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学科建设牵涉了政府、高校、学者等多个主体，政府是领导决策者，高校是组织实施者，学者是具体执行者。一流学科建设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多个主体同向而行、步调一致，政策意图从领导决策到组织实施再到具体执行应该是一以贯之，不走样，不变通，从而形成强大合力、实现政策目标。但是，在一流学科建设的实践上，不同主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各说各话、言行不一，在各种语境和场合中，几乎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一流学科建设的内涵，不同主体站在各自的立场追求不同的价值，形成了一流学科建设的不同导向。

从政府来看，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指出，一流学科建设要“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教育部等三部委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也明确指出：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建设的质量效益、社会贡献度和国际影响力，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突出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科技前沿紧密衔接，深化产教融合”。由此可见，政府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立场上功利地谈一流学科建设，政府所言说的一流学科是服务导向的一流学科，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在于对学科之外的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这一立场和导向在各省市的类似方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加直接。如江西省的方案把一流学科建设与该省重点发展的具体产业联系起来，提出要“面向江西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科技发展前沿，对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型光电、航空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高端服务业等行业产业集群，集中有限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投入、重点建设，打造学科高峰。”^[1]以服务为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所关心的是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和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学科建设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导向下, 大多数学科的规划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下, 而不是出于‘问题’的规律性、内在性、必然性, 更多的是出于主观意志设计的人为需要。” ^[2]政府将一流学科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和重要工具，学科的“效用”是其最大的价值追求。

从高校来看，实施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获取政府资源，从而提高办学声誉、赢得优秀生源和师资，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或保持优势。但是，因为“双一流”建设特别强调了要通过“第三方评价”来强化建设绩效，实行动态支持，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效就表现为各种学科评价下学科排名数据的升降，学科“一流身份”的动态进退则由各种各样的学科评价和排名说了算。这样，高校的一流学科建设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各种学科排行所主导，高校特别在意政府和社会排名，这从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公布的建设方案可以清晰地看出。几乎所有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是以学科排名的目标出现，或是将学科排名作为其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校是站在资源获取的立场功利地谈一流学科，高校所言说的一流学科建设是“排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科排名、获取发展资源，最后形成的逻辑就是“怎么评就怎么建、评什么就建什么”。排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是基于排名、根据排名和为了排名而进行的学科建设，是学科排名“主宰”的学科建设。

从执行学科建设的学者来看，参与一流学科建设、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和最高报偿就是发表尽可能多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是每个学者的毕生追求。默顿认为：“承认是科学领域中最基本的公认有价值的东西。”^[3]建立在同行评议基础上的学术承认、科学共同体对其学术发现优先权的认可是对学者的最大的奖励，这是激励学者发表学术成果的原生动力。另一方面，今天的高校普遍实行学术绩效管理，学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不发表就死亡”的竞争环境里，不遗余力地尽可能多地发表成果，“生产”更多的学术绩效，是每个学者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生存“王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是站在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功利地看一流学科建设，他们所言说的一流学科建设实际上是成果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对于他们来说，一流学科建设就是学术成果的建设，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一切的建设以是否有利于产出成果、有利于发表、有利于获得学术绩效为标准，而不关心政府所追求的服务和高校所追求的排名。

政府、高校和学者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功利地看一流学科建设，不但三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会产生激烈的冲突和矛盾，甚至同一主体在不同情境下所采取的立场也前后矛盾。如高校追求学科“排名”时并不考虑学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学者追求成果发表时也不会考虑成果的服务能力与学科发展方向的契合度，高校领导在政府面前可能会“口头”强调其一流学科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但是在高校内部的一流学科建设上会更加注重学科的排名。显然，一流学科建设的不同导向严重分散了学科建设的资源和精力，严重削弱了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效。

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排名靠前的学科其服务能力也相对较强，但是一流学科建设的服务导向和排名导向并不总是一致的，两者追求相差甚大，有时候甚至还是完全相反。对于政府来说，服务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就是服务，国家需要、社会需求是其直接的服务对象。对高校来说，排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并不关心外部的需要和需求，它紧盯的是各大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只要被纳入到评价指标体系、只要在评价中能够得到高分的，都能在排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中得到高度重视。

但是，因为服务能力难以指标化，服务效果的大小也很难量化，且在短时期内还难以辨识清楚，服务能力和效果很难纳入各大学科评价的指标体系之中，所以服务导向不能在学科评价和排名中得到体现。从国内外当前比较盛行的六大学科排行榜来看^①，所有评价的二级指标基本可以划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可以统括为学术产品的产出型指标，主要是学术成果与成果影响力的指标。其中，成果主要表征为论文、奖励、项目，影响力表征为被引次数、H指数等等。另一类是可以统括为学科生产投入要素的投入型指标，主要包括师资队伍、各种平台(如学位点、重点实验室、基地或中心)等。投入型指标反映的是学科的现有基础、条件和学科生产投入的成本等，显然，这类指标与学科的服务能力没有必然联系。产出型指标主要是学术产品，这些产品会根据其学术水平而不是服务能力的高低被赋予不同的分值，从而获得不同的评价结果。

我们认为，学科排名只是同类学科在固定指标上的相互比较，反映的是在这些指标上某一个学科在同类学科群体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并不是对这一学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能力的反映，因此，排名导向和服务导向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有学者在谈到大学排名时就认为，大学排名反映的是大学的竞争力，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大学的实际能力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大学竞争力的提升或者排名情况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大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接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愿望，也不意味着大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社会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一级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4]对学科来说，道理亦如此。

政府追求一流学科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学者希望通过一流学科建设能够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如果说服务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是以“求用”为其典型特征，那么成果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是以“求真”为其特征。如果从布什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的一维线性模型来看，“进行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用的目的”“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5]那么“真”的必定有“用”，即使现在没有用，将来也一定有用，有“用”的必定以“真”为前提，所以“求用”的服务导向和“求真”的成果导向是一致的。

但是随着知识的转型，70多年前的“布什范式”越来越不适应今天知识生产的实际情况。司托克斯在批判“布什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维四象限模型，表明不但有纯粹的理论研究(玻尔象限)和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的存在，还提出了“由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的新概念，甚至还表明了一种既不求真也不求用的研究类型(皮特森象限)的存在。斯托克斯模型表明了“真”的未必一定有“用”，有“用”的也未必要以“真”为前提，不一定要先求到“真”以后再来求“用”，反过来也可以以求“用”为目的和前提来求“真”。斯托克斯模型表明了成果导向和服务导向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如果任由学者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下自主探索，“求真”目的指导下的知识生产有可能最终产生很多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无关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求用的导向下，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先开展纯粹无任何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再然后等待无目的的基础研究自然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而是可以以明确的应用目的为方向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即以“求用”为目的的“求真”。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具体时空的语境下，求真与求用的矛盾甚至更加明显。例如，有学者批判我国大学追求在西方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科研导向，认为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因此，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实际是在为西方免费劳动，而且有时还付费在西方发表文章，等于倒贴为西方服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为了追求在西方杂志发表论文，我们的学者研究的是西方国家感兴趣的话题，运用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遵守的是西方的学术风格和规范，而放弃人文社科研究应该紧密联系和服务的国内问题、国内话语和传统规范，最后可能形成了很多“高水平”成果，但是却无法服务国内的实践。正如哈纳菲在分析阿拉伯世界的大学所指出的那样：“要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而失去对本土的影响，要么在本土期刊上发表而失去对国际的影响。”^[6]可见，从这个意义来看，成果导向和服务导向竟然处在针锋相对的矛盾冲突中。

在三种导向的两两冲突中，可能排名导向和成果导向的冲突应该是最小的，因为学科排名的指标也主要是学术成果。但是两者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校管理层为追求学科排名而对一流学科建设进行的学科规划管理与学者个人追求成果所需要的学术自由之间的矛盾。对于高校来说，提升学科实力、形成学科特色，不但要产出尽可能多的学术成果，而且还需要对学科进行明确的规划，明确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特色定位，在特定的方向上聚焦学科力量，加强合作公关，形成有影响的高水平的成果，这就需要通过学科规划管理的政策和制度来对学者的研究兴趣进行协调和“控制”，引导学者放弃个人的“学术兴趣”，汇聚到校方的“学科兴趣”上。但是对于学者来说，一流学科建设是外发的而不是内生的，是高校的管理层在组织推动实施这一宏大的工程，学者们既不关心政府所期待的服务，也不关心高校所追求的排名，他们真正关切的是关系个人学术声望和学术绩效的成果。

自20世纪的最后25年以来，人类科学知识的形态发生急剧变化，这一变化被阐述为“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或是以“三螺旋”理论、“巴斯德象限”“学术资本主义”理论等理论的形式出现。尽管这些转变和理论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共同揭示了科学知识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两个重要现象：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但可以应用于实践，而且已经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和决定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生产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知识生产越来越需要政府和市场的资源支持，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地点也从传统的大学越来越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靠拢，知识生产的方式和方向也在从传统的单一学科的纯研究走向跨学科的应用研究转变，科学知识生产越来越需要接受经济社会的评价和质量控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和“阅听人”。这样，我们看到了一副崭新的“图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知识生产互相依赖、紧密“联姻”。

知识形态决定学科形态，也决定了学科建设的模式和方向，知识的转型带来了学科的转型，也为一流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模式和方向。“教育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7], 一流学科建设也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今天，一流学科建设不能沿袭过去学科建设的路线，一流学科要从传统的学术学科走向“创业学科”，一流学科建设要改变传统学科建设“纯学术”的导向，树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导向，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并不只是要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而是要通过提高学科水平来进一步提高学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能力。

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我们需要协调三种不同的导向，要在坚持服务导向的前提下，实现政府、高校和学者三个主体的立场一致、价值取向的统一，形成一流学科建设的强大合力。

1.政府要确保相关政策在服务导向上的一致和统一。一是学科建设相关政策要凸显服务导向。要将服务导向进行细化，准确地确定观测点和具体指标，贯穿到各方面的学科建设相关政策中去，自始至终、四面八方地引导高校学科建设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上去，政府不能在政策上自相矛盾、前后不一，造成高校和学者们摇摆不定、“东张西望”、左支右绌。譬如，在一流学科的遴选、建设和绩效评估上要坚持统一标准和价值取向，不能在遴选、建设时强调服务导向，到绩效评估时又主要看学科排名。在一流学科建设的时候坚持服务导向，但是在学科评估和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时又只坚持学术标准，忽略或不重视学科的服务水平等等。

二是政府还要改变对高校的评价方法，将服务导向作为评价的重要指标，通过评价来引导高校重视服务、强化服务。一般来说，水平高的学科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也强，但是两者却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兼容，有时候特别是面临重大战略需求的时候，服务能力强的学科其排名不一定前，在这个时候，更应该改变评价的导向。

2.高校要改变学科建设的管理方式和科研评价办法。学科建设归根到底是要依靠作为执行者的学科学者，一流学科建设最终还是学科学者的任务，政府强调的服务导向在根本上还是要体现落实到学者的行动上去。所以，一是要加强对一流学科建设的规划、组织和管理。高校是一个“松散联合”的组织，处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8]但是高校具体学科的内部不应是松散联合的，也不能处于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之中。科学研究追求的是学术自由，但是学科建设并不完全是“学术自由”的事情。在高校具体的一流学科建设中，不但考虑科学发展的方向，也要考虑国家战略和社会需要的方向，还要考虑学科点的历史、优势和现状，高校需要在考虑这三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一流学科的目标，制定明确的规划，实施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将国家需要、社会需求、学校目标、学科点具体情况和学者的学术方向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确定方向，设立目标，加强协调，将个体的学者和分散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拳头”和合力，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

二是要改变传统的科研评价办法，引导学者关心并积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知识转型后，特别是“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以来，人类科学进入了大科学时代，这一时代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高度交叉综合，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知识融合日益明显。” ^[9]知识生产呈现出情境性、跨学科性、弥散性、社会责任性和质量控制的综合性等特点。^[10]与此相适应，高校要改革传统的科研评价办法。在学术成果的认定上，要改变传统的以学术论文为主的办法，将非传统的成果(如实践指导、咨询报告、建言献策、网络成果、问题解决方案等)纳入到科研成果的视野之中，重视成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如浙江大学等高校就对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进行学术成果认定，将“形成重大或较大网络传播”的、“在报刊、电视、互联网上刊发或播报的，具有广泛网络传播的优秀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认定为相应级别的期刊论文。^[11]在评价方式上，服务导向的知识生产质量标准既要包含科学标准，还要满足政府、市场和资助者的多重标准，这就导致知识生产的质量必然受到科学和市场杂合式控制，^[12]要求改变传统的仅仅依靠同行评议的方式，将知识生产的利益相关者、特别资助者和客户引入到评价主体中来，实行多元的质量评价。

注释：

① 当前国内外影响力较大的学科评价主要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Quacquarelli Symonds(QS)、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教育部学位与发展研究中心(CUSR)、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ARWU)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