外化为学术主动的自觉行为，面对外部世界对社会的威胁时，应采取一种积极参与式的态度。总之，研究生只有同时兼具“德”与“才”的双重属性，才能达成作为学术人才的价值完善与精神塑造。

(二) 量质并重：研究生作为精英人才的角色定位

在现代社会中，精英群体主要分为经济精英群体、政治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这三类群体将决定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价值考量、科学治理、制度规范三大重要功能模块。^[19]然而另一方面，风险不仅来源于自然的不确定性，同样也来源于人为的不确定性，精英人才作为社会各领域的主要行动者、决策者也极有可能成为风险生成的人为因素。研究生教育作为社会尖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肩负了塑造精英人才的责任，为巩固精英人才在风险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和规避他们的高风险行为，研究生“量精、质高”的身份特征亟待回归。

一方面，研究生作为精英人才，首先应表现为数量之“精”。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其著作《思想与社会》中把精英视为了在各自活动领域获得最高指数的人。^[20]处于金字塔最尖端的精英阶级，处于知识分层中较高的位置，其外部特征必然会表现为小规模。小规模的数量特征来自于他们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若精英阶级的流动阀门无节制的打开，精英身份的膨胀化势必会造成人才的低水平和低效率，而精英阶级“小规模”的数量特征的维持更多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支持，反映在研究生教育上则主要涉及到招生选拔、考核淘汰机制、学历评估等选拔流动关口。另一方面，研究生作为精英人才还表现为质量之“高”。这种高质量特征将会决定研究生在专业学科上具有的权威地位和社会行动的科学性。研究生以质取胜应该具备专业领域的先导作用，在毕业后成为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拔尖创新人才，能满足于社会对精英人才的需求，对国家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只有“宁缺毋滥、以质取胜”所塑造出的精英角色，才能保证高等教育所培养出的研究生人才无论处于何种历史环境都能发挥不可动摇的力量。

(三) 亦公亦私：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角色定位

风险社会中危险是潜在的，信息是复杂的，它将会打破时空的局限，而与之对应的责任主体也将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角色。2020年1月国家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各有关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勇挑重担、敢于担当，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面对新冠疫情的重大危机，科研人员的角色必须实现从传统的“读书人”到“实践人”之转化。这种角色新内涵来源于公众对知识分子更高的角色期待。它不仅在于科研学者是否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帮助社会化解危机、攻破难关，更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危机下主动承担责任，基于专业特长服务于普通大众，重构风险社会的道德体系。风险社会赋予行动主体新的伦理精神，这种新的伦理精神逾越了个人主义价值观，规避了工具理性的扩张。它是把私人带回社会，将个体利益内化于社会命运中的利他主义精神，而这种利他主义精神建构起研究生在风险社会中作为服务人才的角色定位。

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生成，研究生角色需要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窠臼中挣脱，搭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重塑一种基于社会服务、公民责任、时代担当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一是需要研究生具备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关心社会问题，通过自身所学专业和理论，解释现实问题、判别是非信息，能应对复杂的局面。二是需要具备公共危机责任担当精神。当社会面临突发危机时，具有担当责任精神，能用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帮助社会攻破难关，引领社会进步。三是具备爱国主义精神。对自己的国家忠诚，履行自己的角色义务，将爱国主义信仰化为行动，始终保持行为与思想的统一。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角色定位是其思想价值观从个体本位向社会本位转移，它关系着国家在风险社会治理时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研究生作为服务人才的价值允诺。

三、角色重塑：风险社会下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行动路向

风险社会具有反思性和创造性的二重性^[21]。一方面，风险社会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结果，但却要以反思与批判的态度为己任；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作为一种契机，将促成社会的变革。后疫情时代，全球挑战的复杂程度日益严峻，社会依然会面临着来自于文明、环境、道德等不可抗拒的威胁，研究生教育应当在新旧时空的交替下不断加速对人才培养理念的变迁，以促进研究生作为研究人才、精英人才、服务人才的角色重塑，应对危机社会对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的时代挑战。

(一) 学术化：筑造知识与德性融合发展的培养生态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教育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疫情危机所引发的论文风波暴露出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立足于当前风险社会的情境，国家已然觉察出对研究型人才学术性的评价不仅要建立于量化指标的知识标准，更建立于质化指标的价值标准。因此，研究生人才培养必须要注重研究生学术研究与理想道德的并进，通过筑造知识与德性融合的培养生态，促进研究生学术角色的回归，为化解风险社会提供德才兼备的学术行动体。

第一，完善物质层面的学术系统建设。物质设施是高校价值观念、文化模式、校风校貌等内在价值的外在载体，以物质层面促成人才培养的学术化主要以完善基础科研设施、拓展学术资源为核心，引进先进的科研设备以供师生掌握学习，创造创新；开放公共学术资源，建立共享数据库，达到知识共享，如此更能促成危机治理时科研力量的互利共赢。第二，在精神层面建设学术文化氛围。面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道德弱化、学术功利性盛行的精神危机，研究生教育要通过精神层面的建设，以促使研究生回归追求真知、务实求善的学术道德。高校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环境，促使人与环境的有机融合，设立学术道德规范课程，加强师生、生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场域熏陶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术理想和动力；第三，通过健全惩罚机制，规范研究生学术行为，抑制由于学术伦理失范增加的社会风险。另外，加大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惩罚力度和监督管理，落实相关政策文件的精神，严格惩治论文造假、剽窃行为，设置学术伦理的界限标准，使学生从心理上达到对学术道德的敬畏。第四，发挥导师的育人功能。风险社会不仅是对研究生角色的挑战，也是对研究生导师角色的挑战，作为人才培养、传承知识的研究生导师，面临风险社会的精神意识威胁师生关系极有可能被工具理性所绑架，师道尊严就此消退。这提醒着研究生导师必须担当研究生专业传授和道德感化的时代任务，通过师生角色的良性互动，建构研究生德才兼备的角色定位，导师要将学生道德理想放在与科研学术相同的中心位置，在遵循学术道德的基础上引领学术创新，促进研究生知识和德性的双向提升，实现科研育人、教学育人、管理育人等全方位、多渠道的育人作用。

(二) 精英化：建立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的驱动机制

公共危机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有机部分，与此同时，人类在实践上不断创新和危机治理的组织、制度、方法、观念等，推动公共危机治理现代化^[17]。公共危机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行动主体的现代化，这对人才的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期许。“质量革命”一直以来是高等教育为适应知识型社会的重点改革方面，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更需要满足国家对精英人才的储备需求。2017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正式确立了“到2020年实现研究生教育向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型”的发展目标。尽管目前内涵式发展的转型一直以来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但现实中研究生扩张人数居高不下，导致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与培养质量形成了掣肘关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精英化的教育，因此，研究生人才培养中要防止规模冲动，又要兼顾质量与结构的优化^[22]，发挥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的机制优越性，促成人才培养的精英化。

首先，重视选拔机制，把好“入口关”。在国家层面上，政府可通过对社会岗位需求调查、高校资源评估颁布相关政策、法案从宏观层面调控各高校的招生数量，保证入学人数与社会需求、资源供给相适应。在学校层面，要充分发挥高校选拔的自主权。“笔试—面试”的形式是目前我国研究生招生最常见的选拔模式，部分高校也在实行“申请—考核”的模式，更考察对人才学科背景的重视，未来可以将两种模式进行有机结合，探索出合理有效的招生机制，遴选出具有学术潜力和科研能力的研究生人才。其次，健全审查淘汰机制，把好“出口关”。针对目前存在的一大批研究生只为追求学历，不重视自我发展的情况，高校应健全审查淘汰机制，明晰研究生的权责，严格把守毕业论文的审查关口，同时建立多元的质量评估观，包括对研究生未来发展的评估、学术态度的评估、在校表现的评估，将研究生毕业后的所在事业单位也列为评估者，对质量评估不合格的学生，进行相应的惩罚淘汰，促使研究生人才质量的持续在线。最后，注重培养机制，把好“过程关”。在突出人才培养的全程化，优化研究生教育的过程质量，“建立充分体现学生成长体验和个性发展过程引导的质量标准”^[23]，注重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其中“包括满意度、进步度、适应度、发展度在内的质量标准”^[24]。同时，针对不同研究生的能力特征、发展定位，定制不同的培养方案，激发受教育过程中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形成培养规模与研究生精英角色定位的有机融合。

(三) 服务化：实施思政教育与实践教育双向发力的引导路径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具有人文关怀、专业权威的科研人才，他们以积极的行动与开放的态度，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个体化和公共社会的联结中凸显了公共角色，引发了社会大众的道德共鸣。研究生人才培养最终的目标是要把研究生的私人信仰带回社会领域，使之与社会关怀同步同构^[25]。如此，研究生才能在风险社会中超越个人膨胀的功利诉求, 体现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内在纯粹和“为人民而学术”“为国家而学术”的外在崇高^[26]。因此，研究生教育要通过思政教育和实践教育双向发力促进研究生对社会、对自然、对民族的认知升级，强化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担当精神，进而最大化实现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教育功能。

一方面，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风险变化多端，思政教育也应常变常新。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断离对思政教育内容提出了新要求。风险社会中思政教育要以社会性为基础，改善人与公共社会之间的联系方式，在教育内容中渗透出更多的利他理念，注重人才培养的政治引导。另外，可以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理论导向，激发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服务意识，提高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将研究生的成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机结合。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社会服务意愿和社会实践能力。只有将行动与意义进行联结，研究生才能在实践运用中获得价值体验和价值认同。因此，高校需要拓宽研究生的实践渠道，让平日里专注学科理论的研究生多参与社会实践，让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学术服务于社会的道德共识，形成服务型角色新的生长点，以此丰富研究生的精神世界，实现学生个体意愿和集体意志的精准对接^[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