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举国上下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情如万马奔腾，蔚为壮观。然而，诸多历史事实业已表明，过度高涨的热情有时不但不利于预期目的的实现，甚至还有可能冲昏理智的头脑。正如有研究者所言，“由于国家政治因素对高校的强力干预和全面渗透，教育之外的因素对我国高校及高校人影响较大，奋起直追的热情代替了对教育发展规律的尊重。”^[1]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就是不尊重教育发展规律的表现。毫不忌讳地说，就当前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而言，数字化崇拜问题早已有之且呈日益严重之势。本研究试图结合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历程与相关研究，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问题进行剖析与解读，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贡献绵薄之力。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是指将具有丰富内涵的、有机整体的世界一流大学还原为理想化与抽象化的数字化指标体系，进而以此指引、考察与评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方向、进程与质量，甚至将达到数字化指标体系的某些要求异化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的的理念与实践。简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就是说，数字化的指标体系成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挥棒”，成了判断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的金科玉律，甚至成了世界一流大学本身。

本研究所界定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而不是各种要素的简单叠加与机械堆砌，也不是单纯的干瘪的数字化的存在。数字化指标体系所反映的一些特质只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侧面，并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全部，尤其是不能反映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如果以达到某些量化指标为圭臬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多只能得到异化的、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得到的是已经失去了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的“非大学”，绝不是我们所期待与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可以且有必要用量化指标的方法来考察与衡量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与质量。但不能夸大数字化指标的价值，它只是一个手段，绝不是目的本身。而当前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将手段异化为目的之嫌。故尔，本研究并不是批判与反对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将数字化指标作为一种手段与方式的理念与实践，而是批判与反对纯粹以达到某些数字化指标要求为目的与圭臬的理念与实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在实践层面和理论层面均有所体现，并且这两个层面又是共时交织的，进而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关系。

从实践层面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主要表现为对五花八门的大学排行榜的追捧与迷恋。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随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加快，中国大学对排行榜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政府重视排行榜、学者研究排行榜、家长关注排行榜、大学应用排行榜，甚至某些机构‘运作’排行榜，可谓‘全民’用榜。”^[2]在实践过程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又具体化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过程、评价以及目的的数字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被人为地划分为基础设施、办学经费、科研项目以及论文数量等诸多权重不同的量化指标，如此就产生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内容的数字化问题。在此基础上，大学就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缺哪补哪、缺啥补啥、缺多少补多少”。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成了围绕这些数字化内容而展开的可以人为“控制”甚至“操纵”的数字化游戏。也就不难理解，有些大学会发出到某一个时间节点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在此情形下，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数字化指标体系，不但成为衡量与考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与质量的评价尺度，甚至已在无形之中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的本身。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容、过程、评价以及目的的数字化，是彼此嵌套在一起的，很难厘清是谁影响了谁。并且，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关系，其表现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的问题日益严峻。所以，在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些大学一旦在数字化指标体系上达到一定的人为设定的标准，就可以大势宣称成功“晋升”为世界一流大学。

从理论层面来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对以下两个基础性问题有准确而深刻的认识：第一，要清楚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要明白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以明确建设的立足点，如此才能做到根基牢靠；第二，要清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也就是要清楚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明确努力的方向，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很难想象在对这两个问题都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就能取得建设的成功。恰恰相反，在对这两个基础性问题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实践过程中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眼光越高、热情越大、力度越强，反而离世界一流大学越远。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不清楚追求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追求，又怎么可能实现目的。由此可见，只有对世界一流大学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深刻把握和准确理解，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切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当然，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复杂性、历史性以及发展性的概念，并且实践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们不能奢望从建设之初就能全面把握与深刻理解这两个基础性问题，也不可能等到彻底解答这两个基础性问题之后再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但在实践过程中决不能忘记这两个基础性问题的存在。事实上，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应互促共进，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与发展，如此才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探明与解答这两个基础性问题。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已经对这两个基础性问题失去了应有的敏感，甚至对此置若罔闻，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大踏步地走向数字化崇拜的深渊。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眼光敏锐的研究者早已发现并指出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的概念，尤其是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有研究者对我国地方政府“双一流”建设政策分析与研究之后发现，“各地区均呈现数字化倾向异常明显的特征”^[3]。有研究者大声疾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要“走出世界一流大学排行的陷阱”^[2]。由此看来，本研究提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问题并非哗众取宠，而是恰切中肯地指出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一个值得关注却被忽视或轻视的重大问题。

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疯狂突进，短期内数字很好看，可放长视线，过于迅速的‘崛起’，留下了很多致命的隐患”^[4]。就当前的实践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所产生的“致命的隐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大学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更是一个文化的存在，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然而，在数字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繁荣景象之下，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却被忽视了，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的、有机整体的大学，已被悄无声息地肢解了。吊诡的是，那些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上取得好名次的大学，不但对此毫无察觉或视而不见，反而还在为取得的“数字化的傲人成绩”狂欢。

从理论层面来看，任何从数字化的角度来衡量与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都遵循分析还原的基本思维范式。在这种思维范式的主导下，将一个个有机整体的大学肢解为诸如前文所说的诸多不同的可以量化的指标，然后赋予每个指标一定的权重，最后综合各种权重来认识大学，继而做出是否为一流的判断与评价。如果用数理逻辑的术语来讲，世界一流大学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由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函数关系，俨然成了一种数字化的存在。然而，大学不仅仅是一个由各种建筑、景观、设备等硬件构成的物理实体，更是一个有精神追求与价值坚守的有文化的生命有机体。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可以很好地认识与把握作为物理实体的大学，却很难反映与刻画具有精神实质与文化内核的生命有机体的大学。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并不比盲人摸象更高明。

从实践层面来看，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无形之中将作为松散耦合系统的大学推向分崩离析的深渊。首先，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等基本职能的角度来看，此四者应是紧密相连的，而在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科学研究显然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其他三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轻视乃至忽视了；其次，从学科、专业、课程的角度来看，此三者应是协调统一的^[5]，而在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学科建设备受瞩目，专业与课程建设备受冷落。并且，不同学科享受的“待遇”也天壤有别，那些对提升大学排名贡献更大的学科，受到了“皇帝”般的待遇，而那些对提升大学排名贡献不大但却是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学科，甚至沦落到被裁撤的命运。学科建设的马太效应，正愈演愈烈；最后，从大学内部院系的角度来看，不同院系应是通力合作的，而在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数字化崇拜已导致不同院系之间的高墙越来越高。

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异常亮眼，然而这对本已严重的大学同质化发展问题而言，无疑是火上浇油。众所周知，无论如何理解世界一流大学，一所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一流，主要因为做出了其他大学做不到的创新与卓越，尤其是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从本质上来说，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在鼓励做相似或相同的事情，也就是在鼓励趋同、抹杀创新，而按照这样的道路是建不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充其量是一种符合数字化要求的异化了的世界一流大学。正如潘懋元所言，“著名大学必须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而排行榜施行世界统一或国家统一的指标体系，这不仅可能将那些富有特色的大学排除在外，而且会诱导不同的大学追求统一的办学模式，带来脱离实际、千校一面的后果。”^[6]然而，这种睿智的见解，在数字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似乎显得微弱不堪，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而特色之间是不可比的，进行比较就是在鼓励趋同化，从而容易使大学失去自己的特色。”^[7]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大学是一个文化的存在物，既有时代性的一面，也有民族性的一面。时代性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先进与落后，民族性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共性与差异。属于先进与落后的，应该且必须用先进取代落后，否则将跟不上时代发展。属于共性与差异的，不应且不能用共性取代差异，否则将丧失自身特色。然而，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恰恰没有尊重这种基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规律，所以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已然成了大学同质化发展的帮凶。

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育人都是大学的核心使命。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8]教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大学育人使命的实现须以教学为基础。所以，大学有效承担与践行育人使命，应坚持“大学以教学为中心与教学以学生为中心”^[9]的基本理念。然而，近年来兴起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问题，在客观上加速了本已处于弱势地位的教学的边缘化趋势。历史地看，随着高等教育问责的逐渐兴起与市场化对高等教育的猛烈冲击，大学对兴起于工业与经济等领域的绩效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敏感。然而，教学成果难以量化与衡量，并且教学成效的体现具有潜在性与长期性，而“科研”相比于教学来说见效更快、更易衡量。故而，对科研的关注与投入逐渐成为大学回应社会问责的战略选择，也成为大学在市场化背景下开疆扩土的核心支撑，由此导致高等教育领域“重研轻教”问题日益严峻。实际上，高等教育领域中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也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问题产生之后才出现的问题。但从客观上来讲，日益严峻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问题，加剧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从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通过分析当前世界上流行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无论哪个排行榜赋予科研的权重都远远大于教学，并且关于教学的衡量指标又直接或间接地与科研相关。所以，在以提升大学排名为圭臬的背景下，又加上近年来政府对绩效原则的过度强调，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基层行动主体的大学，“重研轻教”几乎成了不二之选。如此以来，当科研成为衡量大学是否一流的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时候，大学如何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理念，大学怎么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大学怎能承担培育世纪新人的时代责任，大学能否培养出一流人才，都是需要进一步追问与深究的问题。从本质上来看，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离了大学的育人使命，甚至可以说数字化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学生缺席”的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所产生的危害是广泛而深远的，但并非一无是处，它给世人提供一个认识、评价大学的窗口^[7]，尤其是在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凝心聚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低估。正如有研究者所言，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初，需要在一些可观测的指标上有所突破，以夯实基础、树立信心，先做到“形似”^[10]。但是，如果仅停留在“形似”的层次，甚至神话数字化世界一流大学并以此为毕生追求，其危害将是毁灭性的。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复杂的、累积的过程，是过度的行政主导、畸形的绩效管理、扭曲的市场逻辑以及走偏的理论研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意，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因此行政力量参与其中具有必然性、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行政力量过于强力的直接介入，也可能会产生预料不到的问题，而日益严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问题就是其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大学是在国家意志主导下产生的，是政府机构的附属或延伸，可以说附属性和依附性与生俱来。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从始至终都是在国家意志强力参与下开展的，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特征。行政主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我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大学的办学资源主要是由政府把控，大学获得资源的多寡与政府对大学的认可直接相关。一般而言，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和高效实施，政府主要通过一系列易于量化考核的指标，将大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与层次，而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大学受到的“待遇”自然也是不同的。如此以来，那些有实力和雄心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在无形之中被纳入同一轨道，争取得到政府量化考核的认可，就成为这些大学的共同追求。在大学内部，大学管理者将来自政府量化考核的压力层层分解到各个院系，院系又按照同样的逻辑将任务或指标分解到各个“大学人”。在行政力量的强劲推动之下，从政府到大学到院系再到“大学人”，都被量化指标形成的数字化网络所笼罩。并且，宏观层面的行政化与微观层面的行政化又彼此强化，使这张数字化大网日益严密和强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被其绑架。

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建设的四个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以绩效为杠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倡导绩效管理原则本身并没有错，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人类从事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都有投入和产出的问题，也就是都要考虑绩效的问题。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绩效并不单纯是指经济绩效、物质绩效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还包括社会绩效、文化绩效以及精神绩效等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方面，有时这些还是更为主要的方面。可以说，任何社会实践活动产生的绩效都包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个方面，而且不同类型的活动产生绩效的主要类型是不同的。对大学这样一个典型的文化组织而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文化建设活动，对其进行绩效考察应主要以社会绩效、文化绩效以及精神绩效等为主。然而，当前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绩效管理更多的是以经济绩效、物质绩效等易于量化的方面为依据，如此以来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的畸形怪胎。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我们乐于和善于做的就是“数数量”，似乎大学活动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可以计量，而且都可以折算成一定的“工分”，进而成为测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与质量的一个指标。正如有研究者所警示的那样，“让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糕透了”^[11]。对当前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言，绩效管理的一个糟糕结果就是助推了数字化崇拜畸形怪胎的产生。

长期以来，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都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虽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等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力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也逐渐强烈。甚至可以说，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已成为解决政府失灵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自从市场作为一支独立而强大的力量渗透与介入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以来，它就要求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符合市场的期待、满足市场的需求，由此市场逻辑逐渐成为继行政逻辑之后影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的又一强势力量。众所周知，大学作用的发挥与体现是一个潜在的、长期的过程，绝非朝夕之功。但是，市场没有足够的耐心来等待大学的作用与价值自然而然的彰显，需要在短时间内看到大学的明显贡献。在此情形下，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上的表现，就成为衡量大学贡献的最直接、最直观、最便捷的表征。如此一来，大学自然而然地乐于从事那些易于量化考核和比较的活动，逐渐地放弃了本应有的坚守与立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既缺乏抗拒政府权威的能力，又缺乏抵御市场诱惑的基础，所以在尚未摆脱行政化影响的背景下，又投向了市场的怀抱，逐渐成为市场的奴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绝不能对市场的期待和需求置之不理，而且应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但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通过直接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来体现，而是通过培养人才、输送技术以及提供思想等间接性活动来实现。而过于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市场逻辑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过于强力的干预，会在无形之中助长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数字化崇拜问题。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存在着过度的实践依附和单纯的政策诠释倾向，对高等教育实践和政策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研究较少。当然，高等教育作为“活在”当下的实践活动，高等教育研究关注当下政策与实践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这需要建立在对高等教育本质或大学本质深刻认识与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否则，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仅仅是对政策的诠释与宣传，而不会对改进与完善政策与实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就本研究所论述的问题而言，近年来学界从多个角度对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深入探讨，形成了一大批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并没有达成有说服力与解释力的共识，有些研究甚至都忘记了这在当下依然还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可是，在理论上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实践上又面临着如何衡量与判断一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的迫切需要。因而，在理论的迷茫与实践的热情的双重刺激之下，有些研究或满足于为数字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做注脚，或钟情于探索更加精细的统计手段，或止步于呈现与分析既有大学排名，或专注于研究如何提升大学排名。可以说，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开展的各种研究，似乎已成为学界的一种时尚，甚至已成为一种资本市场的狂欢，而理论研究本应有的审视、反思、质疑以及批判等可贵品质与基本使命几乎被遗忘殆尽。久而久之，走偏的学术研究在不知不觉之中，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数字化崇拜问题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成为反思当前大学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契机，在举国上下如火如荼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中，应对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与深刻反思。

逻辑地讲，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内涵有清晰而准确地认识，是从事世界一流大学理论研究与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的基本前提。恰如德国著名学者布列钦卡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明确地表述问题，还是检验假设，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需要清晰的概念。假如人们对其正在寻找的东西没有清晰的认识，任何观察和实验都会无助于事。”^[13]吊诡的是，这种符合逻辑与常理的判断或认识，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过程中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那就是，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仍然没有达成共识。^[14]从学理的角度来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既不能奢望在朝夕之间一劳永逸地、绝对准确地弄清其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但也不能对其置之不理或绕道而行。需要再次声明的是，数字化手段只是观察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角度，决不是唯一的角度，更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绝不能以达到某些数字化的指标为归宿。否则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将会不自觉地走进数字化崇拜的陷阱之中，将可能成为按照西方标准树立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仰慕者与崇拜者、模仿者与追随者，而永远也不能成为领跑者与带头者、开拓者与先行者，甚至还可能留下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似的历史笑话。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的，是一个生成性的概念^[15]，对世界一流大学内涵的把握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而逐渐深刻与全面。实践永无止境，发展也不会停歇。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应秉持客观的态度、科学的立场、严谨的逻辑、坚定的信念，对世界一流大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开展过程中的一些原则性、基础性以及方向性问题，要有符合当前历史发展条件与中国文化语境的理解、认识与判断。概而言之，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扎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文化、服务中国发展、满足国人需求、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世界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已站在新的起点，开启新的征程。此时，再提审视与反思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目的，似有不合时宜之嫌。实际上，从国家层面来讲，这并不是一个问题，而且国务院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已经对此做了清晰明确的论述。但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落到具体大学的时候，有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问题。说到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战略最终必须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大学身上，由此各个大学自然会百舸争流、竞争上游。客观来说，近年来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大学层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力度之大、决心之强、步伐之快，既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生活常识告诉我们，有时候如果走的太快，有可能会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国家层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提供知识支撑、思想支撑、智力支撑、人才支撑。而具体到大学层面，有些大学很可能只是在制造一堆光鲜亮丽的数字，争取多穿一件华丽耀眼的外衣，以供世人赞誉与夸许，甚至以此来自欺欺人地掩盖自身虚弱的事实。因为这些大学对这样的事实非常清楚，她并不需要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只需要在某一地理区域或时间范围内在数字呈现上，表现的相对更为漂亮就可以了，而这个区域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然而，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只有这个地理区域扩展为世界范围内、时间也尽可能长的时候，一个大学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此情形下，重新审视与反思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尽管学界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尚未形成有说服力的共识，但理论与实践均已表明，世界一流大学并不局限于某一层次或某一类型，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既然世界一流大学本身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世界第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之时。在这样的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也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依循。由此，我们必须要关注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尊重中国独特的文化观念，面对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结合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考虑中国高等教育独特的发展状况，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发展、坚持中国特色，从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道路。实际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既离不开国家的强力推动、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更离不开作为基层行动主体的大学的自主探索、自觉行动与自发建构，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核。当前我们的问题是，国家作用体现的淋漓尽致，而大学的自主探索被忽视与遮蔽。也就是说，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在国家层面已经有了较为成型且可行的战略规划、政策部署与操作方案，但在大学层面，如何提升大学内生动力、激发大学办学活力与释放大学发展潜能等问题，依然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由此，我们需要走出构成论世界一流大学的窠臼，走向生成论世界一流大学^[15]，尊重大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促进大学自主办学。可喜的是，当前教育部正大力开展的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既可以为促进大学自主办学扫除一些障碍，也在无形之中推动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道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