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浪潮之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反文化现象，这不但腐蚀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根基，而且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追求与文化旨趣背道而驰，还在深层次上阻碍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本研究尝试结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历程与学界的相关研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进行剖析与解读，以期走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困境，加快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文化组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现象，具有自身的特性。简而言之，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现象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追求世界水平，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满足中国需求、服务人类发展，传承中华文化、培育时代新人的崇真向善尚美的价值理念与文化担当。与此相应，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反文化现象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并与世界一流大学倡导、追求与弘扬的真善美文化相悖的畸形与异化的文化现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不是一般的假文化，更不是简单的伪文化，它会悄无声息地侵蚀与摧毁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形象、文化价值以及文化根基，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严重阻碍因素。

大学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作用与价值更是无可替代的。正是因为如此，各界对大学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情，特别是对处于高等教育系统顶层的世界一流大学，更是趋之若鹜，建设热潮席卷全球。吊诡的是，“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仍然没有达成共识”^[1]。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从多个角度与层次来理解与认识。但是，无论基于哪个角度与层次，都不能脱离文化性。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是理解与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本质的根基与前提。正如研究者所言，“大学本质上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且具有强烈文化属性的组织，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2]。同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存在；既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化的高地；既是文化的源泉，也是文化的根基；既是文化的结果，也是文化的动力。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文化自信的战略之源与基础支撑，承担着选择与坚守文化、反思与批判文化、传承与弘扬文化、创新与引领文化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扮演着文化的保存者、传播者、扩散者、推动者以及创新者角色，承载着世人的无限遐想与美好期许。

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的运动推动的。由此而论，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就不应该是‘无对’的，它的存在、运动及其变化过程都离不开自己的对立面——反文化。文化与反文化构成了社会的常态，文化就是在与反文化的不懈斗争中取得主导地位的”^[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复杂的文化活动，必然也充斥着文化现象与反文化现象的不断斗争和矛盾运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是一个文化现象不断战胜反文化现象取得主体、主流与主导地位的螺旋上升、逐渐推向前进的动态过程。通常而言，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文化现象是主体、主流与主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作用；而反文化现象是客观的、普遍的存在的，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没有决定作用，但会干扰甚至阻碍建设的总体进程与基本走向。并且，文化现象与反文化现象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和力量的此消彼长，尤其是若任由反文化现象滋生与蔓延，反文化现象也可能获得主体、主流与主导地位，若此将会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灾难性影响。文化现象与反文化现象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对立的两极，分别表征着“前进”与“倒退”的价值指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都是与教育的精神、理念、本质、宗旨、使命、价值、目的以及文化相悖的，对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与无形的侵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产生方式上来看，分为内生型反文化现象与外激型反文化现象；从表现形态上来看，分为隐形反文化现象与显性反文化现象。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大学因固有的惰性与保守而抵制变革与创新，是内生型反文化现象的体现；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和政治上的工具主义对大学的干扰甚至控制，是外激型反文化现象的体现；各界热衷于以数字化指标衡量建设进程与成效，是隐形反文化现象的体现；大学大兴土木、追求学术GDP主义、恶性重金挖人等，是显性反文化现象的体现。当然，反文化现象并非总是消极的、负面的、腐朽的，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正是由于反文化现象的存在，我们才会反思与审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的、进程以及价值等问题，我们才会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匡正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然而，与世人赋予世界一流大学的积极的、正面的、健康的文化形象与文明标识相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力量，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引导与有效转化，否则将危及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

当前，中国各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之高世所罕见，力度之强举世无二，进度之快亘古未有。然而，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与相对薄弱的文化底蕴——大学的精神理念、思想观念、制度体系以及发展模式等尚不成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由此导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与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相伴而生且日益突出。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反文化现象在实践中以哪种方式或形态存在，有一点是明确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座文化丰碑，以反文化的手段与方式不但不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目的，反而会悄无声息地摧毁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根基。因此，在大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并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治理策略，以遏制其大量滋生与疯狂蔓延。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在实践过程中有一些典型的表征。认识与厘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表征，既有助于深刻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本质，又有助于全面认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危害。

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是大学的行动指南，是大学一切活动的前提。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朵绚烂之花，而世界一流大学更是大学中的佼佼者，理应是探求知识、追求真理、崇尚卓越、彰显理性、弘扬人性、倡导创新的表率与榜样，理应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理应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责任，理应践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理应是提升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脊梁。然而，在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获得一时的荣誉胜过对永恒的追求，获得当下的认可胜过对价值的坚守，获得表面的光鲜胜过对卓越的向往，获得物质的利益胜过对真理的探寻，获得政治的资本胜过对使命的担当。一言以敝之，获得近期的、直接的、有形的、功利性的、生物性的、扭曲的价值，逐渐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准则与价值追求，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为了建设而建设，它是一项有价值坚守与文化追求的伟大事业，将会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并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之源。若任由扭曲的价值准则与价值追求，持续影响、干扰甚至主导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既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价值、使命、目的以及文化等背道而驰，也会腐蚀世界一流大学在世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甚至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文化的存在，然而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的文化阙如问题却日益凸显。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格局不高，导致世界一流大学本应有的文化境界缺失。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的有形与无形的驱使之下，大学可以通过重金挖人、跑课题、买论文，满足短期内的数字化需求。与此同时，“人才”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甚至可以“狡兔三窟”，满足对金钱、权力、名誉的渴望。如此一来，大学与“人才”之间就成了现实版的“周瑜打黄盖”，不但毫不掩饰，而且还冠冕堂皇、大行其道。由此可以看到，那些志得意满的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过程中的胸襟之狭隘、视野之褊狭、眼光之短浅，已使大学无形之中远离了世界一流大学本应有的文化品性与文化格局。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依附，导致世界一流大学本应有的民族文化与文化自信严重缺失。既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眼光，只放在省内或国内有局限，那么就放眼域外、放眼世界，向那些世所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看齐与学习。然而，就当前的高等教育国际格局而言，世界一流大学基本都处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对西方大学的无意识的学习甚至模仿，已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隐性的文化依附，逐渐忘却了自己所立足与依仗的本土文化根基。长此以往，将不可避免地对西方大学产生文化依附，也必将影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学术性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基。^[4]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社会各界才普遍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是那些在学术上做出了重大、卓越贡献的大学。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各界对学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出现了人人做学术、校校做学术、全民做学术的“盛况”。鉴于学术之于大学的极端重要性，对学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当学术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或象征之时，人人都可以追求；而当学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之时，它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具有一定的运行逻辑、价值坚守与行为规范，全民学术的逻辑似乎并不太适合，人人学术的盛况好像也不太正常。更何况，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将学术窄化为科学研究，将科学研究窄化为课题、项目和论文的倾向与问题。并且，课题和项目又偏重于风险小、周期短、见效快的应用研究，而轻视甚至忽视风险大、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研究。所以，在科技论文总量上中国虽已居世界第二，但多以传播性、整合性、应用性学术为主，而缺乏创新性学术和原创性研究。时至今日，中国的重大原始创新能力依然薄弱，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仍非常遥远。应该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与此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毕竟社会各界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投入了太多的精神与物质资源。毫不忌讳地说，随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歌猛进，学术浮夸之风似有日益猖獗之势，正在由表及里地侵蚀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学术根基。

大学因人的需要而产生，是师生的共同家园，以人为本是流淌在大学血脉之中的基因。今天大学坚守与践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就是要落实与坚持以学生为本、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由此就需要尊重教学的基础地位，发挥科研的教育效应，促进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良性循环；就是要牢固树立与坚守教师是立德树人、办学兴校、争创一流的基础地位，由此就需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方式、劳动规律、劳动价值以及劳动尊严。然而，在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教学备受冷落。如此一来，大学如何践行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怎么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能否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一流人才，似乎都成了不言自明的问题。并且，当科研成为衡量大学是否一流的核心甚至唯一标准的时候，科研就成了一张无形的、庞大的、结实的网，教师的能力与知识、劳动与奉献、思想与智慧以及尊严与价值等，都被其覆盖与笼罩，人性、人文以及人本等文化性因素逐渐被抽离乃至榨干，仅剩下浩如烟海的论文、应接不暇的课题、名目繁多的基地、五花八门的奖项、数量惊人的经费，最终呈现一堆光鲜靓丽、夺人眼球的数字。所以，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吊诡现象，一边喊着以人为本的响亮口号，一边却理性地将人本虚置。不禁令人深思，一个“学生缺席”和“教师缺席”的大学，能成为世界一流吗，是我们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吗？

愈演愈剧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已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担当与价值坚守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立德树人，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基础与前进方向。然而，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大学在以奖励、荣誉、晋升以及政绩等为核心的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组织严密的激励体系的调动与激发之下，在以评估、评价、审核以及排名等为核心的名目繁多、细致入微、接二连三的量化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刺激与鞭策之下，在以项目级别与数量、论文层次与数量、基地等级与数量以及帽子大小与数量等为核心的市场竞争与环境压力之下，逐渐变得急切、焦虑、躁动和轻浮，逐渐背离学术研究与发展规律。正如研究者深刻指出的那样，“过多的评估，过早地拔苗助长，过细的量化指标，过强的物质刺激，过高的荣誉、地位，搅乱了原本平静的学术圣地，搅乱了人心，使人们考虑不是做长期的、可能会失败的深刻研究，而是寻求如何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的捷径”^[5]。渐渐地“大学人”愈来愈急功近利，使大学里充斥着一种赶超情绪和功利导向，科研变成工具、学术变成数字、学生变成产品，使得人们无暇去审问大学文化的本质和归属^[6]，甚至“放弃了为学而学、追求卓越、甘于寂寞等治学所应当恪守的道德底线”^[7]。如此一来，在异化制度的引导与浮躁风气的诱导的共同作用之下，“大学人”也渐渐地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和出大成果为圭臬，更多地偏向于科研尤其是那些易于见成效的短平快项目，而对学生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的教学的关注与投入越来越少，由此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逐渐被悬置起来。

大学自产生以来就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承载着世人的无限赞叹与美好期望，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树立了光辉的文化形象，夯实了大学信任的文化根基。大学信任是指政府与社会在对大学的能力、声誉、风险与不确定性行为等理性分析与自觉认知的基础上，对大学做出的权力与资源的让渡^[8]。大学信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是大学良好运行与繁荣发展的基石，也是大学争创世界一流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使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一个新的名利场。大学为了提升排名，专门研究排名规则，进行有针对性的建设，甚至不惜变相贿赂大学排行榜的发布机构或相关人员；“大学人”为了争课题、抢荣誉、发论文、晋职称，也放下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斯文而极尽谄媚之能事，甚至不惜粗制滥造、杜撰数据、剽窃研究、学术腐败；学生也为争取实实在在的利益，专营取巧、阿谀逢迎、拉关系走后门，天之骄子的美好形象渐行渐远，而逐渐成为饱受诟病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如研究者深刻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中国大学中，不仅斯文的外在形式缺失，更没有了内在精神的支撑。大学在主动与被动中放弃了对道义标准的坚持，其价值体系失序，教育功能孱弱。斯文的传统被实用主义代替，为学者求实用，求学者亦求实用，教育成为谋生的手段”^[9]。如今，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热火朝天的景象极不协调的是，不时见诸报端的跑关系、动权力、用金钱去争项目、要课题、造论文的新闻，学术领域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的丑闻，教师成“老板”“包工头”“淫魔”的俗闻，屡屡突破学术的伦理底线和世人的认知底线，一再丑化大学的文化形象，侵蚀大学的信任根基。

从起源上来说，中国现代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不断的模仿与借鉴之中，具有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特征。实事求是地说，由于中国大学后发外生的缘故，在长期的模仿与借鉴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已形成了对西方大学的某种依附——或模式依附，或路径依附，或心理依附，或文化依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大学更多是引进了西方大学的‘形式’，还没有较好的消化吸收西方大学的‘精神’，更没有把西方大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精神”^[10]。实际上，“言必称西方或美国”，是当今中国大学的一种流行病，其病因说到底就是缺乏自信，^[11]而自信的缺乏将进一步削弱大学文化自信。众所周知，文化依附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文化自信的确立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研究者所言，“由西方移植过来的大学，要在中国生根茁壮，无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个制度建构的转化过程，它的完善化、精致化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12]。对此我们既不能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促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自觉与自醒，进而形成文化自信与自强，而不是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所显示或暗含的对西方大学文化依附的进一步强化乃至固化。

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文化，内在地要求“大学人”坚持探究真理与追求卓越的理想与信念，坚守学术良知与学术操守的道德与品性，遵循学术规律与学术规范的准则与要求，秉持“为真理而真理”与“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追求与使命担当。然而，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巨大诱惑与无形压力的双重作用之下，为了满足数字化的建设要求或标准，大学及其学人或屈从于利益的诱导，或屈服于行政的压力，违背学术信念、不顾学术使命，践踏学术良知、放弃学术操守，忽视学术规律、突破学术底线，凡此种种大学学术文化日渐式微之现象与问题，早已饱受社会各界的质疑与诟病。此外，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规划的制定、目标的设定、指标的拟定、时间的预定、进度的界定、成效的评定等，都是行政主导与推动的结果，且不说科学性几何，可能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调查研究。由此也就不可避免的进一步强化乃至固化了我国大学早已存在的行政化问题，进而形成大学行政文化对学术文化的僭越甚至主导，学术文化日益衰弱。难怪有研究者不无批评地指出，“学术生产从此不再注重知识的普世价值与持续意义，而是以资本内在控制的课题申报为自身活动的风向标，资本与权力在哪里，学术的热点与主旨就在哪里”^[13]。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吊诡的场景：如火如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正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大学学术文化式微的推手，沦为强化大学行政文化的拥趸。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生，并不一定是主观的，至少主要不是主观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蔓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建设的数字化就是指将具有丰富内涵的、有机整体的世界一流大学分解还原为理想化与抽象化的数字化指标体系，进而以此指引、考察与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进程与质量，甚至将达到数字化指标体系的某些要求异化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的的理念与实践^[14]。在实践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的主要体现，就是对大学排行榜的迷恋与执着——将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丰富精神价值的生成性概念，具体化为一堆干瘪的数字。正如研究者所言，“大学排行的出现似乎使得这一本来模糊的概念清晰化，将这种神话拉下神坛，给予了一种世人皆可明了的界定，即世界一流大学似乎是一系列可触摸的指标或者要素的集合体”^[15]。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是生成的^[16]，其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会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而逐渐展开与拓展。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都是理性地将世界一流大学所承载的价值、精神、理念、理性以及人文等难以量化的文化性因素统统抽离或裁剪，而对提升大学排名作用更为显著的论文、专利、奖励、基地、经费等易于量化的物质性因素赋予极高权重乃至成为主导。简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已经堂而皇之的肢解了大学的有机整体性，继而在有形或无形之中摧毁了大学的文化整体性，最终导致并加剧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

管理的行政化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行政力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进程、资源配置以及成效考核等主要方面的主导性力量，而大学的运行规律与发展逻辑被轻视甚至忽视。当前高歌猛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作为基层建设主体的大学的自觉行动，但更多的还是政府强力推动的结果。行政力量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但当行政力量的参与超过一定的限度之后，就会形成过度的行政，即近来年各界热烈讨论与致力改革的大学行政化问题。所以，研究者批判地指出，“我们的大学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政府的附庸”^[17]，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甚至已成为行政主导下表演的“锦标赛”。实际上，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业已显示，“所谓的一流大学无一不是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而建设起来，而不是在自由竞争环境中依靠自身内在力量发展起来”^[18]。然而，这种以行政力量树立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只能得到体制内的认同，超过这个范围之后，尤其是与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似乎就不灵验了。史实无可辩驳的说明一个真理，单纯的“以行政化方式配置教育资源，这是难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19]。当前，正大力推进的“双一流”建设，在国家层面和大学层面，都体现出明显的管理主义倾向，具有典型而浓重的行政化特征。实际上，以行政化方式与力量强力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非但没有抓住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本质与文化内涵，反而在无形之中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强劲推力。

目的的悬置化是指大学在追求与建设世界一流的过程中，悬置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目的，悬置了世界一流大学应承担与履行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悬置了世界一流大学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从国家层面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大学层面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一流的人才、贡献一流的科研、提供一流的服务、创造一流的文化”。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使得各界以只争朝夕的热情、时不待我的豪情、大干快上的激情投入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中，以至于走的太急、太快、太远，而忘记了建设的目的。久而久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变成了国内一线大学的神话式追求，此时大学向内自省、向历史承接的习惯却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再披上一件件漂亮的外衣”^[20]。又加上现有发展观、绩效观以及政绩观的激励与引导，在建设过程中难免就有人想以花拳绣腿的表演、“各种捷径甚至歪门邪道在创世界一流的口号之下捞取‘政绩’”^[21]。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讽刺而尴尬的场景：对于一所具体的大学而言，她并不需要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需要理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只需要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和时间范围内，在数字化的呈现上更为亮眼即可。如此一来，必然会忽视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使命，导致建设目的的悬置。

学术的资本化是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大学开展的各项学术活动不再以崇真向善尚美为旨归，转而以金钱、权力、名誉为标的的倾向或问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是知识作为一种资本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知识资本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与此同时，“知识就是本钱”“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等口号也开始成为公众熟知的流行语，这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当前，大学虽早已走下知识垄断机构的神坛，但大学依然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构之一，在知识的保存、发现、传播、创新以及应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发现、保存、生产、传播以及运用知识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才使得大学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时代也开始不甘寂寞、难耐平庸，逐渐成为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俘虏，进而成了“几乎漂在钱海里的大学”^[22]。如此一来，学术资本逐渐走向学术资本化的道路，而且正在大步向前。在学术资本化时代，学术变得越来越实用、功利与现实，“它不允许编织任何与政治、经济无关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乌托邦式的梦想。它追求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外显的名与利，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内在的魅力”^[23]。如此一来，“就成为以‘学术’之名支配学者正常的学术生活，把科学家个人变成学术资本家，用学术资本家的学术成就和学生作为资本积累，一切为了所谓的‘大学排名’和‘个人业绩’而奋斗”^[24]。长此以往，这样的大学必然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越来越远，甚至可能逐渐异化为“非大学”，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合法性危机。

总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蔓延，不仅是大学自身的问题，外部因素也难辞其咎，是大学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长期积累的结果。并且，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复制与强化式的恶性循环，不断巩固与强化已然形成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反文化现象。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扭转与匡正建设过程中的反文化现象，而这必然又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需要从多个维度同时着手。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战略定力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清醒认识与坚定自信的一种思维能力与精神状态。战略定力，既是一种意志与毅力，也是一种智慧与担当，又是一种态度与境界。进入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在需求，都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习近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现在，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25]。道理是相通的，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言，“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就容易出现心理上患得患失、行动上犹豫不决、战略上摇摆不定的问题，就容易随波逐流、进退失据，甚至迷失行动方向、错失发展机遇”^[26]，最终则难以取得成功。也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保持坚定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这就要求在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不能因大学领导人的更替而使大学发展战略发生“急转弯”，不能围绕各种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排行榜而飘忽不定，不能为了赢得外界喝彩或鉴于外界的迫切需要而不顾大学内在的运行规律与发展逻辑。当然，“战略定力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要把握好变和不变的关系，在应该变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变，深刻变，彻底变”^[27]。比如，当前我们就必须要尽快、深刻、彻底的转变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反文化现象，否则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世界一流大学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文化昌盛、人民幸福等，具有不可估量和难以替代的基础性与支撑性作用，而这些作用的有效发挥都奠基于人才培养。也就是说，立德树人是第一位的、原生性的功能，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使命。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的那样，“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8]。当前，我们正不遗余力地推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对论文、课题以及荣誉的关注近乎疯狂。然而，论文、课题、荣誉等，对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效应和立德树人使命的达成能产生多少实质性作用与影响，则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存在着“学生缺席”的严重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学招聘一般只关注应聘者的学术产量与能力，至于能不能上好课、道德品质如何、关不关心学生，只是做了象征性要求或说明，因而显得无关紧要。还可以发现，当前高校之间热闹非凡的“挖人大战”，都是奔着“被挖对象”的学术产量与能力去的，对其贯彻与落实立德树人的水平与能力，似乎没有那么关注与重视。然而，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世界一流大学都不是通过简单粗暴的、按‘头衔’重金挖人的做法在一天建成的”^[29]。站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使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脱离了这个根本，无论排名多么靠前，都不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也难以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还将异化为“非大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现成的模式，不存在固定道路。因此，如果不加批判地套用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不加反思地沿着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道路前进，将难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将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西方世界一流大学的心理、模式与文化依附。在新的起点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积极探索中国道路。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绝不是固步自封、闭门造车，也不是妄自尊大、自说自话，必须遵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共同法则。正如研究者所言，“政府从良好的意愿出发，意在自己的强力控制下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其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政府在处理与大学关系时绝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尊重大学自治的权利，给予学术自由的空间，这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普遍规律，我们绝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无视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基本常识”^[30]。从已有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更多的是大国崛起进程中的连带效应^[31]，而不全是大学自身努力的结果^[32]，当然也绝离不开大学自身的努力。所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既离不开作为战略规划、制度供给、资源配置、考核评价、监督管理以及信息服务主体的国家的强力推动、顶层设计以及统筹谋划，亦即离不开国家行动；也离不开作为基层行动主体的大学的自主探索、自觉行动以及自发建构，亦即离不开大学自主办学，这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核。

中国现代大学起始于对西方大学的模仿与移植的历史事实，使得中国大学具有天然的文化自卑心理，这在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征程中依然体现的较为明显。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物质资源优势也与日俱增，由此带来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史无前例的热情和志在必得的决心。众所周知，物质资源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支撑，但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绝非纯粹的金钱堆积出来的。恰如研究者所言，“大学校长们清楚地知道，仅靠大兴土木、大量扩招、增加专业，根本制造不出名副其实的一流大学”^[33]。眼光敏锐的研究者早就指出，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所一流大学，是因为中国大学过去更多追求一流的硬件，却还没有具备一流大学应该有的理念和文化。^[34]进入新时代，我们开启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不能仅停留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形似”^[35]阶段，更不能停留在“像一流”^[29]的层次，“亟需增强文化自信”^[36]。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强调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37]。也就是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坚持文化自信，要不断提升大学文化自信，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