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 南京 210094
教育部官方网站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在读博士研究生人数为361997人,其中女性占比39.27%(142173人),而在1997年,全国在读博士研究生人数为39927人,其中女性占比仅为18.52%(7394人)。20年来,女性博士研究生的人数和占比都有了显著的提升,该群体也从不被人认可的“第三类性别”,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但与此同时,该群体自身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2017年10月,国际知名期刊《Nature》上的一篇研究显示,博士研究生在求学期间普遍精神压力较大,其中约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存在精神健康问题[1]。2018年3月,《Nature Biotechonology》上的又一项调查指出,研究生群体患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六倍,该研究还特别指出,在该群体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精神疾病[2]。
近年来,女性博士研究生在重压之下做出极端事件的例子屡见报端:2018年,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在读华裔女博士Liu在学校的宿舍内自缢身亡;2017年,36岁的Lisa Procter博士在英国曼切斯特的家中被发现上吊自杀;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一名即将毕业的40岁女性博士研究生,在校园内跳楼身亡。在报道这些惨痛的案例时,“压力大”的表述几乎都被媒体所提及。
科学研究和现实案例都提示我们,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女性博士研究生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基于此,本研究拟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女性博士研究生展开访谈调查,以了解该群体的性别压力状况。质性研究的方法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中,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情境化的”“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3]。量化研究虽然能够比较快捷地解释“是什么”的问题,但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和解释尚显不足,而对于女性博士研究生的压力研究不仅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即了解女性特征对该群体造成了哪些压力,更要分析这些压力出现的原因以及压力疏解的渠道。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的抽样与选择质性研究最常用的抽样方法是“目的性抽样”,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来选择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目的性抽样中的最大差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其中,滚雪球抽样能够较快地抽取研究对象,同时滚雪球抽样得到的样本通常是熟人介绍而来,能够提高被研究对象的配合度。其次,本研究的对象并非特殊人群,因而需要抽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样本,故选择最大差异抽样。第三,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同时结合最大差异抽样,选择不同的差异因素对样本进行筛选,兼顾年龄、攻读专业、读博形式、情感婚姻状况等几个方面因素。
最终,研究选择了来自于8所高校的13名女性博士研究生作为访谈对象,其中包含2名预访谈对象,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此外,为方便行文表述,后文暂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女性博士研究生”简称为“女博士”。
根据研究目的,首先编制初步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利用该提纲对2名女博士进行预访谈。预访谈结束后,将访谈结果和被访谈者的反馈加以总结,并与专家讨论,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该访谈提纲包括五个方面,分别用于调查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因为性别特征而造成的压力、影响压力的因素、需要的压力疏解途径和补充信息等方面。
(三)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访谈结束后,将录音文件逐字转成文本文件,最终形成11个文本文件,共计98045字。此后,将文本资料导入Nvivo11软件进行分析:首先,结合访谈中的笔记对原始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给文本资料赋予意义。其次,对文本进行登录和编码,在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的基础上,对编码资料进行归类和深入分析。在该过程中,Glaser和Strauss(1967)建议使用开放式编码和持续比较法[4],前者指的是对原始文本资料反复阅读,在文本资料中寻找有意义的单元;后者指的是将编码的原始材料反复对比推敲,分成不同的类属。
同时,结合Strauss和Corbin(1990)的建议[5],对文本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其中第一级编码即前文所述开放式编码。第二级编码是关联式编码,即将第一级编码中相同或类似的编码组合在一起,形成具体的压力种类。通过这一级编码,使得每个压力种类之间有着较强的异质性。具体而言,通过这一级编码,形成了9个具体的压力种类。第三级编码是核心式编码,即在形成了具体的压力种类之后,还要提炼出若干“核心类属”,以便通过这些“核心类属”将具体的压力种类串联起来,最终形成有关女博士性别压力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结果 (一) 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类属划分通过阅读原始资料、登录和编码以及对编码资料进行归类和深入分析,关于女博士的性别压力,原始文本资料可分成9种压力种类和3大核心类属。其中,9种压力种类分别是科研压力、工作压力、就业压力、择偶压力、经济压力、赡抚压力、师生沟通、亲子沟通、亲密沟通。这9种压力种类又分属于学习与工作、情感与家庭、人际与沟通三大核心类属。具体的压力种类与核心类属划分见图 1。
学习与工作类属主要涉及女博士在学习、科研、工作等领域面临的压力。在全部13名被访谈者中,有12人提到面临较大的学习和工作压力。具体而言,学习与工作类属又包含科研压力、工作压力和就业压力三个类别。其中,科研压力主要涉及做实验、发论文等方面的压力。当前,各高校都把发表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作为博士生毕业的限制条件。因此,几乎所有的被访谈者在接受访谈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提到了这方面的压力。例如2号被访谈者提到(由于篇幅所限,每种类别仅列一例,下同):
“我们专业毕业要求发两篇SCI的论文,我们同组的男博士至少手上都有一篇了,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写出来的。我到现在一篇都没有,唉,愁死了。我一个师姐也是,都博三了,才投出去一篇,还杳无音讯,也不知能不能中,肯定要延期毕业。”
工作压力主要涉及在职读博人员,他们在攻读学位的同时,还要兼顾本职工作。因此,受访谈的6名在职读博女博士都提到,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对她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例如8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是在职读书嘛,要两头忙。单位领导其实不是很支持我来读博士,我们学院的人手少,我来读博士的话,课就没人上了,所以领导讲,你读书归读书,该干的活还是要干的,这样我三天在单位上课,两天在这边读书,一边写论文一边备课,累的要死。”
就业压力是指“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在博士毕业时所面临的就业压力。在受访谈的7名“非定向”女博士中,有5人提到该类别的压力。主要表现为对女性博士研究生就业的不自信和对自己就业质量的担忧。例如5号被访谈者提到:
“压力就是找不到工作。我们学校本身档次就一般,不是211,男的还好一点,我们女的找工作就更难了。我们前几届的男博士毕业,工作都还比较顺利,有留校的,有去XX学院的。几个师姐就差多了,有好几个都只能到大专做老师,还有去年毕业的一个师姐,毕业都快一年,工作还没定呢,听说上周她回老家的一个三本学校去面试,也不知道结果怎么样。我马上也要面临这个问题了,各个学校新一年的招聘都陆续开始了,我已经投了两个学校的简历,也都没回音。”
2. 情感与家庭情感与家庭类属主要涉及女博士的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在全部13名被访谈者中,有11人提到面临较大的情感和家庭压力。具体而言,情感与家庭类属又包含择偶压力、经济压力和赡抚压力三个类别。其中,择偶压力指的是未婚女博士由于社交圈较小、年龄增长等因素,在择偶与婚姻方面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在接受访谈的8名未婚女博士中,有6人坦言没有稳定的交往对象(男朋友),因而或多或少地感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例如12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父母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觉得女孩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整天跟我叨叨叨,一会说学历太高人家不敢要,一会说过了30岁就不好找了,每次一打电话就是催我找对象。我自己原本也是不着急的,但想着,以后肯定还是要结婚的,还要涉及到生小孩的问题,年龄大了以后,确实比较麻烦,我自己就是学医的,高龄产妇有风险我也知道。所以,你说这事不着急也是假的。”
经济压力指的是读博士期间收入较少或收入不稳定,进而影响生活的压力。在受访谈的13名女博士中,有8人都提及了经济方面的压力。例如6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孩子随随便便报个培训班,万把块钱就没有了。我来读博士,单位那边还要给我核减工作量,工作量一少,工资就跟着少了,平时的工资就打八折了,年底绩效又少两万。我们还要自己交博士学费,又不像他们应届来读博士的年轻人,还能申请奖学金,我们什么都没有。一来一去,一年至少要增加五万块钱的经济压力。”
赡抚压力是指女博士在赡养老人和抚育子女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其中又以抚育子女的压力更为明显,在5名提及赡抚压力的被访谈者中,只有1人谈到了赡养老人的压力。这可能是因为受访谈者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下,暂未遇到赡养老人的困境。例如1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现在压力太大了,简直都要退学了。我去年生的孩子,现在小孩1岁多,什么事情都是我的,我老公完全帮不上忙。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凭什么都丢给我,他要忙工作,我一边忙工作、一边读书,还要忙孩子。我现在都是等孩子睡了,才能抽出时间写论文。我现在就想小孩赶紧上幼儿园,我才有时间忙论文。”
3. 人际与沟通人际与沟通类属主要涉及女博士的人际交往以及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压力,依据人际交往对象的不同,该类属又包含师生沟通压力、亲子沟通压力和亲密沟通压力三个类别。其中,师生沟通压力指的是女博士在与老师,尤其是与其博士导师沟通的过程中突显的压力。在所有接受访谈的女博士中,有7人提到其与导师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尤其是在博士研究内容方面与导师存在分歧。例如8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自己一直有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但导师手上有一个国家自科(笔者注:“国家自科”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一直让我做他那个项目的内容。说实话,那个方向我不是太熟悉,也不感兴趣。跟导师沟通了几次,但他态度比较强硬。我现在就很焦虑,不按他的要求做,生怕以后毕业受影响;按他说的做吧,又怕自己做不下去,到时候也是耽误毕业。”
亲子沟通压力指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问题,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女博士在与其父母沟通的过程中体验到的压力。在受访谈的13名女博士中,有5人提到她们与父母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例如7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爸妈总觉得女孩子读个大学,顶多再考个研究生就够了。我跟他们说,现在读博士很正常,以后可以在大学工作,多好。他们总想着我回老家,说回去找找关系能安排很好的工作。还有就是催我找男朋友,每次见面就是说,你看那谁,孩子都有了。我现在25岁,又不是30、40多了,真不知道他们急什么。反正就是说不到一起去。”
亲密沟通压力主要涉及亲密关系中沟通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女博士与亲密对象(包括男朋友和配偶)之间存在沟通压力。在7名有亲密对象的女博士(包括5名已婚女博士和2名有稳定交往对象的女博士)中,5人提到与亲密对象之间存在沟通压力。例如3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跟我男朋友感情还算稳定,不过我们最近为了结婚的问题,也闹了挺久,他想尽早结婚,我是希望等毕业了再结。其他都还好,说到结婚过日子,我们意见就不一样了。他和他家都比较传统,觉得女孩子不能太晚结婚生孩子,我都30了,再过几年就是高龄产妇了。但我觉得无所谓,结婚生子分散精力,还是先毕业把工作定下来是正事儿。”
(二) 女性博士研究生性别压力的影响因素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女博士的性别压力可分成9个种类和3大核心类属。然而,从访谈的文本资料来看,并不是所有女博士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例如同样是未婚女博士,有些女博士面临着婚姻压力,也有女博士没有提及该类压力;也不是所有女博士对压力都有着相同的认知,例如同样面对科研压力,有些女博士认为自己难以招架,也有女博士认为自己可以轻松应对。
进一步分析文本资料可以看出,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可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女博士的内在自我调节能力,后者主要指女博士的外在社会支持系统。
1. 内在自我调节能力内在自我调节能力指的是面对压力,女博士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疏解的能力。通过文本资料的分析可见,内在自我调节能力的差异是影响女博士压力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内在自我调节能力强者能够较为轻松地应对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例如11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寝室同学都说自己‘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家人’,我是想得开的,就无所谓了。我老说,我们以后都是做医生的,整天忙的跟鬼一样,就算结婚了,哪有时间管家人、管孩子,医院里有句开玩笑的话,说‘医生的孩子像根草’,你看多可怜。还不如淡定一点。其实这么一想,想开点,我就觉得没那么焦虑。真的,愁什么愁呢,也不是你愁就能愁出结果的。”
然而,内在自我调节能力较弱的女博士在面对压力时则显得难以招架,从而增加了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例如13号被访谈者提到:
“事情都只能堆在心里,要写论文要毕业,孩子上学了也要管,老公上班也忙,找不到人可以交流。他们年轻人有时候压力太大了,还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找心理老师聊聊,我一把年纪了,也不太好意思去,而且也确实没时间去。最近忙毕业论文,根本写不下去,有时候写写就在那儿发呆,好几次写不下去了,我就一个人在书房里哭,真的,太难了。”
2. 外在社会支持系统外在社会支持系统指的是在面对压力时,能够给女博士提供外在支持的社会系统。通过文本资料的分析可见,外在社会支持系统的差异也是影响女博士压力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强有力的外在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帮助女博士应对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例如10号被访谈者提到:
“我老公特别给力,自打我读博士开始,家里的事情都是他一手包办,不用我操心,真的是没后顾之忧。专心搞学术,争取顺利毕业就行。还有我爸妈,他们做生意,经济条件比较好,知道我在职读博,工资会受影响,就在经济上给了我们好多帮助。你要说压力,肯定有,科研这些压力嘛。但相比周围的博士,特别是你说的女博士,我的压力算小的了。”
相比而言,如果外在社会支持系统不强,女博士面临的压力就更大,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也就更明显。例如9号被访谈者提到:
“根本就没人真正关心我。导师整天催我们出成果,结果把论文交给他,每次都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爸妈也是,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我就一穷学生,非要说我发展的多好多好,过年去亲戚家非要我买这个买那个带着,我一年学校给的补助才多少钱呀。男朋友也整天催我结婚,老说要不休学一两年,结婚生了孩子再回来读书。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我生活的好坏,照顾我的体验。”
3. 年龄因素除了以上内、外两点因素外,从资料分析来看,年龄因素也会影响女博士的压力体验,13名受访谈者中,有4名女博士都提到了年龄因素,其中6号和7号被访谈者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描述了年龄对于女博士压力的影响:
“我们年龄放在这了,不像她们小姑娘,一心一意读书就好。我们这个年纪都是又要管老的,还要管小的。再加上年龄大了,都四十多岁了,精力也跟不上,确实还是蛮有压力的。”(6号被访谈者)
“我还小,选择的空间大,以后随便是回老家还是留南京,还是去其他城市,我都可以的。又不像有些师姐,她们都结了婚定住在南京,毕业也不可能去其他地方。所以爸妈催我找对象我也不急,现在三十多岁结婚不要太正常哦,那我至少还有五、六年的时间呢。不急不急,现在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就行,其他我都不烦。”(7号被访谈者)
(三) 研究的效度分析Maxwell(1992)指出,质性研究的研究效度可以分为描述性效度、解释性效度、评价性效度和推广性效度[6]。其中描述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能否准确描述研究的内容和现象,解释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能否准确解释收集到的资料和信息,评价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者对于研究结果做出的价值判断是否合理,推广性效度指的是研究能否推论到其他群体或领域。本研究采用专家评价法,邀请五位专业人士(三名女性博士研究生,一名心理学副教授,一名社会学教授)对研究初稿进行评阅性阅读。评价采用5级评分,其中1表示很差、2表示较差、3表示一般、4表示较好、5表示很好,评价结果如表 2。
本研究旨在探讨女性博士研究生的性别压力及其影响因素。这些压力在已有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曾被零散提及,例如有研究从学业与科研、婚姻与家庭、择业与就业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女性研究生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7];还有研究讨论了女性研究生的就业压力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8];国外的研究也发现,科研是博士生的主要压力来源,而社会经济和师生关系亦是造成博士生压力的原因[9],但该研究并没有明确区分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本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度访谈,对女博士的压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归纳:
1. 学习与工作压力受到社会观念、社会行业结构、女性自身生理心理特点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在就业市场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女博士也不例外。此外,尽管学习与工作压力中的科研压力和工作压力是男性和女性所共有的压力,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压力对于女性的影响也更大。例如,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数量占全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科研贡献量(例如申请并获批国家级基金、获国家级科研奖励等)和地位(例如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比例)却远不及该比例。可见,女性在科研工作方面确实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
2. 情感与家庭压力尽管择偶、经济、赡抚三种具体压力是男性和女性所共有的压力,但多数对于女性的影响更大。其中,由于受到社会观念和女性生理特征的影响,择偶压力对女性的影响最为明显。一方面,“女大当婚”“干的好不如嫁得好”等社会观念,以及父母对子女未来生活的担忧使得女博士不断寻求婚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育能力的下降和生育风险的提升也催逼着女博士尽早结婚生子。然而,面临的学习与工作压力又很难允许女博士很好地兼顾学习、工作、生活、婚姻等多重选择。因此,择偶与婚姻的压力非常典型地展现出女性博士研究生们所面临的情感与家庭压力。
3. 人际与沟通压力在人际与沟通压力中,女博士所面临的压力也较为明显。首先,在师生沟通压力方面,博士生与导师的沟通主要集中于学业与科研内容,但如前文所述,女博士在科研工作方面面临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因此围绕科研工作而开展的沟通无疑也成为女博士的压力源之一。其次,在亲子沟通方面,受到前文所述的一些传统社会观念以及对女性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影响,一些父母完全不支持女子攻读博士学位,因而容易产生亲子间的沟通不畅。再次,在亲密沟通方面,有研究显示,女博士在择偶过程中,会主动降低择偶对象在学历等方面的标准[10],因此亲密交往对象可能并不完全了解女博士的学业和科研工作,进而产生交流和沟通的问题。
(二) 女性博士研究生压力疏解的建议总结分析结论和访谈资料,对于女博士压力的疏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提升自我调节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的高低影响着女博士的压力体验,但多位女博士表示,她们并不知道该如何调节。在研究生培养实践中,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尚未形成如本科生培养一样的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因此,对于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而言,在开展学业培养和科研培训的同时,如能建立一整套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帮助研究生提升自我调节的能力,对于女博士群体疏解压力将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8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如果学校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心理讲座之类的活动还是蛮好的,以前上本科时倒是有心理健康课,但那时候觉得没意思,不愿意听。现在除了蹲实验室,什么都没有,想学学怎么给自己排解压力都没这个途径了。”
第二,建立社会支持体系。社会支持理论认为,外界的支持对于个体积极应对压力有着显著的作用[11],本研究中对于女博士的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点,即强有力的外在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帮助女博士应对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正如9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要是周围人多给我一些理解和支持,我觉得比什么途径都有效。我们女生,特别是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女生,要求真的没那么多,压力大的时候,能给我一句安慰,我觉得就特别好。结果我周围的人,要么是逼我、催我,要么是给我打退堂鼓,周围都是这样的人,你说还有什么途径能排解压力?”
第三,提供专业心理支持。当遇到压力无法排解时,为女博士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以免发生文章开头所描述的极端事件显然更为重要。对此,医疗卫生领域的“三级预防”概念或许能为女博士的压力疏解提供一些借鉴:对于广大女博士群体,采用一般性预防干预,即向她们宣传心理卫生知识,提高该群体的心理卫生水平,强化“心理求助”意识;对于易患心理障碍危险因素的亚人群,例如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下的女博士,采用选择性预防干预,即有针对性地开展个体或团体压力疏解的心理介入,防患于未然;对于已经出现心理障碍的群体,例如在高压下产生自杀倾向、精神障碍的群体,采用指征性预防干预,通过专业治疗技术进行心理与精神干预。正如13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我其实非常需要心理咨询,但是我听说外面的心理咨询机构做的好的不多,所以不敢随便选。学校里有心理咨询室的,但好像主要是针对本科生的,我们这种在职博士,一把年纪了,我都不太好意思去。如果学校能有专门针对博士,哪怕是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这种心理咨询,那就太好了。”
第四,营造积极社会氛围。研究显示,社会环境对于女性的压力与精神障碍的影响比男性更大[12]。对于女性研究生群体的研究也提示社会环境对于该群体心理压力的影响[13]。因此,营造有利的社会氛围对于该群体的压力疏解同样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访谈中,被访谈者谈及的理想社会氛围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弹性的科研氛围,二是宽松的社会氛围。
弹性的科研氛围指的是不以发表论文为唯一评价指标和毕业要求,例如2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你要说给我排解压力,我觉得无所谓,只要科研上这种压迫少一些就行。其实你说一定要发论文才能算合格博士生吗?我有同学在国外读博,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只要你的博士论文专家认为达到博士水平,通过答辩就可以了。我们不说取消这些规定,至少有些弹性吧,你如果有其他成果,不一定是论文,比如发明专利、比如有影响力的会议报告,我觉得都可以体现博士生的水平呀。完全用论文来评价给我们压力就太大了。”
宽松的社会氛围指的是避免一些传统观点和刻板印象对于女博士的影响,例如4号被访谈者在谈到需要哪些压力疏解途径时所说:
“这个社会对我们女性的要求太多。家里人希望我做好贤妻良母,过年回家我爸妈都说:‘你都快40了,还读什么书啊,小李(笔者注:小李指被访谈者的丈夫)那么忙,妞妞(笔者注:妞妞是被访谈者女儿的乳名)都上小学了,把她学习抓好比什么都重要。’单位里领导恨不得你是女强人,最好是以校为家,天天在学校干活才好。如果大家对女性都宽容一些,我想我们女博士也不会压力那么大。”
[1] |
Woolston C. Graduate survey:a love-hurt relationship[J]. Nature, 2017, 550(7677): 549-552. DOI:10.1038/nj7677-549a |
[2] |
Evans T M, Bira L, Gastelum J B, et al. Evidence for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J]. Nature Biotechnology, 2018, 36(3): 282-284. DOI:10.1038/nbt.4089 |
[3] |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4] |
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v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1967.
|
[5] |
Corbin J M, Strauss 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J].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90, 19(6): 418-427. |
[6] |
Maxwell J. Understanding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2, 62(3): 279-300. DOI:10.17763/haer.62.3.8323320856251826 |
[7] |
王利群, 赵晓杰. 关于女性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思考[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1): 197-200. |
[8] |
李枫, 高雪梅. 女研究生就业教育与职业规划创新实践[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3): 350-354. |
[9] |
Bazrafkan L, Shokrpour N, Yousefi A, et al. Management of stress and anxiety among phd students during thesis writing[J]. The Health Care Manager, 2016, 35(3): 231-240. DOI:10.1097/HCM.0000000000000120 |
[10] |
朱晓霞.未婚女博士择偶困境研究[D].南京: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7.
|
[11] |
Weinberger M, William M, Hiner S L, et al. Social support, stress and functional status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6, 30(4): 503-508. |
[12] |
Mota N P, Medved M, Wang J L, et al. Stress and mental disorders in female military personnel:comparisons between the sexes in a male dominated profession[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12, 46(2): 159-167. DOI:10.1016/j.jpsychires.2011.09.014 |
[13] |
Pepose M. Frequency of bulimic behaviors and associated social maladjustment in female graduate students[J].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986, 20(4): 355-361. DOI:10.1016/0022-3956(86)90038-5 |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