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国家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极大提升，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到区域合作机制的推进，到G20、金砖峰会、亚信会议、中非合作论坛等一系列主场外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在国际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加强。然而我们对参与国际治理人才的储备，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人才输送方面，既存在数量上的严重短缺，也存在人才任职层次质量的问题。

仅以联合国为例，中国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之一。虽然我国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国际职员从2005年的604人增长到2014年的893人，但从相对比例来看，2014年我国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国际职员人数仅占联合国系统国际职员总数的1%，列第24位。^[1]而据统计，中国目前给联合国缴纳的会费占比为7.92%，是缴纳会费第三多的国家。2018年8月14日公布的联合国2019-2021年常规预算各国分摊比例估算，中国的会费占比将提高至12.01%，超过日本成为第二。^[2]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任职的国际职员方面代表比例不足，显然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对有关国际组织的贡献不相匹配。中国的国际组织人才缺口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既然加大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已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那么就需要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理念、途径和方案进行研究，以形成共识，开展实践。

对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首先应把握其特点与要求。笔者认为，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应突出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语言服务”。谈到国际组织的语言服务人才，人们常常会将其等同于翻译人才。诚然，口笔译是语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语言服务并不只是口译和笔译。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郭晓勇从行业的角度指出语言服务的范畴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3]2016年4月正式出版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书》则将企业所需要的语言服务类型分为笔译、口译、文案写作、文档排版、应用软件本地化、网站本地化、本地化测试、字幕和配音、语言服务培训和其它。^[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推动下，我国语言服务企业在不断向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已经开始改变口笔译服务的形态，未来的翻译活动必将越来越多被机器辅助，未来翻译服务质量的评价也不会局限于语言本身，而将越来越多地趋向于商业目标或娱乐目标的达成，从而接近语言服务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尚未将语言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设，翻译教育仍然是语言服务教育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翻译教育工作者在理念上还只是在讨论“机器是不是会取代人”，在教学手段上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阶段，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个关键点是“非通用语种”。杨学义、刘雪卉指出，伴随着“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才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国家对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亟需培养一支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翻译人才队伍。^[5]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随着我国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战略的实施，中国已进入公共外交的新时代，迫切需要向外部世界特别是向亚非、拉美地区传播我们自己的道路和价值观念，迫切需要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更加密切、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文化联系。在推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中，非通用语种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非通用语种人才的战略地位日益突显。^[6]然而综观目前我国外语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与国家文化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更需在推进国家战略过程中得到提高。在与我国建交的176个国家中，涉及88个非通用语种。不同语种在培养理念、教学资源、师资力量、训练手段等方面参差不齐。相关语言人才仍然严重不足, 很难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外事接待任务, 满足国际会议、经贸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重要场合和活动高质量的翻译要求。^[7]具有坚实的外语翻译能力是毕业生从事国际组织语言服务工作的必然条件和基本要求。可以说，高校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是语言产业发展的盲点之一。要实现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目标，非通用语种的建设和发展是关键的一环。

从宏观层面上看，语言服务是指国家或者其他团体与个人以语言文字作为资源手段为社会团体各种单元及个体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各种活动。^[8]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中，作为主体的翻译教育应该如何适应新形势和新挑战？除了传统上的口笔译人才，还需要怎样的人才培养？

首先是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目标定位，这是人才培养“for what”的问题。90年代初，随着全球化和国家间依赖性的日益加强，国际组织的地位得以极大地提高。联合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政府组织之间协调合作日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的发展也非常迅猛。^[9]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曾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做出阐释，即国家并非是权威的唯一来源。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超国家组织、次国家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10]因此，就“国际组织”这个概念而言，应该既包括联合国、东盟、非盟、世贸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合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国际红十字会、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要在国际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但需要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国际化，也迫切需要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出民间的中国声音。因此，对“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概念，也应该采取更为宽广的界定。国内的少数几个院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在国内较早与国际组织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合作进行高端口笔译人才培养，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不同地区的不同高校，如果仅将目光锁定联合国、欧盟这样“高大上”的少数几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又未必能具备充分的条件，就很难真正落实人才培养的目标。既然“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领域，我们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上，就应该将视野放宽，结合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友城外交的各种需求，跳出联合国工作语言的局限，发挥各地各校的自身优势，拓展人才培养的面向。

其次是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内容，这是人才培养“about what”的问题。加拿大学者德利尔首先提出“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的概念，区分了以考核学员外语学习成果提高为目的的“代码转换”式翻译和以“出翻译自身成果”为目的的翻译教学。^[11]经过翻译教育界多年的努力，已经逐渐厘清了“翻译教学”(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professional skill)和“教学翻译”(teaching translation as a means of language enhancement)的区别，改变了传统上认为“懂外语就能做翻译”的观念。^[12]

那么同样的，针对国际组织的语言服务人才，也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当然应当具备语言技能，但不能简单等同于语言人才。国际组织明显的领域性、专业性特征，需要国际组织人才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健全的知识结构。而目前我国高校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现行的分类方式和培养规格，还不能适应国际组织对复合型语言人才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开展积极探索。翻译专业的教育已从单纯注重语言，转向以技能为核心，但还不够，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不应只关注人才技能层面的工具性价值，更应该突出作为“职业人”的完整心智培养，这里面除了知识和技能，还有情感和思想。人才培养方案应紧扣国际事务和国际治理的特殊情境与需求。按照这一思路所设置的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课程体系，则可由四大板块组成：语服技能板块、专业知识板块、管理素养板块和职业文化板块。

具体而言，语服技能(language service skills)板块培养学生的双语乃至多语种工作沟通能力、论辩谈判能力、口笔译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工具使用能力等；专业知识(professional knowledge)板块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治理等必修课和选修课，提升学生面向国际组织人才特定领域和专业的知识与能力；管理素养(management expertise)板块以“职业人”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的项目管理、流程管理、时间管理、人际关系管理、心理健康管理、危机管理等方面的能力素质；职业文化(occupational culture)板块则包含了国际组织文化、国际交往礼仪、区域国别特点、公民素养培育等。显然，要交付上述人才培养内容，单靠某一个学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迫切需要跨学科的交叉与协作。

再次是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途径，这是人才培养“in what ways”的问题。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的培养，应兼具“通用教育”和“专门培训”两大功能。也就是说，既是传统的大学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也是对具体工作场所的入门职业培训。因此，在教学方式上，既要有传统的课堂授课，也要结合情境模拟和演练、真实场景观摩与实习、短期项目训练及实操，以实现教学模式上的“情境特殊化”。例如，2014年起，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合作，选拔优秀青年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习。在课程设置和项目规划上，人才培养高校需要打破院系壁垒，整合全校资源。很多高校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比如：在本科生教育层次上，2013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率先在开设独立的“国际组织人才基地”实验班，课程设置融合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与国际法的相关课程，除英语外，还加大法语语言能力培训；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组建了跨学院的“国际治理研究院”，实行“2+1+1”的培养模式^[13]，于2017年3月开始，从全校各专业一年级研究生中选拔40名学生，由高级翻译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国际经贸学院等选派教师进行国际治理相关课程培训，完成两年本专业及国际治理研究生课程学习后，再选拔出20人，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学习一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安排进入国际组织实习一年。不同高校的做法应该充分分享，培养规格、过程和评估的相关数据应该公开交流。如果可以发起组建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教育协作组”，开展研究、制定标准、实施评估，将有助于各校在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理念、原则、方法等宏观思路上形成统一，在具体教学操作上有规范标准可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价值理念，这对于教师和学生均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2015年，教育部出台《2015—2017留学工作行动计划》，在未来3年中，加大对尖端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等五类人才培养力度。可以说，培养包括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在内的因应全球治理需要的各类人才，将是未来数年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支点和增长点。开展创新国际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研究虽刚刚起步，但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需不断在培养国际组织语言服务人才方面努力探索，更加自信地在国际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