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教育部2017年颁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更是明确指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中心环节”[3]。立德树人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得以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导师是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关键力量,教育部2018年出台的《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中就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客观要求导师扮演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学生心田。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是价值观引导行为的思想先导,理论阐述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内涵,并分析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现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对推动实现立德树人具有建设性意义。
一、立德树人与研究生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关联当前研究生教育正面临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大挑战,以“服务需求,提升质量”为主线的研究生教育改革重在凸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引导,立德树人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研究生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导师则是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关键力量,这客观要求导师扮演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切实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研究生教育中落地生根。
(一) 价值观引导是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逻辑与工具理性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走向的现实牵引力,突出表现为研究生教育单向度倚重论文数量、科研成果与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价值理性被侵蚀,出现学术不端、道德失范、价值观偏离等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日益成为关注焦点,教育部2017年颁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中心环节”[3]。立德树人具有“立育人之德”与“树有德之人”双重内涵,这客观要求研究生教育秉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坚持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并进,在注重专业能力、学术能力、创新能力的同时,将价值观涵育工作贯彻落实至教育教学全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社会公众行为的精神支柱与价值遵循,其内涵的德育理念不仅与立德树人的目标向度相契合,更是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核心价值祈向。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研究生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培育其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
(二) 导师是研究生教育实施价值观引导的关键力量基于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与主体学习方式分散化、差异化、多样化特征,我国高校普遍实行导师责任制,由导师担任研究生教育培养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在专业课程之余的全部学习活动均是以导师为核心开展研究性学习,导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为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核心内容。导师既是研究生专业学习、学术研究、科研实验的指导者与引路人,也是研究生学习生活中接触最为频繁、交流最为密切、关系最为亲近的师长与朋友,其治学态度、学术人格、处世风范等素质对研究生具有重要示范与导向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学术指导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生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发展。与此同时,导学关系形成的基础是导师与研究生的双向选择,因而研究生对导师本身便具有高度认同感,在日常学习交流中倾向于将导师视为人生楷模,自发主动地学习、接受、内化导师的思想方法与价值观念。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密切学术联系、导师自身的学术人格魅力、导师之于学生的榜样示范效应等既对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提出要求,同时构成导师价值观引导的天然优势。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就指出,“教书和育人是导师的两大基本职责。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5]导师是研究生价值观引导的关键力量,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是研究生教育落实以德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关键所在。
二、研究生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的现状剖析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是指对该角色的地位、行为规范的认知与理解,以及在角色扮演中的体验与感受,内涵认知、情感、意志三重意蕴,其对导师价值观引导行为的现实走向与客观成效具有关键影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导师价值观引导职责, 首要前提便是深入分析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现状。为此,笔者从角色觉知、角色情感与角色意志切入,依托所主持的研究项目对10位导师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某大学理科、工科、文科与医科研究生导师),同时通过课堂观察及阅读分析已有文献,发现当前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参差不齐,突出表现为在“知不知”价值观引导方面存在觉知差异、在“应不应”进行价值观引导方面存在情感分歧、在“愿不愿”实施价值观引导方面存在意志分层。
(一) “知不知”引导的角色觉知差异角色觉知是指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地位、行为规范的觉察、认知与理解,是导师实施价值观引导行为的第一要素。唯有在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觉知的基础上,导师才能产生引导观念、激发引导情感、形成引导意志,继而调节和驱动价值观引导行为。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觉知,内涵对“职业中的‘自我’与外界期望”[6]的充分认识,是角色地位觉知与角色行为规范觉知的统一。其一,角色地位觉知。角色地位标示着职业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 是个体角色在复杂社会领域中所处位置、价值与作用的综合评定。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地位觉知,包括其角色在社会中的位置、角色的价值与作用、角色在研究生教育中的定位、为什么进行相关定位等。其二,角色行为规范觉知。角色行为规范是社会对特定角色的权利、义务、行为模式所作的规定与要求, 它是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各种规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规范综合体[7]。知晓应该“做什么”后,导师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做”的问题,即对角色权利、责任和行为准则的认识等。
访谈发现,导师关于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地位、行为规范的认知具有显著差异。部分导师表现出明确知晓自身价值观引导者的地位与责任,他们认为任何教育都是承载价值的,担任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及个体全面发展的引路人是社会期望与自我价值的双重展现,在研究生教育中进行价值观引导是应有之责。但也有部分导师并不知晓自身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地位,仅认为自身是专业教育的学术指导者,社会期望的价值观引导职责是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其他政工干部的专项职责。正如已有调研数据所指出的,“有高达80.6%的导师认为研究生德育的责任主体依次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75.0%)、院(系)党组织书记(63.9%)、辅导员(58.3%)和导师(38.9%)”[8]。访谈中也有导师谈到:“我主要就是给学生传授知识,没必要就一些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什么的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试图去影响学生”。访谈发现,持此观点的导师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其认知误区可能与科技理性的膨胀具有一定关联。长期以来,自然科学自豪于纯粹客观的“科学性”“骄傲于他们价值无涉的智力探求”[9],致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被人为剥离。但需要注意的是,只要人是价值观的主体,即使在标榜客观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必然存在价值观关涉。
(二) “应不应”引导的角色情感分歧角色情感是指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所产生的内心体验与主观感受,是导师履行价值观引导职责的直接动力。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情感构成行为模式的动力系统”[10],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 Krashen)提出的“情感过滤假说”也强调情感与效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研究生导师而言,角色觉知强调其对自身价值观引导职责的知晓,角色情感表达的则是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地位、意义、责任、行为规范等所持的主观态度,主要表现为是否悦纳这一角色,并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予以呈现。其中,积极的角色情感是价值观引导行为的动力,表现为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地位、意义、权利、责任、行为模式的肯认与悦纳,消极的角色情感则充当价值观引导信息的过滤“屏障”,表现为对价值观引导者身份及其责任的回避。导师觉知价值观引导职责与实际履行价值观引导职责并不对等,关键就在于对待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情感态度。
访谈发现,导师的角色情感与自身育人目标及对研究生价值观待引导性的认识等密切相关。在育人目标方面,市场逻辑促使研究生教育长期承担着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需求的使命,高校也相应形成研究生教育量化指标评价体系,技能证书、课程分数、竞赛数目、论文发表量等不仅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依据,也是导师指导成效考核、职称评定、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因而,访谈中虽有部分导师基于对价值观引导职责的高度认同,坚持在专业教育中融入思想教育,但绝大部分导师更注重将研究生的学业发展作为培养目标,他们表示尽管知晓自身负有价值观引导职责,但高校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案并无明确要求,且价值观教育未纳入考核评价体系,“效益比较”[11]33逻辑下对价值观涵育职责的认同度较低。正如有学者的调查显示“65.4%的导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侧重科研能力或专业实践能力”[12]。此外,在研究生价值观待引导性方面存在两种认识误区:一是“定型”论,此部分导师认为研究生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均已定型,无需继续对其进行价值观教育;二是“自然提高”论[11]33,持此论者的导师认为研究生经历过本科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素质基础较高,研究生期间无需再接受思想教育,其思想道德素质也能随着科学文化的深入学习自然提高。持以上观点的导师虽知晓自身价值观引导职责,但情感上并不认同,在角色扮演中或完全忽略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或出于任务需要心理被动实施价值观引导行为。
(三) “愿不愿”引导的角色意志分层角色意志是指在扮演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过程中对角色行为的合宜性、角色扮演的困难度及角色行为的影响力等的体验与感受。角色意志负责输送行为指令,是导师价值观引导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目的性是否明确及遇阻反应两方面:一是目的性是否明确关切角色扮演的有效性。角色行为指令常以“目的”形式存在,明确的目的是大脑传达给个体的具体行动指向。作为价值观引导者,导师在角色扮演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的导向,缺乏目的指引其行为难以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二是遇阻反应影响角色扮演的持续性。价值观引导的实际成效体现为研究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但思想道德的转变是持续、长期、曲折、反复的过程,且具有潜隐性和难以测量性,这严重影响导师对自身价值观引导行为的评判,从而产生较低自我效能感,再加之导师自身科研、教学、行政等任务繁重,角色意志极易传达消极指令,诱发导师产生价值观引导退缩行为。
由上可知,认知是行为的先导、情感是行为的动力,但“知引导”且持“应引导”态度的导师并非均能持续地进行价值观引导。在实际的价值观引导中,导师的引导意向在引导绩效的影响下,呈现出“愿不愿”引导的意志分层。引导绩效表明的是价值观引导目标的实现状况,包括未实现目标、实现目标与超越目标三个层级,其中实现目标与超越目标是导师持续进行价值观引导的动力源,而未实现目标则会干扰导师的引导意向。在工作中,影响导师引导绩效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两点:其一,价值观引导的特殊性。在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扮演中,由于个体价值观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价值观目标实现的长期性及教育成果测量的困难性,导师极易产生低个人成就感,即感受到自身投入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徒劳无获,从而对价值观引导活动产生懈怠。其二,导师不适宜的动机强度。耶克森—多德森定律曲线表明,动机强度具有最佳水平点,低于或高于最佳水平点的动机强度均对效果具有负面影响。访谈发现,导师在价值观引导方面常常存在两个极端,或是持有高强度动机导致自身期望过大,从而极易产生低教学效能感;或是价值观引导意愿不足,缺乏自觉引导的积极性。
三、研究生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的优化策略“知不知”引导的认知差异、“应不应”引导的情感分歧与“愿不愿”引导的意志分层部分表明了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认知、激发其角色认同、强化其角色意志。
(一) 明确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觉知导师积极主动履行价值观引导职责的首要前提是对职责的清晰知晓。为此,需要从明确角色之职责要求与营造履行职责的良好氛围两方面着手。首先,明确导师价值观引导职责。当前,在立德树人成为高校立身之本、研究生导师的首要职责及研究生教育的中心环节背景下,高校须以政策规定形式在教师群体中贯彻落实立德树人要求,修改完善导师工作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导师必须履行的职责,定期开展导师立德树人专题报告,系统传输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地位、责任、行为规范等,增强导师价值观引导者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与质量意识。其次,营造导师价值观引导氛围。在导师群体中广泛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注重宣传教育导师将教书和育人、言传和身教、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统一起来,引导导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在师德师风建设中,要突出重视选树优秀典型,开展导师思想教育专项评比活动,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扮演出色的导师进行表彰奖励,并通过微信推文、群组转发、颁奖典礼、展板海报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优秀价值观引导者的风采。榜样力量是无穷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13]通过专项评比与专题宣传,不仅能够增强导师价值观引导的的责任感与荣誉感,同时在导师群体中发挥示范效应,引领更多导师觉察到自身的价值观引导职责,并在工作中自觉落实立德树人。
(二) 激发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认同导师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产生情感认同分歧的关键在于,高校现有的评价考核机制集中指向研究生的学业成绩与科研成果。导师在综合效益比较下,情感上更加倾向于研究生的专业教育,从而降低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认同。激发导师对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的情感认同,一方面需要健全评价激励机制,高校要将立德树人纳入导师考核评估体系之中,改变单一学术科研评价指标现状,坚持院校督导评价、研究生评价和导师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多主体评价方式,并将导师立德树人的评价结果作为其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绩效考核、评优评先、招生指标分配的基本依据,以此激发起导师对立德树人职责的充分重视,引导导师自觉调整育人目标,培育深具家国情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高校要不断改善价值观引导条件。在精神文化层面,通过开展主题座谈、专题培训、交流分享、案例分析等加强对全体导师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与模范实践者。同时,帮助理清对研究生价值观待引导性的认识误区,促使导师充分认识到自身履行价值观引导职责的重要地位与积极意义,增强导师的职业使命感与获得感。在物质保障层面,高校应逐步设置导师价值观引导工作专项资金,加强导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创建覆盖全校的导学交流专门场地,搭建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与导师协同育人的工作平台等。
(三) 强化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志导师“愿不愿”引导的意志分层与价值观引导绩效密切相关,强化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意志,促使导师持续优质地履行价值观引导职责,需要从引导素质着手提升引导绩效。一是增强导师作为价值观引导者的角色品德素质。导师要履行立德树人职责,自身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端正的思想素质和高尚的道德素质,这样才能在育人工作中实现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言教与身教的统一。高校在导师选聘环节中要高度重视考察其品德素质,将良好的品德素质列为评聘导师的基本条件,同时要密切关注在职导师品德素质的发展动态。二是增强导师作为价值观引导者的角色能力素质,这是导师价值观引导者之角色实现的关键。高校应积极开展针对职前和在职导师的专业培训活动,聘请专家教授针对性地向导师传授科学育人的方法与艺术,定期组织开展院际之间的经验分享活动,主动为导师育人工作的协力推进搭建交流平台。三是增强导师作为价值观引导者的角色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导师正视价值观引导效果、积极克服价值观引导困难的重要力量。高校可聘请心理学专家针对导师开展团体课程辅导,帮助其学会正确地调适自我心理状态,学会正确面对预期与现实结果的差距,学会对价值观教育效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归因,引导导师通过反思不断提升价值观引导效果,避免其因较低的自我成就感而放弃立德树人职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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