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历史文化中诸多关于教育的经典论述甄选出来，以教育规律读本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这真正是一个教育的创新。它深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与文化沃土，赋予了其中教育传统以时代的新意，并且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我更想向主编和作者们表达敬意的是，他们非常睿智地表达了教育规律的一种民族形态，一种中国形态，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

教育规律有它的普遍性，但也有它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这种教育规律的民族性和特殊性既从自身的角度丰富着教育的一般规律，也都从不同角度为人类的教育理论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教育的责任。对教育规律的这种民族自觉，也是一个国家教育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1929年，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他说的这个人就是思想家与文学家歌德。他在《歌德全集》里面曾经说过，德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德国话。因为，18世纪德国是以法文作为文化修养的象征。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学家弘扬德国语言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德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认可。实际上，这种对自己民族国家文字的重视，本质上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我也由此而推想，要让中国教育现代化，也必须让教育规律讲中国话。如果不能用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去表达和反映教育规律，中国的教育也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的认可，不可能获得其他民族国际的尊重，也难以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

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和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也包含了非常独特的价值。它们中的许多内容甚至吸引了世界上诸多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教育思想的兴趣与向往。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先生在1919年到中国来访问时，原本只是计划做三个月的短暂停留，但却将返程的行期一拖再拖，直至两年两个月以后。我曾经猜想一定是中国的某些东西吸引了他。而根据梁漱溟先生、杜威的女儿，以及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的看法，杜威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在中国的经验，的确是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教育理论。所以，进一步挖掘和发展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能不是我们这一代教育学者的历史责任。

因此，《教育规律读本》一书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是它对教育规律内容的阐述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教育规律的民族形态，体现了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反映了中国教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复兴和成熟。

(本文作者系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