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优质的培养环境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前提。从历史发展上看,博士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学术支持力度下降、培养环境变差的现象。为此,欧美发达国家自上世纪60年代起兴起了博士生教育研究[1],为博士生培养环境的改善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支持。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博士生教育质量危机开始显现[2],如何改进博士生培养环境、提高博士培养质量引起国内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的实施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博士生教育的质量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探索我国博士生培养环境的改进问题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研究者主要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提出博士生培养环境的改进策略。一条路径是对博士生教育中的环境要素进行思辨性探讨。例如,洛维茨(Barbara E. Lovitts)总结出影响博士生创造性表现的宏观和微观环境要素,其中前者包括研究生教育文化和学科文化,后者包括地点场所、导师、同行与其他教师、院系部门[3];顾剑秀和罗英姿讨论了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对博士生培养的共同作用,认为应当对学位结构、培养方式、职业指导与学生服务等方面进行一系列优化改革[4]。另一条路径是借助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培养环境的改进建议。具体包括,对博士生各方面学术经历进行现状描述和诊断[5-6],或对学术经历各要素与博士生培养质量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例如研究奖助体系的影响[7]、导师指导的影响[8]、或各种要素的综合影响[9-11]。另外,一些研究者还注意到学科文化的特点,通过在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12-13]或进行不同学科间的比较[14-15]以讨论更加契合学科文化的环境改进策略。
不过,整体来看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对来自博士生内心的声音仍然关注不够。虽然有关博士生调查研究通常被视为基于“学生视角”而不是研究者、管理者或雇主的视角,但由于主要倚重于客观题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因而常常限制了被调查者的声音。第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偏向单一化。已有研究主要使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对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法采用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效度。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博士生对院校培养工作的看法无疑能够直指“症结”,是提出培养环境优化策略的重要依据。为此,本研究拟采用主客观题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一方面,通过分析博士生对院校培养工作的意见以找出博士生的诉求焦点;另一方面,选择与意见内容相关的客观性题目进行量化分析,以尽量提高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最终希望本研究能够贡献于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A大学博士生。A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整体办学水平在国内居于前列,其博士生培养质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高水平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水平。课题组在2018年1月向全体在读博士生推送电子问卷,通过设置奖励和多次宣传的方式尽量提高博士生的参与度与问卷质量。最终回收1386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1286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2.8%。研究样本的基本背景信息如下:男女博士生比例分别为58.0%和42.0%;平均年龄为28.5岁;一至四年级的博士生占比分别为37.3%、23.1%、19.2%和11.1%,五年级及以上的比例为9.3%;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和工学博士生占比分别为22.0%、18.3%、33.4%和23.2%,另外医学学生占比1.9%;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比例分别为96.0%和4.0%。
(二) 研究工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编制《A大学博士生培养质量调查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具体内容包括博士生的基本信息、满意度评价、对培养制度的看法、意见与建议等。其中意见与建议为一道开放题,具体为“如果您对学校或院系的博士生培养工作有任何意见与建议,请写在下方”。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客观题均采用从1至5的五级计分方式,得分越高,代表博士生的满意度或赞同度越高。
(三) 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方法采用内容分析和量化统计相结合的方式。由于医学学生占比非常少,故后文只使用其余四类学科的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共计1245人。
首先对博士生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小组成员在充分阅读熟悉文本资料的基础上,依照“主题—具体内容—原因”的程序各自分析文本资料,最终经过相互对照、反复讨论后形成一致意见。分析过程举例如下:“希望能够提高博士生的待遇,让博士生能够更安心地科研”,首先确定本条意见的主题是“奖助体系”,其次确定具体的诉求内容是“提高助学金支持力度”,最后分析原因在于“为了让博士生安心投入科研”。当然,并非所有被调查者在提出意见与建议时都给出原因解释。
其次,选择与博士生意见主题相关的客观题进行描述统计。另外,本研究也将关注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具体通过下述两种方式进行考察。一是计算不同学科博士生在某种意见上的“相对提出率”(相对提出率=提出某种意见的某学科博士生比例/参与调查的某学科博士生比例),通过这种方式消除参与调查的不同学科学生之间的数量差别,所得到的结果则代表不同学科博士生在某种意见提出几率上的相对差异大小。二是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相应的客观题数据进行差异检验,将差异性检验结果与意见提出几率的差异结果进行对照。
三、研究过程与发现 (一) 博士生意见所涉及的主题情况在排除一些没有给出实质信息的填答后(例如“感谢母校提供机会和环境”),最终得到298条有效意见,有效意见反馈者共240人,占分析样本总数的19.3%。经过分析,这些意见被归为以下12个主题:奖助体系、导师指导、考核评价、学术交流、成长关怀、学制、管理服务、课程教学、基础设施、招生、师资与项目、学术氛围。具体内涵和意见条数见表 1。其中前4个主题占比近七成,是博士生意见的焦点所在,本文将对这四类主题展开重点分析。对于其它8个主题,由于数目相对较少,且在具体内容上也往往有不同的指向(例如“管理服务”,有的涉及到培养方案更换过于频繁、有的指出财务报销过于繁杂),出于简化的考虑,不再具体呈现。
(1) 诉求焦点:奖助学金支持力度不够
“奖助体系”是博士生意见涉及最多的主题。在具体内容上,有73条意见希望提高奖助学金尤其是助学金的支持力度。如,“增大博士生奖助学金的支持力度”“希望增加博士生的补助”。其余20条意见涉及到奖助学金评定的公平性与合理性问题,包括评定过程是否公正以及对特定类型博士生提供奖助支持等。
(2) 原因分析:安心投入学术研究的需要
原因分析显示,博士生往往面临着来自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博士生与同龄人相比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更大,大部分博士生处于全天加班状态,对身体的损耗不言而喻,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持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经济上再这么捉襟见肘真的要自杀了”“全日制博士延期以后就没有奖助学金资助,这在学业压力之外额外增加了经济负担,非常不合理”。在本次调查中,博士生平均年龄为28.5岁,是一个接近“三十而立”的年龄,事实上很多博士生也已成立了家庭,因此他们的经济需要比本科生和硕士生更加强烈。然而科研压力的存在又不允许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增加经济收入,故在这两种压力下使博士生对奖助学金尤其是助学金的支持有了更多期盼。当然,这种期盼最终指向的是安心投入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待遇,不用担心经济问题,才能更好的投入实验研究”“希望能加大对全日制博士生的资助,解决博士生的生活问题,如此才能全身心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奖助学金评定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方面的意见也指向了安心投入科研的需要。若博士生感受到奖助体系有失公正,往往会损害他们的科研热情和持续性的科研动力。“目前的优秀研究生评审方案和一些奖助学金评审方案非常落后,甚至有些根本没有优秀表现的学生也能混进去。只有公正的荣誉授予,才能激发学生的奋斗之心”。
(3) 学科差异:不同学科博士生在奖助体系上的意见基本一致
与奖助体系有关的客观题是奖助体系满意度。统计结果显示,博士生对“学校奖助体系”的满意度是各方面满意度中最低的一项,均值为3.26分(N=1245,σ=1.07)。这与全国博士生满意度的监测数据结果一致:在2012—2016年的五次调查中,博士生的奖助体系满意度得分都基本垫底[16]。
在学科差异上,根据统计检验结果,不同学科博士生的奖助体系满意度得分差异不显著(F=0.25,P=0.86>0.05)。对“奖助体系”意见的相对提出率计算结果也显示(表 2),不同学科博士生在“奖助体系”意见上的提出几率相差不大。这说明不同学科博士生在奖助体系方面有着比较一致的诉求。
(1) 诉求焦点:导师的学术指导缺位
在“导师指导”意见上,关于导师管控过多、博士生缺少自由度的意见有17条。具体表现包括限制论文发表的自由、控制毕业时间、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等。例如,“我觉得学校给予导师的权力过大,导师掌控学生的一切,比如能不能发文章、毕业,给不给时间找实习。应该建立双向管理机制,切实保护学生的权益”“有的导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我觉得是不恰当的”。与导师管控过多相对的另一端是疏于指导,博士生提出了12条该方面的意见。“应该加强导师的管理和约束,现在很多导师都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不太管学生,也没有在动态更新学科前沿”“放养要不得,特别是对直博生,什么都没学会”。另外12条意见则直接提出应加强对导师的考核管理。“希望学校加强对博导的考核,引入退出机制,对不合格的博导及时清退”。
(2) 原因分析:获得高质量学术指导的需要
博士生阶段是学生从科研“新手”逐渐成长为成熟研究者的重要阶段,其中导师的作用至关重要。高质量的导师指导不仅能够帮助博士生提升科研能力,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博士生学术道德和学术信念的形成。例如有博士生说道,“希望加强导师对学生的学术指导力度,而不是毫不关心学生的学术研究,只顾让学生打杂做琐事。导师与学生应围绕科学问题进行各种探讨,在此期间,学生获得学术研究的方法、获得科学研究的真谛、获得导师人格魅力对自身人生观的影响”。然而一些导师的学术指导出现了缺位,分别表现为管控过多和疏于指导两个极端。这两种方式显然都不利于博士生的发展与成长,其中前者会使博士生丧失学术研究的空间和自由度,后者常常加大了博士生的试错成本。因此,博士生提出上述诉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高质量的学术指导,包括提出关于加强对导师考核管理意见的原因也同样如此。“博士考核不能只考核博士,也应该考核导师。一些教授已经远离科研一线了,怎么更好的指导学生”。
(3) 学科差异:理工科博士生对提高导师指导质量的诉求更加强烈
虽然关于导师指导意见的比例排在了第二位,但对满意度部分的统计结果显示,博士生的导师指导满意度实际上是各方面满意度中得分最高的一项,均值为4.04(N=1245,σ=0.99)。另外整体上博士生也认为导师给予了较为充分的科研自由度,“我的导师给予我充分的科研自由度”一题均值为4.08(N=1245,σ=0.92)。综合上述结果,课题组认为,这说明整体上来看博士生导师给予了学生令人满意的学术指导,但在博士生导师队伍中仍有一些导师并未尽到对学生进行有效指导的责任。
学科差异分析显示,让学生不满的博士生导师更可能出现在理工科。根据统计检验结果,理学和工学博士生的导师指导满意度和科研自由度得分都显著低于人文社科学生(图 1)。这与已有研究发现比较一致:理工农医类博士生的导师指导满意度与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相比平均有将近10个百分点的差距[15]。相对提出率的计算结果也与之类似,与人文社科类博士生相比,理工科博士生提出关于“导师指导”意见的几率更高(表 3)。
(1) 诉求焦点:考核评价方式固化单一
在“考核评价”意见上,超过一半的意见(21条)为降低论文发表的数量要求。例如,“强烈建议取消或降低博士毕业的论文发表要求,此举严重影响了论文质量和博士发展”“建议取消对博士毕业必须有两篇C刊的规定”。另外14条意见涉及到了资格考核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希望资格审查的时间可以向后延迟一些,并能够更加有效、公正,并取消不通过率的刻板数字规定”。
(2) 原因分析:做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需要
从一篇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出炉”过程来看,一方面它需要研究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精雕细琢,另一方面还要面临较长的审稿周期接受同行评价。因此,在正常学制内(通常3至5年)既要发表 2篇或更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又要做出能够达到毕业要求的学位论文,博士生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博士期间应该给予充足的时间进行学术积累,太多的硬性发文要求使得疲于应对数量要求,不利于未来的学术发展,还给博士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但提出降低论文发表的数量要求并不意味着缺乏进取心,而是为了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做准备。“建议毕业要求的硬性规定2篇论文改成1篇,这样学生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度去发表高水平论文,因为高水平论文的发表需要的时间较长,这样对提升学校的科研实力也更有益”“有些学科或研究并不是一两年能出成果的,可能是10年20年……对于可以实现成果转换的研究,放宽仅仅靠论文的评价标准”。事实上,严格规定论文发表数量并不必然意味着高质量的成果产出,反而有可能会妨碍博士生进行扎实的学术训练。“调整毕业的成果要求,两篇降至有代表作即可。……强制规定成果数量,打消未来科研积极性,打乱学习计划,造成学术上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浮躁心态”。这种情形同样会出现在资格考核上,不恰当的资格考核方法也会对博士生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利影响。“希望学校能着实考虑一下资格考核对普通招考的博士生是否合理,好的成果需要踏实的科研步伐,不然可能会养成不严谨的科研态度”。上述分析结果反映了考核评价过于依赖论文量化指标、评价方式固化单一的问题。
(3) 学科差异:人文学科博士生更加期盼考核评价上的改进
结合相关客观题数据,可以看出博士生对论文发表要求和资格考核有一定的支持度,“我非常赞同对博士生进行发表论文的成果要求”和“我非常赞同对博士生进行资格考核”的均值分别为3.58(N=1245,σ=1.04)和3.88(N=1245,σ=0.93)。不过博士生也更加支持1篇代表作的评价方式以及改进资格考核的具体方式方法,“我觉得博士生发表体现水平的1篇代表作即可,不必有过多的数量要求”和“资格考核的方式方法很合理”这两题的均值分别为3.98(N=1245,σ=1.00)和3.40(N=1245,σ=0.95)。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博士生提出的降低论文发表数量要求、改进资格考核具体方式的意见相互印证。
图 2呈现了不同学科博士生在上述四题上的得分。根据统计检验结果,人文学科博士生在论文发表要求赞同度上显著低于其它学科博士生,在1篇论文代表作评价方式上得分显著高于其它学科博士生;社会科学博士生在资格考核方式方法合理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它学科学生。从意见的相对提出率指标上来看(表 4),人文学科博士生相比于其它学科学生提出“考核评价”方面意见的几率明显要高。也就是说,人文学科博士生更加期盼院校能够在考核评价上做出改进。
(1) 诉求焦点:学术交流机会不足
对于“学术交流”意见,主要内容是应增加同学科或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机会(20条)。例如,“学生间缺乏学术沟通平台”“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开展不同学科交流”。其余11条意见明确指向增加出国交流机会,“多提供一些出国交流的机会”“希望给予工作后读博的博士生更多的国外交流机会。现在一般限制在35岁,我们基本没有机会”。
(2) 原因分析:进一步提升学术水平的需要
从博士生给出的解释来看,博士生提出该方面诉求的原因主要是出于提升学术水平的需要。学术交流不仅能够激发博士生的学术兴趣、带来科研灵感,也能够促进不同博士生之间的合作。“学院举行一些学术沙龙,让院系的博士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甚至院系与院系之间的博士生交流,擦出思想火花”“多开展不同学科专业间的博士生交流活动,有利于拓展学生视野和开展合作研究”。
(3) 学科差异:不同学科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的意见相差不大
与“学术交流”比较相关的一道题目是“学校提供的国际交流渠道多样,大家有多种机会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均值为3.86(N=1245,σ=0.91),整体来看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根据统计检验结果,不同学科博士生在该题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异(F=0.26,P=0.86>0.05)。从相对提出率上来看,除工学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提出意见的几率略低外,其余学科博士生提出该方面意见的几率相差不大(表 5)。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发现总结如下:第一,博士生对院校培养工作的意见集中在了奖助体系、导师指导、考核评价和学术交流上,具体内容分别指向奖助学金支持力度不够,导师的学术指导缺位,考核评价方式固化单一,学术交流机会不足;第二,在学科差异上,理工科博士生的导师指导满意度和科研自由度得分较低,并且相比其它学科学生提出更多导师指导方面的意见,人文学科博士生更加支持采用1篇论文代表作的评价方式,并且相比其它学科学生提出更多考核评价方面的意见。
(二) 启示与建议首先,提高奖助体系支持力度,创设使博士生安心投入科研的学术奖助环境。前文结果表明,奖助体系的主要症结在于奖助学金尤其是助学金支持力度不够。不过将博士生的助学金提升到何种程度则需要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博士生获得的补助金额增长速度落后于当地居民平均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实际上会导致博士生获得的资助水平相对下降[17]。因此,院校应在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措施提升助学金支持力度。例如,增加资金来源渠道、为学生提供各种助学岗位、完善助学贷款制度、甚至适当控制博士生招生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生关于提高奖助体系支持力度的诉求是与安心投入科研的需要紧密相关的。其重要启示在于,为博士生提供安心投入科研的支持环境是奖助体系的根本目的所在。尽管奖学金通常被寄予激励博士生科研投入和产出的厚望,但由于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所以在外部观察者(如管理者、研究者)看来奖学金所谓的激励作用,对博士生而言更可能发挥的是使他们沉下心来投入科研探索的保障作用,尤其对具有强烈内部动机的博士生来说更是如此。其中,奖学金评定的公平性问题尤为重要,前文分析即显示,若奖学金评定有失公正将会对博士生的科研动力造成阻碍。因此,奖学金的评定应避免过于依赖简单的量化指标,切实让高额奖学金落在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学生身上,以保障博士生能够安心、扎实地投入科研训练。
其次,消除管控过多和疏于指导,创设使博士生获得导师高质量学术指导的学术指导环境。虽然整体上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评价较高,但有关导师指导方面的意见还是说明仍有一些博士生导师并未尽到对学生进行有效学术指导的责任。博士生主要指出了管控过严和疏于指导两方面的问题,这是两种均不能使博士生获益的指导方式。已有研究也表明,无论是不听取学生意见的强势指导方式,还是完全放任学生发展的指导方式都不利于博士生的学术成长[18]。从学科差异来看,理工科博士生的导师指导问题更加需要密切关注。尤其是在理工科常常会出现导师管控过多、学生为老师“打工”的现象。周光礼曾研究发现,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雇佣关系”(以博士生为导师打工为特征的关系)在工科学校中更加突出,甚至博士生将导师称为“老板”而不是“老师”[19]。从这一称呼背后的话语隐喻中,人们更多地品味出的是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共同对学术问题展开探索交流的导学关系,更是离有研究者提出的“彰显心灵性对话”的师生关系[20]相去甚远。当然,也有研究表明博士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会受到学科文化的影响[21],但学科的特性应当是设计具体导师制度的考量因素,而不能成为导师管控过多或疏于指导的挡箭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目前的博士生培养主要是由导师负责的,因此即使提出导师指导方面意见的绝对人数并不多,也应当引起博士生培养单位的高度重视,尤其是需要防范因导师指导问题导致博士生走向极端的事件再次发生。在具体的应对之策上,博士生培养单位需要定期听取博士生的意见反馈,及时发现导师指导中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以确保每一位博士生都尽可能获得高质量的学术指导。
再次,探索灵活多样的考核评价方式,创设有利于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学术评价环境。博士生在考核评价方面的质疑主要是论文发表的数量要求以及资格考核方式方法的合理性。尤其是人文学科博士生,相比于其它学科在该方面的诉求更加强烈。正如前文所述,博士生提出降低论文发表数量要求主要是希望能够扎实地做出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因而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缺乏进取心。人文学科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该领域考核评价应该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标准。有研究者曾指出,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拥有的资源通常是创意和想象力,其学术成就难以仅仅依靠论文数量进行衡量[22]。因此,高校至少应当首先在人文学科探索更加合理的论文评价方式,以更好地促进博士生的学术成长,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对文科领域教师施行的论文“代表作”评价方式[23]值得博士生培养单位借鉴。另外,整体上博士生对资格考核具有一定的支持度,不过对考核方式的合理性评价不高。从博士生具体意见内容来看,不同博士生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这需要各个院系对各自的资格考核方式进行细致考察,努力提高资格考核方式的合理性。总的来说,考核评价的最终归宿应当落脚在使博士生获得更好的学术发展和成长上,尤其是要能够促进博士生进行扎实地、持续性地科研投入。因此,如何超越冷冰冰的数据指标、为博士生创造一个“有温度”的评价环境,是需要博士生培养单位的管理者认真思考并践行的。
最后,注重提供各种学术交流机会,创设促使博士生学术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学术交流环境。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就是交流[24],这通常是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催化剂。从世界范围看,今天的大学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社会、政府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加强调情境性、跨学科知识生产的“模式Ⅱ”方兴未艾。这都要求今天的研究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作为正在成长中的博士生,高质量、丰富的学术交流无疑能够促使他们加速向成熟的研究者蜕变。英国高等教育思想家纽曼(John H. Newman)曾说,“当一大批具有青年所有敏锐、心胸开阔、富有同情心、善于观察等特点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自由地互相融合,毫无疑问,即使没有教师教他们,他们也肯定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5]在本研究中,博士生在提出增加出国交流机会的同时,事实上也希望进一步增加同院系或跨院系的交流机会。来自物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即留言道:“如果本校内都不能分享知识经验,如何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博士生这种主动、开放的交流意识显然值得院校珍视。培养单位应积极回应博士生关于增加学术交流机会的诉求,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既要为博士生创设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也要注重为他们搭建国内、校内、甚至院系内的学术交流平台,从而为博士生创造一个高质量、丰富的学术交流环境。
(三) 研究的局限性第一,博士生的意见反馈率较低。由于对开放式问题的填答完全取决于被调查者的填答意愿,因此大多数博士生没有给出个人看法,这可能会对研究结论的准确度造成一定影响。不过,自愿填答的方式也可能反而使所填写的意见是博士生最迫切希望改进的。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如面对面访谈)或在不同的高校开展相关探索,以与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对照。
第二,调查对象范围较为局限。由于本研究仅仅选择了一所大学开展调查,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和建议更适用于该校。不过整体上来看国内研究型大学的同质性较强,所以本研究的一些发现对其它同类型高校的博士生培养工作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由于本研究的研究样本主要是学术型博士生,故研究结果及相应对策也更适用于这一类型的博士生群体。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展更多院校的博士生意见调查、或对非学术型学位博士生群体进行专门研究以弥补上述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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