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指出，研究生导师应当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创新研究生指导方式，建立良好的师生互动机制，关注研究生的学业和就业压力，潜心研究生培养，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研究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是指基于研究生教育活动的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影响着师生双方共同的精神、情感和心理，并最终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产生影响。由于研究生教育活动在对象、目标、途径、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在高校层次、学科属性、培养类别、生源质量、导师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师生关系因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内涵，也呈现出不同的困难和矛盾，并进而影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当前，处于国民教育顶端的研究生教育正经历着深刻、复杂、多元的变化，加之师生双方在人格特征、利益诉求、导学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更使得这种师生关系的建设和完善面临着更加特殊的形势和更高水平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写的《学会生存》指出，“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的基石，特别是当师生关系变成了一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时候。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一方在年龄、知识、权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低下与顺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重新认识和理解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本质，重新塑造和构建一种新型的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其本身也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别于社会交往中的一般人际关系和本科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所呈现出的公共关系的特征，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更似一种特殊的、亲密的私人关系。观察这一关系，有一个固定的窗口，那就是随着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结束而自然完成的学位论文。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有一个一般学校都规定好的章节——致谢或后记，研究生本人在此中总能把学习生涯中师生交往的全程甚至更长时间以前的师生关系描绘得声情并茂，学验俱丰、德艺双馨的导师形象跃然纸上，也自然烘托出勤奋攻读、品学兼优的研究生形象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这些表述和描述，有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喟和鸣谢，有的只是履行程序仪式的客套和应付，甚至有的还是杜撰。我们当然期待，师生关系的这张自画像能够更加栩栩如生、和谐生动、充满情感、彰显力量。但是，无论是从一些现状调查的结果，还是从我们的直觉经验、个体观察、局部实践来看，师生双方对这一关系的满意程度特别是在一些关键事务处理、关键细节落实上的满意程度，还有比较充分的改进空间。

在大学不断走向社会中心并密切与政府、市场关系的进程中，功利化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学术活动的自由观与政府、市场活动的效益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包括研究生导师在内的广大教师，在强大的惯性裹挟之中不断向前，极少有个体能够对抗组织已经确定的前进方向以及附着其上的组织发展战略、现实管理制度和技术考核方案。导师的活动受制于学校的学术和行政体系，自然而然，师生关系的塑造和实践也不能罔顾现实。当前，高校师生关系中既有尊师爱生、教学相长、师生平等、和而不同的主流，又存在沟通缺失、情感疏离、交往功利、互动不足的问题，表现为“四育分割”引发师生关系错位、知识断裂引发师生关系畸变、价值差异引发师生关系不顺、管理缺位引发师生关系不和，进而社会转型引发师生关系新态^[1]。甚至有人坦言，市场化或许是腐蚀师生之间亲密情感联系的罪魁祸首，它忽略了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并向学生传达出一种“你是劳动工具”的信号而缺乏人格尊重^[2]。这就使得本就紧张失衡的师生关系更以一种看似理性和正当的工具化、利益化、契约化的方式继续撕裂，不同方式、不同内容、不同程度的关系冲突常常横亘在导师和研究生的交往过程中，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传统的观念认为，师生关系的建立是在知识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副产品，将师生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完全的导学关系，忽略了其他维度和视角下师生关系的内容，调整师生关系因而也是为了实现教育活动本身的目标。在教育教学的观念和方式上，就师生关系的维度而言，无论是传统的以权威和精英形象出现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还是当前逐步转换形成的强调学习活动主体作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都将师生归置在一个主客分离的状态和二元对立的立场之中，一方以另一方为存在依附、一方以另一方为价值中心。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关系模式在本科教育中还有一定的事实和情感基础的话，在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阶段的教育中，已经明显不符合教育活动的实际和需要。前者往往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继承和传播，后者更多的是对不确定性知识的探索和认知，两者对待知识的态度与立场、利用知识的方法和手段是不一样的。

因此，如果将传统师生关系的思维延续到研究生教育中，将会极大地影响研究生教育目标的实现。并且，研究生教育还承载了师生双方知识传承与创新之外的其他功能，或言之，师生关系不纯粹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就导师的角度而言，高校和社会的学术评价、绩效考核所带来的压力自然传导到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之中，相当一部分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工作由研究生自然承担，研究生成为导师学术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就研究生的角度而言，顺利甚而“轻松”获得学位的预期、谋求质量较高的就业岗位，乃至在读期间日常学习生活工作得到照顾、毕业后学术生涯获得继续关心的期待，也自然地带入到与导师相处的过程中去，导师成为研究生学业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导师与研究生这种互为资源的关系性质，使得师生关系的基本类型由传统的师徒关系扩展为伙伴关系、雇佣关系，师生关系的基本内容由传统的教学关系扩展为心理关系、道德关系、法律关系。这样，师生关系的刻画和实践就在传统的以知识为中心的原始场景中，不断增加了各种因素的变量，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事实形成了人格上的主从关系、利益上的交换关系、活动中的工具关系，师生关系的复杂性甚至让我们忘记了关系的逻辑原点在哪里。传统关系的解构、新型关系的塑造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这不仅是由改进和加强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现状的实际需要决定的，在根本上也是由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总的形势和根本要求决定的。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序列的顶端，肩负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也是立德树人任务的第一责任人。导师不仅在研究生学术观念的形成、学术素养的训练、学术视野的开拓等方面负有直接的责任，同时在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心理健康、科研伦理、学术诚信等方面也将发挥教育示范和价值引领作用。

从实现自身理想、达成教育目标的角度来讲，导师和研究生双方都对构建健康和谐、富于质量的师生关系充满期待。从关系构建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来看，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是一种公共关系视野中的私人关系；不同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甚至同一个导师与不同研究生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在此过程中，有两个现实存在的问题，给师生双方亲密的私人关系的构建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一是师生双方诸方面的差异性。导师群体在专业素养、敬业精神、治学态度、人格魅力以及业内学术影响、占有研究资源、学术同行关系、担任行政职务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研究生群体在生源类型、专业背景、学习经历、年龄结构以及自我意识、思维方式、吃苦精神、协作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二是师生相互选择过程中的随机性。基于一定的考核面试程序，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有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但在当前的研究生招生体系之中，完全实现师生双方在充分了解基础上的自主选择往往也是不太现实的，师生在相当程度上是比较陌生的，研究生可能慕名报考了导师，但是导师对研究生的了解最初往往是缺乏的。需要亲密建设的关系，以一种并不亲密甚至过于简单的方式加以确定，自然就为后来的建设平添了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关系的构建，从陌生到熟悉、从了解到信任、从磨合到默契，师生双方经历了一个相互“考察”“考验”的过程，彼此互为“学术资源”的关系模式得以确立，并且关系的亲密程度影响着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也最终影响着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导师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学生”，天资聪颖、善解人意、勤奋刻苦、追求卓越，既有顺势思维的学习力、也有另辟蹊径的独创性，既有言听计从的执行力、也有敢于挑战的批判性，既有团结协作的影响力、也有不屈权威的斗争性；这种理想状态的本质在于，理想的学生不是在能力上而是在个性上有一种理想的潜质，不仅适应了研究生教育的形势，也为自身更加自由、丰富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研究生有着属于自己的“学生的理想”，导师能够术有建树、严爱有加，循循善诱、张弛有度，不仅传道受业、更能释疑解惑，是学业导师、更是人生导师；这种理想状态的本质在于，学生的理想不在于追求一个世俗标准中的完美的导师，而是有一个有情感、有态度、有过程的学习经历，以塑造良好的心理个性、获得积极的学术训练、形成丰厚的学术素养。

然而现实是，“理想的学生”并不自然存在，“学生的理想”也不能全然实现。在导师追求“理想的学生”和研究生实现“学生的理想”过程中，需要避免工具理性的泛滥，这将导致研究生师生关系遭遇现代性困境，使得师生关系越来越限于目的—手段关系，日益消解和侵蚀正常的师生关系，需要维护导师实质权威的纯洁性、共建基于合作型学术文化的“生活世界”，在对话中创建规范和谐的“话语伦理”，从而使得师生关系的维护不断走向生活理性和价值理性^[3]。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构建的“残酷性”就在于，需要师生双方根据现实状况投入更多的精力、保持足够的耐心去“裁剪”关系构建过程中的“枝丫”和“毛刺”，不能以一般的规律、一般的模式、一般的方法去应对多元的个性、复杂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导师有着确切的责任和目标，但研究生也应当给予积极的回应和策动，师生关系的景象不是一张张标准照，更应是一幅幅自画像，这也正是研究生教育的本质特征。因此，“理想的学生”不是一个最初的自然选项，而是一个最终的达成目标。导师对“理想的学生”的追求，恰恰也是研究生不断实现“学生的理想”，这样的一种过程，正是师生双方不断付出，建立并调整关系，逐步实现教育目标、“修成正果”的过程。或许，这正是对当前研究生教育中一些培养单位管理松散、一些导师对研究生“放羊管理”而造成的部分师生关系疏远甚至陌生的现状所给予的修正和改进。由此，师生关系的不断优化、改进是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要求。

权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关系。从表面上看，传统的师生关系之所以是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是因为导师拥有绝对的权力，占据主导的地位，“破坏”了师生关系的平等性。在此，我们不妨对导师权力的来源和性质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传统文化中“天地君亲师”的思想观念和尊师重教的社会历史传统，研究生基于学术、人格等方面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导师形成的信任、依赖、敬仰，研究生教育和管理中相关法规、制度赋予导师的各项自然权力，以及导师配置各种形式的学术资源过程中所拥有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尺度、情感偏好等，均多途径、多角度、多因素地生成和维护了导师的权力。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占有学术资源并以此为途径和形式，确定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以及具体的科学问题、技术路径、实施方案等，和研究生一起对知识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实现了知识的传承、利用和创新。权力发挥作用的对象是知识，权力实现功能的目标是学术，并非是导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人身依附、人际控制。

因此，导师的权力具有自然的来源和巩固的社会合法性基础，在其性质上也体现为一种学术权力，而非行政权力、政治权力，是非强制、非对抗的。导师权力的行使，是研究生教育活动的自然过程，也是师生人格和情感建设的自然过程。因而，构建健康和谐的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并非是削弱或消解导师的权力，扩大研究生的权力——从上述关于导师权力来源和性质的分析看，这也是不可能和没必要的，而是实现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一元化确立、构建和维护。因此，我们应当这样认识和理解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的本质特征：导师与研究生是一个学术与人格并建的共同体。在形式上，师生关系中的各自角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没有研究生这个角色的存在，导师的角色自然也不复存在，更遑论其拥有的权力；在功能上，师生关系与研究生教育之间是“形质神用”，师生关系是载体、研究生教育是功用，关系的构建是前提和基础，教育目标的实现是结果和追求。

构建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有尊师重教、从文善教的优良传统，师生关系的历史佳话从古至今一直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师生关系日益工具化、契约化、利益化，成为一种类乎市场行为的交换关系，尊师传统渐有失落，不仅没有形成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思想资源，反而成为其中的思想包袱，甚至是批判当前师生关系的思想靶标。客观的说，当前师生关系或紧张或疏远的现状，有着社会宏观环境的影响，但如果将这种关系现状完全归咎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社会环境，显然也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学术与人格的一元共同体，师生双方都存在不可推卸的建设责任。我们需要汲取中华民族尊师善教的既有思想传统，将其中的优秀资源转化为构建一元师生关系的积极思想力量，成为各自内在的追求和约束。在具体方法上，“求诸内，反诸己”的传统也是我们正确刨除社会整体环境中不良因素的自然选择。“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诸如此言，还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素有：“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唐·韩愈《师说》)的优良传统。导师更是希望研究生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基础上，导师和研究生能够实现相互理解，不仅仅是对对方心理状态的体验或移情，更是在语言、思想、情感、态度、意见等方面实现对话和交流，师生关系不再冲突与对立，而使得传统的“书本世界”和鲜活的“生活世界”得到沟通^[4]。

构建导师与研究生一元关系应加强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由于个性化、专业化、精深化的教育特点，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导师责任的过分信任和单一依赖，研究生教育过程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甚至成为部分师生回避正常管理的不二理由。导师在学术指导方面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缺乏有效的方式方法，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也缺少导师工作指南或者职责，导师“不指”“不导”的现象普遍存在，研究生要么即时表达不满，使得师生关系最初就蒙上了阴影；要么平常安于这种自由自在、不受管束的状态，但在涉及到诸如论文选题、写作、答辩等关键环节遭遇的“麻烦”时又重新抱怨导师此前的“放养”。根据当前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并且诉求千差万别、导师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并且质量参差不齐的现实，为了保障不同类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必要通过合理的过程管理，如飞行检查、抽检、公开答辩等方式，加强对研究生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论文开题、毕业设计与论文答辩等一些关键环节和细节的督促、检查，并将其结果与对导师的评价考核、招生资格遴选与招生指标配置以及研究生毕业要求、学位授权条件等关联起来。同时，通过导师教育培训，研究生入学教育、学风教育等方式，切实增进导师和研究生对研究生教育活动制度和要求、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以此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升华对构建健康和谐师生关系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建立对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要求。

制度设计是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工作。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建立是在研究生教育活动起步的时候自然实现的，但其关系的深化和优化不仅同双方的思想观念、自觉行动有关，更与培养单位以及社会评价传导到培养单位的整体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师生关系的建设与调整不可能置身事外。当前，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表现为一种非均衡性的状态。这种非均衡性是个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不同职业处于同一利益结构的交汇结果^[5]。也就是说，导师和研究生处于各自工作和学习生涯的不同阶段，又以老师和学生的不同身份面临着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体系中的考核和评价，但研究生教育又将两者聚集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时，师生双方也需要在地位的平等与不平等、利益的对称与不对称、时间的自由与不自由等不同角度关系内涵的平衡中各自寻求自身所处的位置，本身也需要科学的制度予以规范和引导。学术评价制度本身是对学术活动自身规律和结果的自然评价，但不可避免地与对作为人的导师的评价联系起来，导师自然也会将这些评价的具体要求落实到研究生教育活动中去，进而影响到双方的关系。因此，探索建设多元的、立体的、反映和符合不同专业和行业要求和特色的学术评价制度，显得尤为必要，这不仅能够客观地体现和因循学术规律，也能够现实地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的积极建设起到润滑和推动作用。

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中，研究生导师权力的来源和行使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导师的权威和研究生的权益都应当得到合理的维护和伸张。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富于创新性和创造性地进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师生双方构建属性和目的上均能整合统一的而非分离对立的一元关系，以维护和巩固师生这个学术与人格并建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养分、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加强过程管理和改进评价制度作为一种政策安排，均能推动生成这种和谐的一元关系，以最终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实现内涵式发展。