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国家的研究能力与学术水准密切相关。从我国开始博士生招生起，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讨论就从未间断过。社会发展需要怎样的博士？这是一个与时代发展需求密切相关的问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教育管理者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笔者认为，只有纵向厘清博士生培养理念的流变，才能探寻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培养模式，这是我们建构博士生多元发展路径的基本逻辑。

1978年，我国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共18名博士生入学，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博士生招生规模跨越了百、千、万三个数量级。^[1]从博士生人数走势上看，尽管我国研究生培养起步较晚，但1999年以来进入了一个近乎跃进的“超常”发展时期，研究生招生规模近五年年均增长率达3倍以上。2006年全国招收博士生5. 6万人，超过了美国博士生年均5万人左右的培养规模。^[2]但从研究情况看，相比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关注，我国学者对博士生培养的探讨相对较少。一方面由于博士生群体已是“象牙塔”的顶层，人数在众学段中最少；另一方面，在普遍认识中，博士生是科技创新的新生力量，当以科研为重，可研究的维度较为单一。笔者对1999年以来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中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100多篇论文逐一做了分析，梳理出了我国关于博士生培养的理念流变。

本世纪初，学术维度是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唯一维度，认为“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创造性成果的标志”，要为拔尖苗子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鼓励博士生冒尖，培养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3]从研究数量来看，本世纪初的十年(2000-2009)发表的论文中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讨论，半数以上的研究是以学术研究为单一维度展开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无可厚非，因为从博士生就业去向看，根据教育部学位办提供的数据统计显示，^[4]1996-2003短短7年间，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教学或科研的比例由77.7%下降到了44.4%，虽然2003年后略有回升，但始终未能过半。之后另有数据显示，进入高等院校就业的博士生到2008年为46.1 %，^[5]而2012年这一比例降至29.9%。^[6]更多博士进入其他领域就业，这一趋势最初呈现之时研究者认为“这与博士培养初衷有所偏离”，^[4]但随着博士生招生人数的进一步扩大，人们逐渐接受了博士生就业多元化趋势。2012年，研究者明确指出：在当今的劳动力市场，专业的概念趋于淡化，更为强调人才的通用性和可迁移能力；在学术界，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为学科培养守门人已经不再是博士生培养的唯一目标, 也无法适应知识社会的发展。^[7]

事实上，早在2003年，侯光明便尝试从处理“四个关系”入手，探讨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新路径。四个关系即“育人与研究并重、学习与学术相长、科技与人文交融、教师与学生共进”，其中包含了学术研究、做人做事、道德品质、文理兼修等多个维度，这是我国教育管理者对博士生多元发展较早也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探讨。到2010年之后，大量有关博士生综合素养的研究不断涌现，研究者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学术研究是博士生必需的基础能力，但除此之外，社会取向与人本取向亦不可忽视和偏废，博士生的培养标准同样应与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不能因为学术取向的特殊要求而降低了其他维度的发展水准。

总体上讲，从关注单一学术取向到关注多元发展，这一转型蕴含着复杂的逻辑路径。我国博士人数急速上升促使就业多元化，进而倒逼教育质量观转变，具体表现为培养目标、评价标准的变化，但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和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与适应。

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一度是衡量高校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纵观各高校2000年-2009年间博士生质量评估情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8年通过一组数据反映学校博士生培养质量，包括对学校SCI/EI的论文贡献率、在校博士生在学校取得的多项国家级研究成果中发挥的作用、博士生在《科学》《自然》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的获奖情况等等。^[8]西安交通大学则颁布了严格的“中期考核计划”，以规范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培养。^[9]北京理工大学为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学校实施了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匿名评审等一系列措施，并且延续国际通用做法，以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作为博士生培养的评价标准之一。^[10]综合本世纪初各高校的做法，尽管评价指标各具特色，但关注点都指向了博士生在学期间的表现。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不能完全等同于在学质量，从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来看，博士生的培养同样要以市场与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满足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程度作为质量高低的衡量标准，这就需要通过毕业博士发展的情况来加以检验。2010年，有研究者通过对毕业博士生回溯的实证研究发现，“就个体而言，不同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对博士生教育的期待有明显差异。”^[11]2016年，罗英姿等人通过知识生命周期理论、社会化理论和匹配理论系统论述了“毕业博士调查”作为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新工具的价值，^[12]其中职业路径、职业发展现状、博士生教育经历及回溯评价等反映了博士生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化，学生最终对于社会的适应性和贡献度才是博士生教育的最终成果。同样，美国学者Nerad和Cerny等人也组织了“博士毕业十年后的调查”，随后, 美国的全国专业研究生协会(NAG)、英国高等教育院(HEA)等机构也陆续进行了类似博士生教育经历的调查研究，^[13]可以说关注发展质量已成为国际博士生质量评估主流。近十年来，从职业发展质量角度衡量博士生培养也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热点。

从1999年开始，我国每年评选百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进行表彰，“百篇优博”是当时博士生科研水平的重要反映。本世纪初的研究中，学位论文与博士生培养质量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的。2000年至2004年五年间关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7篇CSSCI论文中，有5篇论文明确将学位论文作为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要标志，其中有3篇论文则聚焦于“百篇优博”。可见，研究者高度关注显性成果，可以说博士生拿得出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无疑就是成功的关键。如此状况在延续多年之后又产生了新的问题。2007年一项针对南京大学博士生和导师开展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出了相关问题。该项目调查问卷包含了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相关学科知识水平、外语水平、创新能力、组织与协调能力、使命感、责任感、思想道德水平、科研能力、学位论文质量等九个指标，询问师生这些指标是否能作为博士生培养标准的重要指标，结果显示：博士生与导师均认为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基础和专业知识水平等指标非常重要，思想道德水平、使命感、责任感等反映个人修养的指标均相对次要，^[14]且各项指标悬殊极为明显。师生选择思想道德水平、使命感、责任感的比例仅在4%到6%之间。这背后似乎有一个潜台词，学术成果的造诣可以遮蔽能力、品质、修养的瑕疵。不论是教育研究还是教育实践，研究者对于博士生质量的关注与全面发展的培养标准出现了偏离。最初有研究者试图从广义与狭义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入手，对此做出“辩护”。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是指综合能力、素质，衡量尺度及评价标准往往难以把握，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是博士生教育区别于其他层次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提高博士生科研能力的程度可以称之为狭义的博士生培养质量，科研能力就成为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衡量尺度”。^[15]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作为学术研究中的界定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内涵直接关系到培养的过程和结果，博士生教育质量观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博士生教育功能和目标的认知，是整体博士生教育质量生成和发展的灵魂，是博士生质量评价的基本依据。^[16]因此，它只需要回应一个问题——社会需要怎样的博士，那么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就应该是怎样的，这比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内涵来说更具有操作性。

研究关注点的变化表明了把科研能力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不合理性，逐步向能力、必备品格转移。近五年来，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我国学者纵向分析了由仅关注学术成果到兼顾综合能力背后的动因，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博士生培养规模的扩大和博士生教育实践的多样化，旧的质量观指引下产生的博士生培养质量日益出现与社会需求的诸多矛盾。^[16]博士生培养内容注重团队合作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力、适应企业文化和挑战等综合能力，并一针见血地点出，如何平衡博士生教育的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博士生培养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17]

综合上述三种核心理念及其流变可以看出，博士生培养的最终落脚点是在服务社会，而在博士数量稀缺、供给途径较为单一的过去，绝大多数博士毕业生顺理成章地流向了科研岗位，因此在学期间的科研表现、学术成果就成为了博士生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是博士生安身立命的唯一法宝。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博士生流向了企业、政府机构等其他非学术领域，博士就业多元化对高校博士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最为直接的就是博士生的多元发展，以适应未来职业需求，更为深层和本质的则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接受过最高层次教育的人，应当具有的道德修养、基本操守、精神追求。而这些同样是高校所应承担的培养职责，这些过去被忽略和弱化的问题决定着博士生进入职场后，在多大程度上将知识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发展。

顺应博士生培养核心理念的流变，如今对于博士生的培养应考虑其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兼顾学术要求与非学术要求，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毋庸置疑，科研能力仍是博士生的主干能力。但笔者认为树人如树木，仅有树干是不具备生命力的，只有将树根扎实到土壤中，树才能长得枝繁叶茂，因而博士生培养的根基在于立德树人。有了扎实的根基，才会有健壮的树干，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益处，服务社会就是繁盛的枝叶，这正是博士生培养价值的最终释放和表现形式。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同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个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在过去对博士生道德的强调主要是围绕“学术道德”展开的，而立德树人广泛地包含了理想信念教育、做人修养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现代公民教育等多个方面。^[18]一个博士生首先应当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品德修养的人。

特别是有志于高校工作的博士毕业生，要坚决摒弃唯职称、唯论文的顽瘴痼疾。2011年教育部、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制定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高校教师从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人师表等六个方面做出了规范，我们不难发现，除“严谨治学”外，其余五个维度都与品德修为紧密相关。

对于从事非学术工作的博士毕业生，立德树人同样关键。因为博士群体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虽然他们身处学术塔尖上，但公众对于博士生的期待却是全方位的，且远高于任何其他群体。伦理学中用道德期待反映社会公众对特定群体满足伦理应然规范要求的程度所持有的期待感，^[19]包括私域道德期待、公域道德期待和职域道德期待。简单地说，私域道德期待即社会对私人领域的道德要求，公域道德期待即社会对个人涉及公共行为的道德要求，职域道德期待则属于上述两者的交叉，是与其职业密切相关的道德期待。^[20]博士生迈入社会时必然会同时面临来自“三域”的道德期待远高于常人，稍有闪失，即使是私人事务也常常被视为社会中道德失范的“典型”；即使在公共领域，他们也会被视为“不端”。可见，立德树人在博士生培养中的根基作用不言而喻。当今仍有相当比例的博士毕业生进入教育岗位，他们面临的将是来自学历和职业双重的道德期待。今天，高校的管理者、博士生导师以及学生自身都要意识到，选择攻读博士学位不仅是选择了学术能力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选择了一份社会责任，在走向学术塔尖的同时也必将会被社会冠以道德领域的“模范”，而这正是立德树人的根基所在。

在强调品德修养的同时，我们仍然认为科研能力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主干，这在改革开放40年来从未弱化过。今天强调多元发展并不是以牺牲科研水平为代价，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科研能力在博士生培养中的价值，在学术逻辑与社会需求逻辑之间寻求平衡。

博士生首先要对自己钻研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和高质量的研究，高校不能因为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大而降低准入和毕业的门槛，这是高校应守住的底线。与此同时也要明确，学术论文是反映博士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不少高校对于博士生毕业有发表高质量论文的要求，或实施额外的奖励政策，这对于督促博士生奋发有为、追求卓越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将“学术成果”与“科研能力”画上等号。笔者认为，创新能力是博士生科研能力的核心，不论是哪一个学科，如果一个博士生只能完成导师交给的任务，而自己不能去发现问题，不能对研究问题做出前瞻性的思考，不能在研究范式、内容以及思路上有所创新，即使取得了科研成果，也不能说具备了科研能力。本世纪初，顾秉林把我国博士生培养的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中首要问题就是创新意识薄弱。他将其归因于我国长期以来盛行的应试教育，“我们的学生太习惯于接受、理解、掌握现有的知识和在固定的框架中思考问题，相对缺乏自主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性的思维。”^[21]反观今天博士生的培养状况，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扭转。至少，从源头上看，生源质量是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第一关，而过这一关常常还是借助考试方式，这从招生制度上又陷入了应试的怪圈。

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学生不是只满足于导师交给的任务，而是在入学就明确自己的兴趣点，有较为长远的规划；在研究过程中不完全依赖导师的选题和研究设计，能在学习时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见解，主动钻研，适时地带着明确的疑问与思考和导师沟通。博士生在取得成果的过程中必然会碰到诸多问题，但是“碰壁”后往往才能激发出创新的思路。这与请求他人代劳选择研究主题、设计研究方案的做法相比，或许取得成果的周期会更漫长，却真正提升了科研能力，为日后的独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科研能力”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学术成果”的根本原因。科研成果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涉及的是不断的思考、推敲、反思、感悟等历练，这是一个博士生必备的经历和科研素养。因此，科研能力本身才是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培养起来的核心竞争力。

社会责任感是博士生的必备品格，主要表现为服务社会的意识和实践。这可以视为立德树人与科研能力相综合，进而产生的对社会的回报与反馈。2002年，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和培养思路的变化，清华大学将社会实践调整为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和硕士生培养的选修环节，充分凸显了社会实践在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22]十多年后，有学者对世界银行2013年青年专家项目的招聘选拔情况做了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进入第二轮选拔、获得面试机会的候选人均具有参与大型研究项目、为政府决策服务或参与国际组织发展援助项目、服务于公益事业等实践经历。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组织之一，世界银行青年专家的选拔标准能够代表国际青年人才选拔的最高标准，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我国培养青年精英人才的参照标准。^[23]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博士生社会服务参与度较低，鲜有博士生参与政府决策课题、公益事业等，参与社区服务或到偏远地区做志愿者的就更屈指可数了。这意味着要将我国博士生培养成为真正的人才，对照国际青年精英的选拔标准，在社会服务方面存在明显欠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就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形象，也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古训。这些观念在今天虽然遭到了抨击，但不得不说，其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在潜移默化地支配着博士生的选择。由于科研压力、毕业压力、就业压力等客观现实，我国博士生群体也存在着大量只关注科研而忽视社会参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而与之相对的，胡适曾将学生生活分为三个重要部分，即：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和社会服务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就是学以致用，服务社会。^[24]在美国，社会服务是研究生发展中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课程开设是以专业性、方向性的架构为主导，而思维范式正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不论是我国著名学者还是国外的实践经验，社会服务对于博士生培养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同。今天国内不少高校已将社会服务作为对博士生的考评标准，这对于全面调整博士生培养标准，满足社会需求并顺应国际精英人才培养要求，探索博士生的多元化发展意义深远。

综上所述，立德树人是根基，要内化到博士生培养的每一个环节；科研能力是主干，是代表其博士学历水平的独特要求；社会服务是枝叶，是社会对立德树人培养成效和科研能力的检验。

促进博士生多元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单纯依靠学生的自觉行动或导师的协助，而是要在学校层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总体上讲，鼓励博士生全面参与学校治理，是实现博士生多元化培养的有效路径。为博士生搭建平台，全面参与到学校党建、学科建设、志愿服务等活动中，这不仅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实现“三全育人”的工作要求相契合，也符合学校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高度重视研究生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党建工作体系十分关键。在博士生群体中，学生党员占了相当比例，由于科研需要博士生生活和学习都相对独立，流动性强，集群性弱，但另一方面，博士生党员思想认识多元，价值取向积极向上，正因为他们博学，涉猎较广，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也较为深刻而全面。通过正确的组织和引领，该群体对于高校党建可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学校应鼓励博士生党员积极参与党建工作，鼓励其在学生党支部任职，向研究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党联系广大研究生的桥梁和纽带，为博士生参与学校治理搭建平台。对于博士生自身而言，通过党建工作参与学校治理的过程也是提高政治觉悟，深化对党的方针政策认识的过程，更是了解学校、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过程，是未来真正成为时代的领跑者的必要准备。

过去认为影响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是博士点的学科水平，包括学科点的博士生导师及学科队伍的学术水平，学科点承担高水平科学研究的能力及所承担研究课题的水平，学科点研究的基础设施条件，学科点学术氛围以及开展学术交流的水平等等。^[25]周文辉等人对424份博士生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发现, 理科、工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博士生认为参与课题对自身创新能力提高程度“很大”或“比较大”的比例分别为85.20%、78.20%、76.00%和93.00%。^[26]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持的“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查”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学科领域课题参与质量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课题参与质量对博士生科研能力增值的影响要大于课题参与数量。^[27]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术氛围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单方面强调博士生对高水平学科、高水平导师的依赖，弱化其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窄化了其学术发展的空间。事实上，博士生作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是在导师指导下共同探究知识、生产知识的过程。在学校科研创新工作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高校的重大科研成果都是由在校博士生作为主要承担者完成的。博士生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导师课题，这是对学校学科层面治理的参与。在与导师合作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不仅可以推动学科发展，自身的科研水平也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任何人自愿贡献个人时间和精力, 在不为物质报酬的前提下, 为推动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而提供的服务都是志愿服务，^[28]不论是学术会议的志愿者，还是国际组织发展援助项目的研究人员，抑或是到国际组织交流工作学习，小到为学校师生服务，大到国际志愿者服务，这都属于志愿工作。这些工作不仅是义务的付出，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更是巩固学习成果的重要环节，应当在博士生当中广泛宣传，鼓励参与。从学校方面讲，要加强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总体规划和组织领导，可以拨出专项经费给予博士生一定的报酬，健全激励和补偿机制，以鼓励其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而从学生方面讲，要认识到志愿服务的内涵和价值。这些经历会极大地锻炼博士生沟通交往能力、应变处事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等，而国际志愿者服务还将强化其对于世界的认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悟，确立“世界眼，中国心”的良好心态，牢固树立国际理解意识、相互依存意识、和平发展意识，从而确立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担当建设祖国，服务人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9]

社会实践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教育形式，是博士生能否用所学知识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检验途径，社会实践也是培养有知识、有能力、有情怀、有责任感、有创新精神的博士生不可或缺的环节。社会实践可以说是以上三种路径的综合，它有效地融合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服务、专业学习以及择业就业，学生以此为平台，从“接触社会”走向“服务社会”，最终“融入社会”。社会的熏陶与历练是博士生走上工作岗位的必要途径，但目前相比本科生，博士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比例较低，“闭门造车”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学校的关注。高校应该将社会实践作为博士生培养的必修环节，加大博士生对社会调研、社会实践等的参与度。设法打破横亘在社会与高校之间的围墙，让科研成果走出校园，让体认社会进入博士生的视野。当然，导师要结合博士生的特点和学科特色，指导学生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基于具体的实践项目，尝试让博士生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引导本科生、硕士生开展社会实践。在引导博士生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同时，亦是对博士生团队合作交流能力、组织协调能力、领导力的训练。借鉴国际组织青年人才的选拔标准，培养“具有专业造诣和领导力的科学帅才”^[23]正是当今世界对于精英群体的新要求。

国家需要怎样的博士？高校如何回应社会需求？这是高校管理者和研究者苦苦追寻的问题。我国有着一支数量庞大的博士生队伍，如今，只有多元化、全方位的培养体系才能造就新时代的精英，只有培养出有智慧、有责任、有情怀的博士，才能为国家发展注入活力，增添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